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人的游戏

最近孤身一人搬来了一个新的国家，结交的人也从本科生变成了硕博生。潜移默化中似乎被介绍了一种成年人的社交礼仪。

本科生的party，很多时候还是充满着本能和直觉的。你会看见没满年龄但已经喝得醉醺醺的十八九岁新生，会看见在每一个party留到最后左右搭讪的老生，会看见在party进展到一半时便溜去某人宿舍一起嗨的小团体，会看见手捏酒杯柄，试图继续聊书影音的孤家寡人。这些不同的群体之间的分界总是很明显，社交也往往是以群体为单位进行的。如果是不同群体之间的异性在这种party上产生了初次接触，并且继续相聊甚欢，往往会很快地罗曼蒂克化，以身体接触为结束。

硕博生的聚会，则要精致地多。首先，小团体不再那么明显了。到了一定年龄，人以群分不再那么重要。这些二十岁中代到三十多的人似乎更强烈地意识到自己作为现代社会里的原子化个人的身份，在社交场合会试图单枪匹马地去结交各种各样的人。其次，异性之间的交往也因此发生了改变。因为这种异性接触不再是有些突破禁锢地离开小群体的交流，而是每个人把他人视为潜在合作伙伴的初沟通，罗曼蒂克的弦外之音不再那么强烈了。

当然，这也和社交场合很有关系。本科生的party基本是一个接一个的clubbing，吵闹快速的音乐，廉价的酒精，纯粹的身体交流。硕博生的聚会基本是一个接一个的pub，基本不存在的音乐，昂贵的酒精和食物，不断地和新的人进行自我介绍。

我最近觉得很有趣的，是在硕博生的聚会中，人们如何不再利用调情作为约炮的前奏，而是作为一种社交工具。

例子A：昨晚我和朋友去参加正式晚宴，学生桌的座位不够了，我俩只好去教职工桌就座。一位三十多岁的男子站起来，为我拉开座椅，说“我向他们要求了，你一定要坐这。因为我对你的研究很感兴趣。我可不对所有人都这么说哦。” 关键他连我学什么专业都不知道…这番话完全是社交场合的随口奉承。为什么我会认为是调情呢？因为如果他把这番话对一位同样三十多岁的男子说，就会显得很奇怪。但对一位年轻女士说，似乎就是有些风趣的恭维。

例子B：某一个周末出去踏青，认识了一位大约四十岁的访问学者。学者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来踏青的人都太害羞了，你那么漂亮的姑娘如果在别的场合，早有一群人围上来说话了。”之后在大家一起喝咖啡时，我因为担心他英语需要翻译所以多看了他几眼后，他突然用英语说“你不要老看我，我脸都红了。”可想而知，这句话引起了一堆欢笑和揶揄。我认为这是社交型的调情，而不是真正的调情，因为我们基本是陌生人的关系，他说的这两句话，一个是为了结识陌生人，另一个是为了启发谈资，都是非常社交型的。

例子C：在之前的一次饭局中，一个略小的机构想与某个官方组织建立更好的关系。小机构的工作人员不仅不停地敬官方代表的酒，还一边敬一边开着他和小机构女性工作人员的玩笑。基本是，下次常过来，让她带你出去转转。让我们的美女跟你好好交流交流，交个朋友。先从朋友做起嘛，说不定还能有别的。但大家都心知肚明，这位官方代表已经结婚了。

前几年我会把很多类似的情况归结为一种性骚扰，是处于优势地位的男性对劣势地位的女性的一种骚扰。但这几个月来，我慢慢意识到，在权力差异不大的情况下，人们仍然会开这些“玩笑“，作为一种快速炒热气氛的方式。假借着罗曼蒂克的外壳，人们可以恭维而不必承认自知不如，可以套磁而不必需要攀亲戚旧识，轻轻松松地在两句俏皮话之间达成社交的目的。

其实仔细想想，这种社交方式早已被广泛地用滥了。中国大学生的聚会，动不动总得在宣传词里加上“帮助脱单”，“单身狗福利”类似的词组。海外留学生的社团，也总时不时利用传吸管，真心话大冒险的方式来快速破冰。在这些活动中，到底有多少人是真心实意地如此愁嫁娶以至于通过一切社交来调情呢？或他们其实只是把调情作为一种社交手段？

这种社交型调情真的如此无害吗？

对我来说，这种社交方式总不断地提醒我一种来自男性的凝视。我总是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他们这样与我说话，是因为我是女性。并不是因为我的思想，我的兴趣，而是因为我的性别特征。当他们用这种方式与我交谈时，他们也期待着女性能配合，play along，把这个玩笑体面地进行下去。我承认，在接纳了这种游戏规则后，我也会相应地调整我的语气表情以继续这种方式的交谈。在最近每周不断的聚会中，我总时不时假想自己是老上海的交际花，或者主持法国沙龙的某位夫人，需要不停地迎合每一位客人的谈话兴趣，即使这包括了“无伤大雅”的调情。

我无法证明这种社交方式会带来任何除了“有伤风化”的可能性隐患，但我得承认，它给我带来了很强的心理负担，以至于现在我经常在聚会开场时先闷两大口。

而我的亚洲女性身份并不能帮助我缓解这种社交压力，不令人意外的，这一身份往往加重了危机。

例子D：几周前在一个聚会上我被一位外国男性问从哪国来，当我说了是中国后，他无视了我旁边的非中国姑娘，开始跟我大谈特谈他几年前在中国生活的经历。他的三里屯是桃色的，包括砍人事件（被砍的是嫁给外国男友的中国姑娘），优衣库试衣间事件。他说，“我在中国的时候，当然，我交往了一个中国女孩”。在他说这些的时候，我旁边的非中国姑娘“识趣”地走远了，给我们俩人留出空间。我便知道了，她也觉得这种对话是带有弦外之音的。事后我和她谈起这件事，她也主动指出，他谈起交往过的中国姑娘并不是出于谈话的必要。

例子E：昨晚和一个东大毕业的日本姑娘聊天。她已经年过三十了，单身很久，忙于工作且赚得很多。但她表示，希望能在这一年找到一个欧美男朋友，因为日本男性太大男子主义了。

例子D和E，以及之前的一些私人经历，总让我陷入一种长期的自我怀疑中。当一些欧美男性感觉他们被亚裔女性所偏爱时，当一些亚裔女性确实偏爱欧美男性时（因为身份、语言、文化等多种原因），我作为一名亚洲女性，该如何自我定位，如何公正合理地处理自己与他人的关系？

我总是希望，在社交场合，人们可以大大方方地讨论学术和兴趣，而不因为性别而掺杂暧昧的玩笑。我总是希望，在情感关系中，人们可以因为经历、三观和性格而互相吸引，而不必把国籍和人种作为一个重要条件。

但这几年的旅居国外实在是改变了我。我不仅开始怀疑这种希望是否可以实现，怀疑别人是否会认可，也怀疑我自己的行为。我是否只是不断地试着站在道德高度反思这些问题，同时在现实生活中配合游戏规则play along呢？我的审美情趣是否已经是充满偏见的？

这些问题深深地困扰着我，如上所说，以至于我每次在聚会开始时都得得喝两大杯才能少担忧一些。我记得在本科快毕业时，我的几个美国朋友，半开玩笑地聊起了自己会想交往什么国家的人（外国人）。有双性恋男生说想交往北欧的人，因为他们的社会福利实在太好了，又多出俊男靓女。有美国姑娘说自己想交往蒙古男生，因为觉得大草原很酷，或者南美洲男生。有南美裔姑娘说自己想交往欧洲男生，因为觉得欧洲很high culture。大家聊完一圈后都看向了我。

我清晰地记得，我当时一边听他们聊着，一边大脑就开始飞速地转动，想着我该怎么给出一个有趣的回答，以配合这种轻松的社交氛围。但无论我怎么想，我总是会回到同一个点：如果我说XX国家，他们会不会觉得我是想移民？我是不是应该找一个发展中国家说？但找哪一个显得我不是种族主义者呢？

所以当他们问起我时，我只好结结巴巴地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一问题。当然，朋友们对这个回答是很不满意的。因为这不仅很煞风景，且似乎包含了对他们的指责，暗示他们总在思考交往外国人…于是大家力挽狂澜地对我的私人生活进行了一次开涮，换了话题。

我总是会不停地想到那一天，我们都坐在老师的后花园里，吃着烤肉，喝着啤酒。在一个轻松的氛围中国大家聊着无关紧要的问题，而我却自己夺去了自己开玩笑的资格。我想到了认为中国女孩easy的白人男性同学，想到了怀疑我韩国同学早早嫁人是为了绿卡的白人女性朋友，想到了只想交往外国男友的亚裔朋友，想到了网上铺天盖地的sexy asian girl的弹窗广告。

我开玩笑的资格就这样被夺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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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 当然，一句“你想多了”，以及潜在的“你太自以为是了”完全可以回应我的所有例子和分析。但首先，想多确实是我存在的一种方式，以及学术兴趣。其次，我时不时会询问旁观者对这些例子的认识，当有人和我表达出同样的感观时，我倾向于认为我的观察并不是完全的主观猜测。第三，确实有一种可能，认为这些分析是over sensitive，是一种主动的忽略。我经历过这样一件事：有一位老师因为长期骚扰多名女学生被学校辞退了。知道这个决定的男学生们不相信他们尊重的老师会骚扰学生，所以他们对学校抗议，认为是被骚扰的女学生们误解了老师的关心。学校无法向这些抗议者公开受害者的信息，当事女生也不愿意与他们交流这件事。于是很长时间里，整个学校对于这位老师的辞退有着很分裂的态度。

当然，我承认这些忧虑是并不具有生产力的，除非把它们运用到我的学术研究中。但是，我也认可并不是因为没有生产力，忧虑就能被人为摈弃。“想那么多没用，还不如去做些别的”也许是一个好的建议，但并不一定是一个有效或具有同情心的建议。除此之外，我意识到我的research因为这些忧虑，变得越来越male gaze+orientalism。我总极力地避免谈论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而经常谈占学术主流的理论，因为我自我感觉已经很marginalized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