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路：侯亮平的腐化

《人民的名义》前半部里，侯亮平还是个让人感觉不错的角色，到了后半部，越来越坏味道。整部片子里，有两种腐化，一种是高育良、祁同伟的腐化。一种是侯亮平的腐化。
其实，编剧周梅森一开始是打算让李达康腐化掉的。前半部里，高育良给人印象不错，李达康倒不太好，照那么下去，大家都能猜到结局，所以干脆让高育良腐化了，李达康倒变正面了。这并不是现实，而是戏剧的要求。
高育良、祁同伟的腐化，是显而易见的，人人都看得清。而侯亮平的腐化是隐晦的，不易察觉的，但那种不太对的矫情味，越往后感觉越明显。
这就是，从一个兢兢业业干工作的人，变成一个好出风头的人，自我英雄主义的人。这也是腐化，这种腐化，并不比前一种轻。
只身跑到山水庄园赴会，差点儿让赵瑞龙安排的杀手花斑虎爆了头；在审讯室里和高小凤唱《智斗》；跑到孤鹰岭劝降祁同伟……
搞这些不是作死吗？就不顾及后果和影响吗？
侯亮平为什么没有死呢？因为他死了，反腐败就搞不下去了，编剧不能安排他死。他就抓住这一点儿，在片子里可劲儿造，可劲儿出风头。如果是现实中这样，他早就挂了。因为侯亮平的高调出格，片子越往后显得越寡淡、越不合常情了。
侯亮平绝对不是勇敢，而是愚蠢。勇敢不能不以智慧为先导。蛮勇的人，是活不长的。孔子讲：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侯亮平的后半部戏，就是在既乱又狂的道路上撒腿奔。
孔子还讲：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在生态良好的环境下，是可以有正直的言、正直的行的。但在戏里的汉东官场，那么复杂的斗争形势下，就不能不“危行言孙”了——行为还是要正直，但表现不能不谦逊些、含藏些，否则就是不要命了。
侯亮平是不负责任的。也许，他对国家、对人民、对他的信仰负责任，但他对妻儿不负责任。——你冒着掉脑袋的危险去立功，妻儿怎么办？即便要赴死，也该事先留好遗嘱，把家里的事情安排托付好，以防万一。
侯亮平什么也没做，就冒冒失失去了。这叫什么呢？孤胆英雄吗？不。这叫“小人行险以徼幸”。这就是在赌。
靠赌赢，不是本事。如果不得不死，为了取义成仁而死，固然是很好的，值得赞叹的。如果可以死、可以不死，却拿命去赌一把，那就太草率、太鲁莽了。孟子讲，“死伤勇”，以这种方式死掉，看起来好像是勇敢，实际上是对勇敢的伤害。 真正的勇敢，是愿意长久留下来承受痛苦面对困难。
自己的妻小，是具体的人民，如果连对他们负责任都说不上，说对人民负责，未免大而空洞了。
实际上，两者是很难兼得的。难兼得的原因，在于侯亮平所处的位置，所做的选择。要想兼得，就不要让自己处在难以两全的位置上，如果不得不处在那个位置上，就要光芒含藏。
因此，儒家讲，“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卷而怀之”；“邦有道则智，邦无道则愚，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孔子不大赞同，人可以凭一己之力做成很大的事。“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圣人都很难做到，你能行吗？侯亮平的信仰，说起来是信仰，实际上，是以信仰名义的自我膨胀，认为自己无所不能，无事不办。这离无法无天还远吗？——祁同伟、高育良，不正是这种人吗？
片子最后，连高小琴都不知道祁同伟在哪儿，而侯亮平知道，他在孤鹰岭。可见，侯亮平是懂祁同伟的。他懂祁同伟不是因为他水平有多高，而是因为，他和祁同伟本质上是一类人。只是环境不同，出身不同，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侯亮平的幸运，在于他生在淮南，如果生在淮北，他就是另一个祁同伟。
侯亮平和祁同伟，都不愧是高育良的学生。侯亮平为了信仰，高育良为了权力，祁同伟为了与命运相搏，都对其他一切不在乎了。——本质上，他们都是强烈的个人英雄主义者，都是为了一己进取，敢牺牲一切的人。
进取心是多么可怕的东西，如果不能消解“自我”这个中心，进取必然意味着堕落。越猛利的进取，就意味着越猛利的堕落。除非在堕落显山露水之前就挂了，否则，堕落迟早会来。
像李达康，不也牺牲了欧阳菁、王大路、易学习吗？无论亲情还是友情，都不能不为进取让路。
《人民的名义》，越到后来，越让人感到不太愉快。几大主角里，很难有既令人欣赏，又令人亲切的。像郑乾这种丑角，虽然不太干净，至少还亲切。但这种人当董事长，往后违法乱纪肯定是少不了的。
其实，在体制内，真正老老实实承担工作的人不是侯亮平，而是赵东来、陆亦可、周正、吕梁、季检察长这些人。他们默默无闻，并不显眼，也没风头可出，但很多工作，琐碎的、麻烦的、凌乱的，又得不到领导关注的，正是他们默默承担的，真正值得尊重的是他们。
人一辈子能碰到多少大案要案？日常的工作不都是平凡而枯燥的吗？如果人人都向侯亮平学习、看齐，具体而平凡的工作谁还愿意干呢？高育良、祁同伟的遭遇，不都是极端的自我膨胀造成的吗？侯亮平这种个人英雄主义者一旦受到过度的瞩目和表彰，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组织，带来的消极影响恐怕都要比积极影响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