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与萧红

【我想试着写一些跟自己专业有关的随笔，easy一点、轻松一点的东西。算是给自己的内心“擦擦灰”。明镜尚需勤拂尘，更何况人心。 文学是一种很需要投入大量情感体验的东西，在对具体作家作品的掌握和理解上，所谓的“专业人士”有时候还真不一定比得上超级发烧友。但如果仅仅是发烧友，又很难抵达一个学理性的深度。所以要让自己同时具备“业内人士”和“超级发烧友”的双重素质，这个要求听起来简单，但其实很难把握。】 每次和同学聊起来，尤其是和女生聊，聊到自己为什么要选这个专业，经常听到这样的答案：我报这个专业，是因为喜欢张爱玲民国范儿。我就觉得特别自愧不如。在二十岁之前，我一直对所有疑似“小资”的读物留抱有恶劣成见，偏执到如果不是因为要写作业要考试，我几乎不会主动去看张爱玲的任何东西。直到我学会以平常和从容心看待这个世界，看待我曾经不喜欢的作家们，我才发现，他们比我狭隘想象所触及的要丰富许多。 读一个小说家的东西，如果有其他文体的作品，最好一块儿读了，因为里面一定会提供小说创作的前提，哪怕只是一点点线索，也会是非常有效的key，小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是孤立的、无法逾越的文本。张爱玲在《天才梦》里说：“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这种咬啮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 ”后边小半句，大多数人都知道。但前面一大段更关键。张爱玲的性格带有某种封闭和孤僻的东西。一方面，这与张爱玲的成长经历有关。自幼与母亲的分离使得这个女孩子从内心和情感上有早熟的一面，也有安全感的缺失。这种缺失使得张爱玲对于人与人交往时所流露出的病态之处特别在意和敏感。这种在意和敏感，成就了张爱玲，同时也限制了她。她揭示的是生命的一部分真相：生命的欢悦总被人际交往的“咬啮性的小烦恼”占满。但是，她本该从生命中得到的欢悦，却被这种“咬啮性的小烦恼”所挤占和代替。这给她带来的是极大的不安和焦虑。 另一个前提，其实更重要，那就是张爱玲生活在日占时期的上海“文化孤岛”。上海有着繁荣的都市文化，但这繁荣中又带着畸形，殖民地化、全球化，让现代性的所有问题都出现在这个城市。日本的侵略战争，又给中国人带来了深重的消极和绝望，恶化了这种原本属于“心因性”的人格障碍。这一点在沦陷区作家身上，比国统区作家表现得更明显。国统区多少还能为普罗大众提供一点基于“民族国家”想象的精神慰藉，但沦陷区的普通人，会深切地感受到自己在灵魂上无所归属的那一面被无限放大。这种不安，不但蔓延在人与人之间，也侵袭着人的内心，再加上张爱玲又是这样一个带着个人创伤经历的的女作家，也可以想见这样的困境里，人会寻求一种怎样的精神出路。如果考察张爱玲的话，把她放在“战争创伤体验”这个前提下去理解，可能更合适。 张爱玲在另一个场合中说过一句关键的话：“好的作品,还是在于它是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的”。但事实上，张爱玲的作品很少见到“人生安稳的底子”，也见不到“人生的飞扬”。这句表达，与其说是体现了张爱玲在创作态度上的矛盾，不如说是张爱玲对自身的文学期许和诉求。 同样身处上海孤岛的年轻批评家傅雷也注意到了张爱玲在文学上的这一种态度，在傅雷那篇著名的《论张爱玲的小说》里，傅雷对张爱玲的《金锁记》等作品做了充分的审美细读，肯了张爱玲在文学上的成就，这使得傅雷可以毫无怨念地称得上是张爱玲的知己。不过，傅雷也有意识提到了张爱玲自己的那句话：“好的作品”、“人生安稳底子”、“人生的飞扬”。并且加上了善意的警醒： “聪明机智成了习气，也是一块绊脚石。” “王尔德派的人生观，和东方式的“人生朝露”的腔调混合起来，是没有前程的。它只能使心灵从洒脱而空虚而枯涸，使作者离开艺术，离开人，埋葬在沙龙里。 ” 张爱玲那些为人所津津乐道的“出名要趁早”的言论，差不多就是傅雷所说的”王尔德派的人生观”，“东方式的‘人生朝露’”。 《倾城之恋》里有一句话，经常被人捧了去，当成恋爱圣经：“如果得不着异性的爱，也就得不着同性的尊敬。”事实上，这话的重点在于推出后面那半句：“人就这点贱。”既然是“贱”，那就不是作家真正想要的“人生安稳的底子”了。但人性的“贱”，这差不多是张爱玲小说的一个基本立足点。所有冷眼看世的故事，都从人性之贱出发，所有铺张恣睢的想象，都回到人性之贱。张爱玲的小说里见不到一个角色，是张爱玲倾注了自己的爱和信任在里面的。无论是《金锁记》的七巧，还是《色戒》里的王佳芝。她同情她们，懂得她们，但没法爱她们。对于男性，无论他们的年龄、身份，无论是《倾城之恋》里的情场老手范柳原，还是《茉莉香片》里的情窦初开的少年聂传庆，张爱玲对他们都带着一种微妙的、有时候是明显的敌意。总之，在张爱玲看来，但凡男人，就都是陌生、不可知、不值得信任的异己存在物。——这个立场，和现在的“女权主义者”有得一拼。 张爱玲有着优秀的文学资质，她对人性病态的洞察力，在现代作家中非常突出。像她那样能在作品中注入那么多丰富诗意想象的女作家，也并不多见。但是如上所述，张爱玲的局限性也很明显。以她的天赋，她本来可以走到更开阔的文学境界里的。 ----------------------------------- 如果与张爱玲所受到的器质性伤害相比，那另外一位女作家萧红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命运多舛。萧红早年为摆脱家族的婚姻包办逃离家乡，此生再也没有回去过——从精神上也没能回去，“乡愁”成了她作品的底色。萧红先后委身于两位同为“新文学”阵营的男性作家，萧军与端木蕻良，又两度与他们决裂。但萧红的作品很少直接写到她自身直接经验到的伤害，比如家庭之爱的缺失以及相爱之人的负心。与其说是她不愿写，毋宁说她是在聚敛写作的能量。萧红的写作极为内敛，萧红的敏感和机警也不亚于张爱玲，但她毫无张爱玲那种带着怨念阻力的、对人性恶挖空心思的表达欲。她有着敏感的耳朵，却可以把自己的姿态放到最低，去倾听和容纳最悲苦的人间声音。她的心智结构是敞开而不是封闭的。如果用现在的话来说，萧红比张爱玲open。 在《生死场》里，她写到了一个身患重疾被丈夫虐待致死的普通乡村女性。在写到这个姑娘在被她后来的丈夫所追求的时候，只有一句淡淡的议论：男子只有在这个时候才会全身心地为女子考虑。——这是萧红在男女感情关系上非常稀少的直接议论。更多的时候，她可以在平静地讲出一个残酷的故事之后，只有一声淡淡的叹息。在这个过程中，她的个人风格也形成了，朴实带着忧伤的底色，她的小说绝无海派文学所追求的“华美”、“惊艳”，很难令人从文字上一见倾心。——这也是萧红不像张爱玲那样拥有大量读者的原因之一。 最令人惋惜的是，萧红辗转到香港身染重疾，年仅三十一岁就去世了。此时她的很多人生体验还未经沉淀，艺术上也远未抵达她应有的成熟。 戴望舒曾经在客居香港时写过一首《萧红墓畔口占》，全诗很短： 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 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 我等待着，长夜漫漫， 你却卧听着海涛闲话。 比之现在常读到的“现代诗”而言，这几句诗的写作水平好像只能跟现在早慧的中学生习作放在一起。然而对于萧红短暂的生命来说，这几句“蹩脚”的诗其实十分贴切。戴望舒是一个内心柔弱苦楚、自卑压抑的男子。他在政治上“左转”之后，又从内地逃到香港，文学表达和人生方向的不清晰共同压迫着这位性格阴柔、人到中年的男性诗人。走到年轻死者的面前，直面死亡的震撼，让戴望舒这位语言能力尚未完全纯熟的汉语诗人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语言。对他来说，这一场与死者的相遇过程，只好都以”寂寞的长途”来一言以蔽之。这六个小时隔开的是“阳间”与“阴间”，再没有比直面“亡灵”更能引来一场诗歌的失语的了。 相比之下，茅盾在《呼兰河传·序言》中所写下的，或许更能充分说明这一点： “如果有使我愤怒也不是，悲痛也不是，沉甸甸地老压在心上、因而愿意忘却，但又不忍轻易忘却的，莫过于太早的死和寂寞的死。……” “这种太早的死曾经成为我的感情上的一种沉重负担，我愿意忘却，但又不能且不忍轻易忘却。……” 献祭给逝者的红山茶开得烂漫，墓穴里的人却在永恒的黑暗里一直沉默下去。她本来是一个优秀的小说家，但如今，她所有将有未有的文学承担，都只好去倾听海水扑打海滩的声音。 张爱玲和萧红代表着女性文学两个不同的向度，也是不同女性思维方式和人格特质的差异所在。仅就文学作品而言，如果暂借用新批评的术语，张爱玲的小说是“排他的”（exclusive）而萧红的小说是“容他的”（inclusive）。从文学品质上静态、机械地比较，是没有意义的。但从可再生性上来看，显然“容他”的小说家会比“排他”的小说家更能走得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