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仲旭的好日子

孙仲旭的好日子
云也退
（刊于《中国故事》）
我喜欢两样事情，一个是读文学译作，另一个是听相声。每次听人谈译者稿酬太低，就像听人抱怨相声怎么不再讽刺一样，觉得很没劲。翻译是一个求仁得仁的工作，只要干了翻译，就不会抱怨稿费太低，而想多赚点稿费的人，也不会去干翻译。
过去跟孙仲旭交道很少，他的名字只是从书封上看到。“咦，他又翻译了一本。”“哟，他连这个作家都翻译了。”“哈，怎么又是他。”种种印象，让这个人既抽象又鲜活。编辑们则时不常地会提到孙，他们都是一条心的，都想做出一本好书。市场社会，这种关系太难得，所以孙仲旭口碑很好：尽人皆知，如果得靠着合同里违约条款的约束，人才能去做好一件事，那这种合作就太惨了。
但我又觉得，译者跟编辑，其实，理应特能理解彼此的心情。
有几个人，会去注意版权页上的责编的名字呢？又有几个人，像我一样对译者的名字这般敏感？他们的处境是相似的。很多人如我，一直读小说，读着读着就想自己写，我想象书中的某些漂亮的段落是自己写出来的；但有一些编辑，一直在编国外小说，编着编着自己就着手翻译。他们“技痒”止于所谓的“再创作”，而不是自己创造一个故事世界；他们的快感，封顶在了以完美的汉语传达洋人原作之精气：他们视此为大。
不只一个文学译者，向我述说过类似的意思：我觉得以我之才，不足以搞创作。言下之意，做翻译是他们量力而行的选择。可是，天哪，究竟是不能写作才去搞翻译，还是积年累月的翻译，使得他们不相信自己还能写作了？有不少本土作者善于“山寨”，袭用洋作者的灵感，甚至仿其句式，而被他们山寨的蓝本，却经了译者字字句句的推敲，唯恐于原文分毫有损。
一直被模仿，从未（或很少）被尊重——于是总有人在呼吁提高译者收入。但是，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我说的是那些真正的鱼，孙仲旭这样的鱼。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但在我等看来，暖的时候多一些，哪怕所译的往往是些格调冷清的小说。命运待他已相当不薄，刚认识时，我就把他的英文名Luke识作Luck，心说此人应该特别容易满足。果不其然，他跟我说，他运气很好，本职工作是处理海运贸易中的法务纠纷，养家是足够了，还有余裕可用于买书，余暇可用于译书。我回答，海商法务，就是离岸价格、到岸价格、共同海损之类的咯？他的大圆脸亮了一下：“嘿，你怎么知道这种术语？我都是进了这行之后才慢慢懂的。”
这哪里是运气，简直是洪福啊。
文字中人，简单起来真可以这么简单。外人不易理解：一本一本地出版译作，这又有什么呢？哪来的满足感呢？有时我看着封口上那些字：译者某某某，现任某大学副教授/讲师，出版有哪些作品，发表论文若干篇，云云，写多了饶舌，写少了吧又寒酸，甚或还会被视为“高冷”。也许我想多了，但我看过太多译作，我知道头脑正常的译者会多么在乎留下的字，又多么不在乎署下的名。他们不能在乎，在乎了就会不满足，在乎了，就什么都不用干了。
所以孙仲旭们必须冲淡，心怀一种“如无必要，勿增实体”的通透。投入多大的努力，一年两年，五年十年，体现在别人眼里不过就是一块统一规格的封面，真有“广厦万间，卧眠七尺”的味道。但他们得认这个命。译者在后记里谈“译事之艰”，例行公事地（在我看来是这样）感谢所有要感谢的人，妻儿老小、师友、责任编辑，等等，得明白这都是写给自己看的，自己在乎，但不可妄企他人的在乎。甚至作者也是，多少次我看到卷首的“致中国读者”，心中便想：“中国读者”，这个人群有多大呢？其中又有多大的比例，会在乎这个“致”呢？
写字从来便是一桩枉抛心力的事，不仅如此，字与字之间通常是敌人，因为它太多了。有记者问英国作家马丁•艾米斯，为什么文学界总出劣质作品，出不堪的事，音乐界和美术界就太平得多，是不是前者水准太低？艾米斯说：你想评论一幅画，你不可能画一幅画；你想评论一支歌，你不可能唱一支歌；但你要评论一篇作品，你多半会写一篇文章，而且所有人都能插嘴看热闹。爱评别人的字的人，总是无视或故作不知这一点。
如此，写字者最大的慰藉，甚至不是拿到高额酬劳——那已经不叫慰藉了——而是看到多少自己钦敬的前贤也长期苦于枵腹，忧于来日。看孙仲旭译作豆列，他所译之前辈作者，我读过的很有限，但我知道西尔维亚•普拉思曾经四度自杀，雪莉•杰克逊英年早逝，雷蒙德•卡佛挣扎在赤贫线上，理查德•耶茨的抑郁很有名，乔治•奥威尔在年近不惑时仍在为生计恐慌，急于找份工作，最后好歹在BBC当上了战时播音员。可他又太认真，整日愤恨于战时媒体的满口谎言、扭曲事实，他写《一九八四》，部分灵感便来自在BBC所受洗脑的经历。
也许他觉得，能译这些书，译了还能出（不说“让中国读者认识了某某某”之类的俗话），便是幸运吧。普拉思，奥威尔，杰克逊，耶茨，深受耶茨影响的卡佛，还有早早隐居的J.D.塞林格，甚至包括伍迪•艾伦，此外，还有孙仲旭虽未翻译，却影响了耶茨、卡佛等人的菲茨杰拉德。这些人，因为孙的缘故好像结成了一个共同体。平时，作家会私淑某前辈，效其为文风格，顶礼膜拜，读者读了某人的书，也会号称“某某某门下走狗”；那么译者呢？和奥威尔一样，孙仲旭也是个太过认真的人，不能把作品仅仅当作作品，当作一具标本，一个“他人的故事”，他每译一本，便要没入作者的内心一遭，衣其衣冠其冠，从头进去，从脚出来。他既不敢谬托知己，也不敢妄称学徒，因为，他是他们的试棺者。
他译奥威尔和塞林格时，我便问他为何去做一些炒冷饭的事。在我看来，普通读者如我，岂能放弃董乐山、施咸荣译本，来选读你的译本呢？董、施皆有大师才子之名，纵你有强过他们的地方，如不做一些宵小之事，例如断章取义，腆着脸吆喝自己，想有所“成”，可能性太小。孙仲旭说，他就是喜欢，喜欢，再加上编辑的邀约，这事就做了。
我知道他有多爱奥、塞二位，塞林格的《九故事》里有一篇“逮香蕉鱼的好日子”，翻译，哪怕是重译奥与塞，则是孙仲旭的好日子。或许，他也喜欢这两人的气质：奥威尔厌世，塞林格避世，后者的避世，跟托马斯•品钦之类还不同，他更彻底，更冷绝，不留任何沽名钓誉的口实。而奥威尔呢，孙从这位享寿不足五秩、病恹恹、阴沉沉的作家试手起步，他说他译《一九八四》，译到嚎啕大哭。
不读文学的人，不知道这痛哭中包含了怎样的幸福感。
我不太与他交流，也不太看他留在互联网上的痕迹。他喜欢把平时看到的词抄下来，隔一阵就发在博客上，看得出有多用心，不懈地增扩自己的词汇量。只有一次，我帮两个做海外贸易的朋友看合同，想到孙仲旭，打电话给他问几个专有名词该怎么翻译。联络完毕后，我跟那俩朋友讲这位“幸运儿”的事，他们也都是些文青情结很重的人，但生活，催着他们去谋生、经商、创业。
而现在我猜想，即便是如此的幸运，也不能削平平和的孙仲旭内里的崎岖；甚或正是这种命运，才让他无法忍受继续这样下去，去面对又一个黑夜过后的白昼。他大概也无法忍受自己的分裂了吧：以文学翻译为生之酷爱，却还得蹭蹬俗世聊以哺给，无法倾身于所爱之中，犹如海因里希•冯•奥夫特尔丁根无法觅获那朵梦中的蓝花。而他因之分裂的处境，在那些不懂、不读、不屑文学，自然也不会去“凝视深渊”的人看来，难道还不值得他烧一柱高香，额手称幸么？
可惜，他留下的检视自己内心的文字太少。认真活着的人，必须彼此取暖，就像约翰•斯坦贝克所说的，你讲一个故事给我听，我讲一个故事给你听，然后互相说着：“哦，我也遇到过这样的事……”以前读普拉思自传小说《钟形罩》，很疑惑这么沉重的书有啥好欣赏的，一个女诗人亲身记录自己的毁灭，以女性少有的滑稽戏谑起笔，一步步进入常见的可怕的抑郁心境，时间越过越快，因为生活的内容越来越寡淡、乏味、陈陈相因，再无新人可期，再无鲜美的云在月上飞扬。这是来给人添堵的么？还是相反，带给我们一场掩卷痛哭的幸福？
普拉思、耶茨、卡佛、菲茨杰拉德，他们写的都是人的失败，也许他们悄悄地在Luke Sun先生的心里植入了内伤，影响了他对生的理解和认知。那些主人公，无可挽回地毁于他的人性弱点：他们建房子，他们铺路，他们相爱，然后，作者飞到空中或跳到对岸，高喊着“完了，完了，都完了”。我们凝眉，怅然仰首：是啊，怎么就都完了呢？
上半年，圈内人都知道孙仲旭去非洲了，照例在信息平台上发些旅游照片。他喜欢拍照，拍个背影，拍个侧脸，拍他眼里有意思的场景，如同随手抄下刚刚看到的词汇。他回来了，然后，在这个名不符实的夏季的尾声选择了弃世，留下了37本已出版的译作和4本待出版的已竣译稿，还有一片物伤其类之声。
于是我发现，他和他翻译过的那些人，真的是一体的，也许躺入墓穴之后，灵魂便再也没有起来。面对虚无作最后的挣扎，让时间稍稍过得慢一点，增加一些新鲜，也许是写作最大、也是最后的动机，孙仲旭幸运地能够体会到这一点，并亲身抵达。是的，还是让我们不建房子也不铺路吧；我们建一座房子在心里，铺一条路缠卷起来在灵魂里。我们在内部都会不死。在内部，一位杰出的译者能得到他想要的圆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