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世界的贫乏

看到有朋友推荐蒋雯丽导演的新电影《我们天上见》，说是看影评就哭了。于是我也去看了下影评，果然也是泪盈于睫。这是一部自传性电影，说的是一个小女孩在文革期间因为父母流放去了新疆，与姥爷相依为命的故事。这部电影的真实性仿佛触动了许多人类似的经历，影评往往成了回忆自己童年与祖辈度过的美好时光，类似的情节，类似的情感，类似的感人至深。
由此想到今天上课讲到的哈贝马斯。哈贝马斯重新反思了韦伯提出的理性化（rationalization)问题，尤其是理性化对个人日常生活的经验到底有何影响。为了思考这个问题，哈贝马斯提出一对概念：系统(system)和生活世界(lifeworld)。系统是非人性的，是一个复杂的行政体系，一旦设定规则以后，所有的人都在这个系统里面独自应对各种无法预测的情况，不需要与人互动沟通。老师举了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股市，理论上说每个股民都是在独自与这个系统做斗争，趋利避害，理性化其行为，他们没法去操控这个系统，也弄不清楚这个系统到底是怎么运作的。与之相反，在生活世界中，我之为我，我的行为、语言、象征，只有通过与他人的互动并嵌合入某种交往模式中才能获得意义，只有通过人与人的交往和理解才形成了我之为我的自我认同和行为模式，比如在一个家庭里面，我是女儿，妻子，是母亲，需要我的父母、我的丈夫、我的儿子，以及我和他们的沟通和交往，我的所作所为必须有这些具体对象的存在才有意义。
在确立了这两个概念后，哈贝马斯开始反思理性化对生活世界的侵蚀，及其造成的生活世界的各种病态。 生活世界的理性化，换句话说就是生活世界的系统化，个人行为不再围绕具体的人际交往，而是围绕着抽象的媒介——金钱和权力，就好象股民满脑子都是股指股价，《蜗居》里海萍满脑子只是房子。变质的生活世界会造成以下三种问题：首先，文化传承的断裂，传统中丰富的象征和意义逐渐枯竭，无法再生，例如宗教、民俗，童年时过春节那种充满仪式感的杀鸡宰鸭、大鱼大肉，现在都找不回来了。其次，社会整体感降低，社会碎片化，各人自扫门前雪，缺乏集体认同，缺乏社会共同信念。第三，在个人方面，家庭和情感的纽带崩坏，孤独感增加，自杀倾向和人格分裂现象增加，依赖精神类药品和麻醉品，幸福感降低。
哈贝马斯提出交往行动理论来解决生活世界系统化的问题，他认为只有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互动和相互理解，才能恢复生活世界的本来面目。他最后20多年的时间就一直致力于推广和修改他这个交往行动理论。以一个哲学家的敏锐和悲悯，他思考着现代社会个人存在的痛苦根源，以及改善之道。
看到蒋雯丽《我们天上见》的那么多影评，我就想到了哈贝马斯对生活世界的忧思。无可否认，我们现在的生活相比起30年前来，优渥了许多，但是这个物质进步的过程同样也是哈贝马斯所指出的生活世界受系统“殖民”的过程。生活本身变得越来越抽象，家庭也好，工作也好，都变得越来越逼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充满了算计，谈钱谈权，别谈感情，即使是感情也是可以折算成钱和权的。在这样的生活中，难免人变得越来越不快乐。而《我们在天上》这样的温情片正是对这种抽象系统化生活的抵抗。姥爷作为生活世界化身的感性和丰富性，尤其与作为系统化身的体操老师的冷酷和非人性形成鲜明对比。那么多人为此而感动，不是偶然的，我们的生活世界太贫乏了。我们周围充斥了各种文化商品，各种代表社会地位的文化象征，但是没有一个是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那不过是谁有钱谁有权就能获得的东西，我们怎能从中获得我之为我的个人性和唯一性呢？
生活世界的贫乏，是现代性带来的结构转变，真的能通过哈贝马斯略显天真的“交往行动”来逆转吗？今天课上，我们的老师显然没那么乐观，她说“Humpty Dumpty cannot be put together again"（这是一句英语儿歌，意思是蛋打破了没法修好），她认为，与其说哈贝马斯提供的是一种解决方法，不如说是一种历史赌博（historical gamble)。他的主张为历史发展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但最后历史到底会演变成什么样子，我们也无法知道。作为历史洪流中的个人，我们只有在自己可能的范围内抵抗着生活世界的贫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