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事有难易乎？

一两句话就能摹状大气象的诗人，人们往往称他们有万钧笔力。例如诗豪刘禹锡，名篇《西塞山怀古》的首联“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十四个字就把三国归晋这样变天似的大事给交代清楚了。如果说这两句话有万钧，那诗人吴伟业在《圆圆曲》中的笔力只怕要有两万钧了。世人皆知他讥讽吴三桂的那句“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正是出自这首诗。据说他写这诗时吴三桂还在世，看到这诗十分汗颜，腆着脸想要问那位本家诗人把这首诗买下来，却被吴伟业断然拒绝。这个故事虽说是后人附会的，却也足见这这诗的影响力之大。

吴伟业像

刚才说的那两句是诗的第二联，它们前头还有两句“鼎湖当日弃人间，破敌收关下玉京。”《史记·封禅书》里记载黄帝在荆山采铜铸鼎，又在山下之湖仙逝，所以后人便用“鼎湖”二字代指天子。这头一句讲的是李自成率农民军攻入北京，崇祯帝在煤山的歪脖树自尽，第二句是说在勤王途中的吴三桂听闻崇祯死讯，与多尔衮勾结，让出了山海关，清兵南下，迅速占领了北京，李自成仓皇而逃。这十四个字就把明廷覆灭、清军入关、农民军的大起大落都写尽了，颇为历来评论家称道。我初读时只知道这两句诗的凝练，后来晓得了一些晚明史后，才明白这每一个字都是浸着诗人的血泪写下的。尤其是其中的那个“弃”字，真是道尽了崇祯帝的辛酸。他便如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一生坚忍，终免不了耗尽气力，被巨石砸落的结局。

明思宗像

港片里喜欢将人生比作赌局，那么崇祯帝朱由检一出世就拿了手差牌，并且接下来摸到的每一张牌都比先前的更差。他出生在万历三十九年，父亲是太子朱常洛，母亲是婢女。那时祖父明神宗朱翊钧还在位，张居正过世近二十年了，他的祖父便有近二十年没有上过朝了。祖父偏宠郑贵妃，连带着喜欢她生的儿子朱常洵，正谋划着废掉大儿子的太子之位。朱常洛的太子之位是东林党人逼退四任首辅、十多位部级官员，牺牲了一百多人仕途才为他争来的。可朱由检虚岁五岁那年，一个不明身份的男子张差手持木棒闯入东宫行刺太子，朱常洛险些命丧乱棍之下。太子遇刺这样的大事，因为疑似为宠妾郑贵妃指使，万历最后只下令将那个张差凌迟，另外再杀了两个太监便了事了。万历对长子朱常洛的冷酷绝情从中可见一斑。朱由检的父亲便是在这样恐怖的环境下艰难成长，十多岁才出阁读书，熬到三十八岁继位，才十天便一病不起，服下鸿胪寺丞李可灼进献的红丸后不久就驾崩了。接下来继位的是朱由检十六岁的长兄天启帝朱由校。他的文化程度不高，但是做木匠活却是一绝。朱由校和乳母客氏关系暧昧，而客氏的对食就是大名鼎鼎的九千岁魏忠贤。他勤于木工，不问政事，任由魏忠贤迫害东林党人，处处立生祠。清人方苞笔下史可法潜入东厂狱中探望老师左光斗，却被左光斗怒斥“国家之事，糜烂至此。老夫已矣，汝复轻身而昧大义，天下事谁可支拄者！”的节烈故事便发生在此时。

史可法像

到天启七年朱由校驾崩时，朝中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冤死狱中，高攀龙投水而死，孙承宗罢职，辽东经略熊廷弼被杀，传首九边，荷兰人占领台湾，魏忠贤尽毁天下书院。这个烂摊子本来落不到老五朱由检的手里，可命运弄人，他的长兄朱由校绝嗣，二哥、三哥、四哥相继夭折，他最终以兄终弟及的方式登上摇摇欲坠的皇位。此时，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明思宗朱由检十六岁零七个月。

明史大家孟森先生说思宗如果生在明初，必定不是亡国之君，但生在明末，则必为亡国之君。朱由检与他的祖、父、兄，以及后来在南京即位的堂兄弘光帝朱由崧都不同，他是极弘毅的人，生在季世，不甘沉沦，选择了一条最难的路，耗尽了一生气力与命运作斗争。不幸的是，他要推的那块巨石实在太重了。

崇祯元年，冬，陕西大饥，高迎祥、王二、王左褂、王嘉胤、王大梁等纷纷揭竿而起；后金攻掠察哈尔。

崇祯二年，以杨鹤为三边总督，攻农民起义军；袁崇焕杀毛文龙，崇祯中反间计，下袁崇焕狱。

崇祯三年，陕西起义军入陕西，破赵城等地；王嘉胤克府谷，张献忠应之；明廷命洪承畴以都御史巡抚延绥；王嘉胤、张献忠转战山西，破河曲；袁崇焕被杀害。

崇祯四年，改命洪承畴总督三边军务。罗汝才、张献忠初伪降，至十一月复起，入山西，下杨鹤狱；原毛文龙部将孔有德、耿仲明投奔后金，后金在孔、耿的帮助下铸造红衣大炮。

崇祯五年，紫金梁、高迎祥、张献忠、罗汝才合兵，连破山西州县，入河南，破修武，围怀庆，旋败还山西；后金征服察哈尔。

崇祯六年，曹文诏与卢象升险些将农民军扑灭，却不料，从不在冬天结冰的渑池那一年却是千里冰封，农民军从冰面逃出官军包围，进入河南、湖北、四川，遍布全国，一发不可收拾；明将尚可喜降后金，满洲铁骑攻取抚顺，掠山海关。

崇祯七年，五省总督陈奇瑜将闯王高迎祥部困于汉中车厢峡，李自成定计诈降，遂脱困，连破澄城、真宁，入河南；下陈奇瑜于狱，以洪承畴代陈奇瑜总督五省；后金兵入犯宣城、大同、代州等地，杀掠无算。

崇祯八年，十三家农民起义军会于荥阳，此后，高迎祥与张献忠率部进入凤阳，焚毁皇陵，大败明军于乱马川；名将曹文诏战死；后金军侵宁远。

崇祯九年，高迎祥、李自成攻固始，三月复入陕；张献忠破襄城；皇太极称帝，定国号为大清；清兵入关大掠，连陷昌平、安州等十六城，愈月才退去；皇太极亲征朝鲜。

崇祯十年，张献忠攻安庆、桐城、滁州；李自成攻泾阳、三原；西安大震；清攻陷皮岛；朝鲜国王向清奏书称臣。

这一年，朱由检二十七岁，登基十年整了。连年大旱，地震频发，赋税却不得不越加越多；剿匪的总指挥从杨鹤换到洪承畴、陈奇瑜、卢象升，农民军却越剿越多，多到从西北遍布东南；清军数次入关抢掠，边将多人叛变；朝中党争不断，国事可以说是烂到骨头里了。站在十年的关头，崇祯帝总算盼来了他的救命稻草。

前文提到过的那个三边总督杨鹤是武陵人，就是陶渊明笔下那个桃花源所在的武陵，他的儿子杨嗣昌还试图寻找过桃源，今日的桃源景区便是根据杨嗣昌当年的判断确定位置的，这是题外话。杨鹤父子在朝中不附朋党，既因为与阉党不合辞过官，又曾为受东林党人排挤的郭巩说话而遭到姚思孝的驳斥，是明末党争中少有的孤臣。杨鹤虽然曾任兵部侍郎，却是个出身官宦世家的文人，在朝廷用人之际挺身而出，毅然奔赴前线。其实他赴任时又恰逢己巳之变，清军入关，直逼京师，陕西的驻军大半调往北京，杨鹤手上无兵可用。所以杨鹤不得不选择了招抚作为他的主要战略，招抚工作起初颇见成效，然而不久起义军头领神一魁降而复叛。杨鹤的同年吴甡弹劾此事，他被押解回京，对于吴氏却毫无怨言，曾说：“吾儒生，不娴军旅，兴化（吴甡）以国事劾我，何嫌乎？”杨鹤被流放江西，最终于崇祯八年在袁州戍所病逝。杨鹤生年不详，但其子嗣昌那年四十八岁，可推算杨鹤那时大约七十上下。那时任宣大总督的杨嗣昌得知父亲死讯后当场昏厥，半个多月不省人事，稍稍康复就给崇祯帝连上三疏，请旨为其父请恤复官，否则“不但臣父不能瞑目，臣世世狗马也将不能瞑目”。思宗只同意了一半，为其父复官。杨嗣昌回到武陵为其父守孝，不久，母亲又过世了。

杨嗣昌原可以在家安心守孝，不问世事，但他偏不是能将天下事抛之脑后的人。他痛定思痛，反省父亲招抚政策的弊端，日夜苦读兵书，研究山川地理。一年后，思宗三道诏书重新起用他时，他已经有了应对全局的大计。

崇祯九年秋，兵部尚书张凤翼畏罪自杀，杨嗣昌守孝不满两年，思宗夺情起用他任兵部尚书。杨嗣昌于十年三月抵京，思宗向他询问当今之计，他提出“攘外必先安内”。当时明廷面临的威胁主要是两方，一是关外的清军，二是流窜于中原的农民起义军。杨嗣昌认为两头用兵不明智，应先稳住清军，把力气花在绥寇上，第二步再集中兵力除去关外大患。这句话近代以来说得太多了，以致于人们对它都脱敏了，似乎是一无可取了，然而后世史家也都清楚这是如风中败絮的明廷当时唯一可采取的办法了。

对于绥寇，杨嗣昌谋划了著名的“四正六隅”十面张网之计。这个计划有些类似于楚汉相争时，韩信、彭越、英布将项羽困在垓下的十面埋伏，目的都是集中兵力，围剿敌军。但韩信的十面埋伏只是一场战役的规划，而杨嗣昌的十面张网是以陕西、河南、湖广、江北为四正，四巡抚分剿而专防；以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为六隅，六巡抚分防而协剿，十面张网，是一项联通十省，调动几十万军队的大战略，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全国一盘棋”。这项战略对指挥调度、边将配合、后勤保障的要求都极高。为此，杨嗣昌提出任命正在东南沿海一带招抚海盗的福建巡抚熊文灿为前线总指挥，以能吏傅宗龙负责征粮征兵等后勤工作，保举在一线剿匪十年的悍将左良玉为平贼将军，思宗都一一答应了。

对于这个“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大计，历来评价不一。《豫变纪略》的作者郑廉称：“杨阁部嗣昌十面杀贼之议，筹划甚密，极有条理。当时有称其滴水不漏者，诚为知言。”彭孙贻《流寇志》却说：“彭子曰：‘苟尽用嗣昌策，足以灭贼乎？’曰：‘不能也’。”孟森在《明清史讲义》中评价这件事时更是称崇祯帝与杨嗣昌真是一对亡国君臣。当然，这都是后世史家知道了结局后的评价，后人是绝难设身处地，感同身受的，哪怕是当时同在朝中的吴伟业在十多年后回忆此事，也是“窃叹其僭而无征也”。

杨嗣昌关外清军的战略是开放互市，使局势稍稍缓和，以免朝廷两头用兵。得知杨嗣昌要与清议和，东林党人黄道周、杨廷麟纷纷上疏罢免嗣昌。崇祯帝特地主持了一场廷议，黄道周与杨嗣昌辩论。廷臣皆知黄道周是因为议和的事弹劾的杨嗣昌，但黄氏本人却以杨没有替父母守完三年孝为主要攻击目标，在奏折中写道：“天下无无父之子，亦无不臣之子。卫开方不省其亲，管仲至比之豭狗；李定不丧继母，宋世共指为人枭。今遂有不持两服，坐司马堂如杨嗣昌者”，这是说杨嗣昌禽兽不如了。要知道黄道周不久前还在为杖毙母亲的郑鄤开解，还说自己不及郑鄤，他如今却在用孝道苛求杨嗣昌了。黄道周本是当世大儒，吴伟业和杨廷麟曾一起向他学《易》。他的口才极好，崇祯帝和杨嗣昌一起跟他论战也落在落在了下风，气得崇祯帝骂他是“佞口”，黄道周没有被吓到，反倒上前说要为思宗辨忠佞，洋洋数百言。思宗无话可说，将他贬官了事。

另一位弹劾杨嗣昌的东林党人杨廷麟被调去了卢象升军中任参军，卢象升便从杨廷麟的口中得知了杨嗣昌要与清议和的传闻。崇祯帝的运气很差，历任兵部尚书一个接一个丧父，杨廷麟、陈新甲如此，卢象升也不例外，他此时在军中接到了家中报丧，连上十封奏折，请求回家奔丧。可对清战事吃紧，思宗如何肯放走这样一个“救火队长”似的大将，他将十封奏折一封封驳回，不准卢象升奔丧。卢象升名义上统帅全国军队，实际上可以调度的不到两万人。行军途中，士兵哗变。卢象升派杨廷麟向监军太监高起潜求援，高起潜却作壁上观。卢象升最终在贾庄孤军奋战而死，被人发现时，铠甲下还穿着为父亲守丧的麻衣。

思宗询问杨嗣昌对于贾庄大败的处理意见，杨嗣昌上疏“杨廷麟——书生入幕，兵柄非其所长，勿容苛求”，而自请贬官三秩。

卢象升战死后，杨嗣昌在朝中的威信大不如前，言官纷纷上疏要他为卢象升之死负责。此时在驻军襄阳的熊文灿招抚了张献忠，但张献忠又像此前的数十次一样，降而复叛。杨嗣昌举荐的熊文灿犯了如此大错，他在朝中无论如何也是无法继续立足了。杨嗣昌向崇祯帝请命代替熊文灿赴襄阳督师。崇祯也知道这是目前唯一的办法了，亲自为杨嗣昌饯行，还三次为他提壶倒酒，促膝长谈，赐他尚方宝剑之余，还给杨嗣昌写了一首诗：“盐梅今暂作干城，上将威严细柳营。一扫寇氛从此靖，还期教养遂生民。”诗中称他为“盐梅”、“上将”，将他比作周朝的方叔和西汉的周亚夫，足以看出崇祯帝寄予杨嗣昌的厚望。对于这件旁人眼中极尽荣宠的幸事，杨嗣昌只回答了两个字“必死”。其实君臣二人都知道此时的战局已经是无力回天了，杨嗣昌此行必是一去不返了，所谓“必死”实则是杨向思宗表明自己以死回报他知遇之恩的决心罢了。

杨嗣昌到达襄阳大营时，才发现明军这时候已经烂到根了。两军开战，就是互相扔辎重、粮草，双方都满意了，就鸣金收兵。边将养寇自重，张献忠多次派亲信与总兵左良玉交涉，左良玉也确实有过纵敌的行为。另一位总兵贺人龙嫉妒左良玉的平贼将军印玺，迁怒于保举左氏的杨嗣昌身上，告诉部下“阁部（杨嗣昌）不足为尽力”，并数次违令，不听调遣。

更吓人的是，明军队伍已经被张献忠的间谍渗透。杨嗣昌曾经贴出告示;诏安农民军头领，除去张献忠。有斩杀张献忠的，赏一万金，封侯。第二天，军营中的厕所、食堂全都贴上了新告示：凡斩杀杨督师，还能献上首级的，赏银三钱。堂堂杨阁老，首级只值三钱银子，真是讽刺至极。据说杨嗣昌看到这告示时十分惊愕，怀疑左右都是张献忠的奸细。晚明军队的堕落在今人看来都觉得毛骨悚然，更何况身处其中的杨嗣昌呢？

带领这样的军队，杨嗣昌的失败是必然的。但他还是尝试着整顿军纪，他与治军甚严的猛如虎（并非外号）一起进入四川盆地追击张献忠部。然而张献忠本人亲自带十八人一个回马枪回到了楚地，用奸细盗取的兵符进入襄阳城，天明时放入城外援军，襄阳遂破。张献忠抓了崇祯爷爷辈的襄王，说要借他的人头换杨嗣昌的，请襄王努力喝下毒酒。与此同时，李自成进入洛阳，杀了崇祯帝的叔父，前文提到过的福王朱常洵。他将福王的肉与鹿肉一起烤了下酒，取谐音，称作“福禄酒”。

杨嗣昌这年已经五十四岁了，须发皆白，常年行军的颠簸使他得了重病。他听说襄阳被攻破的消息，还强撑着上马，念叨“上待我厚”，企图夺回襄阳。又得知洛阳也落到了农民军手里，两座重镇都丢了，江汉平原无险可守，华北腹地尽露，两位藩王一起殒命。他再无回天之术，于是不再进食，本就病重的杨嗣昌死于沙市。张献忠顺道又挖了杨氏祖坟。

思宗听说杨嗣昌的死讯，“且恨且怜之”，说是功过不相抵，让群臣议杨嗣昌的过，可终究不忍心，将声称要议罪的折子都驳了。崇祯十六年，思宗在接见兵部尚书吴甡时提及昨晚梦到杨嗣昌，杨站在阶下向他抱怨自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什么群臣对他的议论这么不公平。思宗在梦中问他，如某人的奏折公平吗？杨嗣昌摇摇头说不公平。吴甡形容思宗说完这话，惨恻许久。崇祯帝是知道杨嗣昌的难处的，他对杨的偏爱或许就是因为在这个人人只想自保的当口，杨嗣昌敢于站出身，挑起担子吧。

接下来的故事开头已经讲了，李自成率农民军入京，崇祯帝最终也没有迁都南京，而选择了在煤山自杀，身旁只有名内侍王承恩。李自成挟持了吴三桂的父母和宠妾，吴在勤王路上突然投降清军，打开山海关，满洲铁骑倾泻而下。李自成在九宫山被杀。福王朱常洵的儿子朱由崧在南京被马士英、阮大铖扶持登基，改元弘光。左良玉不满马、阮，借口清君侧，却在行军路上暴毙。张献忠在西充凤凰山被皇太极长子肃清王豪格射死。多尔衮命清军不惜一切代价占领江南，史可法不负老师左光斗的教诲，死守扬州拒不投降，城破后为清军所杀，多铎下令屠城十日。朱由崧兵败逃往芜湖，被押往北京处死。黄道周和郑志龙在福州拥立唐王朱聿键登基，改元隆武。杨廷麟被隆武朝任命为兵部尚书，他与杨嗣昌的参军万元吉一起死守赣州，清兵陷城后，投水殉国。黄道周在乐平被俘，于南京就义。万历帝的另一个孙子朱由榔在广东肇庆称帝，改元永历，在张献忠旧部李定国、张名振的支持下数度迁都，苦苦支撑十五年后，被灭，朱聿键被吴三桂绞杀。此时已是康熙元年，从此南明各个小朝廷全部覆灭，大明王朝的余烬熄灭了。

但凡小学生入学，先生都会讲清人彭端淑教育子侄的那篇文章，里头那句“天下事有难易乎”更是小学老师教学生戒除惰性时念叨的名言。“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果真如此？

杨嗣昌、卢象升、黄道周、杨廷麟都是有进士出身、有诗文集留世的文人，正如杨鹤所说的“吾儒生，不娴军旅”，以上诸君，包括崇祯帝本人，都是在国难当头之际，拼尽了身家性命，勉力一试。他们一个个为之献出生命的事业，难道比作壁上观容易？非也，经邦济世的大事，从来都是难的。彭端淑的那句话是彻头彻尾的毒鸡汤。

吴伟业书画

顺治九年，后东林党人、复社领袖吴伟业遭到有司催促，逼他北上仕清，他躲入嘉兴万寿寺写下纪事本末体史书《绥寇纪略》，用收集的邸报、书信和自己的亲身经历向后来者讲述崇祯朝十七年间农民起义的盛衰史，和一个个仁人志士为力挽狂澜作出的努力。

次年，吴伟业被胁迫入京，他自请“白衣宣至白衣还”，请清廷不要授予官职，清廷没有回应。十个月之后，清廷授予这位崇祯宠臣一个编修的职务，大抵与他23岁那年中了榜眼后的官职对等。他在京结识了正在第二次编写《国榷》的史学家谈迁。谈迁花了二十六年呕心沥血创作的初稿被小偷偷走，此时谈迁虚岁五十四了。他发愤北上重新写作第二稿，吴伟业便将自己私藏的邸报和《绥寇纪略》的书稿借给谈迁参阅。两年后，吴伟业以伯母过世为由请辞。回家十多年后，吴伟业在郁郁寡欢中过世。作为当世知名的贰臣，他既无颜穿上明朝的官服，又不愿穿清朝官服，最后只得以一身僧袍下葬，墓碑上没有后人熟知的“国子监祭酒”的官职，只写了“诗人吴伟业”五个字。

明末清初史学复兴，遗老遗少纷纷著史，以缅怀故国。赵翼称当时是千家著史。根据谢国桢先生《增订晚明史籍考》所列有关明末农民起义的野史共162本。而《钦定四库全书》中史部收录的明末农民起义史，仅有吴伟业的《绥寇纪略》，另有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提及，除此之外，再无提及。甚至连谈迁的《国榷》、张岱的《石匮书》、计六奇的《明季北略》和《明季南略》、彭孙贻的《流寇志》以及戴笠的《怀陵流寇始终录》等名著都未收录。

吴伟业凭借他贰臣的身份，和乾隆帝对他诗词的喜爱，使得《绥寇纪略》成为明末历史被《四库全书》收录的独苗。尽管如此，四库馆臣在点评《绥寇纪略》时仍说它“回护杨嗣昌、左良玉，亦涉恩怨之私，未为公论。”各位可不要小瞧了这句评价的用心。吴伟业是黄道周的学生，杨廷麟的同门兼好友，师友都因为弹劾杨嗣昌被贬。他到死前给儿子的遗书里还在念叨自己与杨嗣昌不合，不是一路人，他又怎么会去为了回护这样一个讨人厌的同事丢掉史家的良心呢？纵观整本《绥寇纪略》，可以称得上“回护”的只有一句话“君子重首祸，勿耑以此责嗣昌。”这句话讨论的是整个崇祯朝绥寇失败的主要责任问题。杨嗣昌作为兵部尚书、阁臣，以及绥寇计划的策划者和总指挥，如果不能被称为“首祸”，那么吴伟业眼中的首要责任只能落在崇祯帝身上了。即使这句话在今日的史学家看来没有什么问题，可从吴伟业口中说出来，确实是不妥的。

吴伟业是崇祯四年的会元，殿试又中了榜眼，遭到朝中人攻击，称主考官徇私舞弊。崇祯帝亲自批阅他的会试卷子，写上“正大博雅，足式诡靡”八个字，平息了争议。崇祯帝听说他还没有娶亲，还赐婚假三年。他刚入朝，就在老师张溥的怂恿下弹劾首辅温体仁的亲信，崇祯帝贬了所有参与弹劾的官员，唯独留着吴伟业没有惩罚。崇祯帝还多次向他请教学问，甚至听取过吴伟业的提议，下了罪己诏。可以说，吴伟业虽没有位极人臣，但称其为崇祯宠臣是毫无疑义的。他是极重感情的人，四库馆臣却是说他背主弃义，做了贰臣，便要回咬旧主一口。吴伟业之所以会写下这样的文字，既不能讨好清廷，又会遭到晚明遗老的唾弃，是因为他写作时所持的是史学家的立场，而不是他吴伟业本人的，他恰恰是跳脱出了他与朱由检、杨嗣昌的个人恩怨，才写下这极隐晦却又极难、极难、好像有万钧重的一笔。曹丕所说的“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就是指这样的文字吧。

天下事有难易乎？经邦济世的大事从来都是难的。然而知道难就不做了，那就不是中国的士人了。

只是孔夫子说：“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上文诸君颠沛至斯，流离至斯，可有顷刻间违仁？吴伟业有两句诗“曾见天街羡璧人，今朝破帽迎风雪”，颇可叹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