闯入汽车改装业的女人：客户一听我的声音就急了

汽车改装厂里的“非哥”

第一次见到非姐的时候，身兼改装厂视频导演、文案、销售等多种职位于一身的小哈，连烟头都不敢弹。

汽车改装是男人的行当，但改装厂里也不是没有女孩。财务部的3个女员工，最热衷凑在一起讨论张艺兴，小哈经过财务部门口，经常能听到里面传来女生特有的高分贝笑声。

党非给改装厂的员工们做示范。

像党非这样散发出“一团黑火”，不爱说话，进到厂子就直奔修配台，处理技术问题比男人还熟练的，却是小哈认识的唯一一个。

党非进入改装行业14年，像自己这样的角色，同样没找到第二个。因为技术过硬，身边的人都叫她“非哥”。她不喜欢别人强调性别，不过也早就习惯了。

有一次，她和一个越南客户打语音电话，刚一接通，对方就沉默了，过了好一会儿才说，“请问你是微信里的那个党非吗？”

她说是的。对方掩饰不住惊讶：“你怎么是个女的？”

那时候是半夜3点多，改车这一行的外国客户多，每天晚上这个时间段，她都会集中处理不少客户的问题。

再过几个小时，她会被两个孩子叫醒，6岁的儿子和2岁的女儿最喜欢在正式起床前先玩一会儿玩具车游戏：把各式玩具车分解拆开，让妈妈重新组装和改装。在孩子们眼里，妈妈做的是把汽车变成变形金刚的工作。

18岁拿驾照，当起了女司机

1981年，党非出生在西安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父亲从工厂内退以后，下海做生意。很快，党非家有了一辆桑塔纳。

18岁的时候，她拿了驾照。父亲不用车的时候，她会开车出去转悠，那时候中国的私家车很少，女司机更少，车在路上行驶，总会吸引一些目光。但是比起虚荣心被满足的感觉，她更清晰的记忆，是桑塔纳“够皮实，底盘高，上台阶时，一下子就能上去了”。

那时候她已经上了大专，学的是工艺美术专业，但对艺术创作没有任何兴趣，只有画机械制图时才会打起精神。周末回家，她就当起了父亲的小司机，父女俩一起换轮胎。她对机械构造很感兴趣，但真折腾起轮胎，还是没力气搬。

改装所需的部分工具，很像调色盘。

事实上，不管在什么地区和年代，女性从事诸如汽车改装这类重体力工作的，都属于少数。即使算上从事汽车行业的女工程师，她们一般也会选择做电子工程师。真正的技师在学徒期间薪资很低，如果对车没有兴趣，也很难有动力去了解专业知识和花时间精力钻研技术。

党非最初的想法，只是想给自家的桑塔纳装一个车窗膜，换一个舒服的座椅。当意识到西安城区内的汽修店全都无法满足她的需求时，她开始和几个同样喜欢车的朋友一起研究，怎么从国外买零件改装自己的车。

现在提到改装车，多数人联想到的是眼花缭乱的车身，扰民的排气声浪，嚣张的驾驶风格，以及因为改装车引发交通事故的种种负面事件。改装车的概念，也确实是由那个年代的富二代留学生们带回国内。不过诸如党非这样的“本土玩家”，多半会满足于功能的改装。直到今天，她和她的团队成员们也很少接手专业的赛车改装，因为那些玩家的要求会很极端。

如果不是父亲生意失败，党非的兴趣“也许会局限于换一个车窗膜吧”，她这样说。

大部分人不会说出口

但党非能听见

党非的第一个师傅，是个台湾人。

2007年，她和一个搞外贸的发小合伙，想做车辆空气净化器的生意。当时有个台湾人正巧在西安做零件代理，因此便和他渐渐有了业务往来。

不到半年，党非就发现了两件事：一是大家对车辆空气净化器的接受度很低，二是台湾人手里掌握的改车绝活儿不少。

于是，在卖货的驱动下，台湾人慢慢教给了他们，大众的宝来怎么改，从台湾又可以提供哪些资源。

那时候，整个中国的改装文化还远远没有起来。拿车窗膜来说，国产车几乎就没有贴膜，夏天在路上开，暴晒的情况下，跑几圈，左右胳膊就黑得不一样了。

党非在奥地利的改装材料工厂。

党非觉得这是个市场。2008年冬天，她开始疯狂找各种途径学改装技术。车辆改装是一个舶来概念，拿核心的ECU技术（ECU指的是行车电脑，决定了汽车的各项性能，相当于人类的大脑，电脑的CPU）来说，美国人擅长调校福特、野马，德国人擅长调校宝马和奥迪，哪怕同一品牌，不同车型之间也往往天差地别。

党非和朋友没有开店的资金，两人就像一个机动部队，在西安挨个修车厂去跟人聊，“如果有来修车的客户对改装有兴趣，能不能给我们打电话？”

就这样，他们边学边接活儿。有一次，他们接了一单给福克斯做ECU调校的活儿，客户要参加比赛，对于这样专业级的改装，他们实在拿不准，只好还是找了个会改车的老外。

对方是第三天的下午上班，他们就凌晨2点从家出发，俩人轮流开车，第二天开到老外的汽修厂，连夜吃了个饭，休息片刻就开始调试机器。党非记得凌晨两点过长江大桥的时候，桥上都结冰了。早上6点的时候，天还没亮，在沪宁高速上，时速慢到了80，她想往下踩油门，但是累到踩不动。

党非那时候学到的很多“土味儿”技巧，随着车辆的更新换代，现在早就用不上了。但是回头想想，她走过的改车之路，和中国改装文化的成长，毕竟是同步的。

在德国高速休息站碰到的老爷车，党非非常喜欢

她还记得机动改车部队独立接的第二个活儿，就差点栽了——那是一辆帕萨特，车主想提升动力，这在那个年份属于思维“非常超前”的案例，党非一接到电话，马上收拾家伙兴冲冲地出门。

她足足花了3个多小时，电脑板拆下来，芯片焊下来，把里面控制的数据修正，再把电脑板封好、打胶。客户很满意，党非和朋友也很高兴，临了再多叮嘱几句：动力就像存款，可以平时不用，但是需要的时候，一定要有。

员工在宝马M发布会上给车涂料，现在使用的材料和技术跟党非入行时已经很不一样

三天之后，修车厂老板来了电话——车趴窝了，发动不了。党非忘不了那个夏天的午后，客户没有开口责备，但一脸担忧地看着她。她心里也没底，会不会是给人家把电脑板焊坏了？如果换个新的，不仅成本收不回来，还要往里面倒赔钱。想着这些，她只能再小心翼翼把焊接工具地对准行车电脑。

每当这样的时候，客户看过来的眼神都带着一种微妙的意味，微妙但又准确。他们不再是看向一个改装师傅，而是重新在看“一个女的”。

大部分人不会说出口。在发现党非是个女孩时，尤其是男性车主，往往还会大加称赞几句，似乎这是一分建立在性别之上的敬佩。然而，如果改车出现问题，人们总是会想：女的果然不行。

绝大多数人不会说出口，但党非能听见，还听见过很多次。

她在心里安慰自己，改装的确是一个男性色彩浓厚的世界，但这一点，恰恰是女孩进入这个世界的某种优势。

所幸，那次拆开ECU时，他们发现就是焊接的时候虚焊了，做了处理后，帕萨特恢复了正常。党非说，从业十几年，做得好的案例记不住，唯独这次出了问题的，总是时不时就想起来。

改装行业野蛮生长

但人们对改装仍然一无所知

党非在上海遭遇入行以来最大的滑铁卢，是怎么扯皮都要不回来的一笔30万定金。

事情的缘由，起自国内汽车改装的零件多半靠进口。行业的习惯是，从国外网站或是朋友介绍的零件商那里采购，很少签合同，只有订购单。

党非2月份在德国的一家零件商那里订了一批宝马配件，总价50万，先打了30万定金过去——入行以来，她曾经无数次这样做。但这一次钱打过去，对方却连哪怕5万块的样品都不肯发货。打电话给客服留言，都能得到回复，要求是“必须把全款补齐”。党非眼看着这个在汽改圈还颇有名气的网站每天正常运转，有无数的同行下单、被骗，却根本无能为力。

她觉得又气又好笑的是，事后想问问是谁介绍了这个零件商给自己，都想不起来。

后来，党非去了德国，不过是见另一家正规的ECU设备供应商

2013年之前，改装行业野蛮生长。尽管直到今天，中国的汽车改装市场也以家用级别为主，100台进厂改装的车里面，全部贴玻璃膜，一半贴车衣，只有大概5台是做动力。但中国的所有生意，都仰仗人口基数大这个天然条件。即使只是贴玻璃膜，那也是无限叠加的需求数。

党非也一度满足于行业风口带来的淘金热。她努力了很多年，能够辨识风吹过来的味道，不管是海洋的潮湿味道，还是是上海梅雨季的味道。但要不回来的30万，彷佛在提醒她这个行业某些羸弱的东西。

中国没有质量过硬的自主品牌配件制造商，使得行业的供货十分依赖外贸，才会形成一套缺乏实质保险措施的交易方式。野蛮生长之下，改装行业的上游下游都很分散，拿排气管来说，如果不是在4S店换原厂件，那么在改装店，同一款车的同一个型号排气管，至少有100个品牌，这意味着背后至少有200个供货商。这些供货商中，水货假货的比例，也只会比人们预计的更高。

2013年，国家海关开始清查香港进来的水货，旧的秩序被打破，激昂的行业一度有垂头丧气之势。党非坚持到年底，没有离开这个行业，没有离开上海。

2013年的上海CAS汽车改装展，这是国内汽车改装洗牌的一年

晚上，党非会开着车在上海街头溜达，她经常看到十分拉风的改装车从身旁呼啸而过。这些车大多价格不菲，改装以外观为主。

事实上，在改装的世界里，更高的价格能买到更好的配件，也更有可能实现一些极限性能。所以很多人觉得，“改装车是有钱人才能玩的东西”。

很少有人知道，最早的汽车改装，兴起在20世纪初美国大萧条的时期。那时候失业者人数众多，贫富差距日渐拉大，没有工作的加州年轻人无所事事，便聚集起了一批车迷在自家的后院用廉价二手汽车的零部件进行旧车翻新。

大萧条时期的美国汽车改装

他们通过拆除原车的保险杠、机器盖、翼子板等，最大化减轻车身的重量，并更换大马力发动机，以及宽大的轮圈和轮胎，使汽车产生非常恐怖的直线加速度。

之后，在广阔的洛杉矶东北部的干枯河床上，这些年轻人还会用自己改装的车进行比赛，在轰鸣的马达声中宣泄着自己对社会的愤怒与不满，他们想告诉那些有钱的精英，钱并不是买到一辆高档的汽车唯一途径。

河床改装车比赛

而在改装文化同样深厚的日本，人们追求的是“街道仁义”，道路竞速是不可取的，因为你开得再快，也没有人给你发一个奖杯。汽车这样批量生产的产品本身毫无灵魂，是车主为它赋予了性格和内涵。改装车是表达自我的途径，因此如果车主只是把车扔到改装店，让技师告诉他车应该怎么改，是会被嘲笑的行为。

理论上来说，从两万块的比亚迪到四五百万的法拉利或麦凯伦都可以改装，改装的项目涵盖了汽车的外观、操控、安全、舒适、动力等几乎所有性能。有一些原厂车的避震为了降低成本，避震器很软，导致开车的时候晃得厉害，过弯的时候会感觉往外飘。换了更好的避震之后，就能能让车身更稳定，过弯的时候马上能过来，而不是车屁股甩出去的感觉，这就是操控性的升级。

党非电脑里的汽车改装建模

而安全性升级，在关键时刻可以达到救命的效果。有些原厂车原来的刹车距离可能30米能完全刹下来，但换了高性能的配件，车在15米就完全静止下来了。提升3米，都可以是生与死的距离。

这些故事，多半没人了解。在门店，经常有车主开着出厂原配的16寸轮胎的车来了，问能不能装18寸的轮毂，或是原厂百公里加速只能跑10秒的车，车主人要求进6秒，开口就焦急地问：“你们能不能行？”

一开始，面对这样的问题，党非总觉得有一根神经被刺痛。但慢慢的，她就能很自然地回答，“不是我们能不能行，是你能出多少钱？”

她从来不是一个赛车手

上海有两个赛车场，分别是上海国际赛车场SIC（F1赛道）和上海天马山赛车场STC。天马山赛车场每周都有赛道日，但F1的话，因为活动较多，一般来说，一个月或两个月才有一次赛道日。

30岁的时候，党非考到了漂移执照，32岁时拿下拉力执照。她见到过很多比她年纪轻的小姑娘，二十出头就拿下了漂移执照和拉力执照，自己算是比较晚的。

党非在赛车场练习

工作不忙的时候，她常常参加赛道日。第一次下赛道的时候，有人带着开，当车子在很短的距离里加速到时速300公里，她的第一个感觉是头晕，快要吐了。等到她熟悉了赛道，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应对道路变化上时，她感觉到一种神奇的“慢”。

车子的快，带来的更多不是风驰电掣的感觉，反而是一种慢动作。下一步，手脚该如何配合，才能在车快速行进时碰到弯道时快速转弯，这个念头，跟车速比起来，显得很慢很慢，让人有种身处宇宙的真空感。

她没有参加过专业比赛，也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一个赛车手。赛车手要花少则3年多则10年的时间训练，去参赛拿名次。她见过很多年轻的男孩女孩出现在赛场上，但总觉得，轻易拿了驾照就去比赛，对车有些不尊重。也有可能，这份平常人难以察觉的心思，是一个手艺人在改了几千几万架汽车后的某种本能。

不过，有了孩子之后，她很少去赛车场了。更多时候，她只是开着自己的性能小车往返于改装厂和菜市场。在路上，她总能碰到来挑衅的男司机，他们或故意挤她的车，或在旁边轰油门。这些男司机，有的开着最普通的尼桑，也有开奔驰AMG，而党非只是巧妙地避开。

党非和女儿

生孩子是这些年来她唯一离开改装厂的时候。虽然直到预产期那天，她还在公司上班。生老大的时候，她休了3个月的产假就回公司上班了。生老二的时候，休息了2个月。

大部分女性结婚了以后，便过上了“生儿育女，相夫教子”的家庭主妇生活。她不推崇“男性在外面拼事业，女性一心扑在家庭上面”的传统分工，这样的分工会让子女以为“父亲养家糊口很辛苦，妈妈在家照顾自己是应该的”，而忽视了女性在家庭工作的劳动价值。更重要的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或者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女性也不例外。

2019年底，党非的改装厂和常熟理工学院合作出了一版教科书，内容就是关于改装车的知识和案例，这是国内第一本关于汽车改装的学校用书。为了这本书，她准备了两年。她去过许多汽修学校做演讲，台下往往黑压压一片的脑袋。男孩们看起来很机灵，没有女孩。党非可以想象，其中很多人也许只拿改装当一份毕业后能谋生的手段。

上海开始渐渐有一些汽车改装的专业课程会邀请党非去讲课

这没有关系，党非想。她自己刚刚入行时，也是看上了改装这门手艺，所有手艺都脱不开是一桩生意。

而热爱，也许是另外一回事，又或许只是需要时间。

作者: 张若水 | 编辑: 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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