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迪厄：《海德格尔的政治存在论》——引言

译/汤明洁

引言：偏斜之思

偏斜（louche[1]）。这个词在语法上指：一开始看起来要表达一个意思，但最终却要表达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意思。有些句子会特别使用偏斜，这些句子有某种模棱两可、非常有损话语清晰性的构造。因此，使一个句子偏斜的东西，来自构成这个句子各个语词的特殊设置。乍看来，这些语词似乎有某种关系，但事实上，它们却有另外的关系：这就好比斜视者看某一边，而实际上看的却是另一边。

——尼古拉·博泽[2]，《百科全书方法论：语法与文学卷》

可能很少有什么思想像海德格尔的“纯粹哲学（如克罗齐[3]所言）”那样具有如此深刻的时代和地域意义(1)。“纯粹哲学”不是时代问题，不是对某些在这样一本绝对著作中没有显现却以升华和无法辨认的形式体现出来的问题，所进行的“保守革命家”的观念论式回答。然而，能够以如此深刻地去历史的方式阅读的著作也很少。那些认为《存在与时间》的作者与纳粹有涉的最为坚定的揭露者们，在宣称或阐明作者政治参与的时候，也始终忽略了在文本本身中寻找有关迹象、供认或痕迹。

然而，试图通过拉近海德格尔思想与那些（在体系上接近）等效但又不够博学委婉的话语，来证实海德格尔与历史境况和文化背景坚实又无处不在的关联，诸如此类的作法又是徒劳的。哲学生产的场域相对自主性，使得同样的比较既能用于证明依赖性，又能用于证明独立性。不无悖谬的是，场域的效果，也就是说，通过哲学微观世界的各种特殊限制在哲学话语生产上产生的效果，可以给绝对自主性幻觉提供客观基础，可以据此先验地（a priori）禁止或拒绝将海德格尔在哲学上（也就是在哲学具有相对自主的场域中）的保守革命著作，与诸如桑巴特和施潘[4]这种经济学家、诸如斯宾格勒[5]或容格尔这种政论作者的著作进行对照——可以说这些著作与海德格尔特别接近，而这绝不是因为“何况所有事物都是等同的”。恰当的分析建立在双重拒斥之上：既拒绝将哲学文本视为具有绝对自主性的自负，从而拒斥所有相应的外部参照，也要避免将文本直接还原为生产这些文本的最一般条件。可以承认（哲学文本的）独立性，但条件是必须清楚地看到：这种独立性只不过是（对于哲学场域内部运作之独特法则的）依赖性的另一个称谓；可以承认（哲学文本的）依赖性，但条件是必须意识到：系统性转变对哲学文本效果的影响，只有通过哲学场域特殊机制的中介才能完成。

所以，必须抛弃政治解读与哲学解读之间的对立，并对那些本质上就具有暧昧性（ambiguïté）的文本，也就是涉及两个相应精神空间的两个社会空间的文本，进行政治上和哲学上不可分割的双重解读。因为忽视哲学场域的相对自主性，阿多诺[6]将海德格尔与哲学相关的表达直接关联到其所属阶级派别的特征上：这种“短路”导致阿多诺把海氏好古的观念论当作某个知识分子群体（这些知识分子被工业社会超越，丧失了独立性和经济实力）的表达方式。这里并不是要否定这种关系，更不是要否定阿多诺在“焦虑”或“荒谬”主题与这些主题的制造者实际的无能之间所建立的这一联系，尤其在林格[7]的著作（这本书将演化引向他所谓在统治阶级结构下衰落的“德国士绅”的反动保守主义）之后更是这样。不过，由于不了解哲学场域构造性立场[8]所代表的具有决定性的媒介作用，不了解这些立场与哲学体系的种种基本对立所保持的关系，阿多诺不免脱离了那可以使哲学话语免于直接被简化为其制造者阶级立场的炼金术原则，这也使他无法理解可能具有本质性的哲学定型的效果。

无论是那些以海德格尔加入纳粹之名拒斥海德格尔哲学的贬低者，还是那些将海德格尔哲学与纳粹主义的从属关系分割开来的颂扬者，他们都一致忽视的是：海德格尔哲学可能只是特别审查强制出来的哲学升华，这些特别审查来自哲学生产场域，来自那些决定了哲学家拥护纳粹主义的政治或伦理原则。海德格尔的反对者们执拗地追问传记事实，却不将这些事实与海氏写作的内在逻辑联系起来，他们与海氏的支持者们在“对事实的批判性建构”与“对文本的阐释”之间所明确要求的区分，其实是一致的(2)。一方面，是带有海德格尔公共和私人事件的生平：1889年9月26日，生于黑森林一个小村庄的小手艺人之家，小学就读于梅斯基尔希(Messkirch)，中学就读于康斯坦兹（Constance）和弗莱堡（Friburg-en-Brisgau[9]），1909年在弗莱堡大学学习哲学和神学课程，1913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由此同样可顺带提及，加入纳粹党，发表校长就职演说，以及某些沉默。另一方面，是“洗白（blanchie）”了哲学家所有日常生活事件的知识分子生平。以此之名，“海德格尔讲演课和练习课目录（Verzeichnis der Vorlesungen und Uebungen von Martin Heidegger）”，即海德格尔1915到1958年间的教学清单，成为典范材料：当仅仅被化约为根据合法性进行的现世实践——哲学教学，甚至仅仅被化约这一教学的官方面孔(3)，思想家就与思想完全同一了，而学术生活自此也就被构造为自给自足与自行生发的存在。

然而，即使最倾向于化约的批评者也难免不受打击：在海德格尔全然政治性的写作中(4)，在典型的纳粹词汇以及“缅怀《民族观察家报》（Völkische Beobachter）社论和戈培尔[10]演说”那里，会出现某些带有其哲学个人习语的典型词汇（Wesen des Seins<存在的本质>，menschlisches Dasein<人的此在>，Wesenswille <本质意志>、Geschick<天命>、Verlassenheit<离弃>）(5)。颇为意味深长的是，发表于1933年5月27日，题为“保卫（Selbstbehauptung，被夸张地过度翻译为‘自我确定’）大学”的校长就职演说，常被援引用来证明海德格尔对纳粹主义的归属，但它和理查森[11]的著作(6)一样，可以在海德格尔思想的历史中找到纯粹和完全内在的一席之地。也许，对于这个删节版历史的作者来说，他很难将一个时局性立场的选择当作是与哲学理论（比如反对客观科学的抨击）完全相融（在伽达默尔意义上）的运用。然而，卡尔·洛维特[12]本人很好地说明了这一文本的暧昧性：“魏玛政体垮台之后，与‘调整好步伐’的教授所发表的不计其数的小册子和演说相比，海德格尔的演说极富哲学性并极其讲究，它是表达和创作的一个小小杰作。就哲学标准来衡量，这个演说自始至终具有一种罕见的暧昧性（ambiguïté），因为它成功地将生存论（existentiales）与存在论（ontologiques）范畴运用于历史性‘时刻’，以致于这些范畴产生这样的幻象：它们的哲学意图与政治形势、研究的自由与国家的强制先天就是并驾齐驱的。‘为工作服务’和‘为军队服务’与‘为知识服务’相一致，以致于到讲演结束，听众不知道是应该去读迪尔斯[13]的‘前苏格拉底哲学家残篇’，还是应该加入救世军（S.A, The Salvation Army）的行列。这就是为何我们不能限于从某一纯粹政治或纯粹哲学的视角来评判这一演说的原因。”(7)

根据海德格尔思想与诸如斯宾格勒或容格尔这种散文作者思想的亲和性，而把海德格尔安置在单一的政治领域；或者以诸如他与新康德主义者相对立的名义，把他定位于哲学的“专门”领域，即哲学相对自主的历史之中：这二者是同样错误的。海德格尔思想最独特的特性与效果就来自这个参照的双重性，要对海德格尔思想进行恰当的理解，就必须有意识和有条理地施行海德格尔的政治存在论实际上所造成的双重关系，即只通过哲学的方式表达政治立场。

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保护学术话语免于客观化的最佳方式在于将包含着这些话语存在理性的所有关系之完整体系呈现出来，这个任务需要大量的工作。因此，就海德格尔一例，所需要的工作不多不少正是：重构哲学生产的场域结构，以及造成此哲学生产之结果的整个历史；重构大学的场域结构，这个场域为哲学家行业分配（如同海德格尔乐于称谓的）“场所（site）”、指定功能；重构权力的场域结构，这个场域决定了教授的席位及其未来，由此，逐步地重构魏玛德国的整个社会结构 (8)。只要衡量一下这一事业的规模，就可以看到科学分析注定招致两种人的联合批判：一种是（哲学）形式的捍卫者，这些捍卫者认为，除了对著作的内在沉思之外，所有其他路径都是亵渎或庸俗化；一种是那些知道在“最后的分析”中应该考虑什么的人，他们以分析的名义毫不顾忌地占踞思想，废除对行动的所有分析中必不可少的限制。

[1] Louche，法文，意谓：暧昧的，不光明正大的，可疑的，浑浊的。英文版用skewed（主要指歪的，斜的，偏的，歪曲的）来翻译Louche一词。此处似有言在此意在彼之义。

[2] M. Beauzée，Monsieur Beauzée（博泽先生）的缩写，即Nicolas Beauzée (1717-1789)，法国语法学家，在《百科全书方法论》中撰写了条目。此处按照其全名译出。

[3] 贝奈戴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1866-1952)，意大利哲学家、历史学家、作家和政客，意大利自由党创始人。

[4] 维内尔·桑巴特（Werner Sombart，1863-1941），德国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奥特马·施潘（Othmar Spann，1878-1950），奥地利保守主义哲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

[5]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德国历史学家、历史哲学家，主要关注数学、科学和艺术，以著作《西方的没落》闻名。

[6] 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1903-1969），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音乐理论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的主要代表人物，社会批判理论的理论奠基者。

[7] 这里指的是林格（Fritz K. Ringer，1934-2006）的一部名著：《德国士绅的衰微：1890-1933年的德国学术共同体》（The Decline of the German Mandarins：The German Academic Community 1890-1933，Cambridge，MA，1969.）

[8] “Position”一词在布迪厄那里，常常既指位置，又指立场，这是一个用来破解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间对立的概念。布迪厄认为，一个场域的结构其实就表现为各种位置的集合，占据这些位置的行动者其立场与其所据有的位置具有同构性。要避免将海德格尔的哲学直接化约为他在社会空间中所占据的位置所代表的立场，应该透过哲学场中的诸位置这一中间环节才能理解，因为哲学场中的诸位置必然会受到哲学场自身的游戏规则的制约。

[9] Freiburg im Breisgau是德国巴登-符腾堡州Breisgau地区的一个城市，除此之外，在德国西北部和瑞士也有叫做弗莱堡的城镇。

[10] 保罗·约瑟夫·戈培尔（Paul Joseph Goebbels, 1897-1945），德国政治家、演说家。曾担任纳粹德国时期的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1933-1945），精于操控群众、蛊惑宣传，被称为“纳粹喉舌”，以铁腕捍卫希特勒政权和维持第三帝国的体制，被认为是“创造希特勒的人”。

[11] 威廉·约翰·理查森（William John Richardson，1920- ），当代美国哲学家，是最早将海德格尔哲学引入英语世界国家的介绍者之一。现为波士顿大学名誉教授。

[12] 卡尔·洛维特（Karl Löwith，1897-1973），德国犹太裔哲学家，海德格尔学生。

[13] 赫尔曼·亚历山大·迪尔斯（Hermann Alexander Diels，1948-1922），德国古典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