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霉的为何是岳飞?
南宋孝宗乾道元年(1165年)/ 临安内廷德寿宫
吴璘告别临安还镇四川的日子,朝廷的饯行宴会方罢,他前往太上皇高宗的德寿宫辞行。吴璘要行叩拜大礼,高宗示意不必,叹息道:“此次一别,不知何时能再与卿相见。”吴璘流泪说道:“臣虽在边关,日夜不敢忘怀陛下的隆恩。”高宗起身,从腰间解下随身的一把鞘上镶嵌珠玉的小佩刀,递给吴璘说:“他日卿若思念朕了,不妨看看这把佩刀。”吴璘接过佩刀,老泪纵横,便要跪倒。高宗伸手扶住他。两位老迈君臣相对惜别,无限感伤。
不错。这位高宗就是南宋最著名的皇帝,令岳飞丧命的元凶。但是,在另一位大军统帅吴璘的面前,他的言行非但平易近人,更兼温情流露。他何以厚此薄彼,其中缘故耐人寻味。
南宋的军人中,岳飞的声名最高,即使在今天也算得上中国历史上知名度最高的人物之一。但若以当时的军功而论,同期的将领中,以镇守陕南川北鄂西一带的吴玠吴璘兄弟最大,韩世忠居次,岳飞最多列在第三。吴玠吴璘兄弟在和尚原等大会战中一再击败兀术、粘罕等率领的金军战斗力最强的部队,挫败了金军从长江上游迂回而下的战略,对南宋维持偏安厥功至伟。日后蒙元灭宋的历史经验证明,由北方征服南方,此乃非常行之有效的一条路线。韩世忠的重要性在于他有一支训练有素的水军,对不习水战的金军来说,黄天荡的死里逃生绝对是可怕的教训。韩世忠的部队基本上可以完成对长江下游当面的防守任务,而岳飞所部则只能称之为一支机动性的奇兵。后来的演义夸大了他的战史业绩,实际上,他没有组织过象西线那样规模浩大的大兵团作战。当然,由于他所处的位置在战略意义非同寻常的河南安徽一带,因此给金军带来巨大的牵制,如同芒刺在背的感觉。金军无论在西线和东线发动战役,都必须考虑岳飞所部对其侧翼的威胁。这也是金人希望假宋人之手除掉岳飞的原因。岳飞所部的存在与否,并不足以改变宋金之间随后到来的战略相持态势,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岳飞在南宋初期抗金战争中的真实作用。至于北伐云云,毋宁说是提高士气恐吓敌人的宣传手段,仅仅依靠岳飞的一支偏师,如何直捣黄龙?战争远远不是两员战将打了几十回合,赢者就获胜利那么简单,它需要巨大的人力物资准备和有利的战略态势,岳飞无一具备。南朝宋的刘裕曾大举北伐,号称气吞万里如虎,仍是因气力不济而功亏一篑,更何况此时的南北双方力量对比是宋弱金强。
在宋朝做文官是件美事,做武将却没那么轻松。甚至可以说,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对武人最为抑制的朝代。有趣的是,宋代的武将又最负盛名,动不动就流芳千古。两宋皆以积弱著称,武将的成名率却出奇的高。岳杨两门自是不用多说,呼家将、狄青、韩世忠梁红玉夫妇……这还不算水泊梁山的英雄好汉。如此之多宋代武人的形象变成文字,被渲染塑造成千年不衰的神话,首先要归功于宋代的民间文艺前所未有的繁盛景况。说实话,岳家军也好,杨家将也好,论武功论忠烈并不比其他朝代的军人有什么特别不同,战绩也许还略显平庸,但偏偏是他们成了超越时代妇孺皆知的英雄。探究这种现象的成因,另一个就是宋代长期外患严重,民族主义思想初步形成,而悲剧命运和惨烈结局的军人偶像更能激发强化这种情绪。
吴玠吴璘兄弟在抗金战争中功劳最显,却没多大名气,因为他们的命运和岳飞迥异。前面的记载是吴璘最后一次到首都觐见太上皇高宗和孝宗,被拜为太傅,封新安郡王,此前他已经当上太尉、开府仪同三司,达到南宋武将文臣两类的最高官衔,无官可升的地步。三年后,吴璘病逝,又被追赠太师,追封信王。这和风波亭遇害的岳飞相比,真是天地之别。
这些年来,关于岳飞悲剧的重新探讨有过不少,过去的秦桧陷害论已经被高宗主谋论所替代。但岳飞的问题不仅要放在高宗朝的特殊背景下审视,更要在整个宋朝的大环境中去探究。
自安史之乱后,唐帝国就陷入了藩镇割据的困扰当中。所谓藩镇,实际上就是军事化的独立王国,节度使之位要么由统帅世袭,要么由高级军官们推选,视朝廷诰命如无物。这实际上已和东周列国有点相似,一些强悍的藩镇根本不把朝廷放在眼里。藩镇的继续发展,就是五代十国。在这段时间内,中国本部地区政权林立,枭雄起落,频繁的战争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我们看今天的非洲小国,时不时出来一个上尉、少校,拉着几百人枪就能完成政变,彼时的中国也好不到哪里去。赵匡胤夺走后周柴氏的皇位,也采取了兵变的方式,只不过没有流血而已。宋朝在这样的背景下肇建,以这样的方式开国,就决定了历代帝王对军人干政和自重有着几近偏执的敏感和忌讳。尤其是高宗,他在此问题上的多虑程度不作第二人想。
但是,高宗的心病有其缘由,可以理解。首先,他的地位得自国家变乱,徽钦二帝被金人掳走,他才被奉为新主。钦宗若能归来的话,高宗让不让位将是一个无比艰难的抉择。表面上,他虽不能诅咒二帝,心里却巴不得他们客死金国。其次,他在即位之初被金军追杀,因惊恐导致患上性机能障碍,后来不能生育,是个受过刺激的病人。这一类病人的性格往往会发生变化,简单地说就是过度的敏感。再次,高宗到杭州不久,麾下就发生了苗傅、刘正彦为首的兵变,一度逼迫他禅让皇位。高宗后来在援军帮助下镇压了兵变,此事却给他造成了永不磨灭的心理阴影。这么多烦心事儿,他的精神创伤委实有情可原。
那么,再看岳飞。他几乎在每一个问题上都触到了高宗的承受底线,也算够狠。二帝问题,岳飞主张北伐恢复最力,成天把“直捣黄龙”挂在嘴上,从不考虑真的迎回二帝之后高宗往哪里摆。性机能障碍问题,岳飞竟然敢犯大忌,直接对高宗的立嗣提出质疑,即便是普通人家之间,这话也太过干涉内政。军队指挥权问题,岳飞所部以“岳家军”闻名,已有私人化的嫌疑,从著名的十二道金牌班师故事来看,他对朝廷的命令回应得并不干脆。凡此种种,放在别的朝代别的帝王也会招来大祸,高宗若都能容忍放任,反倒令人奇怪了。
岳飞留下的两首词作,满江红与小重山,是否真的为本人作品尚有争议。但从他的行事分析,未必会有多高的文化程度。身为武将,他对本朝体制传统的认识显然极其有限,加上性格刚愎自负,身边缺少世故练达的策士辅弼,因此才会一再触怒心理脆弱的病人高宗。当然,不能排除的可能是岳飞也许真的没把高宗放在眼里,确实有倚仗军功的跋扈心态,高宗倘若未能将之降伏,没准儿还成了拥兵自重的野心家呢。
韩世忠或吴玠吴璘兄弟等武将能在高宗的治下获得善终,一方面在于他们不可或缺独当一面的地位,另一方面则说明他们的性格比岳飞更少锋芒,处事也更圆熟,更懂得怎么和皇帝共处。在宋朝从戎虽有点风险,但揣摩皇帝的心思原是不分朝代的官员必修课。所以,岳家军求攻,吴家将主守。宋史载吴玠对岳飞也很钦佩,特意叫人护送他挑选的一位美丽歌姬赠给岳飞,岳飞却谢绝了。吴玠吴璘懂得这一套,就会活的更容易些,此道理古今亦然。
吴璘告别临安还镇四川的日子,朝廷的饯行宴会方罢,他前往太上皇高宗的德寿宫辞行。吴璘要行叩拜大礼,高宗示意不必,叹息道:“此次一别,不知何时能再与卿相见。”吴璘流泪说道:“臣虽在边关,日夜不敢忘怀陛下的隆恩。”高宗起身,从腰间解下随身的一把鞘上镶嵌珠玉的小佩刀,递给吴璘说:“他日卿若思念朕了,不妨看看这把佩刀。”吴璘接过佩刀,老泪纵横,便要跪倒。高宗伸手扶住他。两位老迈君臣相对惜别,无限感伤。
不错。这位高宗就是南宋最著名的皇帝,令岳飞丧命的元凶。但是,在另一位大军统帅吴璘的面前,他的言行非但平易近人,更兼温情流露。他何以厚此薄彼,其中缘故耐人寻味。
南宋的军人中,岳飞的声名最高,即使在今天也算得上中国历史上知名度最高的人物之一。但若以当时的军功而论,同期的将领中,以镇守陕南川北鄂西一带的吴玠吴璘兄弟最大,韩世忠居次,岳飞最多列在第三。吴玠吴璘兄弟在和尚原等大会战中一再击败兀术、粘罕等率领的金军战斗力最强的部队,挫败了金军从长江上游迂回而下的战略,对南宋维持偏安厥功至伟。日后蒙元灭宋的历史经验证明,由北方征服南方,此乃非常行之有效的一条路线。韩世忠的重要性在于他有一支训练有素的水军,对不习水战的金军来说,黄天荡的死里逃生绝对是可怕的教训。韩世忠的部队基本上可以完成对长江下游当面的防守任务,而岳飞所部则只能称之为一支机动性的奇兵。后来的演义夸大了他的战史业绩,实际上,他没有组织过象西线那样规模浩大的大兵团作战。当然,由于他所处的位置在战略意义非同寻常的河南安徽一带,因此给金军带来巨大的牵制,如同芒刺在背的感觉。金军无论在西线和东线发动战役,都必须考虑岳飞所部对其侧翼的威胁。这也是金人希望假宋人之手除掉岳飞的原因。岳飞所部的存在与否,并不足以改变宋金之间随后到来的战略相持态势,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岳飞在南宋初期抗金战争中的真实作用。至于北伐云云,毋宁说是提高士气恐吓敌人的宣传手段,仅仅依靠岳飞的一支偏师,如何直捣黄龙?战争远远不是两员战将打了几十回合,赢者就获胜利那么简单,它需要巨大的人力物资准备和有利的战略态势,岳飞无一具备。南朝宋的刘裕曾大举北伐,号称气吞万里如虎,仍是因气力不济而功亏一篑,更何况此时的南北双方力量对比是宋弱金强。
在宋朝做文官是件美事,做武将却没那么轻松。甚至可以说,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对武人最为抑制的朝代。有趣的是,宋代的武将又最负盛名,动不动就流芳千古。两宋皆以积弱著称,武将的成名率却出奇的高。岳杨两门自是不用多说,呼家将、狄青、韩世忠梁红玉夫妇……这还不算水泊梁山的英雄好汉。如此之多宋代武人的形象变成文字,被渲染塑造成千年不衰的神话,首先要归功于宋代的民间文艺前所未有的繁盛景况。说实话,岳家军也好,杨家将也好,论武功论忠烈并不比其他朝代的军人有什么特别不同,战绩也许还略显平庸,但偏偏是他们成了超越时代妇孺皆知的英雄。探究这种现象的成因,另一个就是宋代长期外患严重,民族主义思想初步形成,而悲剧命运和惨烈结局的军人偶像更能激发强化这种情绪。
吴玠吴璘兄弟在抗金战争中功劳最显,却没多大名气,因为他们的命运和岳飞迥异。前面的记载是吴璘最后一次到首都觐见太上皇高宗和孝宗,被拜为太傅,封新安郡王,此前他已经当上太尉、开府仪同三司,达到南宋武将文臣两类的最高官衔,无官可升的地步。三年后,吴璘病逝,又被追赠太师,追封信王。这和风波亭遇害的岳飞相比,真是天地之别。
这些年来,关于岳飞悲剧的重新探讨有过不少,过去的秦桧陷害论已经被高宗主谋论所替代。但岳飞的问题不仅要放在高宗朝的特殊背景下审视,更要在整个宋朝的大环境中去探究。
自安史之乱后,唐帝国就陷入了藩镇割据的困扰当中。所谓藩镇,实际上就是军事化的独立王国,节度使之位要么由统帅世袭,要么由高级军官们推选,视朝廷诰命如无物。这实际上已和东周列国有点相似,一些强悍的藩镇根本不把朝廷放在眼里。藩镇的继续发展,就是五代十国。在这段时间内,中国本部地区政权林立,枭雄起落,频繁的战争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我们看今天的非洲小国,时不时出来一个上尉、少校,拉着几百人枪就能完成政变,彼时的中国也好不到哪里去。赵匡胤夺走后周柴氏的皇位,也采取了兵变的方式,只不过没有流血而已。宋朝在这样的背景下肇建,以这样的方式开国,就决定了历代帝王对军人干政和自重有着几近偏执的敏感和忌讳。尤其是高宗,他在此问题上的多虑程度不作第二人想。
但是,高宗的心病有其缘由,可以理解。首先,他的地位得自国家变乱,徽钦二帝被金人掳走,他才被奉为新主。钦宗若能归来的话,高宗让不让位将是一个无比艰难的抉择。表面上,他虽不能诅咒二帝,心里却巴不得他们客死金国。其次,他在即位之初被金军追杀,因惊恐导致患上性机能障碍,后来不能生育,是个受过刺激的病人。这一类病人的性格往往会发生变化,简单地说就是过度的敏感。再次,高宗到杭州不久,麾下就发生了苗傅、刘正彦为首的兵变,一度逼迫他禅让皇位。高宗后来在援军帮助下镇压了兵变,此事却给他造成了永不磨灭的心理阴影。这么多烦心事儿,他的精神创伤委实有情可原。
那么,再看岳飞。他几乎在每一个问题上都触到了高宗的承受底线,也算够狠。二帝问题,岳飞主张北伐恢复最力,成天把“直捣黄龙”挂在嘴上,从不考虑真的迎回二帝之后高宗往哪里摆。性机能障碍问题,岳飞竟然敢犯大忌,直接对高宗的立嗣提出质疑,即便是普通人家之间,这话也太过干涉内政。军队指挥权问题,岳飞所部以“岳家军”闻名,已有私人化的嫌疑,从著名的十二道金牌班师故事来看,他对朝廷的命令回应得并不干脆。凡此种种,放在别的朝代别的帝王也会招来大祸,高宗若都能容忍放任,反倒令人奇怪了。
岳飞留下的两首词作,满江红与小重山,是否真的为本人作品尚有争议。但从他的行事分析,未必会有多高的文化程度。身为武将,他对本朝体制传统的认识显然极其有限,加上性格刚愎自负,身边缺少世故练达的策士辅弼,因此才会一再触怒心理脆弱的病人高宗。当然,不能排除的可能是岳飞也许真的没把高宗放在眼里,确实有倚仗军功的跋扈心态,高宗倘若未能将之降伏,没准儿还成了拥兵自重的野心家呢。
韩世忠或吴玠吴璘兄弟等武将能在高宗的治下获得善终,一方面在于他们不可或缺独当一面的地位,另一方面则说明他们的性格比岳飞更少锋芒,处事也更圆熟,更懂得怎么和皇帝共处。在宋朝从戎虽有点风险,但揣摩皇帝的心思原是不分朝代的官员必修课。所以,岳家军求攻,吴家将主守。宋史载吴玠对岳飞也很钦佩,特意叫人护送他挑选的一位美丽歌姬赠给岳飞,岳飞却谢绝了。吴玠吴璘懂得这一套,就会活的更容易些,此道理古今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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