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恩格尔曼：维特根斯坦在奥尔米茨（Olmütz）

来源：Letters From Ludwig Wittgenstein：with a Memoir. Basil Blackwell: Oxford. 1967. pp.60-68. 作者：保罗·恩格尔曼（Paul Engelmann） 翻译：路德维希（豆瓣） 衷心感谢老友邻 小兵兵 对译文的修改意见 感谢新友邻 ddyy 为我搜集的图片

保罗·恩格尔曼，1891-1965，维也纳建筑家。生于奥尔米茨，在维也纳师从现代主义建筑大师阿道夫·鲁斯（Adolf Loos），也是文学家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的私人秘书。1934年移民巴勒斯坦。1916-1928年间，恩格尔曼与维特根斯坦建立了亲密的友谊，斯通巴罗家（维特根斯坦姐姐玛格丽特家）位于维也纳的房子就是两人友谊和合作的见证。

1.

要对1916年维特根斯坦生活过几个月的环境做一番描述，于我来说很重要。这并非因为维特根斯坦对他所居何处或环境尤其关注。当然，奥尔米茨与维特根斯坦早先进行关键性研究时所处的挪威不同。但就我所知，他在生命后期对环境并不在乎，接受最为简单的物质条件和最低的社会环境，安贫乐道。另一方面，他依赖于所遇之人的性情并对之极为敏感。维特根斯坦在我父母家里接触了我的熟人圈，希望下面对他曾生活过的小镇及其特性的粗略描绘，能够帮助读者视见维特根斯坦当时所处的那个些许奇特的环境。这个环境不仅让维特根斯坦发觉生活可以忍受，也使他当时的心境得到平复。

我的故乡，摩拉维亚的奥尔米茨（Olmütz in Moravia），是一座有着文化底蕴的小镇，这一点从建筑中仍清晰可辨。奥尔米茨与本地区其他小镇不同，在我生活的时候，它仍像一座令人神迷的过往岁月的废墟，从二十世纪的精神低地之中升腾而出。我的童年时光，要么在围绕着两个大型市场而建的墙面剥落的连栋房屋之间度过，或通过一条蜿蜒曲折的小巷钻进早先要塞的狭窄空间中玩耍，或在带有黑色拱形楼梯的小房中度过，抑或住在由一些巨大阴郁的房间构成的公寓中，里面的漆板破败殆尽，住户则是暮气沉沉、走向消亡之市民家庭的最后分支。这样的童年会赋予你一双具有乐感的耳朵，对于那些在较为平常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来说，这类过往事物是难以理解的。

2.

我父母家的环境也有点不同寻常，为了说明这一点，需提及我父亲。他曾是一位商人，在事业惨败之后又白手起家，几年后作为保险代表，他重新为自己和家庭营造了一个朴素但也相当舒适的生活。当然，与从前相比，家道是中落了。更重要的是，父母可能在余生都感觉自己是他们社会环境中的下层人（déclassé）。这种感受之强烈远超实际情形，母亲尤其深受折磨。她的父亲是名医生，那时已故去多年，他的品质和学识备受人们尊崇。我母亲始终无法接受这个小镇社会被一群暴发户控制着的事实。的确，在那一社会团体之中，一个人的价值完全是以金钱、财富和商业上的成功来衡量的。多亏了母亲的个人品质和暖心之举，每一个到来的人在我家都觉得极其安逸，但这却令母亲感到痛苦，因为她无法以她所愿的方式尽情款待客人。实际上，母亲的慷慨时常超出家庭的财力。

我父母都是有文化的人，虽没接受过学院教育，但他们那种建立在人类理智基础上的文学判断力，在周围人群中已然是鹤立鸡群。（例如我的父亲，他年轻时曾在一个富裕亲戚家中当商业学徒，当时他的野心是成为一名演员。早在那时他就已是哥特弗雷德·凯勒（Gottfried Keller）的热心读者。而在当时，也就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凯勒还只是一个相当无名的作者，没人欣赏他真正的价值。）

哥特弗雷德·凯勒，1819-1890。瑞士诗人，德语文学作家。《绿衣亨利》（Der grüne Heinrich）的作者。

我父母尽量避免与小镇的暴发户团体接触。而对方同样也带着暴发户特有的贫乏与自满，反过来鄙视这两个寒酸又自负孤立的人。

我在同龄人里中找到了几个朋友。他们常来我们家，对我母亲十分尊重，她经常参与也很支持我们的夜晚聚会，虽然她更多地是在倾听。正是我的母亲让大家都觉得这些夜晚异常温暖，如家一样。对于维特根斯坦来说尤为如此，只要离开维也纳家庭圈子，他无论在何处都感觉像是身处沙漠之中，孤独、绝望和无援。但在我家里，维特根斯坦却深受感动，以至于有感恩狂喜的感觉。在公开而非私下场合中，朋友们总是很幽默地调侃说我家是“莫里茨广场的宫殿”（Palais on the Mauritzplatz）。莫里茨广场位于市中心，但我们的公寓位于后面，从窗外能看到古老的圣莫里斯教堂的金光。然而，显赫的家庭不会住在这一区域。

当维特根斯坦要在奥尔米茨选择伙伴之时，最令人惊奇的还是其身份：一个来自身世显赫的维也纳大富豪家庭的年轻人。即便故事本身不想引起别人的注意，但细节还是传遍了小镇。人们对此感到困惑，他的身份、背景，跟小镇人的固有观念有着巨大的差异。

3.

现在我描述一下和维特根斯坦的初次相遇。

一天下午，女仆说一位绅士想见我。我走进被称为“柏林会所”（Berlin chamber）的密室（back room）。这个密室构成了公寓的一处拐角，藉着一扇狭窄的窗户，被庭院里的光所照亮，此处也是我和朋友举行晚会之处。当我走进密室的时候，午后阳光中映现出一位身着制服的年轻人的身影，他年近三十岁，但显得年轻。就像当时所有奥地利制服一样，他所穿的炮兵军礼服（artilleryman’s dress uniform）是具有古典美感的艺术品：巧克力色的衣料，高高耸立的衣领，朱红色的袖口十分鲜亮。

维特根斯坦带来了维也纳杰出建筑家阿道夫·鲁斯（Adolf Loos）的问候，后者当时是我的老师。他们俩刚结识不久，我认为这应该是《火炬》（Der Brenner）杂志发行人因斯布鲁克的路德维希·冯·费克尔（Ludwig von Ficker of Innsbruck）向维特根斯坦引介鲁斯的结果。维特根斯坦要去奥尔米茨参加一段时期的军事训练，鲁斯听说后便将我的地址告诉了他，并让他带来鲁斯本人的问候。我原本在维也纳参加鲁斯的建筑课程，但长期拖延的病症打断了学业，我便回到奥尔米茨的家中疗养。

阿道夫·鲁斯，1870-1933。奥地利建筑家。

任何一张脸孔，只要它不是空洞和毫无表情的，要对之进行生动的语言描述以至于让有想象力的读者或听众能够实际地设想这张脸，这个任务鲜有人能胜任。因此，除了上面关于初次见面的描述之外，对于维特根斯坦逗留奥尔米茨时期的外表，我不会再试图去多说什么。

4.

我们的晚会只有少数固定的常客。除了我母亲、维特根斯坦以及我（我的父亲极少出席，大部分夜晚，他都和熟人圈子泡在咖啡馆里）之外，只有三位朋友时常到访：

音乐系学生弗里茨·茨威格（Fritz Zweig）是杰出的钢琴家，他当时也参加炮兵训练课程。在往后一段时期里，弗里茨精湛的钢琴和管风琴表演，为正在奥尔米茨休假的维特根斯坦带来诸多欢乐。后来，他成为柏林国家歌剧院的首席指挥。正如某些天赋异禀的指挥家，弗里茨技艺非凡，能通过哼唱声部来生动地独奏歌剧或清唱剧，并将钢琴弹奏得像管弦乐。他用这种方式为我们演奏莫扎特（Mozart）、舒曼（Schumann）、舒伯特（Schubert）和勃拉姆斯（Brahms）。（正是由于聆听这些演奏，几年之间我获得了较为广博的古典音乐知识，这对于一个不会弹奏任何乐器的音乐门外汉来说是不寻常的。）虽然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在当时仍被尊奉为音乐教皇而免于批判，但在谈话中我们痛骂他，说他是音乐和文化的毁灭者。维特根斯坦并不参与这类痛骂，但也不反对。当犹太会堂没有活动时，弗里茨·茨威格会在会堂里为我们演奏巴赫的管风琴曲，这最是令人心潮澎湃。弗里茨·茨威格父母家里定期举办室内音乐晚会，后来成为维也纳爱乐乐团著名成员的小提琴家格拉瑟尔（Graeser）是参加者之一。只要维特根斯坦在奥尔米茨，他都会来参加这种晚会，并陶醉其中。

弗里茨·茨威格，1893-1984，指挥家、钢琴家、作曲家。生于摩拉维亚，后流亡美国。

另一位朋友是弗里茨的堂弟马克斯·茨威格（Max Zweig），以前是我在高级中学（Gymnasium）的同学，在维也纳学习法律。马克斯当时供职于军队医院的行政办公室，同时创作剧本。马克斯学习法律是出于父亲的强意，完成学业后，他完全献身于自己的文学追求。在随后几年里他写了几个剧本，其中关于阿西西的圣方济各（St.Francis of Assisi）的一部剧，后来在维也纳城堡剧院（Burgtheater）上演。马克斯以绝不妥协的姿态，全然不顾其他，弃绝了尽在掌握的事业和物质财富，以便全身心地献身于上天在艺术方面对他的召唤。这种决绝的姿态让维特根斯坦也印象深刻，他扪心自问在同样情况下会作何抉择。后来，马克斯·茨威格深受著名批评家、哲学家保罗·恩斯特（Paul Ernst）及其理论的影响，恩斯特的理论涉及戏剧和中短篇小说（Novelle）的严格艺术形式，在当时起到了迷途指津之效。

马克斯·茨威格，1892-1992，剧作家。生于摩拉维亚，1938年移民巴勒斯坦。

海因里希·格拉尔克（Heinrich Groag，1893-1973）是我们圈子中第三位，最是热情奔放。和马克斯·茨威格一样，他学习法律，当时过着平民生活，后在炮兵服役。作为一名寡妇的小儿子，海因里希对大哥推崇备至，后者是一位天赋极高的青年学者，是人种学家卢尚（Luschan）的学生，不久在战争中阵亡，这让他们的母亲陷入了绝望之中，在以后几年里也深深地影响着海因里希。

海尼·格拉尔克（我们这么称呼他）是我见过最聪明的人之一。他嘴巴很毒，但他的才智总是出人意料地、精准地击中要害。还在语法学校读书时，他写信向维也纳演员约瑟夫·凯因茨（Josef Kainz）致敬，后者当时是城堡剧院戏迷们的偶像。在回信中，凯因茨邀请这位乡下学童来维也纳欣赏他的演出。这段经历自然会对这位年轻人的计划和雄心产生塑造性影响，但最终，格拉克尔因其母亲之故而决定学习法律。后来，他成为一名成功的律师。

约瑟夫·凯因茨，1858-1910。奥地利著名演员，1873-1910年间在奥地利和德国剧院里红得发紫。

我的弟弟彼得·恩格尔曼（Peter Engelmann）比较富裕，多才多艺，后来作为一名漫画家以笔名彼得·昂（Peter Eng）在维也纳混的小有名气。当时他在奥尔米茨从事半军事性质的工作，但几乎从不参加我们的集会（他住的离家远）。虽然多年以后他和维特根斯坦在维也纳的一个社交场合以友好的方式相遇，但在奥尔米茨时期，维特根斯坦对我弟弟极其反感，这种反感有其根源。维特根斯坦不喜欢彼得的漫画作品，认为它们十分恶毒，影响严重，构图混杂，但却欣赏简洁标题所体现出的独创性。

彼得·恩格尔曼，生于1892年。

彼得为维特根斯坦以及圈子里其他人创作了数量庞大的讽刺画，这些极具穿透力的作品在希特勒时期遗失殆尽，为此我感到深深惋惜。我应该选取其中几张作为本书的插图，因为它们用简单的铅笔素描就再现了整个场景，尤其是维特根斯坦。它们的生动性远非我言语所能及。如果仅是文字描述，有些素描会引起反感，得亏了构图中所体现的令人忍俊不禁的滑稽，才中和了作品中的嘲讽和不敬。

Peter Eng，An Incredible Memory,1928.

我只敢说一个例子。后来在维也纳，维特根斯坦想要拜访我弟家并见见他可爱的妻子，后者是位女画家，生于维也纳，长于美国。彼得创制了一篇令人印象深刻的讽刺作品，名为《斯通巴罗家的一夜》（斯通巴罗女士就是维特根斯坦的姐姐玛格丽特，当时住在维也纳）。在其中，托尔斯泰被表现为一种巨大的怪兽，冠以“列夫·福克斯·尼古拉耶维奇疯人院”（Lew Fux Nikolajewitsch Tollhaus）之名，如枷锁在身的熊一般被牵引着。这篇作品最具攻击性之处在于，它对维特根斯坦的思想信念进行了嘲讽。当时只有我和弟媳在场，彼得向托尔斯泰的崇拜者维特根斯坦朗诵这篇未经删减的讽刺文，维特根斯坦的反应出人意表：他径直从沙发上跌落，笑得前仰后翻，身体由于痉挛而摇晃，甚至在地毯上打起滚来。这幅景象有点怪诞，尤其当它出现在一个严格践行自我控制的人身上，这必定是长期压抑的心理反感的剧烈爆发。

至于维特根斯坦如何评价他在我家接触到的圈子，我记得在他第一次长住奥尔米茨快结束时，曾对我说“圈子里确实充满智慧（There is intelligence there all right）——喂猪都够了”，这句话是维特根斯坦喜欢援引的奥地利俗语之一。但这种表达极易引起误解，如果把它理解成“可以大量获得的东西，因而没有特殊价值”，确实语带轻蔑。但它的意思并非这个圈子里的智慧除了拿来喂猪之外一无用处，而是说智慧多到可以喂猪。因此，维特根斯坦的评价表明他欣赏那个圈子里丰盈的智慧，当然这个欣赏有其限度。

5.

维特根斯坦作为“一年制应征兵”（one-year conscript）入学奥尔米茨的炮兵训练学校，正在找一间屋子。他后来和我说，其最初的想法是借住在市政厅塔（Town hall tower）看门人家里，这也许是因为他事先看了一些屋子但讨厌那些房东。市政厅塔高243尺，是文艺复兴时期建筑的典型代表，也是城市的象征。塔上视野开阔，古老要塞的屋顶以及舒缓延伸的汉那低地（Hanna lowlands）等美景都尽收眼底。瞭望台大约170尺高，大致相当于十层公寓。我提出反对意见，住在这么高又没楼梯的地方会很艰苦，但维特根斯坦不为所动。他顺着阶梯攀爬而上，但厅塔看门人不愿接收借住者，维特根斯坦为此惋惜不已。

维特根斯坦后来在一栋多层公寓楼中租到了一间家具齐备的屋子，这栋楼位于小镇郊区，坐落在通往他就读学校的路上。在奥尔米茨的军事训练期刚开始不久，维特根斯坦就感染了严重的肠炎，不能离开屋子。我母亲时常为他烹煮清淡的食物。出乎他意料，我第一次给他送午餐的时候，装满粗燕麦粥的碗边走边洒，溅到了我那件黑色旧冬衣。走进房间，维特根斯坦躺在床上。“我亲爱的朋友”，他大叫道，“你用善意浇淋我”。“怕是把我自己给淋到了”，我勉强答道。维特根斯坦捧腹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