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孙歌:“亚洲”、"亚洲原理"和“京都学派”
整理总结自孙歌老师讲座笔记。(2014.6.6)
1、亚洲概念和亚洲崛起
亚洲是以实体为基础,有弹性的历史概念。所谓历史,是发生在特定空间内一段一段的时间(非自然的均质的时间,而是高度凝缩的历史瞬间)。魏源《海国图志》提出了地理概念的亚洲。日本曾经在昭和年间谈论早期亚洲主义,这表明了他们后期潜在的侵略可能性,但是催生了一群开明的“大陆浪人”,大陆浪人曾经帮助印度的民族独立事业,支持过孙中山的民主革命。
Tips:中村屋咖喱店,曾经收留过印度革命者,后来革命者成了上门女婿,开发了改良版的日式咖喱。
日本早期的亚洲主义一开始是希望亚洲别国一起强大起来,对抗修列强,后期变成以日本为中心对抗列强。福泽渝吉在“脱亚论”中谈到,西欧带来了病,自己必须“感染”病,才能获得“抗体”,感染病的途径就是脱离亚洲的“恶友”。“抗体”指的是一种理念形态。
而中国,几乎没提到过“亚洲主义”,在1909年李大钊的《新亚细亚主义》和孙中山的神户讲演中谈到过亚洲主义的概念,但是都是针对日本“大亚细亚主义”的反命题。所谓反命题,也就是说受制于命题,表达范围十分有限,而且是不可持续的。
不过,让“亚洲”这个理念进行知识生产的区域还是在东亚。1955年,万隆会议召开,“亚非拉”的概念在会议上被证实提出,同时,美国取代西欧,开始渗透亚洲。这时候“亚洲崛起”,成为了一个较为吊诡的问题。
事实上,“亚洲崛起”的概念是西方提出的,如今虽然现代化的概念已经被进行了一定的改造,但是必将伴随着对资源的掠夺和垄断,这——意味着威胁,西方在警觉。“和平崛起”可能会成为另外一种现代化的方式,但是目前还没有人能提出一种具有可行性的方法。到底有没有办法能在不扩张、减少剥夺的前提下实现现代化呢?
2、“亚洲原理”——普遍性与多样性
我们总是喜欢挪用西方历史学的概念,将其修改、变形,对自己的文化进行解释,但是,事实上并没有一个统一的“亚洲原理”。这也带来一个全新的问题——为什么要把亚洲这样一个多样性的综合体来一体化考虑。
每当我们谈论起“亚洲”概念的时候,其实使用的都是外部视角,比如如果在欧洲人的面前说起“你们欧洲”,对方一定会问具体指的是哪个国家,同理,说“亚洲”,也不会是亚洲人自己说自己。事实上,任何一个地域的概念都是不自足的,总有融合和互动。
Tips:欧罗巴在绘画当中的形象最早是一个小亚细亚面孔的女子,说明地中海文化和亚洲文化交流深远,欧洲一开始并不是把亚洲作为他者,来确立自身的优越感,直到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为止。
但是“欧洲原理”还是有的,由欧洲生产,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美国也参与了概念制造。我们谈论“亚洲原理”,认为它是一种普遍性原理,但这实际上是把原理庸俗化的表现(如“放之四海而皆准”/“普世价值”),抹杀了具有经验性的材料,把问题“下降”到了讨论“普遍性”的层面。
亚洲不是一个整体,其非整合性高于欧洲,“多样性”本身才是普遍的,西方在经历后殖民之后认识到了多样性的重要性——只有真正的“意义”被多元化了之后,才能被人认可。他们的多元实际上是一元下的多元,并且有着太强的西方理论传统。亚洲主义具有得天独厚的多元调解,也意味着无法以任何一种主义为中心。
现在讨论“亚洲原理”,所要做的就是把被抽出来的低级的普遍性原理(某一种形而下的经验),通过转化成一种自我认知的媒介,媒介又触发其他的经验,最终生产出不可复制、不可挪动的经验形态、也就是具有饱满的形而下之理。人类学的历史也是非一元的,比如对某些少数族群的观察,就是把一种经验转化为媒介,由媒介而拓展视野。
Tips:沟口雄三著作集、李贽的“形而下之理”
3、“京都学派”的评价
京都学派代表着当时学术界的最高水准,他们也是有野心的哲学家——甚至想要改变历史。他们以为通过学术论述就能通过推动官方来改变现状,继而改变世界,但是他们忽视了政治学中的一个基本前提:政治不能为学者所利用。
虽然他们提及了“大东亚共荣圈”的概念,但是不能说他们就是法西斯主义者。在二战中,这群许哲几乎被消灭,后来得益于海军系统的帮助才得以幸存。总而言之,他们之间从事历史学、哲学研究的人较多,还有马克思主义者,一直致力于知识的再生产,没有足够的参与政治必要的修养和分析能力,所以被利用了。
关于他们的三次座谈会,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进行的,不能用如今的知识感觉进行想象——在当时的历史环境当中,反对官方的声音都被封杀,知识分子被灭口,只能用一些发声的策略。他们的讨论客观上寓言了世界大战的爆发,为自己赢得了社会声誉,成为了当时的预言者。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甚至连左派都支持出战,1942年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之时,日本全国的综合性杂志都在讨论此事,左派还宣称要把战线推到缅甸,这都和当时特殊的历史氛围有关。
总而言之,京都学派的学术训练非常好,但从事知识生产的知识分子,大多缺乏时代的紧张感,他们的思想具有特色,也较为松弛。他们想要利用政治,反而帮着政治人物背了黑锅,被利用了。
4、其他问题
——为什么要研究历史?
——人类区别于动物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人类有历史感觉,会从自身的经验中得到反馈,也会从前人的经验中寻找可利用的思想。历史的时间不是自然时间,而是高度凝缩的历史瞬间,所以人们关注历史的时候,总是寻找思想家。同时,要让人活在当时的历史中,不能用当代的知识感觉,去取代当时人物的知识感觉。
——可以用儒家学说对抗西方哲学吗?
——不可。首先就设立了中西方的对立,还把自己放在西方反命题的角度上,不可持续。
——为何要看西方理论?
——扎实西方理论学术训练可以训练人的理论想象力。
——何谓和而不同?
——指的是不应当为了“和”而灭掉“不同”,思考的时候必须把差异性作为前提,在差异中思考什么才是真实的。比如人与人有永远无法共享的部分(不同),这个时候的可沟通性(和),指的就是双方在尊重的前提下所达成的一致性。
1、亚洲概念和亚洲崛起
亚洲是以实体为基础,有弹性的历史概念。所谓历史,是发生在特定空间内一段一段的时间(非自然的均质的时间,而是高度凝缩的历史瞬间)。魏源《海国图志》提出了地理概念的亚洲。日本曾经在昭和年间谈论早期亚洲主义,这表明了他们后期潜在的侵略可能性,但是催生了一群开明的“大陆浪人”,大陆浪人曾经帮助印度的民族独立事业,支持过孙中山的民主革命。
Tips:中村屋咖喱店,曾经收留过印度革命者,后来革命者成了上门女婿,开发了改良版的日式咖喱。
日本早期的亚洲主义一开始是希望亚洲别国一起强大起来,对抗修列强,后期变成以日本为中心对抗列强。福泽渝吉在“脱亚论”中谈到,西欧带来了病,自己必须“感染”病,才能获得“抗体”,感染病的途径就是脱离亚洲的“恶友”。“抗体”指的是一种理念形态。
而中国,几乎没提到过“亚洲主义”,在1909年李大钊的《新亚细亚主义》和孙中山的神户讲演中谈到过亚洲主义的概念,但是都是针对日本“大亚细亚主义”的反命题。所谓反命题,也就是说受制于命题,表达范围十分有限,而且是不可持续的。
不过,让“亚洲”这个理念进行知识生产的区域还是在东亚。1955年,万隆会议召开,“亚非拉”的概念在会议上被证实提出,同时,美国取代西欧,开始渗透亚洲。这时候“亚洲崛起”,成为了一个较为吊诡的问题。
事实上,“亚洲崛起”的概念是西方提出的,如今虽然现代化的概念已经被进行了一定的改造,但是必将伴随着对资源的掠夺和垄断,这——意味着威胁,西方在警觉。“和平崛起”可能会成为另外一种现代化的方式,但是目前还没有人能提出一种具有可行性的方法。到底有没有办法能在不扩张、减少剥夺的前提下实现现代化呢?
2、“亚洲原理”——普遍性与多样性
我们总是喜欢挪用西方历史学的概念,将其修改、变形,对自己的文化进行解释,但是,事实上并没有一个统一的“亚洲原理”。这也带来一个全新的问题——为什么要把亚洲这样一个多样性的综合体来一体化考虑。
每当我们谈论起“亚洲”概念的时候,其实使用的都是外部视角,比如如果在欧洲人的面前说起“你们欧洲”,对方一定会问具体指的是哪个国家,同理,说“亚洲”,也不会是亚洲人自己说自己。事实上,任何一个地域的概念都是不自足的,总有融合和互动。
Tips:欧罗巴在绘画当中的形象最早是一个小亚细亚面孔的女子,说明地中海文化和亚洲文化交流深远,欧洲一开始并不是把亚洲作为他者,来确立自身的优越感,直到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为止。
但是“欧洲原理”还是有的,由欧洲生产,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美国也参与了概念制造。我们谈论“亚洲原理”,认为它是一种普遍性原理,但这实际上是把原理庸俗化的表现(如“放之四海而皆准”/“普世价值”),抹杀了具有经验性的材料,把问题“下降”到了讨论“普遍性”的层面。
亚洲不是一个整体,其非整合性高于欧洲,“多样性”本身才是普遍的,西方在经历后殖民之后认识到了多样性的重要性——只有真正的“意义”被多元化了之后,才能被人认可。他们的多元实际上是一元下的多元,并且有着太强的西方理论传统。亚洲主义具有得天独厚的多元调解,也意味着无法以任何一种主义为中心。
现在讨论“亚洲原理”,所要做的就是把被抽出来的低级的普遍性原理(某一种形而下的经验),通过转化成一种自我认知的媒介,媒介又触发其他的经验,最终生产出不可复制、不可挪动的经验形态、也就是具有饱满的形而下之理。人类学的历史也是非一元的,比如对某些少数族群的观察,就是把一种经验转化为媒介,由媒介而拓展视野。
Tips:沟口雄三著作集、李贽的“形而下之理”
3、“京都学派”的评价
京都学派代表着当时学术界的最高水准,他们也是有野心的哲学家——甚至想要改变历史。他们以为通过学术论述就能通过推动官方来改变现状,继而改变世界,但是他们忽视了政治学中的一个基本前提:政治不能为学者所利用。
虽然他们提及了“大东亚共荣圈”的概念,但是不能说他们就是法西斯主义者。在二战中,这群许哲几乎被消灭,后来得益于海军系统的帮助才得以幸存。总而言之,他们之间从事历史学、哲学研究的人较多,还有马克思主义者,一直致力于知识的再生产,没有足够的参与政治必要的修养和分析能力,所以被利用了。
关于他们的三次座谈会,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进行的,不能用如今的知识感觉进行想象——在当时的历史环境当中,反对官方的声音都被封杀,知识分子被灭口,只能用一些发声的策略。他们的讨论客观上寓言了世界大战的爆发,为自己赢得了社会声誉,成为了当时的预言者。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甚至连左派都支持出战,1942年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之时,日本全国的综合性杂志都在讨论此事,左派还宣称要把战线推到缅甸,这都和当时特殊的历史氛围有关。
总而言之,京都学派的学术训练非常好,但从事知识生产的知识分子,大多缺乏时代的紧张感,他们的思想具有特色,也较为松弛。他们想要利用政治,反而帮着政治人物背了黑锅,被利用了。
4、其他问题
——为什么要研究历史?
——人类区别于动物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人类有历史感觉,会从自身的经验中得到反馈,也会从前人的经验中寻找可利用的思想。历史的时间不是自然时间,而是高度凝缩的历史瞬间,所以人们关注历史的时候,总是寻找思想家。同时,要让人活在当时的历史中,不能用当代的知识感觉,去取代当时人物的知识感觉。
——可以用儒家学说对抗西方哲学吗?
——不可。首先就设立了中西方的对立,还把自己放在西方反命题的角度上,不可持续。
——为何要看西方理论?
——扎实西方理论学术训练可以训练人的理论想象力。
——何谓和而不同?
——指的是不应当为了“和”而灭掉“不同”,思考的时候必须把差异性作为前提,在差异中思考什么才是真实的。比如人与人有永远无法共享的部分(不同),这个时候的可沟通性(和),指的就是双方在尊重的前提下所达成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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