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最需要诗歌的时代: 记第二届剑桥徐志摩国际诗歌节

                
                
古罗马哲学家Marcus Tullius Cicero曾说，如果你拥有一座花园和一间图书馆，那么你就拥有了一切。此刻我们就坐在剑桥大学克莱尔（Clare）学院的侪辈花园（The Fellows Garden）中，凝视着21世纪最出色的诗人们用词语在空中搭建的图书馆。
                
                
时值八月中，英格兰最艳丽的季节。雪松，欧楂果树和柏树绕着这座1930年代的花园，竖起一道声音的过滤网，将过于喧嚣的闹世隔绝在外。在这片奢侈的静谧里，天色时晴时暧，映水兰花雨发香；玫瑰在刺藤上竭尽全力地盛放着，有如柴可夫斯基笔下的黒天鹅。侪辈花园的设计师，20世纪初的园艺家Nevill Willmer是一位色彩大师，深谙蓝色在黎明时变薄，黄色在晚霞中成金的艺术。为我们朗诵的诗人们也是一样的，只不过锄头换成了笔。笔下之花，浮翠流丹。
感谢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康河文化遗产保护计划”，借徐志摩的芳名，为我们带来这一年一度的中英跨国诗歌界最大的盛会——剑桥徐志摩国际诗歌艺术节。
1921年至1922年，中国近代新月派（Crescent Moon）代表诗人徐志摩曾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就读。1928年，徐志摩故地重游，写下了《再别康桥》。语轻如羽，情谊却是深厚的。徐曾在《吸烟与文化》里说：“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的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三年后，诗人在空难中乘鹤而去，他的“康桥情结”却俘获了一代又一代追求西方自由民主精神的国人。康桥边上一块用中文铭刻着诗人诗句的石碑：“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亦成了剑桥的名胜之一。
                
                
石碑的始作俑者，《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现代世界的诞生》等巨作的作者，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英国人类学家Alan Macfarlane（艾伦麦克法兰），曾多次到中国旅行访问，对中国文化理解颇深，“徐志摩国际诗歌节”是他和其志同道合的同事王子岚以及团队，自2015年后，在康桥之上搭建的另一道桥梁。
当年徐志摩为了打开一个未知的世界，西装革履，风神消散地走入英国社会，与伍尔芙，狄金森，福斯特等为代表的布卢姆斯柏里（The Bloomsbury Group）文学小组结成中国新月派的“镜像同盟”，一起度过了剑桥学界的黄金时代；大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中国新诗已经走过100多年，徐志摩时代的诗歌派系或早已“过时”，诗人的康桥却仍是坚固的，东西方文化艺术交流的欲望也因共同面对一个全球化的消费时代，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为迫切。
今年的徐志摩国际诗歌节是第二届，主题是“花园”。问“对‘花园’这个主题有何感想”？银发如霜，穿着蓝色印度水花裙，神情自若的英国汉学吴芳思（Frances Wood）答道：“英国人对花园有一种超乎寻常的热情，在花园里读诗，早在亨利八世就已是我们的一个传统。”——它何尝不也曾是中国文人的传统？踏青游园，赏花诵诗，从屈原到汉武帝，从张横到嵇康，从陶渊明到王维……古人留下的咏花诗词千万首，作品与花鸟园林联姻的炙热度，丝毫不亚于英国的田园诗，抑或18世纪将大自然视为“灵媒”的欧洲浪漫主义诗派。对于这种相似性，吴芳思笑道：“考古学家总是把那些在同一历史时期，不同国度和地域发生的相似事件，看成是一种巧合；而我更愿意站在人类学家的角度，把它们看作是人类共通性的结果。”
今年应邀在侪辈花园朗读的诗人有北岛，杨炼，欧阳江河，杨克等中国当代诗歌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还有意大利70后著名诗人Elisa Biagini，南美洲特立尼达家喻户晓的诗人Vahni Capideo，英国当代诗人Lavina Greenlaw 和Rod Mengham，马其顿诗人Nikola Madzirov，斯诺维尼亚国宝级诗人Alex Steger等。诗歌节为期两天，第一天是朗诵，第二天是讨论。
古老的花架底下，听众围成T型，诗人站在听众之间。和表演厅或大学讲台不同，“花园”提供着一种小型的，亲密阅读和私下交流的可能性。每一首诗，都是苛刻的诗人自己千挑万选的佳作。
北岛，汉学家吴芳思曾与友人一起鼎力相助过的，九十年代的流亡诗人，今天香港大学中文系的教授，《今天》文学杂志的主编，70后文学青年心目中“熟悉的大师”……正坐在听众席上某个不显眼的角落，在没有轮到他的时候，静静地聆听着草坪上的朗诵。墨蓝色的西装和白衬衣笔直地挂在他那消瘦的身躯上，方形眼镜片上不时反射着花园里某个静止的瞬间。这位在文革中做过11年建筑工人的诗人，长着一张似乎不太对称的，清癯的脸，只有八大山人的焦墨才能画出来的枯澹的浓眉。他的气质和当下流行的各种中国风如此格格不入，倘若他独自走在剑桥的石板路上，在那些举着自拍神器的成功的国人之中，定似一个逆行的幽灵。
也许正是因为这层独特，他写出了“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寒鸦终于拼凑成／夜：黑色地图／我回来了——归程／总是比迷途长／长于一生”……等等无数震撼人心的诗句。
北岛不接受采访，我只能找缝隙和他说话，更多的时候，是聆听。轮到他的时候，他朗诵了我们都很期待的《时间的玫瑰》：“当守门人沉睡／你和风暴一起转身／拥抱中老去的是／时间的玫瑰……”他的声音深沉，时起时伏，细瘦的胸腔里仿佛埋伏着一张鳄鱼皮作的战鼓。他结束朗诵之后，不懂中文的南美洲特立尼达诗人Vahni Capideo悄悄对我说：“中文真美！我好像听到了声音的图案。”
                
                
诗人杨炼朗诵的是其新作《四桥烟雨楼的飞檐》：“……公子 那就追吧 那鬼魂船娘／还得继续为鬼魂诗篇斟酒／醉眼中写尽的 无尽的 仅仅一行……”他的声音豪迈，洪亮，读到高亢之处，仿佛就站在飞檐之颠，一头古囚般的蓬松长发，化为风向的标志。艾伦金斯堡评他的诗：“以表现‘中央帝国’众多历史时期生存的痛苦著称”；《爱丁堡书评》说“他的每首诗迸射出急迫的能量，触目地超出了阴郁压抑的题材……”而他对自己的评价是：“我身上不仅有死掉的屈原，更有活着的屈原；不仅有死掉的杜甫，更有活过千百次的杜甫。” 杜甫的流离，落魄和饥寒交迫，身为共和国第一代外交官之子的杨炼能感同身受，实属不易。
                
                
“在玻璃中，物质并不透明／整个玻璃工厂是一只巨大的眼珠／劳动是其中最黑的部分……”贾樟柯在他的影片《二十四城记》（2010年）中曾借这段四川诗人欧阳江河的诗句作题词，画龙点睛，一时间大江南北，脍炙人口。其实，它早就经由1987年的《诗刊》而红遍全国了，据说当时的《诗刊》是全世界发行量最大的刊物（出自《中国现代诗论——伊沙谈诗》），其编辑是诗人王家新。那个年代，中国诗人被誉为“知识分子诗人”，当几亿人都在疯狂赞美劳动和其剩余价值时，欧阳江河书写的却是“劳动中最黑的部分”。
                
                
此刻，这位桀骜的诗人就站在我们面前，朗诵着他的《花园》——这是他专门为此届诗歌节创作的作品：“……一个化身为夜雾的偷花贼／在深夜的花园里睡着了／他梦见自己身上的另一个人／被花偷去，开了一小会儿／……这片刻的开花／一千年过去了……”他朗诵得非常专注，忘情。他的专注，几乎是孩子式的——诗歌节期间，我们和他一起到剑桥的Fitzwilliam博物馆看名画，他站在17世纪意大利巴洛克画家Salvator Rosa的《Human Frailty（人性的弱点）》面前，惊叹不已。画作中表现的是黑死病卷席中的那不勒斯，骷髅附体的死神向母亲和她怀中的婴儿伸出双手。而让他感动的却是“母亲脸上的安详和婴儿嘴边的甜蜜。”
                
                
那些来自小语种国家的诗人们的朗诵，同样也是饱含激情，惊心动魄的。马其顿诗人Nikola Madzirov说他“在用三百万人的语言写诗”——语种虽小，诗人对母语的热情却是终身而巨大的。
朗诵结束之后，Nikola Madzirov和杨炼私下讨论起“在一个越来越商业的社会，诗歌翻译怎样因为遭遇资金困境，而一步步地成为难题”；我则和特立尼达诗人Vahni Capideo溜出去喝咖啡。她诚实地告诉我，她在她的国家是“National（国民）”诗人，她的作品和新闻经常被报纸登载，但她却没有能力靠写诗养活自己：“人们情愿买圣诞卡片，也不买诗集；没有版税，诗人只能靠其他方式活下去。” Vahni Capideo曾从事过很多工作，牛津英语词典的编撰，《加勒比书评》特约编辑，联邦作家协会的项目主管，剑桥大学的诗歌研究员……“很快我的研究就要结束了，下一步去哪还尚未可知。”
我们谈到个人资产，她说：“我有驾照，但是没有车。”
诗歌节快要结束的时候，我问汉学家吴芳思：“你认为这是一个最需要诗歌的时代么？”她说：“这个时代正在经历着一个巨大的转型，赚钱的欲望几乎主宰着一切。从这个角度来说，是的！这是一个最需要诗歌的时代，因为诗歌是精神生活枯竭时的强大救济。”同样的问题，我也问了北岛：“每个时代都需要诗歌，但如何证明这是一个最需要诗歌的时代呢？”他温和地答道：“我们生活在一个‘中产阶级’中国里，中产阶级是不需要多少诗歌的。但是我觉得很多人渴望改变，尤其是很多年轻人，他们正在改变，也许是因为个别突发事件，比如爱情；也许是因为一首诗，因一首诗，内心世界彻底地发生了变化。希望是这样吧！”
（摄影师：葛达龙。《英中时报》本周头条，未经许可，请勿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