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消除你的错觉 | 弗里曼·戴森评丹尼尔·卡尼曼《思考，快与慢》
让心理学同时生活在科学和文学边界的两边；将弗洛伊德和詹姆斯的情感洞察，与特沃斯基和卡尼曼的实验发现结合在一起。正如我在书评中说过的那样，和解的时机尚未到来。——弗里曼·戴森给《思考，快与慢》作者丹尼尔·卡尼曼的建议
1955年的时候，21岁的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正在以色列国防军中担任中尉。给他安排的工作是，为整个陆军建立一个新的面试系统。其目的是对每位应征入伍的新兵进行评估，并将他（或她）安置到战争机器中的合适岗位上。面试官需要预测出，谁在步兵、炮兵、坦克兵团或其他部队中，会有更为良好的表现。在卡尼曼到来之前，用的旧面试系统是不太正规的。面试官跟新兵聊上15分钟，然后根据谈话做出决定。这个系统非常失败。数月后，拿新兵的实际表现跟面试官预测的表现进行对比，会发现实际的表现与预测的表现之间的相关性为零。
此前，卡尼曼获得过心理学学士学位，并且读过保罗· 米尔（Paul Meehl）在一年前刚出版的《临床与统计预测：理论分析与证据审查》（Clinical vs. Statistical Prediction: A TheoreticalAnalysisand a Review of the Evidence）。米尔是一位美国心理学家，他研究了许多不同场景下，预测的成功与失败。他找到了强有力的证据，证明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结论：基于简单统计评分的预测，往往比基于专家判断的预测准确。
可以证实米尔这一结论的一个著名例子， 是阿普加评分（Apgar score）；它是由麻醉师弗吉尼亚· 阿普加（VirginiaApgar）在1953年发明的评分方式，可用来指导新生儿的治疗。阿普加评分使用的是一个很简单的公式，基于5个可以快速测量的生命体征：心率、呼吸、反射、肌紧张和肤色。在决定孩子是否需要紧急救助时，该评分比一般的医生都管用。现在这个评分得到了普遍应用，并拯救了成千上万个婴儿的生命。统计预测方面的另一个著名例子是，用来预测婚姻持久程度的道斯公式（Dawes formula）。这个公式是“做爱的频度减去争吵的频度”。罗宾·道斯（Robyn Dawes）是一个心理学家，他后来与卡尼曼进行过合作。在预测婚姻是否能持续时，他的公式比一般的婚姻顾问都管用。
读了米尔这本书后，卡尼曼知道该如何去改善以色列军队的面试系统了。他的新系统不允许面试官天马行空地瞎聊。而是要求他们就应征者的生活和工作，提出一组标准的实际问题。然后将答案转换成数值评分，再代入公式中，以衡量应征者处理不同军队工作的能力。将新系统的预测与几个月后的实际表现进行比较，结果显示新系统比旧系统强出太多。与专家的直觉相比，统计和简单的算术，竟然能告诉我们更多关于我们本人的情况。
50年后， 卡尼曼在《思考，快与慢》（Thinking, Fast and Slow）一书中，回顾了自己在以色列军队中的经历。他评论道，在那些日子里，让年轻人肩负重任，并非不同寻常的事。这个国家本身才成立7年。他说：“这个国家的方方面面都处在创建阶段，得有人来搞建设。”他有幸得到了参与共建一个国家的机会，同时获得了关于人性的一份睿智洞察。他明白，旧面试系统的失败，只是一种普遍现象的一个特例，他将这种普遍现象称作“有效性错觉”（illusion of validity）。行文至此，他写道：“我已经发现了我的第一个认知错觉。”
认知错觉是他这本书论述的主题。认知错觉是被我们凭直觉认为真的一种虚假信念。“有效性错觉”是我们自认为判断力可靠的一种虚假信念。面试官们真诚地相信：在与应征者交谈15分钟后，就可以预测出他们的表现。面试官在看到统计证据，得知他们的信念是个错觉之后，仍然情不自禁地要去相信它。卡尼曼承认，他在警示别人长达50年之后，自己仍然经历过“有效性错觉”。他无法避开这个错觉——认为自己的直觉判断是可信的。
我本人过去生活中的一段小插曲，与卡尼曼在以色列军队中的经历有奇特的相似性。我在成为科学家之前，是个统计学家。20岁时，我在“二战”中的英国轰炸机司令部从事统计分析工作。司令部刚成立7年，跟1955年时的以色列一样，也是方方面面都有待建设。它由6 个轰炸机大队组成，各大队正在谋求自主行动。空军副司令拉尔夫· 科克伦爵士（Sir Ralph Cochrane）是第5大队的指挥官，这个大队最具独立性，组织也最有效。当时，我们的轰炸机遭受了严重的折损，而折损的主要原因是德国的夜间战斗机。科克伦认为轰炸机的速度太慢，而太慢的原因是它们携带着沉重的炮塔，增加了空气阻力，降低了作战升限（operationalceiling）。由于轰炸机在夜间飞行，因此通常都被漆成黑色。科克伦个性张扬，他宣称自己想开一架兰开斯特轰炸机，拆下炮塔和所有与之相关的重物，让两名射击手也留在地面，还要将整架飞机漆成白色。然后他会飞到德国上空，飞得又高又快，这样就没有人能把他射下去了。我们的总司令没有批准这项提议，这种白色的兰开斯特一次也没有飞行过。
我们的总司令之所以不愿意拆下炮塔—就连进行试验也不愿意，是因为他受到了“有效性错觉”的蒙蔽。这比卡尼曼发现它并为其命名还早10年，但“有效性错觉”已经在造成致命的后果。我们在轰炸机司令部的所有人都有这种错觉。我们将每个轰炸机机组视作一个由7名成员紧密交织在一起的团队，在防卫自己的同僚遭到战斗机攻击方面，射击手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飞行员则让飞机以不规则的螺旋姿态飞行，以免他们遭到高射炮的轰击。错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相信团队会从经验中得到长进。随着他们变得更加熟练，随着配合变得更加紧密，他们存活的机会将会提高。
在我收集1944年春季的数据时，机组人员成功飞完30次一轮的飞行任务的机会是25%。经验有助于他们存活，这种错觉对保持他们的士气至关重要。毕竟，他们在每一个中队里都看得到
几个令人尊敬的、经验丰富的老飞行员，在完成一轮飞行任务后，又自愿开始新一轮的飞行。每个人都觉得，老手们能活下来，明摆着是因为他们更熟练。没有人愿意相信这些老手之所以活了下来，仅仅是因为他们走运。
在科克伦提议驾驶白色兰开斯特时，我的工作是对轰炸机折损的统计数据进行审查。我对机组人员的经验与折损率的相关性做了仔细的分析，把数据细分成许多小组，以消除天气条件和地理位置的影响。我的结论和卡尼曼的一样确凿。经验对折损率没有影响。在我看来，机组人员的生死存亡纯粹靠运气。他们相信经验有救命的功效，但那只是一种错觉。
我们证明了经验对飞机折损没有影响，这本应该会为科克伦拆除炮塔的想法，提供一个强有力的支持。但这种好事并没有发生。就像卡尼曼后来发现的那样，“有效性错觉”并不会因为事实证明它是错误的而消亡。轰炸机司令部的每一个人，从总司令一直到飞行人员，继续相信这个错觉。机组人员经验丰富也好，不丰富也好，同样都在继续死亡，直到德国被击败，直到战争最终结束。
卡尼曼这本书的另一个主题，正如书名所显示的那样，是我们的大脑中存在两个用于知识组织的独立系统。卡尼曼称之为系统一和系统二。系统一快得惊人，让我们能在不到一秒的时间里，识别人脸和理解语音。它们肯定是从古老的小容量大脑进化而来的，这种大脑让我们敏捷的哺乳动物祖先，能够在一个充斥着大型爬虫类捕食者的世界中得以生存。丛林中的生存，需要一个基于有限信息快速做出决定的大脑。基于系统一的快速行动所做出的判断，被我们称作直觉。它不必等我们的自觉意识醒过神来，就做出判断，并采取行动。关于系统一，最引人注目的事实是，它可以即时访问一个巨大的记忆空间，并以此作为判断的基础。
最容易访问到的，是与强烈的情感—如恐惧、痛苦和憎恨—联系在一起的那些记忆。由此产生的判断经常是错误的，但在丛林世界中，错而快要比对而慢来得安全。系统二是在有意识的思考和对证据进行批判性审查的基础上，形成判断的缓慢过程。它对系统一的动作进行评估。它给我们一个改正错误、改变主意的机会。与系统一相比，它可能是更近期进化而来的，在我们的灵长目祖先爬到树上生活，并且有闲暇对事物进行仔细掂量之后才出现。树上的猿猴对捕食者，不像对获取和防御领地那么上心。系统二使一个家族能够制订计划和协调活动。在我们成为人之后，系统二使我们能够创造出艺术和文化。
于是便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不放弃容易出错的系统一，让更可靠的系统二来左右我们的生活呢？卡尼曼给出了一个简单的答案：系统二是懒惰的。激活系统二需要劳神。劳神在时间和能量方面的成本都比较高。血液化学的精确测量表明，当系统二处于活跃状态时，葡萄糖的消耗会增加。思考是一项辛苦的工作，我们让日常生活变得有条理，就是为了减少脑力活动。我们的许多智力工具，如数学、修辞和逻辑，都是思考的方便替代品。只要我们忙于计算、讨论和写作之类的日常技能，我们就不用思考，就可以由系统一当家做主。只有在无“技”可施之后，我们才会劳神费力，去激活系统二。
系统二远没有系统一那么容易产生错觉，但也无法幸免。卡尼曼使用“易得性偏见”（availability bias）这个术语，来表示根据碰巧能迅速获得的记忆，所做出的偏颇判断。它不用等着去检索更大量不那么鲜明的记忆。有关易得性偏见，一个引人注目的实例，是鲨鱼会救游泳者的命。对圣地亚哥近海的死亡人数，进行仔细分析可知，平均而言，鲨鱼每咬死一个人，就会救十个人的命。每次出现游泳者被咬死的事件之后，溺水身亡的人数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都会下降，然后再回到正常水平。之所以产生这种效果，是因为与溺水身亡的报道相比，有人遭鲨鱼袭击身亡的报道，会在人们头脑中留下更生动的印象。系统一有强烈的偏向性，更加关注鲨鱼，而不是出现得更频繁的激流，尽管后者可能同样致命。在这种情况下，系统二可能具有同样的偏向性。对鲨鱼袭击的记忆，与强烈的情感联系在一起，因而更容易为两种系统所利用。
卡尼曼是一位心理学家，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杰出成就是使心理学变成了一门定量科学。他详细研究了我们如何处理美元和美分，从而使我们的思考过程得到了精确的测量与计算。他通过让心理学数量化，在无心插柳之中，获得了对经济学的一种强有力的新理解。他这本书很大一部分都在讲故事，说明各种各样会让原以为理性的人有上当的错觉。每个故事都描述了一个实验，研究了学生或市民在受控条件下面临抉择时的行为。
试验对象做出可以精确测量和记录的决定。大多数的决定是数值化的，是关于金钱的支付或概率的计算的。这些故事表明，我们与虚构出的那位遵从古典经济学规则的“理性行为者”，在行为方面相差有多远。
卡尼曼试验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咖啡杯实验，它的设计目的是测量一种被他称作“禀赋效应”（endowment effect）的偏见。禀赋效应是我们倾向于对自己拥有的物体，估出高于其他人拥有它时的价值。人们特意将咖啡杯设计得有用而优雅，这样拥有它的人就会对它产生感情。该实验的一个简化版是，从一群学生中随机选出2组人—卖家和买家。给每一个卖家发一个咖啡杯，并让他将它卖给一位买家。没有给买家提供任何东西，只是让他们自掏腰包从一位卖家那里买一个咖啡杯。在一个典型的实验中，大家给出的平均价格为：卖家7.12美元，买家2.87美元。因为价格相差太大，实际卖出的咖啡杯非常少。
该实验令人信服地推翻了古典经济学的核心理念。这个核心理念认为，在一个自由市场中，买卖双方会达成一个双方都认为公平的价格。对在股市进行股票交易的专业交易员而言，这种理念是正确的。因为禀赋效应的存在，对于非专业的买家和卖家而言，它是不成立的。这种对买卖双方都有利的交易之所以没有成交，是因为大多数人不会像交易员那样思考。
我们不能像交易员那样思考，在实际中会造成很大的影响；这些影响可以是有益的，也可以是有害的。禀赋效应的主要影响是，给我们的生活和机构增加稳定性。当一个社会处于和平与繁荣状态时，稳定性是有益的；当一个社会处于贫困与受压迫的状态时，稳定性是有害的。禀赋效应在德国慕尼黑市起到了有益的作用。
我曾经在那座城市距市中心几英里的地方，租房子住了一年。我们家马路对面是一个真正的农场，有马铃薯地，养了猪和羊。当地的孩子，包括我们家的孩子，在天黑后会跑到田里去，在地上生火烤土豆。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农场会被卖给开发商，进行房地产开发。农民和开发商都会得到可观的利润。但在慕尼黑，人们并不像交易员那样思考。那里不存在可进行土地交易的自由市场。这座城市将农场作为向公众开放的空间，让城市居民可以在草地上一直走到市中心，让我们的孩子可以在晚上烤土豆。禀赋效应使这个农场得以幸存。
在贫穷的农业社会，如19世纪的爱尔兰，或当今非洲的大部分地区，禀赋效应是有害的，因为它会使贫困持续下去。对于爱尔兰的地主和非洲村庄的村长而言，财产会带来地位和政治权力。
他们不会像交易员那样思考，因为地位和政治权力比金钱更有价值。即使背负严重的债务，他们也不会用优越的地位去换取金钱。禀赋效应使农民们一直处于贫困状态，并促使那些像交易员那样思考的人移居他处。
在书的结尾，卡尼曼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在理解了我们的非理性心理过程之后，我们能够从中得到什么实际的好处呢？我们知道，由于遗传得来的错觉，我们的判断是有严重的偏向性的，这有助于我们在一个毒蛇出没的丛林中生存，但与逻辑毫无关系。我们也知道，即使我们意识到了偏见与错觉的存在，错觉仍然不会消失。就算我们知道自己受了蒙蔽，如果不能因此而消除错觉，那又有什么用呢？
卡尼曼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他希望通过改变我们的词汇，来改变我们的行为。如果他为各种常见的偏见和错觉发明的新词—“有效性错觉”“易用性偏见”“禀赋效应”以及这里无法一一列出的其他新词—成了我们日常词汇的一部分，他希望看到错觉会失去蒙蔽我们的能力。如果我们每天都使用这些词，来批评朋友们的错误判断、坦承我们自己的错误判断，那么我们也许将学会如何克服自己的错觉。也许我们的子孙后代在成长过程中，会使用这些新词汇，并在做出判断时，自动地纠正他们先天的偏见。如果真的出现了这种奇迹，那未来的世代都得万分感激卡尼曼，因为他赋予了他们更清晰的远见。
值得注意的是，卡尼曼在书中没有提到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名字。在长达32页的尾注中，他一次都没有引用过弗洛伊德的著作。这一缺失当然并非偶然。在心理学领域，弗洛伊德是20世纪上半叶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在下半叶则成了被推翻的暴君。在维基百科关于弗洛伊德的文章里，我们找到了从诺贝尔奖得主、免疫学家彼得· 梅达沃（PeterMedawar）那里引用来的话：精神分析是“20世纪最惊人的智力骗局”。它还引用了弗雷德里克·克鲁斯（Frederick Crews）的话：“我们正在一步一步地认识到，在整个科学和医学史上，弗洛伊德已成为被高估得最厉害的人物，他通过对虚假病因、错误诊断和无效问询的传播，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在这些引用中，可见群情激昂。弗洛伊德如今遭到憎恨的程度，跟他过去受到爱戴的程度一样强烈。卡尼曼显然赞同主流的看法，对弗洛伊德及其著作遗产持否定态度。
弗洛伊德写过两本书—1901年写的《日常生活精神病理学》（Psychopathology of Everyday Life）和1923年写的《自我与本我》（TheEgo and the Id），差点抢占了卡尼曼书中那两大主题的研究先机。那本精神病理学，描述了许多判断错误，以及处于意识水平之下的情绪偏见所引发的行为。“弗洛伊德口误”是易用性偏见的例子，由与强烈情感相关联的记忆造成。《自我与本我》描述了与卡尼曼系统二和系统一类似的两级思想，其中的自我通常是自觉的和理性的，而本我通常是无意识的和非理性的。
弗洛伊德和卡尼曼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正如你能料到的那样，中间隔着一个世纪的两位思想家理应如此。他们最大的不同在于，弗洛伊德是文学的，而卡尼曼是科学的。卡尼曼的伟大贡献是使心理学成为实验科学，其实验结果变得可重复、可验证。在我看来，弗洛伊德将心理学变成了文学的一个分支，用故事和神话来吸引人的心灵，而不是头脑。弗洛伊德心理学的核心理念是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 complex），这个故事是从希腊神话那里借用来的，索福克勒斯（Sophocles）曾将它改编成悲剧上演。弗洛伊德声称，他已从临床实践中，辨认出孩子对父母的依恋之情，他称之为“俄狄浦斯情结”。他的批评者们拒绝承认这一说法。因此，对其崇拜者而言，弗洛伊德成了精神与心理智慧的先知；而对其诋毁者来说，则成了一个装模作样医治假想病的庸医。卡尼曼把心理学引向了一个截然相反的方向，他不是假装治疗疾病，而只是试图消除错觉。
卡尼曼用不着弗洛伊德，这可以理解，但仍然是令人遗憾的。卡尼曼和弗洛伊德的洞察是互补的而不是矛盾的。任何一个力求对人性有个完整认识的人，都需要向他们二人学习很多东西。卡尼曼的心理学范畴必然受限于他的方法，即研究可观察的心理过程，并在严格控制的实验条件下进行测量。采用这种方法，他彻底改变了心理学。他发现了能准确描述和可靠演示的心理过程。他抛弃了弗洛伊德的诗意幻想。
但随同诗意幻想一道，他也抛弃了许多宝贵的东西。因为强烈的感情与执着是无法在实验中进行控制的，卡尼曼的方法不允许他对它们进行研究。卡尼曼的方法可以处理的是人性中非暴力的部分，关乎日常决定、人为的室内游戏以及赌注不大的赌博。人性中狂暴与热烈的表现，关乎生与死、爱与恨、痛苦和性爱之类的问题，在实验中是不能控制的，也就超出了卡尼曼的研究范畴。暴力与激情落在弗洛伊德的研究范畴之内。弗洛伊德比卡尼曼看得更深，因为在人性和人类命运方面，文学比科学挖掘得更深。
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是卡尼曼的书中没提到的另一位伟大的心理学家。詹姆斯跟弗洛伊德是同时代的人，他在1902年发表了他的经典著作《宗教经验之种种：对人性的研究》（The Varietiesof Religious Experience: A Study in Human Nature）。宗教是卡尼曼选择忽略的另一个牵涉面很广的人类行为。就像俄狄浦斯情结一样，宗教也不适合实验研究。詹姆斯倾听人们描述自己的经历，而不是做实验。他从内部而不是从外部，来研究他的见证人的思想。他认为宗教气质分为两种类型，即他所谓的“一度降生”（once-born）和“二度降生”（twice-born），超前于卡尼曼将我们的思想分为系统一和系统二。由于詹姆斯转向文学而不是科学去获得他的证据，他审查的两个主要证人是，“一度降生”的怀特曼（Walt Whitman）和“二度降生”的托尔斯泰（Leo Tolstoy）。
弗洛伊德和詹姆斯都是艺术家而不是科学家。对于在生前备受赞誉的艺术家而言，在死后因时过境迁而黯然失色，也是常有的事。50或100年后，他们可能会重享盛誉，届时他们可能会永久性地进入伟人的行列。弗洛伊德和詹姆斯的崇拜者可能希望，有朝一日，他们会与卡尼曼站在一起，成为人类心理的三大探索者——弗洛伊德和詹姆斯是我们较深层的情感的探索者，卡尼曼则是我们平淡无奇的认知过程的探索者。但这个时刻还没有来到。同时，我们必须感谢卡尼曼，是他的这本书让我们开心地了解到了我们个性中实际的一面。
2014 年添加的补注：
卡尼曼在给编辑的一封信中对这篇书评做了回应：
弗里曼·戴森不吝褒奖的书评……大大地高估了我在这个科学心理学故事里所起的作用。与威廉·詹姆斯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写作其巨著时相比，我们这个学科确实更为科学了，但是在我出生之前很久，这一转变就已开始。心理学科学的成长在20世纪经历了几个阶段，从我在1960 年左右读研究生时学到的格式塔心理学和行为主义的学派，到重塑知识景观的认知革命—恰逢阿莫斯· 特沃斯基（Amos Tversky）和我在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合作，然后从那里再到神经科学以及联想与情感过程研究的发展—后者吸引了当今众多最优秀的研究生。
特沃斯基和我都是认知革命的参与者，我们贡献给这个领域的最初想法是：直觉判断的重大错误是由认知机制产生的，而不是来自一厢情愿的想法或其他情绪扭曲。我们的头脑中也闪现过一丝后来成为二系统思想的想法。我们合作的第一篇论文，记录了研究人员在统计决策中犯的错误，非正式地对直觉判断与深思熟虑的计算进行了区分。多年后，在印第安纳州的一个实验室里，我们开始对自动的和受控的过程之间的对比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在此间的几十年里，许多心理学家已经对这种区分进行了细化和扩展。我最近试图描述快速直观的思考与深思熟虑之间的相互作用，我同时借鉴了这些前辈的工作，以及联想记忆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最新进展。
科学家们大都在一个狭窄的学科中开展工作，一个领域内的研究很少会对其他学科造成影响。我与特沃斯基的研究超越了其中的一些界限，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使用了每个人都能接触到的演示：我们用简单问题让读者参与进来，并在其中观察自己直觉的错误。因此，与心理学研究许多其他方面的进展相比，我们的工作更容易被行业外的人看到；但是，最好将它看作对整体繁荣的现代实验心理学事业所做出的一项贡献。
这封信没有对我的建议做出回应。我的建议是：让心理学同时生活在科学和文学边界的两边；将弗洛伊德和詹姆斯的情感洞察，与特沃斯基和卡尼曼的实验发现结合在一起。正如我在书评中说过的那样，和解的时机尚未到来。
节选自《天地之梦》
《天地之梦》
[美]弗里曼·戴森 著
肖明波 杨光松 译
简介
在《反叛的科学家》（2013 年出版）的这本续集中，弗里曼·戴森——他被伦敦《泰晤士报》誉为“世界最具原创性思想者之一”——颂扬了对非常规思想表现出的开明态度，以及他认为追求科学时所应具有的“快乐梦想的精神”。纵观全书，从17世纪皇家学会的创立，到浪漫一代对科学的探究，再到丹尼尔·卡尼曼和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的近作，他一直在寻求如何“打破将科学与其它人类智慧之源分隔开来的壁垒”。
戴森在本书中论述了费曼、奥本海默、狄拉克和温伯格等20世纪的物理学巨匠——戴森跟其中的多位都有亲身交往，也论述了丘吉尔为英国谋求核武器、布劳恩为太空旅行事业谋求火箭的往事。他采取了一种颇具挑衅性的（往往还是政治上不正确的）方式，来探讨当今最具争议性的一些科学问题：全球变暖的问题——他认为当前这方面的计算也许都是错误的；生物技术的未来——他预计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随着设计新生物的工具变得人人都可获取，这种技术会左右我们的生活；以及数字时代的信息洪流。戴森为历史、哲学和科学研究实践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视角——他甚至还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视角，来看待严重的失误、胡乱的猜测和错误的理论，认为它们也是我们为理解自然世界奇迹所作努力的一部分。
作者
弗里曼·戴森（Freeman Dyson，1923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物理学教授。他生于英格兰，二战期间曾为英国皇家空军做统计工作。1947年，他作为研究生来到康奈尔大学，与汉斯·贝特和理查德·费曼一起工作，并做出了他在物理学上的最重要贡献——量子电动力学的重正化。他一生致力于数学、粒子物理、固态物理、核子工程、生命科学和天文学等领域研究。因为卓越的学术成就，他先后获得了伦敦皇家学会休斯奖、德国物理学会普朗克奖、奥本海默纪念奖、以色列海法理工学院的哈维奖等多项殊荣。
戴森的著作包括《宇宙波澜》（1979）、《武器与希望》（1984）、《全方位的无限》（1988）、《生命的起源》（1986，第二版1999 年）、《太阳、基因组与互联网：科学革命的工具》（1999）、《反叛的科学家》（2006）、《一面多彩的镜子：论生命在宇宙中的地位》（2010）等多部著作。他是美国物理学会会员和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以及伦敦皇家学会会员。2000年获得坦普顿宗教进步奖。
推荐
“这位令人着迷的内幕信息知情者，对于科学界及其与政治机构的交往所持的看法，会让读者自得其乐。”《柯克斯书评》（Kirkus Re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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