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尔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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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陷入困境。首先是关于里尔克的数据浩繁无边，包括他无数诗作散文艺术随笔书信日记，还有关于他的多种传记和回忆录。我就像个初学游泳的人，在汪洋大海挣扎。而更困难的是，如何评价他一生的写作。

和里尔克相识是七十年代初，我从《世界文学》上初次读到冯至先生译的里尔克的诗，其中包括《秋日》。说实话，他并没有像洛尔迦那样让我激动，我们擦肩而过。人到中年重读里尔克，才终有所悟。他的诗凝重苍凉，强化了德文那冷与硬的特点，一般来说，这样的诗是排斥青年读者的，只有经历磨难的人才准许进入。

他的写作高峰无疑是巴黎时期，特别是从1902年到1907年这五年的时间。《秋日》和《豹》都写于这一时期。在我看来，《杜伊诺哀歌》和《献给奥尔甫斯十四行》的成就被人们夸大了，特别是在德语世界。

莎洛美（Lou Audreas-Salomé） 一针见血地指出：“上帝本身一直是里尔克诗歌的对象，并且影响他对自己内心最隐秘的存在的态度，上帝是终极的也是匿名的，超越了所有自我意识的界限。当一般人所接受的信仰系统不再为‘宗教艺术’提供或规定可见的意象时，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里尔克伟大的诗歌和他个人的悲剧都可以归因于如下事实：他要把自己抛向造物主，而造物主已不再具有客观性。”

要想理解里尔克，非得把他置于一个大背景中才行。他从早期的浪漫主义向中后期的象征主义的过渡，正好反映了现代性与基督教的复杂关系。按墨西哥诗人奥克塔维欧·帕斯（Octavio Paz）的观点，现代性是一个“纯

粹的西方概念”，而且它不能与基督教分离，因为“它只有在这样不可逆的时间的思想中才会出现”。

现代性与基督教的紧张，可追溯到文艺复兴及整个启蒙时期，虽然权威原则在宗教内外都受到挑战，神学仍是传统的基石。十八世纪后半叶兴起的浪漫主义，则是反对启蒙时期理性主义的一场新古典主义运动。而尼采提出“上帝之死”，正是对千禧年周期结束前带宿命意味的悲叹。按帕斯的观点，上帝之死的神话实际上不过是基督教否定循环时间而赞成一种线性不可逆时间的结果，作为历史的轴心，这种不可逆时间导向永恒。但问题在于，“在作为一个线性不可逆进程的时间概念中，上帝之死是不可想象的，因为上帝之死敞开了偶然性和无理性的大门……尽管每一种态度的源泉都是宗教的，但这是一种奇怪而矛盾的宗教，因为它包含了宗教乃空虚的意识。浪漫派的宗教是非宗教的、反讽的；浪漫派的非宗教是宗教的、痛苦的。”

而从十九世纪中期起至二十世纪初，世俗化运动和基督教的对立，似乎是对上帝之死的进一步的肯定。其实无论如何离经叛道，大多数西方作家都延续着犹太—基督教的传统。“上帝之死”开启了宗教求索的新纪元，一种以自身为途的求索。

在这个大背景下，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里尔克的反叛与局限。他早期的浪漫主义对上帝之死这一主题的迷恋，到中晚期作品中对上帝之死的后果的探索，正反映了现代性在文学领域的嬗变，里尔克的诗歌与基督教的平行与偏离，最终导致一种乌托邦的新的宗教形式。他的二元性的信念是根深蒂固的，恰恰来自于基督教的心智结构。他的诗歌中反复出现的是二元对立的意象，诸如上帝/撒旦、天堂/地狱、死亡/再生、灵魂/肉体。换言之，他没有脱离基督教的话语系统，这从根本上影响了他在写作中的突破。而巴黎时期显然是他对这套话语系统的最大偏离，这与和莎洛美的恋情、俄国原始精神的感召、巴黎的世俗与厌世的对立，以及罗丹的言传身教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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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我是你那几年的妻子，那是因为你是我生活中第一个男人，肉体与男性是不可分割的，无疑是生活的本来面目。我可以用你曾向我表白时所说的话，一个字一个字向你坦白：“只有你才是真的。”

一个作家的命运往往是被一个女人改变的。1897年5月初，在一位朋友家喝茶时，里尔克结识了莎洛美。那年她三十六岁，比里尔克大十四岁。莎洛美是俄国将军的女儿，在彼得堡冬宫附近官邸中长大，后出国求学，在意大利结识了当时尚未成名的哲学家尼采，尼采向她求爱，被拒绝了。他向朋友们这样描述莎洛美：“目锐似鹰，勇猛如狮，尽管如此，还是个孩子气的姑娘”，“是目前我所认识的最聪明的人。”除了尼采的母亲和姐妹，莎洛美无疑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女人。后来莎洛美和弗洛伊德又成为好朋友。

莎洛美的丈夫安德里斯（Friedrich Carl Andreas），经过多年的冒险旅行后成为柏林大学东方语言系的讲师。当着莎洛美的面，他用匕首刺进自己胸膛，险些致命。在死亡威胁下，莎洛美同意和他结婚，但有言在先。从新婚之夜到安德瑞斯死去的四十三年中，她一直拒绝与丈夫同床。

里尔克一见到莎洛美就堕入情网。他在头一封信中写道：“亲爱的夫人，昨天难道并非是我享有特权和你在一起的破晓时光？”在猛烈的词语进攻下，一个月后，莎洛美投降。整整三年，莎洛美成为他生活的中心。

莎洛美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尽管我们邂逅于社交场合，但从那以后我们俩就生活在一起，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对方。”“后来，里尔克紧随他的目标，即追求艺术的完美。很明显，为了达到目标，他付出了内心和谐的代价。从最深刻的意义上来说，这种危险毫无疑问存在于所有艺术努力之中，而且跟生活是敌对的。对于里尔克而言，这种危险更加严重，因为他的才华被转而用来对那些几乎无法表达的东西做出抒情性的表达，最终目的是要通过他的诗歌的威力说出那些‘无法说出的东西’。”

认识莎洛美后，里尔克的改变是不可思议的，从对风景气候动植物的感知到身体上的需求。比如，他开始喜欢素食，跟莎洛美在林中光脚散步。在这一切之上，莎洛美给予他的是安全感和真正自信。从两件事上可以看出，爱情穿透得有多么深：其一，在莎洛美鼓励下，他从此把名字按照德文拼法，完成了对自我的重新命名；其二，他的书写体大变，有一种老式的优雅。他们于1901年曾一度中断通信，大约两年半后，即1903年6月他俩又恢复通信。里尔克在信中写道：“谁知道我会不会在最黑暗的时刻到来呢？”此后，里尔克和她的关系从顶礼膜拜转为相敬如宾，友谊持续了一生。

和莎洛美紧密相联的是两次俄国之行。1899年春，里尔克和莎洛美夫妇一起从柏林抵达莫斯科。到达后第二天晚上，他们见到了列夫·托尔斯泰，一起在克里姆林宫庆祝复活节之夜。五年后，里尔克写信给莎洛美：“我有生以来只经历过这一次复活节，那是个漫长、不寻常、令人战栗而振奋的夜晚，街上挤满人群，伊凡·维里奇（克里姆林宫的钟楼）在黑暗中敲打我，一下又一下。这就是我的复活节，我想人生有此一次足矣。在莫斯科之夜，我得到那信息及非凡的力量，它进入我的血液和心灵。”

他们还认识了俄国画家列昂尼德· 帕斯捷尔纳克（Leonid Pasternak），他是诗人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BorisPasternak）的父亲。那时鲍里斯只有十岁，他跟父亲在火车站遇见莎洛美和里尔克，他们搭乘同一列火车。在他父亲的安排下，莎洛美和里尔克中途下车，去拜访托尔斯泰。帕斯捷尔纳克后来非常推崇里尔克，把他的诗译成俄文。

首次俄国之行只是走马观花。1900年5月7日，第二次俄国之行开始了，这次只有他们俩。为了这次旅行，他们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与第一次相比，这次旅行丰富多了。他们专程到图拉（Tula）去拜访托尔斯泰；去基辅（Kiev）参观名胜古迹，加入宗教游行队伍；乘船沿伏尔加河漂流，看望他曾翻译过的农民诗人。里尔克作了如下描述：

“在伏尔加河上，在这平静地翻滚着的大海上，有白昼，有黑夜，许多白昼，许多黑夜。……原有的一切度量单位都必须重新制定。我现在知道了：土地广大，水域宽阔，尤其是苍穹更大。我迄今所见的只不过是土地、河流和世界的图像罢了。而我在这里看到的则是这一切的本身。我觉得我好像目击了创造；寥寥数语表达了一切存在，圣父尺度的万物……”他在1903年8月15日致莎洛美的信中声称：“我赖以生活的那些伟大和神秘的保证之一就是：俄国是我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