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断续续的雨，伴随着疫病

断断续续的雨，伴随着疫病。

我骑着自行车，从野外归来，生锈的车把上坠着透明的雨珠。后座绑着一捆快要拖地的艾草，像车屁股上凭空长出来的绿色尾巴，湿漉漉闪着水光。我要回家煮水，治疗父亲的狂暴，妈妈的疯病，还有我的拉稀。

疫病是从西瓜地里传来的。不知道从哪一年起，村子周围的农田都种满西瓜，每年一到夏季，大堆大堆的西瓜像小山一样囤积在路边，绵延数里，源源不断地大卡车从外地赶来，拉走一车又一车的西瓜。我见过最骇人的景象，是装满西瓜的大卡车在堆满西瓜的道路上小心翼翼行驶，然而在转弯时，突然车身倾倒，成吨的西瓜滚落，同时压坏路边的瓜堆。西瓜的汁液，鲜血一样从车底喷涌，淹没道路。这让我想起历史课本上学过的一个词，“血流漂杵”，一直不能想象这个词所描述的景象，当看到一个个西瓜在自己的汁液中漂流，看到一个个光屁股猴子在西瓜血中翻滚的时候，一切都好理解起来，尤其当西瓜的汁液糊满双眼，为这景象再加一层血色滤镜。那时，人们对西瓜早已弃之如敝履，突然的毁坏不仅没有带来心痛，反而像是一种意外的狂欢，将那“血水”引向沟渠，浇灌土地。

今年的西瓜染了疯病，瓜叶和瓜蔓从小面积蜷曲衰败逐渐到大面积枯萎，西瓜在生长中会没有来由的溃烂，生瓜流出奶白的汁液，即将成熟的则流出“血水”。整个田野在毒烈太阳的蒸腾下，发出从酸甜到腐臭的浓烈气味，持续的溃烂和日照，瓜田的上空甚至笼罩着一种粉红色的蒸汽，经久不散，直到雨季来临。按理说，在干旱的北方，是没有所谓雨季的，而且西瓜最怕的就是下雨。这没完没了的雨前所未有，加速着瓜田的腐烂，那混合着奶白与鲜红的汁液在雨水的浸泡中喂饱了土地，向道路流淌，向村庄进击。

一些从瓜田里回来的人，有的开始生病，皮肤上生出和瓜叶病斑一样的黑斑，有人持久腹泻，有人像西瓜一样发疯，有人突然百倍的暴躁，从白到黑地咒骂着天气。活着的人即将死去，但将死之人死亡的速度突然变慢，日复一日，忍受着无尽的潮湿和从田野飘来的酸臭，像是一种营养。我的姥娘目前就是这样。

村里的主干道早已封锁，不让出，也不准进。因为持续的下雨，路口看守人都逃走了。我偷偷出村，从暂时还没被“血水”污染的河堤上，采到艾草。

我仍然习惯于穿过我经常走的那条小巷，它的出入口非常隐蔽。为此先要穿过一片被主人遗弃的菜园，那里各种蔬菜和草一起疯长，再拉开一道被藤蔓封锁的篱笆门，就是那条通往村内的小巷了。

这条小巷什么都好，唯一不好的是，它的拐角就是我的姥娘家。我实在不想再让姥娘家的人看见我。 我一点不想再去探望我的姥娘，不愿意再看到那个场面。那个场面我已经无数次看过了。她已经叫不出我的名字，但有时会突然伸出一条灰白的枯枝一样细的手臂，在枕头底下摸索出一块饼干，递给我。那饼干在雨季里也早已发霉。我不愿意伸手接那块饼干，却经常会被表妹一把接过去塞进嘴里。我的表妹脸色发着绿光，头发也绿油油的，像一颗行走的灰灰菜。我想这大概是她经常偷吃姥娘枕头底下发霉饼干导致的。

我沿着那个长长的巷道慢慢蹬车。巷道的一侧就是姥娘家院子的围墙。那墙并不高大，我在自行车上，若直起身体，还是能看到院墙之内的。但我决计不看，只是低头蹬车。院墙无声地坍塌了，一个庞然大物突然委顿于地，居然没有发生任何声响，无论如何有些惊悚。那院墙本是黄土夯筑，连日雨水浸泡，想来坍塌也是必然。

透过坍塌出来的缺口，我看到表妹，正打着赤脚站在雨地，眼神空茫地看着墙外，好像早就知道我要经过，所以用眼神推倒墙壁。

“哥，我找到了你的相机。”表妹说。

表妹从来没有这样对我讲过话，很多年我都怀疑她是半个哑巴，说不出一个完整的句子，常常是一个名词，或者一个代词，这个，那个，这样，那样，具体什么意思要根据情况去猜。遇到复杂一点的表述，就只好紧闭嘴巴什么都不说，所以这一次我很意外。

“什么东西？”我从来还没有拥有过一个相机。

“照相机。”表妹说，“你忘了，好多年前，亲戚都来给奶奶做寿，你拿着相机在门口那个石头堆上玩耍，后来相机就掉石头缝里了，没办法掏出来。大人们都在屋里喝酒，根本不相信你有相机，还说你撒谎，你为这个哭了整整一个下午。”

“我哪会有什么相机呢？”对表妹说的那些我完全没有印象，我觉得不可能是真的，那个年代，我们农村人知道有相机这个玩意儿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怎么还能奢望有一台相机呢？更何况还是我，一个几岁不到的小孩子。

“是啊，现在我们也不会相信了，但是，当时我们都信以为真，而且你自己拿着那个相机坐在那个石头堆上，不让我们靠近，也不给我们玩，就端着它胡乱拍。”表妹说着居然微微露出笑意。

“那或许是我的恶作剧吧，我怎么会有相机呢。”我好像想起一点什么，同时暗地里恨透自己，因为表妹的描述让我重新觉察出自己从小就是喜欢装模作样欺骗别人也欺骗自己的坏小孩。

“可是，现在，我真在家里找到了那个相机。”表妹说。

我不相信。我从来没有过什么相机，尽管我很想有，但是长这么大我从来没有拥有过一台相机。我单只脚撑地，屁股没有离开车座，这会儿只想踩一脚车蹬，赶紧闪掉。我骑过那个坍塌的缺口，一拐弯就是姥娘家的门口，表妹却已经拦在那里了，她扶住我的车把，眼神依旧空茫，让我感到不安。

“你真得来看看。”

舅舅正在堂屋里坐着，像一截烟熏过的木头，对院墙的倒塌无动于衷，大概他的魂魄又一次离开躯体，去和他的羊在一起了。舅舅总以为自己应该是一只羊，而且是一只永远长不大的小羊。他空洞的目光没有看见我。

表妹也完全忽略他，一直把我引到姥娘的床前。

床上没有人，只有一个被掀开的空空的被窝，露出肮脏的床单，床单上只留着重重湿渍印出来的一个瘦小人形。我狐疑地看了看表妹。

表妹伸出手指做了一个“嘘”的动作。

“小点声，奶奶可能就在屋里，跟你捉迷藏，你不要很好奇，否则她可能突然出现吓唬你。有时候她还会跑出去，有人看见过她穿着雨披去瓜田里偷摘西瓜。你说她到现在也没有死，是不是跟吃西瓜有关？”

我没有接她的话，只是看着那个床单上的人形污渍发呆。

表妹在床前蹲下，伸手在床底使劲够着什么，拉出来一个木头盒子，上面有一些蛛网的残丝和尘土。尘土并不厚，还有一些被手触摸过的手印，说明之前有人动过。这是一个有点棺材盒大小的长方形木盒，材质很轻，像是梧桐木的，盒盖是抽拉式，乡下木匠的手工，虽有一点机巧，但总体粗糙。黑漆草草涂过一层，但是表面已然有不少虫洞，虫蛀过的碎屑黏连着，像虫子拉过的屎。

这个盒子我有些面熟，似乎妈妈也有这么一个完全一样的木盒，不过她保存的很好，始终藏在立柜的深处，像是着放什么珍贵的东西。我忘了是怎么知道这盒子的存在，但是印象里它就藏在立柜那里，只是家里的立柜上了锁，我没有去打开过。这立柜和木盒都是妈妈当年的嫁妆。也许那木盒和姥娘床底这个是同一个木匠打造？

表妹拉开那个木盒盖子，发出吱吱呀呀刺耳的声音。盒子的内壁没有涂漆，所以虫蛀就更厉害了，虫子们应该是从内部往外打洞的。盒子里面是一个小小的布包，拆开布包后，厚厚一叠，但是大小不一的画片，仔细一看，居然真的是一些陈年相片。那些相片的尺寸完全不是现在我们常见的规格，有的不足一寸，有的细长，全都是黑白版，有的照片还被裁切出一些花边，这是只有县城里的照相馆才能切出来的花边。这些照片也虫子咬过了，有的咬出一些缺口，有的咬出许多小洞。

这些照片初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特别，都是一些陈年家庭照片。基于当时的条件，是不可能拥有家庭相机的，都是那些定期下乡的县城摄影师的作品。照片的拍摄水平不一，可以看出不是出自同一个摄影师的作品，但是用光、取景都颇为讲究。这里面有少数几张能够看出是姥娘壮年时和舅舅们小时候的照片，有更多照片中的人物并不认识，也许是其他我不知道的亲戚吧。

那张姥娘年轻时和两个舅舅的照片，背景不是在家里，而是村外的庄稼地，时间应该是秋天，收获以后，田地里光秃秃的，只有村路上生长着两棵高大的杨树，孤零零地站在照片的背景中。因为取景太大，所有人物显得很小，面部表情也看不清。只隐隐约约辨别出那个穿着斜襟褂子，打着绑腿露着小脚，梳着发髻的女人，是我的姥娘。她坐在一条长凳上，膝前分站着两个只有八九岁年纪的两个舅舅。在姥娘的侧后方，还站着一个男人，个子不高，身穿白色的短褂，显得比较精壮，但是面部被虫子蛀掉了，只留下一个蓄着短发的窟窿。我猜这差不多是我的姥爷。妈妈是遗腹女，姥爷是在妈妈出生之前就去世了。这个照片拍摄时，我的妈妈还没有出生。能够感觉出拍照那天风很大，高大的杨树向一边歪着树冠，姥娘前额零散的头发向后吹去。我的两个舅舅，紧紧绷着嘴巴，好像害怕大风吹进他们的肚子。太阳很好，可以看到地上有清晰斑驳的树影，那树影也仿佛是摇动的。

接下来是一个年轻女人抱着孩子的照片。女人两腮有点鼔，嘴唇很厚，微微张开露出笑意，眼睛里也有光，只是头发有些蓬乱，梳着两个边分的短辫，垂在肩头。从面容到发型都像极了一个印第安人。她抱着的孩子好像还没有睡醒，又像是生着什么病，眼睛也没有张开，戴着毛线帽的脑袋歪在女人的肩头，癞里癞气的，一个没有精气神的小孩儿。仔细看，孩子的手里还拿着一截花枝。这应该就是春天，孩子手里的花枝就是杏花，只是孩子的手臂也没有力气，那花枝在孩子的手中垂向照片的左下角。母子俩都穿着很薄的碎花褂子，里面套着棉袄。虫子已经将照片咬去一角，那花枝上有些花朵已经被咬烂。这女人是我的母亲，而那没有生气的孩子，就是我。这张照片并不罕见，我家的相框里也有一幅。只是从这积满尘埃的棺材盒里掏出来看时，却仿佛一切都那么不真实，好像照片里的妈妈和我已经死去活来几个轮回。

第三张才吸引我的注意。这是一张非常诡异的照片，照片里正下着一场大雨，一个看不清面目，只留下黑色背影的人，一手扶着扛在肩上的农用地排车车轮，一手在爬一棵大树，且是快要爬到树冠的部位，大树后面是一户人家的屋顶。前景中，是一个失去轮子的地排车平躺在雨地里，地排车里坐着一个老太太，老太太怀里抱着一个小女孩。老太太侧身背对镜头，抬着脑袋，似乎在看着那个扛着地排车轮子爬树的人。

我已经猜到这个人是我姥娘，我想起小时候无数次听她讲过的一件事。有一年二舅去矿上大舅家把姥娘接回来，二舅拉着地排车，回来的时候经过一个村子，突降大雨，因为没有带伞和雨帽，母子俩就想赶紧找个避雨的地方。但是，突然斜刺里闪出一个黑影，钻到陷在雨地不能动弹的地排车低下，把地排车的轮子摘走了，拉车的二舅只觉得双手一沉，车子不能动弹，回头一看，轮子没了，而顺着姥娘手指的方向，看到那个黑影扛着两个车轮爬上了不远的一棵大树，然后把车轮顺势滚到人家的屋顶，再然后，那人就推着车轮消失在屋顶，好像乘着轮子飞走一般。

姥姥说她平生长这么大从没有见过这么偷人家车轮子的，而且还爬上树去。我们每次听都觉得匪夷所思，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姥姥每次想起来都讲，念念不忘那个丢掉的车轮。我曾就这件事求证过二舅，二舅总是不置可否，那怀中的小女孩就是我的表妹。表妹也对此一无所知。我的母亲也不相信姥娘的话，总觉得这是姥娘为了替二舅遮掩丢失车轮的事情而瞎编的谎言。我们都知道二舅是一个无用的人，十有八九是半路上休息打盹，被人偷走了车轮。姥娘是心疼二舅才编出这样离奇的谎言。但我们都并不以为意，只是当做一个奇特的故事听，到最后也许连姥娘自己都相信了吧，因为每一次讲述，总有新的材料和新的语言，好像每一次讲述都是对上一次讲述的润色与再创作。

这样言之凿凿的经历什么都不缺了，就缺证据，结果，证据出现在这个棺材盒子里。我看到的那个扛着轮子上树的黑色人影，似人非人，说是一个动物也无不可，因为它的影像是如此是是而非。现在的一个问题是，拍摄这张照片的人是谁？谁又将这照片送到姥娘的手中呢？

又一张。一个人行走在水边，脖子上系着一根绳套，绳套的另一端坠着一块石头，那人将那石头抱在怀中。

又一张。还是那个水边，其实是村口的池塘。一个孩子被一只羊顶下池塘的瞬间。

再一张。依然下雨。无人的屋顶。雨的视角，初看没有什么奇特，仔细看就会发现垂直角度的屋顶上有一块补丁一样的东西。我努力辨认是谁家屋顶，怎么会有那么大一块补丁。再仔细看那补丁的花纹，意识到那是一条平铺的棉被。

我想起来，这是姥娘上一次去世时的那场大雨。那场大雨将葬礼袭击的七零八落，悼念的亲属都畏缩在临时搭起的帐篷底下等待丧席的开始。我记得我当时听到姥娘的耳语，她说，被子还在屋顶上，被子还在屋顶上。我便找到梯子，爬上她家的屋顶，果然看到那条被雨击打的被子。看到这张照片，我的耳朵里再次回荡起姥娘的声音，忍不住抬头看看那张空空的床铺。我突然有种感觉，姥娘已经走了，并且这次再也不会回来。

我失去翻看那些照片的兴致，把他们放回棺材盒里，抱在怀中，也没有和表妹说什么，就往外走了。

我想到我的二舅，此刻应该就在羊圈里，于是走到羊圈那边。雨中的绵羊都是那样分散开傻站着，一动不动。这些绵羊似乎天生不怕雨淋。我努力想从它们的眼神中分辨出，哪一个是我二舅。它们的眼神是一样的清澈透明而且无辜。我放弃这种尝试，对它们说：“姥娘这一次是真走了，再也不会回来了。”我希望二舅听完这句话，清澈的眼睛里会流下泪水，那样，我就知道哪一只是他。但是，所有小羊的眼睛都一样清澈，没有羊听懂我的话。

我只好抱着那只盒子，往外走。路过堂屋，木头一样的舅舅仍旧坐在门口的闸板上。我没再和他打招呼。他却叫住我，对我说：“外甥，我死的时候，不会再下雨了。你们住高楼，我还是住在我的羊圈里。”我回头看他，发现他木雕一样的脸上，眼角湿润。

我想他大概已经看到三十年后自己的葬礼。那天的确没有下雨，那是一个初冬，初冬的北方不会下雨的。自从患病之后，他就躺在床上等死。在这期间，整个村庄就在推土机、电钻机和挖掘机的轰隆隆声中逐渐消失了。因为一个等死的人，他的房屋得到了缓刑。当四周的房屋都被掀翻之后，他那比别人家都低矮的院落显得更加孤立而萧瑟——想想那被行刑的队伍里的最后一名囚徒。

我们聚集在二舅家的院子里，他的尸体早已火化，只剩下一张变老的脸在相框里微笑。这好像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的笑容，一个和蔼可亲的老人，就像悼词里所说，他勤劳持家，教育儿女，和睦邻里，爱党爱国。那院子一角的羊圈里，仍有三两只绵羊默默站着，不知道他是否在某一只的身体里彻底安歇。当鞭炮响起，哀乐高鸣，我抬起头，房檐上突然出现一个人影推着地排车轮子一闪而过。他能跑向哪里，我从追悼会的队伍里退身，跑出院落，去追踪那黑影，但是一无所获。

我说，“姥娘不会再回来了。”

舅舅笑笑，说：“那可不一定呢，兴许傍黑，你姥娘就回来休息了。”

我看见舅舅手里拿着一个方方的东西。“拿去吧，这是你的相机。”

我下意识的伸出手，接过那个陈旧且快要发霉的纸盒。

打开之后，里面空空如也。我知道，他说的相机，就是这个纸盒本身。

表妹亦步亦趋跟着我，一直把我送到门口。她没有阻止我拿走那个棺材盒。

我回到村子另一边，自己的家。母亲仍然在屋里哭泣，间或又不可抑制的狂笑，有时笑得喘不过气来。我问爸爸她又怎么了，爸爸气嗖嗖地说：还不是因为你姥娘？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兴许你娘也和你舅一样，被什么人的魂儿附体了吧。可是最近，村子里也没有什么人死啊。要么就是以前的野鬼的，没准是哪天撞上了。让她哭一会儿吧，过会儿一巴掌打醒也不晚。

我没有理他，抱起艾草，投进灶上的大锅。我记得姥娘很多年以前就死了，在一个冬天，下大雪的时候，许多细节至今还记得很清楚，我不明白姥娘为什么如今非要再死一次不可，何况又是在一个没完没了的雨季。

这种事情，在我们这样朴素的村子，其实是很少发生的。一般情况下，我们都认为世界上没有鬼魂，人一旦死去，灵魂也就自然寂灭了，不存在亡魂游荡在野外路边这种无聊的事情。除非下雨，除非是下起来没完没了的那种雨。在北方，这种情况是极其罕见的。在北方蔚蓝而高远的天空下，明亮到刺眼的阳光里，不但没有鬼魂，就连人的影子都十分短小，可以忽略不计。

所以在这罕见的雨季里，我们都在盼望天晴，只要天晴，一切都会恢复如常。我的父亲明白在雨天，打母亲耳光也是不管用的。唯一的希望就是等待。

我急于回屋，去翻那些没看完的相片，但再次拉开木盒，里面只是一小堆坟样的尘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