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蝴蝶夫人》的神秘繆斯

                
                
                
                
去年11月，馬丁.斯科塞斯的電影《雨果》上映之後，莫利斯博物館的M.D.Guinness音樂器械和偶人收藏贏得了世人的關注。比如其中有個奏歡快音樂的“幻術小丑”，隨著手中羽扇的擺動，頭顱消失而後複現。
                
                
雖然現在甚少有人花時間在瑞士音樂盒所在的展廳，像我的孩子們，去年一月份參觀的時候，剛進來就跑出去了。但我作為一個音樂學者，那天卻獨自流連於這座展廳。我細聽其中一件1877年產的“harmoniphone”的錄音，它產自瑞士，棘滾機構，裝有簧片風琴，能演奏六支中國的旋律。
最初我還有些迷惑，但隨即就意識到，我是巧遇了破解那困擾音樂學界數十年謎團的鑰匙了。學者們長久以來都知道，普契尼在他1924年未完成的遺作《圖蘭朵》（以古代中國為故事背景）中使用了一些中國旋律。但是對於他1904年首演的名劇《蝴蝶夫人》（以日本為背景）中的兩段“日本旋律”，其淵源卻始終含混未名。而我在這裡發現的，恰恰是這兩段《蝴蝶夫人》主旋律的中國源流，以及它們與《圖蘭朵》的驚人聯繫。
是否有如此的可能性：普契尼在義大利聽過眼前這台音樂盒，而後者為他創作《蝴蝶夫人》提供了至關重要的靈感？
確知的史實告訴我們，普契尼曾於1920年在愛德華多・法西尼－卡莫西男爵（Baron Edoardo Fassini Camossi,1871-1942）在義大利中部盧卡（Lucca）的鄉間莊園聽過一個“中國音樂盒”的演奏。卡莫西男爵曾作為外交官駐紮中國，在那經歷過庚子拳變和一次世界大戰。並且作為一位業餘作曲家，名下還有一些出版的音樂作品。男爵極有可能是在義和團遭鎮壓後的所謂“戰利品拍賣”上獲得這個音樂盒和其他一些紀念品的。
普契尼對男爵的造訪最初被報紙洩露出去，而後出現在劇本作家朱塞佩.阿達米（Giuseppe Adami）關於普契尼的書中。所以後世的歌劇迷們都知道，法西尼男爵的音樂盒中的三首旋律，在《圖蘭朵》裡面佔據了重要的地位。那首最為著名的中國歌曲--《茉莉花》---成了女主人公圖蘭朵的符號，代表了其充滿誘惑、炫目迷人的特質；另一首伴隨著三大臣的入場而出現；第三首則作為皇家的頌歌。而這架傳說中的法西尼男爵音樂盒現在在義大利，屬於Lionello Ghiotti 的個人收藏。
1965年2月5號，虧得了一位羅馬的加油站服務人員的幫忙，正在當地為BBC做一個歌劇專題的音樂學家 Michael Rose和Hans Hammelmann發現了這個音樂盒。其後這音樂盒出現在1970和80年代的義大利電視上，在1974年William Weaver主講的大都會歌劇院幕間廣播中也曾出現。
                
                
我們再回過頭看莫利斯博物館的這架Guinness音樂盒，它包括了《圖蘭朵》中的兩支旋律，還包括《蝴蝶夫人》中的一個重要主題，而這個主題對於英國學者Julian Budden來說，“幾乎是蝴蝶夫人靈魂的寫照”。在《蝴蝶夫人》中，普契尼使用了多支日本的流行曲調，包括“櫻花”（Sakura, Sakura）和 “Miya Sama”。然而Guinness音樂盒卻揭示出，除了日本曲調，1901年前後的普契尼明顯也願意使用中國的曲調，或者如其所述“黃種人的曲調”。
數十年來，為了溯源普契尼音樂形象的原型，對於普契尼可能聽到過的已經出版的日本歌曲，學者們徒然搜尋拼補著。
幸而Guinness音樂盒帶有一頁原始的歌單，列出了曲目的中文名和不太規範的西文音譯，使得這音樂盒就有些具羅塞塔石碑在古埃及學的意義了（譯者按：這是言重了）。
蝴蝶夫人（一位19世紀的日本藝妓）的主題，歌單所示西文為“She Pah Moh”。在漢語學者Cornelius C. Kubler 和Ping Wang的幫助下，我們定下這曲子叫《十八摸》（或者英文《The 18 Touches》），是為中國一首常被禁止的情色歌曲。這首民歌也曾在中國戲曲中出現，描繪了一個男性對情人身體各個部位的描述和奉承，從頭到腳一路摸下去，細節毫不含糊。
就《十八摸》在歌劇中出現的當口，以及傳聞中普契尼有些放浪的幽默感，我們不由得懷疑：當初他知道這歌唱的是什麼。
                
                
《十八摸》由樂隊奏出，高調出現在蝴蝶夫人第一次見她好色的美國新郎平克爾頓的時候；而後，在向平克爾頓表白她將盡棄民族的信仰，而把自己完全交給他的時候，蝴蝶夫人以和Guinness音樂盒所奏相同的調性（譯者按：A大調）深情而完整的演唱了一遍《十八摸》;這曲調在第一幕的愛情二重唱中又出現，當時平克爾頓將女主角帶入房中，行第一次歡好。
學者們對普契尼的“日式配器”高度讚譽，但其實他《十八摸》的一些段落的配器更應該描述為“音樂盒式”的。在第二幕，度過了獨自等待平克爾頓歸來的長夜，蝴蝶夫人聽到破曉時的鳥鳴時，尤能證明我們這種判斷。
瞭解了這著名音樂形象之情色和音樂器械的淵源，今天的聽眾該對這跨文化的悲劇，有非常不同的情感體驗了吧。
與蝴蝶夫人緊密相關的第二個音樂動機---曾顯著出現於她憶及亡父的場景---也招致了後人對日本音樂辛苦的考據工作。而這個動機可以在Guinness音樂盒的兩支旋律中聽到。人們似乎一直沒有注意到，這第二個神秘的音樂動機在《圖蘭朵》中也曾出現，即以稍有不同的音型存在于國王的頌歌當中。所以，相同的音樂動機在兩部異域風格的歌劇中都代表了父親的形象。
長期以來，人們對普契尼遵循“本真的異域風格”的假想，使得這兩部東方風格歌劇的諸多內在聯繫湮沒不聞。細為檢視的話，我們似乎發現《圖蘭朵》開頭的幾小節似乎是在呼應《蝴蝶夫人》最後的留白。
放任想象的話，我們還能這麼想：1924年誕生的圖蘭朵在向她的追求者提出那些刁鑽的謎題，而後毫不留情的將他們斬首時，心中是不是有1904年的蝴蝶夫人，那位被外國的男子摧毀掉的遠房的女親戚。
普契尼親眼見過現在這部Guinness音樂盒的可能性有多大？法西尼的後人提供給我的未出版的信件顯示，普契尼在那次1920年的拜訪之前，就早已與法西尼家族相識,且他還和男爵的兄弟阿爾貝托（Alberto Fassini-Camossi）素來交好。
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Guinness音樂盒也許曾被法西尼兄弟收藏，普契尼早在創作《蝴蝶夫人》第一幕的時候就曾經聽到過。
                
                
Guinness音樂盒中的歌單上有上海一家洋行（譯者案：即“上海亨達利”）的簽章，這家洋行曾在19世紀末期售賣瑞士產的音樂盒和鐘錶。中文曲目（譯者案：當是和“亨達利”的簽章一同印上的）糾正了西文音譯中的順序錯誤，根據曲目播放的實際順序，把《十八摸》和《上海碼頭》做了調換，所以《十八摸》就是最後一首曲目。這表明當時在上海有中國人檢視過這部音樂盒。
最後，歌單上還有一家羅馬的維修店後加的地址和店名簽章。這表明，和當時出口到中國的許多瑞士音樂盒不同，這架音樂盒後來又回到了歐洲，並留在義大利。Guinness先生在1960年代初獲得了這部音樂盒。案英國音樂盒協會的主席亞瑟.闞利菲（Arthur Cunliffe）的說法，之前30多年來他們協會所彙編的超過一萬件音樂盒中，只有十三件具有中國曲調。這表明從中國返至歐洲的音樂盒鳳毛麟角。而在那些返回歐洲的音樂盒中，又有多少是能演奏和普契尼的歌劇相關的音樂？有多少是曾經停留於義大利？目前，看上去僅有這部Guinness音樂盒能滿足曾與普契尼相遇的諸多條件。
                
                
而這些“中國”音樂盒的緣起，同它們與普契尼歌劇的關係一樣奇異迷人。直到19世紀中期，歐洲人獲得中國音樂的知識和一些改編的採樣，主要是通過法國耶穌會士的著作。然而，沒有哪個耶穌會士會染指《十八摸》這樣的音樂。這首黃色小曲，同其他九首音樂一起，在1845年被一個叫弗裡德里克.波維（Frederic Bovet）的帶到了歐洲。波維是瑞士人，出生在一個成功的瑞士製錶匠家族。他同時是小提琴家，作為作曲家出版過一部絃樂四重奏，在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還在中國做過法國副領事。
為了尋求擴大對中國的出口，波維家族決定嘗試行銷能演奏中國曲調的音樂盒。很快，他們從弗裡德里克帶回來的十首樂曲中選出一部分，開始製作棘滾音樂盒，準備銷往中國。馮著他們在倫敦領導的跨國公司，在廣東和澳門設立的辦事處以及在瑞士Jura valley家傳的工廠，“中國的波維”立刻成為了這類商品全球化的鼇頭。但是弗裡德里克.波維的音樂收集在這成功的洲際貿易中所起的作用，之前卻一直被忽略。
弗裡德里克.波維收集的歌曲中最著名者當屬已經聞名歐洲的“Mo Li Hua”(茉莉花)了。但是在音樂盒歌單上，卻顯示為“Sinfa”(鮮花)。普契尼在聆聽那個或者那些中國音樂盒時，見到的曲名應該就是這樣。這首曲子在《圖蘭朵》中第一次出現是那段由後臺的薩克斯管伴奏的男童合唱。薩克斯演奏的旋律便和波維音樂盒中簧片風琴演奏的“Sinfa”如出一轍。此類音樂盒是普契尼譜寫這支旋律的靈感源泉，而這僅僅是線索之一。（譯者案： 不久前聽這音樂盒奏”Sinfa”最後一句，恍惚間有點Ragtime的感覺。）
在其最後一部作品中使用《Mo Li Hua/ Sinfa》，普契尼深知這首旋律將在其後的一個世紀代表中國的形象。作曲家譚盾在他的《交響1997》中也使用了這個旋律，呼應了普契尼的設置，這段音樂被用在97年中英交接香港行政權的儀式，以及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頒獎禮上。
《Mo Li Hua》還曾被用在二戰時期好萊塢電影中，以代表中國人的形象。這中國的旋律，在同期的美國電影中也奇怪的代表了蝴蝶夫人那殘忍冷酷的後世同胞，成了美國人心目中日本鬼子的音樂形象。這批音樂盒造成的循環錯落的影響一直持續到了21世紀。
                
                
這歷經顛沛流離的音樂盒中包藏的許多謎題至今未解。在最近的一次研究工作中，研究者拿出音樂盒的機件，在風箱的底部發現了一些類似漢字的塗鴉，另有一位具歐洲人特徵的女士的半身漫畫像。目前為止，這音樂盒裡內“夢娜麗莎”仍然拒絕說出她的秘密。
在這整個故事中，我個人的發現完全是機緣巧合。Guinness的音樂和偶人收藏吸引我們全家去莫利斯博物館參觀，誰承想離開的時候，我心頭已然縈繞著一個前途未明的研究計畫。也許在哪裡另有一個音樂盒等著另一位學者去揭開秘密。
作者W. Anthony Sheppard, 在威廉姆斯學院教授音樂並擔任系主任，目前在IAS（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工作，曾作有《Revealing Masks: Exotic Influences and Ritualized Performance in Modernist Music Theater》一書。
原文刊於2012年6月15日《紐約時報》文化版
                                                                                        anonymous v 編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