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的立场

这学期我选了四门课，其中一门叫“法与社会”，是大一学生的课。从初民社会讲到现代社会，从中世纪讲到资产阶级革命，从霍布斯洛克讲到马克思恩格斯。第三次课名为“Western political and legal thought”的阅读材料里，有一份《共产党宣言》的节选。号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大陆，尚且不会在政治课上要求学生读这份东西，而港大法学院却正儿八经地拿来给大一学生读，而且是要做分析的。 同样让我感慨的还有侵权法。这也是大一学生的课，与合同法一道，是作为基础课来上的。我以前写，这侵权法教科书上来就写诉诸侵权法得到赔付的例子少之又少，还说学习侵权法一定要注意法官判决中的政策考量。如今上了小半学期，“policy”这个词老师上课反复讲，书中反复提，法律和政治、和社会就这样紧密联系着。时不时地，老师还要开开玩笑：我们又要学新的拉丁语表达了，这一般人看不懂的东西就是我们学法的用来给自己挣饭钱、找优越感的。 这样的课程其实很对我胃口，但我总想不通一个问题，那就是：在我看来，接受这样批判性教育成长起来的法律人，应该是比较平和，不容易走极端，看问题较全面才对，可为什么香港的法律界整体来看却走了极端呢？ 今天和同事吃饭，我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C老师说：“那你就搞错了。普通法教育的起源是学徒式的，后来才交给了大学，但从根本上看，还是为法律市场服务的。这种左也行、右也行、在你眼里往中立立场上靠的思维训练，它的意义在哪里？在于日后做了律师之后，不管代理什么官司，你都能为当事人找出可以论辩的要点来。这是一种职业训练。如今你是作为一个无涉利益的旁观者来学习，可一旦日后牵涉了利益，成了职业，那么，恰恰是接受了这种训练的人反而更容易走极端，因为他有能力这么做。” 教育取向是个大问题。法学教育的取向，至少有两种，法律科学和法律技术，但终究还是由市场决定大方向。律师是法学教育的主要市场，那么，技术教育难免也就占了上风。对律师来讲，道德、政治、伦理、社会、法条……所有这些，并无高低之别，都是兵器。接手不同的案子，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哪个好用用哪个。客户的立场就是律师的立场。又或者是，长期执业发现有那么几样兵器自己用得特别顺手一些，也就固化了市场，律师的立场吸引特定的客户。这是律师的实用主义。 我来讲个小例子。英国有个大状，名叫David Philip Pannick。他最近在香港代理了两起重要的官司，一是刚果案，一是外佣居港权案。前一个案子里，他是被告秃鹫公司的代理律师（原告之一是香港律政司），为其夺取中国国有公司的商业利益站台；后一个案子里，他则是律政司的代理律师，为“一国两制”之“一国”站岗。所有的事情，都可以说得通，也都可以说不通，关键在于你的立场，其实也就是你的利益。 从律师职业的角度看，这种立场毫无问题。但律师不仅仅存活于一个个案子中。职业训练所带来的优势，使他们比其他职业的人更容易走向公共舞台。一旦走上公共舞台，律师若还依照职业习惯（其实这难以避免，更何况说着说着自己也就相信了），对前述各种兵器等而视之，又或者特别诉诸其中几样自己擅长的兵器，甚至还要在这些兵器之上加一层道德的、意识形态式的光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里，这会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当走向公共舞台的时候，不论香港还是内地，律师的立场往往是偏右的。他们就很多事情讲了很多看起来似乎不容置疑的理由，称得上丰富多彩，可我总觉得不满足。姑且把他们称为原告律师吧，那被告律师呢？我看不到被告律师，可律师擅长的是程序正义，不是实质正义。程序正义体现在法庭上的对掐，这对掐也无法保证实质正义，如今连对掐都没有了，程序都没了，实质也就更加无望了。于是，在我眼里，那些丰富多彩的理由，只是看上去很美，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