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珍:年轻的时候,还有什么比爱情更可说
简介
文珍:生于1982年7月。本科毕业于中山大学金融系,后为北京大学中文系首位文学创作方向硕士生,以小说《第八日》获学位。作品散见报刊豆瓣。喜欢旅行、植物、瓷器、布匹、戏曲、冷笑话。不喜欢汽车、喷泉、名牌、修剪齐整的花圃、电视、精英体系价值观。爱好广泛,但除写字之外真正非干不可的事情很少。即将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中短篇小说集《十一味爱》。
访谈
■专业是金融,却身在曹营心在汉,成了一标准文艺青年,本科跌跌撞撞毕了业,歪打正着考上了北大文学创作方向的研究生
李云雷:你大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创作的?在大学里,你学的是金融专业,与文学相隔甚远,毕业后为什么想到要考中文系的研究生?
文珍:我的写作之路大概是从记日记开始的,初高中的日记里会偶尔描写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场景,抒发某种缠绵悱恻的情绪,不过那时候最主要是写诗,而且是旧体诗——曾经迷过很多年古典文学,尤其是婉约词,现在还能记得很多。
大学本科的时候开始正式写小说,主要发表途径是学校的BBS,也有了一批所谓粉丝群,写连载故事的时候会有人连夜等着看,有点像现在的网络小说家,呵呵。那个时候的创作很原发,就是看了自己喜欢的文字,就很自然地学习、模仿、借鉴。就这样一点点走上了文学创作的不归路,一直到现在。那时虽然专业是金融,却身在曹营心在汉,时常参加各种文学社团,在各种校园刊物上发表作品,平时交往的朋友也大多是文学爱好者,闲暇时会去美术馆看画展,买打孔碟、听地下摇滚、看艺术电影,还坚持每天写点儿东西,一标准文艺青年,专业成绩则一塌糊涂,就这样,本科跌跌撞撞毕了业,北大正好开了文学创作的研究生方向,我心想这太合适自己了,结果居然就考上了,成了中国第一个创作方向研究生,也是歪打正着始料未及之事。
李云雷:那么,作为北京大学中文系第一届文学创作专业毕业的唯一一名研究生,你对文学的理解与文学研究专业的同学有什么不同?
文珍:我对文学的理解可能更偏向于读者和作者的眼光,而非一个专业研究者的角度。所谓读者的眼光,就是我仍然会坚持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来评判文学作品 ,而不是以能否进入文学史的眼光评判一部作品对于这个时代的意义、讨论它先锋或写实的特质,或者从某个理论出发,将某部作品作为例证旁征博引条分缕析。
而所谓作者的眼光,我可能会从自己的创作实际出发,选择阅读一些诗学和人类学、心理学方面的著作,甚至一些科普知识,而非特别专业的文学理论——我觉得看太多文学理论,对创作不见得是一件好事,把文学作为一门学科研究得太透彻了,也许反而会被理论的条条框框圈住,写作时容易夹杂创作冲动之外的杂念,很容易出现理念先行脱离实际的作品。真正的文学创作,还是应该尽量剔除技术论观点,理性思考虽然重要,但还是应该留一些纯感性的盲区,这样才会激发比较强烈而真实的创作欲和灵感。事先想得太清楚的文学作品,多半会失败。
■年轻的时候,还有什么比爱情更可说的呢?当然创作动人的爱情故事并不是终极理想,还是希望借男欢女爱,写出一点别的更深的什么
李云雷:你的小说大多取材于都市青年男女的情感纠葛,对小说主人公微妙复杂的情感有深入细腻的刻画,这可能既与你对张爱玲等作家的作品熟悉相关,也与你对都市白领青年生活的熟悉相关。
文珍:我生于湖南的小城市,长于深圳,后来求学又辗转经历了广州和北京南北两个大城市。从十几岁到二十多岁,除了读书之外,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在城市的各种场景里谈恋爱。大概也就是这有限却丰富的生活经验决定了我小说题材的看似狭窄实则广泛:年轻的时候,还有什么比爱情更可说的呢?当然创作动人的爱情故事并不是我的终极理想,还是希望借男欢女爱,写出一点别的更深的什么,说到底人的本质就是孤单的,与人相爱也许会更深地展示这种沟通的不可抵达性。
我的作品里心理描写比较多,这也和我本身就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人有关,胡思乱想的时候很多。人最高级的地方,也正在于会胡思乱想。明明对于同一件事情,一千个人会有一千种念头,而且这想法还可能会随着时间瞬息万变。这种微妙而不定势的心理变化过程,决定了人是世界上最无常也最有趣的动物。
爱情这东西说来复杂,其实也就是人和人心理的对弈,但是这对弈的微妙之处在于,你如何选择对手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取舍标准,也许碰到了,就爱了,遇见谁,就是谁,你永远也不会知道和完全不同的人谈恋爱,会激发你展现出一个怎样的自己;也许下一个会更好,也许你永远也无法像此刻这样爱了。这种不确定性和命运感让我着迷,爱这个主题我会不停地写下去。
李云雷:你的小说在结构上多采取“交错”的方式,比如《北京爱情故事》、《场景练习》、《画图记;或动物园的故事》等,男女主人公最后都是交错而过或差一点交错而过,从中可以看到一些影片如《甜蜜蜜》、《花样年华》等的影响,也与都市生活的流动性、偶然性相关,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你捕捉住了当代都市情感的特点。
文珍:最终错过其实是爱情故事里的老桥段了。让人伤心,并且看上去很美。我有一段时间觉得,再怎么炽烈的事情,其实都是一个人内心里的风暴,真的就像烟花,璀璨过后就是一地碎屑;也不是每段爱情,都有机会转为婚姻中的相濡以沫。因此比起“王子公主最后幸福地生活在一起”,遗憾的错过其实能够保留恋爱最初的新鲜和好奇。因此我很习惯于让两个原本就不合适的人怎么也走不到一起,遗憾但至少爱情完整,有一种回忆里的惘然之美。
不过最近,已经开始重新思考对于爱情的认识,这也和自己的人生进入到另一个阶段有关。现在发现爱情除了遗憾的唯美姿态之外,可能还有更丰富深刻的内涵,比如宽容、信任、沟通和理解,各种看上去和爱情无关的琐碎小事里,也许自有一种深刻的、真实的情感,让两个人即使走下去,也可以拥有很多丰富的可能性。希望在自己以后的小说里,能够更加勇敢地面对这些问题,而不是轻率地让两个人遇到障碍就一分了之。也许走下去会不如戛然而止的结局那样凄婉动人,但是这样选择的主角会更真实,更勇敢,也更懂得爱是怎么一回事;而我也有机会跟随他们,一起去探讨生命中的各种丰富的可能性。
■失眠症居然不治而愈。一定意义上,所有内心敏感、觉得自己不容于世的人都应该写作,至少是在尝试着让自己摆脱困境
李云雷:《第八日》是你颇为成熟的一个中篇小说,在这篇小说中,你描绘出了顾采采这个银行职员的生活与内心世界,她的忙碌,她的失眠症,她置身都市中的孤单与寂寞,这可以说是当前白领阶层很普遍的生活状态,而结尾处她在过山车上熟睡,也可以说是对这一时代微妙的概括与反讽,不知你对这个人物有什么样的认识与理解?
文珍:我觉得顾采采就是我——至少是我的一部分。她对外界的陌生化和困扰感,对我而言都非常真实具体。事实上,这篇小说写完很长时间内我都并不满意,觉得这次写作是彻底失败了,也许就是因为离自己太近了,所以写的时候会没有平时那么轻盈和愉悦,写完再看,怎么看都觉出自己的吃力和笨拙来。反倒是事隔很久之后再重看,离那时的自己足够遥远,才会像看一个陌生人一样感觉到某种心疼,并体会到那时真切有过的沮丧感。
还有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写顾采采的时候正是研究生最后一年,那年我自己的失眠症反反复复,也非常困扰。结果写完《第八日》以后,失眠症居然就不治而愈了,此后也很少再犯。这对于我个人而言是一个小小的奇迹,也因此发现了写作其实是一种放下,一旦把内心最困扰自己的东西写出来了,也就从彼时那种极端病态的情绪里解脱出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所有内心敏感、觉得自己不容于世的人都应该写作。即使写得不够好,也至少可以尝试着让自己摆脱困境。
李云雷:你最近发表在《当代》上的《安翔路情事》,与你以前的小说有很大不同,主人公是在北京打工的一对青年男女,他们与你擅长表现的白领青年的生活有不小的距离,我认为你对他们的生活与爱情波折把握得较为细腻,进入了他们的内在逻辑,这会不会是你小说创作中一个很大的转折?
文珍:这个故事的主要内容是一个卖麻辣烫的姑娘和一个卖灌饼的男青年谈恋爱,写作缘起,则是因为我自己的确常在家附近的安翔路上买灌饼和吃麻辣烫,这两个小吃摊构成了我生活的一个真实组成部分,每次去买的时候都控制不了地去想象猜度他们的生活。尤其是对于那个卖灌饼的小胡,他们一家三口真的是从清晨一直卖到深夜,一家人就在那么阴暗的五平米里无休无止地干,而且因为他们家生意特别好,更显出了这种卸不了磨盘的驴一般的悲剧性。
把小胡钉死在灌饼店里的,是一种无法摆脱的穷困生活。和其他漂在北京的底层青年一样,他没什么出路,也很难靠个人努力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这样一个勤勤恳恳踏实上进的农村青年,这么年轻,心里一定也是有过爱情的,一定也是渴望浪漫的,可这样一天到晚地被困在灌饼店里,怎么可能有机会?与此同时,旁边卖麻辣烫的姐妹俩就显得更适应城市生活,她们有时会关门出去逛街,有时会和周围的摊贩聊天,有时还会兴高采烈地看电视。突然有一天,我就想,也许可以让这样两个实际上完全不相干的人物原型在小说中谈一次恋爱,用这种方式,来展现一种在大城市里漂着的务工人员摆脱不了的宿命。
我希望以后可以更多地关注和自己截然不同的人群,因为这个世界上的苦难和不公实在是太无穷无尽了,我当然不可能了解一切,但是我渴望把我感受到的都记录下来,替那些没有话语权的沉默的大多数们发声。
■“80后”说起来个性张扬,其实也许还不如“70后”那么崇尚个性自由,相反更务实更保守
李云雷:你的创作与一般“80后”作家有着很大的不同,不知你如何看待“80后作家”,如何看待这一代人的现实与精神困境?
文珍:我觉得现在“80后”这个概念已经被无数定义稀释得几乎不存在了。最大的80后现已31岁,已进入而立之年;而最小的80后也已经21岁。从21岁到31岁,几乎是从少年到青年的一个完整的时间段,这十年太重要了,林子太大了,什么鸟都有,写出糟糕恶俗作品的和写出杰作的都不足为奇。喜欢写穿越盗墓言情的写穿越盗墓言情,纠结于人与世界关系的继续纠结。我对自己仍然时常被归为“80后”感觉还挺怪异的,也不敢说我和一般“80后”作家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也许人家还觉得和我有本质的不同呢。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不过说到我们这一代人,也许可以分成两拨来形容。“80后、85前”,也就是80年代初期生的那一批人,是第一批改革开放计划生育的一代,所以和“70后”更接近,保留了更多农业社会的痕迹,比如小时候大多数人家境都不富裕啊,很多孩子仍然一起在外面玩游戏长大啊、父母很多下海做生意啊之类的。而到了“85后”,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若干年,父母的贫富悬殊一下子拉大,所以子女的成长环境也有了很大的不同,小城市、县城和农村的孩子仍然保留了淳朴自然的天性,而大城市的孩子就已经开始变得更加贵族化,这一批“80后”彼此之间的差异会比我们“85前”更加明显和巨大。尽管如此,属于青春的一些忧伤和困惑,大概是不会因为时代而改变的,太阳之下,并无新事,也许“70后”在二十啷当岁的时候,和我们困惑过的是同样一些人生中不可避免的问题,而他们现在也许走过去了,我们还正在里面挣扎,比如说读书、恋爱、结婚、生子。
还有一点要补充的,就是“80后”说起来个性张扬,其实也许还不如“70后”那么崇尚个性自由,反而有复古化的倾向。这也许跟“70后”的父母经历过“文革”,思想保留了更多传统的东西有关,所以整个“70后”的感觉都是要打破传统,追求自由,会有很多特别理想主义的东西。而80后的父母很多都会下海经商或者想各种门路使自己过得比同龄人更好,这种从小就培养的竞争意识会导致很多“80后”更看重实际,务实让人反倒显得比较保守。
比如说,“80后”实际上普遍比“70后”早婚,这一方面当然也和房价上涨,需要两个家庭共同努力才能完成两个孩子安居在大城市的目标有关——幸好大多数是独生子女,两个家庭供养一套房子就够了。所以“80后”也会追求个性,但不要那种极端的;也会追求自由,但是只需要刚刚够用就好;一切矛盾都比较温和,可以采取办法解决的,只有房子是最主要的,最中之最。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前,其他所有的一切都不重要。这一点很有意思,居然有整整一个时代的人,最苦恼的问题被集中在了一个简单的、原本不应该成为终极问题的物质需求上,其他所有的痛苦和矛盾都暂时被掩盖和淡化了。
文珍印象:突破自我的努力
文珍的小说,大多描述都市青年男女的情感故事,细腻,丰富,为我们呈现出了一个复杂多变的世界,这个世界既是人与人之间微妙的关系,也是个人幽暗而深邃的内心世界。我们从中看到的不仅是主人公纠缠的关系与纠结的内心,也包括这个时代城市生活的流动性、偶然性,以及置身其中的“个人”的孤单、寂寞以及交流的渴望。在这个意义上,文珍的小说是现代城市生活的产物,这样的生活方式将每个人孤立为“原子”,不仅缺乏公共生活以及参与的热情,也缺乏与他人交流的经验与习惯,每个人都被封闭为“自身”;但是另一方面,渴望交流的愿望却埋在心底,只能在适当的时候以“爱情”的形式表现出来,于是“爱情”所承担的便超越了男女之间的情感,更为重要,也更为复杂,对小说中的主人公来说,这是与世界交往的一个途径,相恋或者分手,便是与一个世界的交流或者交错。
在文珍早期的小说中,所抒写的大多是单身青年的孤寂与交流的渴望,在《果子酱》、《色拉酱》、《关于日记的简短故事》之中,主人公都处在一个封闭的空间中,他们沉浸在幻想与回忆中,喃喃自语,敏感地注视着身边发生的事情,但又置身事外,他们处于这个世界之中,但又仿佛置身于这个世界之外。他们有着一个孤单、敏感而又丰富的内心世界,有着一种莫名其妙的忧郁与诗意,小说故事大多纠缠于内心,但是在叙述上显示了文珍的特色,那就是在故事之外,一种诗意的哀愁缭绕其中。
在《北京爱情故事》、《中关村》、《气味之城》、《我们夜里在美术馆谈恋爱》、《画图记;或动物园的故事》等小说中,文珍所处理的是较为复杂的题材,如果说以前的小说是“单纯的诗”,那么这些作品可以说是“复杂的诗”,它们并不只是抒情,而是直面当代都市青年的复杂情感状态,在主人公的喜怒哀乐与爱恨情仇中,文珍把握住了其中暧昧难言的部分,以细腻的笔触将之呈现了出来,让我们看到了生活的真实,以及蕴含在这些真实之中的诗意,只是这种“诗意”不是单纯的美感,而是一种五味杂陈的复杂感受,是现代城市生活的“诗意”。
《第八日》是文珍颇为成熟的一篇小说,在小说中,她描述了白领女青年顾采采的生活,让我们看到了在她平静外表下所隐藏的孤寂与焦灼,在忙碌的工作之外,她无法找到心灵寄托与情感慰藉,只能沉浸在幻想中自我安慰,只能在难以忍受的失眠中煎熬,小说写出了当代城市青年的生活状态,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到作者自身的影子。在这篇小说中,文珍显示出了她关注与理解他人的努力,这是她通向外部世界的一个窗口。《安翔路情事》是文珍最近发表的小说,关注的是两个底层青年男女的爱情,他们在城市里生活但又不属于城市,他们生活卑微,但是他们也有爱情,小说写出了他们爱情的曲折与艰难,他们无法挣脱城市生活唤起的渴望,但又难以融入城市,他们之间也为此互相纠结着,爱是不可能的,不爱也是不可能的,到最后,他们只能隔着一条街遥遥相望……在这篇小说中,文珍写作的范围进一步拓展,她关注的是另外的人与另外的世界,这也显示了她不断突破自我的努力。
文珍:生于1982年7月。本科毕业于中山大学金融系,后为北京大学中文系首位文学创作方向硕士生,以小说《第八日》获学位。作品散见报刊豆瓣。喜欢旅行、植物、瓷器、布匹、戏曲、冷笑话。不喜欢汽车、喷泉、名牌、修剪齐整的花圃、电视、精英体系价值观。爱好广泛,但除写字之外真正非干不可的事情很少。即将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中短篇小说集《十一味爱》。
访谈
■专业是金融,却身在曹营心在汉,成了一标准文艺青年,本科跌跌撞撞毕了业,歪打正着考上了北大文学创作方向的研究生
李云雷:你大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创作的?在大学里,你学的是金融专业,与文学相隔甚远,毕业后为什么想到要考中文系的研究生?
文珍:我的写作之路大概是从记日记开始的,初高中的日记里会偶尔描写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场景,抒发某种缠绵悱恻的情绪,不过那时候最主要是写诗,而且是旧体诗——曾经迷过很多年古典文学,尤其是婉约词,现在还能记得很多。
大学本科的时候开始正式写小说,主要发表途径是学校的BBS,也有了一批所谓粉丝群,写连载故事的时候会有人连夜等着看,有点像现在的网络小说家,呵呵。那个时候的创作很原发,就是看了自己喜欢的文字,就很自然地学习、模仿、借鉴。就这样一点点走上了文学创作的不归路,一直到现在。那时虽然专业是金融,却身在曹营心在汉,时常参加各种文学社团,在各种校园刊物上发表作品,平时交往的朋友也大多是文学爱好者,闲暇时会去美术馆看画展,买打孔碟、听地下摇滚、看艺术电影,还坚持每天写点儿东西,一标准文艺青年,专业成绩则一塌糊涂,就这样,本科跌跌撞撞毕了业,北大正好开了文学创作的研究生方向,我心想这太合适自己了,结果居然就考上了,成了中国第一个创作方向研究生,也是歪打正着始料未及之事。
李云雷:那么,作为北京大学中文系第一届文学创作专业毕业的唯一一名研究生,你对文学的理解与文学研究专业的同学有什么不同?
文珍:我对文学的理解可能更偏向于读者和作者的眼光,而非一个专业研究者的角度。所谓读者的眼光,就是我仍然会坚持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来评判文学作品 ,而不是以能否进入文学史的眼光评判一部作品对于这个时代的意义、讨论它先锋或写实的特质,或者从某个理论出发,将某部作品作为例证旁征博引条分缕析。
而所谓作者的眼光,我可能会从自己的创作实际出发,选择阅读一些诗学和人类学、心理学方面的著作,甚至一些科普知识,而非特别专业的文学理论——我觉得看太多文学理论,对创作不见得是一件好事,把文学作为一门学科研究得太透彻了,也许反而会被理论的条条框框圈住,写作时容易夹杂创作冲动之外的杂念,很容易出现理念先行脱离实际的作品。真正的文学创作,还是应该尽量剔除技术论观点,理性思考虽然重要,但还是应该留一些纯感性的盲区,这样才会激发比较强烈而真实的创作欲和灵感。事先想得太清楚的文学作品,多半会失败。
■年轻的时候,还有什么比爱情更可说的呢?当然创作动人的爱情故事并不是终极理想,还是希望借男欢女爱,写出一点别的更深的什么
李云雷:你的小说大多取材于都市青年男女的情感纠葛,对小说主人公微妙复杂的情感有深入细腻的刻画,这可能既与你对张爱玲等作家的作品熟悉相关,也与你对都市白领青年生活的熟悉相关。
文珍:我生于湖南的小城市,长于深圳,后来求学又辗转经历了广州和北京南北两个大城市。从十几岁到二十多岁,除了读书之外,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在城市的各种场景里谈恋爱。大概也就是这有限却丰富的生活经验决定了我小说题材的看似狭窄实则广泛:年轻的时候,还有什么比爱情更可说的呢?当然创作动人的爱情故事并不是我的终极理想,还是希望借男欢女爱,写出一点别的更深的什么,说到底人的本质就是孤单的,与人相爱也许会更深地展示这种沟通的不可抵达性。
我的作品里心理描写比较多,这也和我本身就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人有关,胡思乱想的时候很多。人最高级的地方,也正在于会胡思乱想。明明对于同一件事情,一千个人会有一千种念头,而且这想法还可能会随着时间瞬息万变。这种微妙而不定势的心理变化过程,决定了人是世界上最无常也最有趣的动物。
爱情这东西说来复杂,其实也就是人和人心理的对弈,但是这对弈的微妙之处在于,你如何选择对手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取舍标准,也许碰到了,就爱了,遇见谁,就是谁,你永远也不会知道和完全不同的人谈恋爱,会激发你展现出一个怎样的自己;也许下一个会更好,也许你永远也无法像此刻这样爱了。这种不确定性和命运感让我着迷,爱这个主题我会不停地写下去。
李云雷:你的小说在结构上多采取“交错”的方式,比如《北京爱情故事》、《场景练习》、《画图记;或动物园的故事》等,男女主人公最后都是交错而过或差一点交错而过,从中可以看到一些影片如《甜蜜蜜》、《花样年华》等的影响,也与都市生活的流动性、偶然性相关,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你捕捉住了当代都市情感的特点。
文珍:最终错过其实是爱情故事里的老桥段了。让人伤心,并且看上去很美。我有一段时间觉得,再怎么炽烈的事情,其实都是一个人内心里的风暴,真的就像烟花,璀璨过后就是一地碎屑;也不是每段爱情,都有机会转为婚姻中的相濡以沫。因此比起“王子公主最后幸福地生活在一起”,遗憾的错过其实能够保留恋爱最初的新鲜和好奇。因此我很习惯于让两个原本就不合适的人怎么也走不到一起,遗憾但至少爱情完整,有一种回忆里的惘然之美。
不过最近,已经开始重新思考对于爱情的认识,这也和自己的人生进入到另一个阶段有关。现在发现爱情除了遗憾的唯美姿态之外,可能还有更丰富深刻的内涵,比如宽容、信任、沟通和理解,各种看上去和爱情无关的琐碎小事里,也许自有一种深刻的、真实的情感,让两个人即使走下去,也可以拥有很多丰富的可能性。希望在自己以后的小说里,能够更加勇敢地面对这些问题,而不是轻率地让两个人遇到障碍就一分了之。也许走下去会不如戛然而止的结局那样凄婉动人,但是这样选择的主角会更真实,更勇敢,也更懂得爱是怎么一回事;而我也有机会跟随他们,一起去探讨生命中的各种丰富的可能性。
■失眠症居然不治而愈。一定意义上,所有内心敏感、觉得自己不容于世的人都应该写作,至少是在尝试着让自己摆脱困境
李云雷:《第八日》是你颇为成熟的一个中篇小说,在这篇小说中,你描绘出了顾采采这个银行职员的生活与内心世界,她的忙碌,她的失眠症,她置身都市中的孤单与寂寞,这可以说是当前白领阶层很普遍的生活状态,而结尾处她在过山车上熟睡,也可以说是对这一时代微妙的概括与反讽,不知你对这个人物有什么样的认识与理解?
文珍:我觉得顾采采就是我——至少是我的一部分。她对外界的陌生化和困扰感,对我而言都非常真实具体。事实上,这篇小说写完很长时间内我都并不满意,觉得这次写作是彻底失败了,也许就是因为离自己太近了,所以写的时候会没有平时那么轻盈和愉悦,写完再看,怎么看都觉出自己的吃力和笨拙来。反倒是事隔很久之后再重看,离那时的自己足够遥远,才会像看一个陌生人一样感觉到某种心疼,并体会到那时真切有过的沮丧感。
还有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写顾采采的时候正是研究生最后一年,那年我自己的失眠症反反复复,也非常困扰。结果写完《第八日》以后,失眠症居然就不治而愈了,此后也很少再犯。这对于我个人而言是一个小小的奇迹,也因此发现了写作其实是一种放下,一旦把内心最困扰自己的东西写出来了,也就从彼时那种极端病态的情绪里解脱出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所有内心敏感、觉得自己不容于世的人都应该写作。即使写得不够好,也至少可以尝试着让自己摆脱困境。
李云雷:你最近发表在《当代》上的《安翔路情事》,与你以前的小说有很大不同,主人公是在北京打工的一对青年男女,他们与你擅长表现的白领青年的生活有不小的距离,我认为你对他们的生活与爱情波折把握得较为细腻,进入了他们的内在逻辑,这会不会是你小说创作中一个很大的转折?
文珍:这个故事的主要内容是一个卖麻辣烫的姑娘和一个卖灌饼的男青年谈恋爱,写作缘起,则是因为我自己的确常在家附近的安翔路上买灌饼和吃麻辣烫,这两个小吃摊构成了我生活的一个真实组成部分,每次去买的时候都控制不了地去想象猜度他们的生活。尤其是对于那个卖灌饼的小胡,他们一家三口真的是从清晨一直卖到深夜,一家人就在那么阴暗的五平米里无休无止地干,而且因为他们家生意特别好,更显出了这种卸不了磨盘的驴一般的悲剧性。
把小胡钉死在灌饼店里的,是一种无法摆脱的穷困生活。和其他漂在北京的底层青年一样,他没什么出路,也很难靠个人努力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这样一个勤勤恳恳踏实上进的农村青年,这么年轻,心里一定也是有过爱情的,一定也是渴望浪漫的,可这样一天到晚地被困在灌饼店里,怎么可能有机会?与此同时,旁边卖麻辣烫的姐妹俩就显得更适应城市生活,她们有时会关门出去逛街,有时会和周围的摊贩聊天,有时还会兴高采烈地看电视。突然有一天,我就想,也许可以让这样两个实际上完全不相干的人物原型在小说中谈一次恋爱,用这种方式,来展现一种在大城市里漂着的务工人员摆脱不了的宿命。
我希望以后可以更多地关注和自己截然不同的人群,因为这个世界上的苦难和不公实在是太无穷无尽了,我当然不可能了解一切,但是我渴望把我感受到的都记录下来,替那些没有话语权的沉默的大多数们发声。
■“80后”说起来个性张扬,其实也许还不如“70后”那么崇尚个性自由,相反更务实更保守
李云雷:你的创作与一般“80后”作家有着很大的不同,不知你如何看待“80后作家”,如何看待这一代人的现实与精神困境?
文珍:我觉得现在“80后”这个概念已经被无数定义稀释得几乎不存在了。最大的80后现已31岁,已进入而立之年;而最小的80后也已经21岁。从21岁到31岁,几乎是从少年到青年的一个完整的时间段,这十年太重要了,林子太大了,什么鸟都有,写出糟糕恶俗作品的和写出杰作的都不足为奇。喜欢写穿越盗墓言情的写穿越盗墓言情,纠结于人与世界关系的继续纠结。我对自己仍然时常被归为“80后”感觉还挺怪异的,也不敢说我和一般“80后”作家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也许人家还觉得和我有本质的不同呢。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不过说到我们这一代人,也许可以分成两拨来形容。“80后、85前”,也就是80年代初期生的那一批人,是第一批改革开放计划生育的一代,所以和“70后”更接近,保留了更多农业社会的痕迹,比如小时候大多数人家境都不富裕啊,很多孩子仍然一起在外面玩游戏长大啊、父母很多下海做生意啊之类的。而到了“85后”,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若干年,父母的贫富悬殊一下子拉大,所以子女的成长环境也有了很大的不同,小城市、县城和农村的孩子仍然保留了淳朴自然的天性,而大城市的孩子就已经开始变得更加贵族化,这一批“80后”彼此之间的差异会比我们“85前”更加明显和巨大。尽管如此,属于青春的一些忧伤和困惑,大概是不会因为时代而改变的,太阳之下,并无新事,也许“70后”在二十啷当岁的时候,和我们困惑过的是同样一些人生中不可避免的问题,而他们现在也许走过去了,我们还正在里面挣扎,比如说读书、恋爱、结婚、生子。
还有一点要补充的,就是“80后”说起来个性张扬,其实也许还不如“70后”那么崇尚个性自由,反而有复古化的倾向。这也许跟“70后”的父母经历过“文革”,思想保留了更多传统的东西有关,所以整个“70后”的感觉都是要打破传统,追求自由,会有很多特别理想主义的东西。而80后的父母很多都会下海经商或者想各种门路使自己过得比同龄人更好,这种从小就培养的竞争意识会导致很多“80后”更看重实际,务实让人反倒显得比较保守。
比如说,“80后”实际上普遍比“70后”早婚,这一方面当然也和房价上涨,需要两个家庭共同努力才能完成两个孩子安居在大城市的目标有关——幸好大多数是独生子女,两个家庭供养一套房子就够了。所以“80后”也会追求个性,但不要那种极端的;也会追求自由,但是只需要刚刚够用就好;一切矛盾都比较温和,可以采取办法解决的,只有房子是最主要的,最中之最。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前,其他所有的一切都不重要。这一点很有意思,居然有整整一个时代的人,最苦恼的问题被集中在了一个简单的、原本不应该成为终极问题的物质需求上,其他所有的痛苦和矛盾都暂时被掩盖和淡化了。
文珍印象:突破自我的努力
文珍的小说,大多描述都市青年男女的情感故事,细腻,丰富,为我们呈现出了一个复杂多变的世界,这个世界既是人与人之间微妙的关系,也是个人幽暗而深邃的内心世界。我们从中看到的不仅是主人公纠缠的关系与纠结的内心,也包括这个时代城市生活的流动性、偶然性,以及置身其中的“个人”的孤单、寂寞以及交流的渴望。在这个意义上,文珍的小说是现代城市生活的产物,这样的生活方式将每个人孤立为“原子”,不仅缺乏公共生活以及参与的热情,也缺乏与他人交流的经验与习惯,每个人都被封闭为“自身”;但是另一方面,渴望交流的愿望却埋在心底,只能在适当的时候以“爱情”的形式表现出来,于是“爱情”所承担的便超越了男女之间的情感,更为重要,也更为复杂,对小说中的主人公来说,这是与世界交往的一个途径,相恋或者分手,便是与一个世界的交流或者交错。
在文珍早期的小说中,所抒写的大多是单身青年的孤寂与交流的渴望,在《果子酱》、《色拉酱》、《关于日记的简短故事》之中,主人公都处在一个封闭的空间中,他们沉浸在幻想与回忆中,喃喃自语,敏感地注视着身边发生的事情,但又置身事外,他们处于这个世界之中,但又仿佛置身于这个世界之外。他们有着一个孤单、敏感而又丰富的内心世界,有着一种莫名其妙的忧郁与诗意,小说故事大多纠缠于内心,但是在叙述上显示了文珍的特色,那就是在故事之外,一种诗意的哀愁缭绕其中。
在《北京爱情故事》、《中关村》、《气味之城》、《我们夜里在美术馆谈恋爱》、《画图记;或动物园的故事》等小说中,文珍所处理的是较为复杂的题材,如果说以前的小说是“单纯的诗”,那么这些作品可以说是“复杂的诗”,它们并不只是抒情,而是直面当代都市青年的复杂情感状态,在主人公的喜怒哀乐与爱恨情仇中,文珍把握住了其中暧昧难言的部分,以细腻的笔触将之呈现了出来,让我们看到了生活的真实,以及蕴含在这些真实之中的诗意,只是这种“诗意”不是单纯的美感,而是一种五味杂陈的复杂感受,是现代城市生活的“诗意”。
《第八日》是文珍颇为成熟的一篇小说,在小说中,她描述了白领女青年顾采采的生活,让我们看到了在她平静外表下所隐藏的孤寂与焦灼,在忙碌的工作之外,她无法找到心灵寄托与情感慰藉,只能沉浸在幻想中自我安慰,只能在难以忍受的失眠中煎熬,小说写出了当代城市青年的生活状态,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到作者自身的影子。在这篇小说中,文珍显示出了她关注与理解他人的努力,这是她通向外部世界的一个窗口。《安翔路情事》是文珍最近发表的小说,关注的是两个底层青年男女的爱情,他们在城市里生活但又不属于城市,他们生活卑微,但是他们也有爱情,小说写出了他们爱情的曲折与艰难,他们无法挣脱城市生活唤起的渴望,但又难以融入城市,他们之间也为此互相纠结着,爱是不可能的,不爱也是不可能的,到最后,他们只能隔着一条街遥遥相望……在这篇小说中,文珍写作的范围进一步拓展,她关注的是另外的人与另外的世界,这也显示了她不断突破自我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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