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今日之青年辩护

人文教育的一个持久福利就是它拓宽了我们的心胸。

当汲取伟大文学的养分时，我们面对面地接触到一些自身生活中可能永远不可能接触到的理念、经历和情感。研读历史时，我们遇到从不同时代来的人，从他们的成功和失败中汲取教训。研习物理和生物时，我们理解到宇宙和人类生命的奥秘。倾听音乐时，我们常常被莫名地感动。这些不一定能帮助我们过上好日子，但它是生活的重要体验。

在生活中，我们都扮演多个角色，有职业的，也有个人的。人文教育能提高我们的工作能力，但它同样会让我们成为更好的伴侣、朋友、父母和公民。

优秀的绵羊？

人文教育能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吗？大学生肯定是把他们昂贵的优质教育看作是在现实社会取得成功的必要准备。但很多人认为，即便是最好的学生——有时候尤其是最好的——也存在致命的局限性。

《时代》2013年封面报道“我我我一族”。

说得不好听点，就是这些人只关心自己和自己的职业，是一味追求成功的机器人。他们对了解自身、控制自己的激情或是完善性格缺乏兴趣，因此这一代人常被称为“自我一族”。《时代》杂志2013年曾有专刊报道这个问题，标题就是“我我我一族”。

2001年上半年，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为《大西洋月刊》写就一篇著名的文章，名为“机构孩”，描述了他在普林斯顿大学和学生、教授接触的经历。

在文中，布鲁克斯写道，美国下一代领导者的日常生活规律是：“清晨就是团队操练，早上上课，住宿指导员值班，午餐，学习小组，下午课，辅导特伦顿的落后儿童，清唱练习，晚餐，科学实验室，祈祷，锻炼身体，再学几个小时。”

这个单子看起来很吓人，但布鲁克斯发现，这一套强化活动表放在简历上固然有它的作用，但在增加个人的知性渴求方面却没有什么帮助。对他来说，最不可思议的，是道德反省的彻底缺席，完全没有时间内省，或是构建自己的性格或美德。

最后，他总结道：

在美国任人唯才的阶梯顶端有这么一群极端聪明、诚恳和勤奋的学生：他们热爱学习，成群结队；他们以巨大的热忱创建或是加入组织；他们有责任心、安全意识，思想成熟；他们不觉得需要反叛——完全不需要；对于权威，他们没有一丁点的反抗心理，他们崇拜的就是权威；“疏离”这个词，他们从来都没有听说过；这个宇宙在他们眼中是慷慨、有序和充满意义的。在这些培养下一代领导人的学校里，我们看到的既不是愤怒的革命家，也不是意气消沉的懒汉，更不是冷冷的愤世嫉俗者，而是所谓的机构孩。

《优质绵羊：美国精英的误导教育以及通向有意义的生活之路》英文版。

2014年，威廉·德莱塞维茨进一步发展了这种批评，其结果就是他的《优质绵羊：美国精英的误导教育以及通向有意义的生活之路》一书。

在此书中，德莱塞维茨谈到他在耶鲁教本科生的经历，这些学生终其一生都在为上精英大学做准备，但是一旦进了这些学校，就失去方向，不知道还能干什么。为得到一流的人文教育，他们克服了种种困难，但拿到了学位，却不知道这学位能干什么用。

结果呢，德莱塞维茨认为他们加入了一个特权阶级——他的原话是“自命不凡的小混蛋”——但全无智力和道德上的好奇心，对有关生活意义的大问题缺乏兴趣，也不愿意冒任何知性风险。他们是舒适的资产阶级，只关心成就，但对内在的自我和灵魂无动于衷。

说年轻人太浅浮，道德上不够严肃，这不是一件新鲜事。

公元前700年，希腊诗人赫西奥德已经谈到这个问题。哲学家色诺芬和柏拉图对他们那个时代年轻人的道德败坏痛心疾首。罗马人眼见之处，尽是道德沦丧。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对下一代的不够虔诚耿耿于怀。

虽然美国人总和别人不一样——全新的国家，面向未来，自身就是现代性的试验品——但在这方面也没少发出哀叹。从清教徒到亨利·戴维·梭罗，从震惊于六十年代放纵的保守派到写就1979年《自恋主义文化》的克里斯托弗·拉什，大家对下一代对社区的漠不关心和对自身的迷恋都颇有微词。

《美国精神的封闭》英文版。

最近一轮的批判始于1987年保守知识分子艾伦·布卢姆的《美国精神的封闭》一书。自那时起，保守派和自由派都以同样的热忱介入了这场批判。布鲁克斯、德莱塞维茨和耶鲁法学院前院长安东尼·克龙曼都高唱同一首哀歌。

但今天这些抱怨和以往反动分子的有所不同。几个世纪以来，年轻人面临的指责是太叛逆，太不尊重权威，而现在，问题变成了他们不够叛逆，太尊重权威。他们不愿意挑战成规，不管是冒犯艾伦·布卢姆的自由派虔诚，还是让德莱塞维茨不爽的保守思路。

六七十年代时年轻人被鞭挞的原因是他们要摧毁资产阶级，现在倒是他们自己太资产阶级！看起来，是太多的年轻人心态太好，太有责任感，太喜欢找好工作。要是他们常常溜达出校园，进行密宗修行，抽大麻，读黑格尔，偶尔来两次示威静坐，那他们的内心和灵魂肯定没问题了（当然，要是他们真的这么做了，你猜这些评论家会怎么说？）。

有个可怜的二年级学生对我说：“我觉得不管我们怎么做，总会有不足的地方，大家就会大书特书。”

事实上，在当今的顶尖学校里确实有一个“成就文化”，这方面的描述还是比较中肯的。但是这基本上超出了学生的控制，用这个原因来指责他们，不是很奇怪吗？又不是他们设计了这个通向美国高等学府的强化测试系统，又不是他们创造了这个忧心忡忡的经济时代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只要有一点点不完美，录取办公室就不会看你一眼。

我曾经问一个藤校录取主管：“你们会收一个曾经有明显失败记录的孩子吗？”他马上回答道：“不会，这么一来他们肯定比不上那些更优秀的孩子。”

我指出，一个人最重要的品质之一，就是知道如何从失败中汲取教训，这方面的能力最能预示一个人今后成功的道路。

这位录取官说他明白（他本人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学者），但他指出，如果他录取了这样的孩子——成绩单或是SAT成绩有任何纰漏——那么学校的排名会受影响，它相对于其他学校的胜负比（也就是说学生在收到两个录取通知时会选哪一个）会下降。这种竞争压力对学生存在，对学校也存在。学生如此应对，又有什么奇怪呢？

这种压力并不是一旦进学校就不存在了，暑期工作、实习、奖学金，直到全职工作，一系列的标杆让学生不断冲刺。要被一个有名望的银行或是咨询公司雇用，学生需要通过马拉松般的面谈和测试，上千人争夺几个位置。

面对这样残酷的竞争，某些评论家仍然认为，孩子们应该放松，追寻灵魂和完美的幸福？这话你跟高盛投资公司去说吧。

就我所知，而且，一心追求成就并没有让学生变成坏心眼、自私自利和残忍的人。这方面根本没有任何证据。比起上一代学生的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心胸狭隘，现在的学生甚至还好些。也有人说这是政治正确性，但归根结底这些品质值得称道，尤其是对少数族群、妇女或是同性恋者而言。

我也没少在校园里和年轻人往来，我更觉得他们不但有思想，不乏味，还颇令人振奋。斯蒂芬·平克教授有多年大学授课经验，他也持类似意见。你可以说这些都是个人意见，那有没有数据呢？

事实上，有的。自1966年以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高等教育研究院（HERI）对刚入学的新生提出一系列问题。调查到的数据显示：四十年间，学生对挣钱的需求越来越明确了。但这个变化大部分发生在1967年到1987年之间，自那时起，新生中把“生活优裕”作为奋斗目标的比例已经相当稳定。在一个好工作越来越少，收入中值平平，各种曾经舒适的工作已被全球化和技术所取代的经济气候下，这算不算一个比较理性的回应呢？

在这种形势下，顾及未来恐怕是高智商的表现吧。其他对学生来说也变得更为重要的目标包括“成为社区领导者”、“帮助困难户”和“对科学做出理论贡献”等等，这里面哪一个是自私自利的呢？

支教组织Teach for America历年项目老师规模。

数据同时显示，今天的学生对世俗的追求是和强烈的行善愿望结合在一起的。志愿参加和平队（Peace Corps）和美国伙伴（Americorps）的人数有显著增加。2014年，为美国而教（Teach for America）收到了超过五万份申请，是2008年的两倍多，很多优秀、成绩卓著的学生都选择首先服务于非营利性机构。

非政府组织变得很酷，这是因为今日之年轻人把它们视作一种有价值的经历，有些人甚至把它视为终身奋斗的目标。和积极参与政治或是志愿应征入伍的那些前辈相比，现在的年轻人也有自己的原则，他们要行善，也要改变世界，只不过他们的方式更为实际，更注重方法，更讲究方式方法——是麦肯锡的方式，而不是特蕾莎修女的方式。

自恋的一代？

有别于“大学生”的，是所谓“千禧人”——就是出生于1980年到2000年的人。对他们的指控相似，但更难听。

本章开始时提到的《时代》杂志封面文章（由其能干的幽默专栏作家乔尔·斯坦主笔）指责千禧人自恋、自大和懒惰（这是个新花样）。第一项指控被呈现为“冷冰冰的事实”。

引用国家健康机构的数据，斯坦写道：“这一代人中，二十多岁时患有自恋个性失调症的比例是现在六十五岁以上一代人的三倍。”

但是如同记者伊丽莎白·里夫指出，这个数据是有争议的，它只说明年轻人比较倾向于自恋，而这种情绪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退——所有人都是如此。里夫所引用的一项2010年的研究指出：“首先，我们发现，当把自恋的新数据导入业已存在的元分析数据中，大学学生的自恋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并没有增长。”

至于说懒惰，根本没有任何证据。美国工人的基本问题，在于不论任何年龄段，他们的工作时间和效率不断上升，但工资却保持不变。

千禧年一代。

2014年的一份尼尔森报告《千禧人：打破神话》提供了一些这一代人对志愿工作态度的数据。2001年，百分之七十五有过慈善捐助，百分之七十一参与过筹募活动，百分之五十七曾参与志愿工作。“这个比例超过了其他任何世代。”

根据这份报告，他们最在意的三件事是：教育、贫困和环境。另一份也是2014年的，由凯斯基金会赞助的研究报告得出了相似的结论。百分之八十七的千禧人曾捐助非营利机构，而这些人当中超过半数的人捐助数目超过一百美元。

在一次解释千禧人的TED演讲中，市场营销专家斯科特·赫斯把他们和X世代相比。他认为，千禧人不仅不是“懒鬼”、“品头论足”、“反公司”，而是“向前看”、“投入”、“包容”和“宽厚”。他们认为“商业”可以“被良心来润滑”。和他们之前几代人不同的是，他们不认为自己的父母是敌人，而是把他们视作朋友和帮手。也许，我这么说是因为我自己就是父母，但这也不为过吧？

不论是千禧人、学生，还是年轻的专业人士，我们常常听到的一句针对年轻人的话，是他们都太注重自己。他们建立自己的脸书网页和推特，把自己吃喝玩乐的图片发得满世界都是。

乔治·马歇尔将军，指挥诺曼底登陆，发起“马歇尔计划”。

在2012年11月普林斯顿的一次演讲中，大卫·布鲁克斯赞颂了乔治·马歇尔将军的自我否认精神，马歇尔拒绝接受总指挥官（负责登陆欧洲的行动）的职位，因为他认为这只考虑到自己。

这个故事我也很喜欢，但我认为他生活在一个不同的时代，那个时候大机构——不管私营还是公立——主宰了个人生活。它们是如此庞大，可以照顾一个人整个的职业生涯。你的任务就是适应这个环境，把机构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把团队放在第一位。作为报偿的是安定和成功（马歇尔随后被任命为国务卿，后来是国防部长）。

今天，人人都知道这个协定已经被打破了。任何东西都不再确定。你必须有创业精神，必须要意识到，一生中工作会换，职业也会换。没有哪个公司会对你一如既往，你也不能死守一个地方。

领英公司的创始人、亿万富翁里德·霍夫曼写了一部书，名为《你也可以是一个创业公司：适应未来，投资自己，改造职业生涯》，用来解释如何在今日的世界取得成功。最大的讽刺就是，那些敦促年轻美国人不要这么自恋的人，自己都忙着创建个人品牌、个人主页、脸书和推特账号。这对他们是好事，为什么对其他人就不是好事？

政治冷漠的背后

年轻人也有不愿意做的事。比方说，校园里的政治激进分子最近几十年少了很多——仅在第一次里根政权和奥巴马竞选时有所上升。但是学生对政治的冷淡反映的是一个更广的社会趋势。

大多数美国人对政治都失去了兴趣，美国年轻人认为美国政府已经变得两极化和功能失调，他们宁可在非政府组织里工作，但这只是手段不同，目的还是一样的：促成社会变化。鉴于目前的政治现状，政府的官僚主义和无孔不入的超级媒体，他们的选择是理性的，甚至可以说是明智的。

HERI调查报告中最惊人的一面也许是一个最广泛的问题：认为“发展一个有意义的生活哲学”这个命题是基本的或是非常重要的新生，从1967年的百分之八十六降低到2013年的百分之四十五。这个数字可能就是布鲁克斯、德莱塞维茨和其他一些人极尽所能所描述的校园生活了，这个数字让他们感到忧虑，并怀念过去的时光。

我理解这种怀念。今天的学生谈起大问题来，没有以前的学生那么兴奋。他们不会侃侃而谈一些大而无当的哲学问题，不会彻夜讨论尼采、马克思或是托尔斯泰。但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色，学生并没有创造这个精神，他们只是反映了这个精神。

我成长的年代，冷战如火如荼，这意味着世界范围内存在一场观点大辩论。我们思考的是，像印度这样的国家是走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道路，或是一个中间道路。因为其影响深远，这些政治理念对不同年龄的人都很重要。这些政治理念当然又导向大范围的、有关人性和社会本质的哲学理念。

里根总统上台后推行与苏联对抗的“星球大战”计划。

我1982年上大学，这一年恰好是主宰二十世纪的意识形态之争的最后一场战斗。罗纳德·里根刚刚上台，他把苏联称为恶势力，而苏联在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还大行其道，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还是在世界范围内有争议的话题。

我和我的朋友会坐在咖啡馆里，热烈地争论美国的核势力，中美洲的代理人战争，里根和撒切尔的政策等等。差异是巨大的，答案是未知的，而影响呢，我们觉得是深远的。

1983年， ABC播出了一部电视电影，名为《那一天之后》，刻画了核战争之后的美国生活面貌。这部片子在黄金时段播出，随后还有对当时的国务卿乔治·舒尔茨的访谈和一系列名人的座谈（亨利·基辛格、埃利·维塞尔、卡尔·萨根、威廉·巴克利和罗伯特·麦克纳马拉）。

之后的好几个礼拜，大家都在讨论这部电影以及它所涉及的政治和伦理问题。大学生对这类活动倾注了极大热情。成千上万的学生上街游行，抗议南非种族隔离政策和美国对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支持，提倡禁止核武器。

这所有的激情都源自于一个核心哲学－政治争论：共产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列宁主义还是民主。

我们今天所生活的时代大有不同，影响深远的大意识形态争论已经少而又少。像《那一天之后》这样的片子不可能出现，更不要提引发讨论了。“九·一一”之后，恐怖主义对美国安全的威胁倒是引发了一些讨论，但这个话题的能量有限，对非穆斯林国家没有什么吸引力。

即便是在穆斯林国家，圣战主义者之所以要采取恐怖手段，恰恰是因为他们的理念只能说服一小撮极端分子。他们确实是一个威胁，但不是一个意识形态威胁。华盛顿的党派之争也颇为喧哗，但他们的政治差异是司空见惯的。

比起三四十年前，他们之间的差异没有那么明显。其结果是，今天的年轻人没有意识形态方面的熏陶，他们身上综合了一系列的理念——信奉资本主义，是社会上的自由派，支持社会福利，但是反对官僚和管制。这些加起来谈不上是一个热诚的政治哲学，绝对用不着设置街垒这样的激进措施。

我们的时代是被资本主义、全球化和技术所定义的，改变生活面貌的潮流来自于这些力量：新的信息革命能在一夜之间创立新产业，计算机学习的疆界不断拓展，医药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印度和中国的几十亿人崛起，改变了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

马克·扎克伯格被评为2010年《时代》周刊年度人物。

我们这个时代的偶像是企业家、技术专家和商人。马克·扎克伯格和杰夫·贝佐斯具有举足轻重的社会地位，这个地位是以往的政治明星才有的。年轻人所反映的，乃是今日之社会现实。和他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不是意识形态或地缘政治，而是这些经济和技术力量。这意味着大而无当的理论、通宵达旦的闲谈和慷慨激昂的演说已经没有太多用武之地。这是一个新的世界，年轻人清楚这一点。

这算不算是坏事呢？今天的学生脑子里想的事不是战争与和平，但那就不重要了吗？他们的偶像比起过去的那些英雄人物就逊色吗？相对于冷战时期的社会，技术时代的极客文化对理念、伟大的政治家和哲学家没有太大的兴趣，但这又有什么不得了？

譬如比尔·盖茨吧，虽然他现在老了，谈不上性感，但绝对是这个时代的偶像，是当代美国首批以非公众人物身份取得公众人物地位的技术企业家和商人之一。

他很随和，头脑聪明，任人唯才，对自己的财富看起来也不怎么在意。这些品质都是值得流传的。盖茨同时也对从科学到经济到教育的一系列问题感兴趣。他的演讲和博客充斥着书评、论点、分析和数据。他的滔滔不绝也许够不上哲学级别，但他对能改变这个世界的重要观念确实津津乐道。

比尔·盖茨：如何帮助那些被抛下的人。

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当前的主要工作，也就是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目标，在于最大限度地拯救生命，不论地域、肤色和国别。换句话说，这是基于一个众生平等的理念（只有少数慈善机构持有这个立场）。这个理念曾一度为基督教所有——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但盖茨把它改造为一个世俗的理念，而且他要以世界首富的身份来支持这个事业。

他的朋友沃伦·巴菲特，美国第二富，也把大多数资产捐赠在同样的用途上——不要任何功名，他甚至不把自己的名字放在基金会的大门上。这种谦虚和马歇尔的难道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吗？

在他的书和演讲中，大卫·布鲁克斯强调今日的年轻人缺乏一种语言来描述其品德。用他的话说，就是这些年轻人“在道德上失语”。说实话，我们今天对“荣耀”、“高贵”、“德行”之类的词确实少用，但用这些词来形容盖茨或是巴菲特恐怕是不为过的。

这些榜样告诉我们，人可以从某些深刻的理念和价值观，从某种生命哲学出发，采取大规模的影响深远的行动。比起过去那些政治家或是军事家高谈阔论善恶、荣耀和牺牲，我们当代英雄的号召力似乎也不逊色。

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像盖茨和巴菲特那样。今天的大学生也追寻道德和生命的意义，但他们追寻的方式不同。在这方面，每一代人和前一代人的方式不一样，特别是在社会发生巨变的时代。我们这一代人更实际，更讲究渐进主义。他们也追寻真理，但不像过去的英雄人物那样敲锣打鼓；他们要把这些大追求和过好日子的现实需求结合起来。

HERI报告的数据显示，除了赚钱，对学生来说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建立家庭。这个数字多年来都很稳定，曾一度上升，现在是百分之七十五左右。这是个资产阶级的需求，但说到底，赚钱养家，难道就一定是舍弃灵魂的追求吗？自由民主的好处之一，就是今天的人可以不用天天担心革命、战争，而是可以安安心心地过小日子，在自己的私人空间里寻找意义、满足和幸福。

我记得曾读到一名南非法官和一位美国学生的谈话，法官把她的国家里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种族隔离的废除，新国家的诞生）和美国报纸上提到的琐事相比，结论是，她非常希望有一天在她的国家里，报纸上的新闻也能这么琐碎，因为这意味着国家政治和人民生活的正常化。

不管是国际还是国内都充满了挑战，大量的社会不公和失衡有待修正。但有些时候，在某些地方，我们得以幸运地培养私人的品德。约翰·亚当斯曾在美国革命期间写道：

我必须研究政治和战争的艺术，所以我的子孙后代可以有闲暇来研究哲学和数学。我们的儿子们要学习数学、哲学、地理、自然史、航海、造船、商业和农业，所以他们的儿子们得以学习绘画、诗歌、音乐、建筑、雕塑、编织和陶艺。

也许今天他们没有在学习诗歌，而是在编应用程序，但这也是时代的召唤。

今天年轻人的野心也许不需要用游行示威，不需要用洋洋洒洒的古文来传达，但它们是真实的，也是重要的。我所想要的，就是为它做一个简短的辩护。

我承认，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所有的人，不论老幼，其实都没有花费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好好反思人生。我们没有深深地反省自己的生命，并理解我们的长处和短处，我们对周围的世界或是历史也没有足够的认识，因此不能问出最深刻、最广泛的问题。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的答案是，我们都需要再来一点人文教育。

为人文教育辩护

8.2

[美]法里德·扎卡里亚 / 2015 / 新星出版社

作者：法里德·扎卡里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