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友人帐

有一年的夏天，我得了麻疹，右脸又麻又痒，总有一种被黄蜂叮成猪头的肿胀不堪的错觉。因为不是不痛不痒无伤大雅的病，只能硬着头皮去医院。去之前妈妈叮嘱我说，她的同学在那所医院工作，打个招呼便可以处处行个方便。
我笑着应承，心中却窃觉，这是没有必要的。什么是行个方便呢？无非是能比别人先看上病，或者让熟识的专家大夫更加尽心尽责地诊病。大家都是挂号排队眼巴巴等着就医的，依仗着关系，强夺别人先就医的位置，无异偷盗他人的时间。于情于理，都是过意不去的。于是我带了一本英文版《吉檀迦利》，打定主意在候诊室看书杀杀时间，老老实实等待被叫号去看病。
医院人很多。我来的已算很早，二十三号。在我之前，十六号病人已经被叫号。一共有八个医生在看病，而前面只有七个病人。我估计着每个医生同时为一个病人看病的话，一刻钟大约是用不着的。心中暗暗欢喜，坐下来读书。
可没料想，薄薄的一本《吉檀迦利》翻完了，我的号依旧没有被叫到。扭头一看，偌大的候诊室里面人像是凭空冒出来一般拥挤嘈杂。低头看手表，时间已经过去二个多小时。再抬头看叫号器，“十六号”这个恼人的数字，兀自不依不饶地盘踞在上面，赳赳地瞪视着候诊室里面蚂蚁般的人群。
我仔细看了一会儿，看出了点门道：护士其实已经不叫号了。或者说，来不及叫号，便有白大褂领着病人进去了。无非是有熟人，打个招呼，便可以直接进去看病。
这个念头岂止是让人不愉快，简直是令人在夏天里面闷闷地融化。
于是呢。我打了电话请来在医院的熟人。当我被领着进去看病的时候，我看了一眼那个依旧毫无变化的“十六号”。蓦然地，心中升腾起一种微妙感觉：微微的愧怍，微微的开心。
类似的事情并不算少，比如－－
电影院门口漫长而凝固的排队买票线。
商场洗手间里面的很多扇门，和门外面穿梭伺机不愿排队的人。
莱迪里，羞于还价，就会比正常价格高两三倍的小玩意儿。
哦，还有那首歌，“挤公交”。
不过呢。这些都是显性的，不透明的，阳光下面的事情。你能看的见那条永远懒得向前进的线，或者那条根本不屑于形成的线。
还有呢。
那些不在阳光底下的，透明的，渺然的，无形体的东西。是看不见的吧。
你只有在被它猝不及防狠狠撞到了，才能模糊地感觉到它的存在。摸着撞疼的身子，愤愤地“嘿”一声。
《万历十五年》被剑桥耶鲁等名校当做东亚历史的教科书。而这本书的作者黄仁宇，在62岁的时候被所供职的纽约州纽普兹州立大学（State University College of New Paltz）解聘。一个花甲之年的老人，在余下的二十多年内找不到工作，只能靠着社会救济金过活，多买一本书心下都得反复掂量挣扎，直到2000年去世。
当我在黄仁宇的自传《黄河青山》里面读到这段往事时，我几乎无法相信，现在在学术界炙手可热的历史学家，作品被三联书店多次翻印的畅销作者，竟然是在没有工作、名誉受损的环境下度过晚年。更何况在美国，取得大学教授的tenure几乎是终身制，除非是超越民事范畴的犯罪行为，否则教书匠这个铁饭碗是打不破的。
抱着一颗好奇的烦恼的心，我查阅了一些资料，发现一纸tenure并不如想象中的安全到永远。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写道：“许多纽约州立大学的教授，原先具备其他大学的终身教职身份，因此并不知道，纽约州大体系没有终身教职的有效保证。”原来tenure也如同商业契约，有各项条款，有特定的适用氛围。对于纽约州立大学而言，终身教职在理论上面可以撤销。
黄仁宇为什么会被解聘呢？是他的学术成绩不够好吗？
事实上，在被解聘的同一年。纽约州纽普兹州立大学的招生办公室还把黄仁宇的简历做进宣传手册，好招徕新生。在纽普兹任教期间，黄仁宇的著作在中国大陆，美国，英国，香港，意大利和西德出版，他曾受邀到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麻省理工和Vassar College演讲，获得哈佛大学、密西根大学、全美学术团体联席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古根汉基金会（Guggenheim Foundation）和国家科学基金（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的研究经费。按理说，这样子的学术成绩应该是不会被解聘的。那么到底原因何在呢？
表面来看，黄仁宇被解聘是因为纽普兹州立大学的管理层出现疏忽，导致资金周转紧张，不得已裁员：除了美国史、加拿大史、西欧历史的全职老师外，该大学历史系的教授，包括教导拉丁美洲历史、俄罗斯历史、中东历史、东亚历史、非洲历史、印度历史的教授，统统被裁员。但是究其根本，学校的资金短缺并不是黄仁宇失业的充要条件。
我们不妨从这个角度来想：
像黄仁宇这样一位优秀的历史学家（他活着的时候似乎用“优秀”来定性他的名望有些单薄，而当他驾鹤西归之后，他在中国历史学家中的地位一升再升，几乎可以称为“泰斗”），为什么要去纽普兹州立大学这样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大学呢？
显而易见的原因是，东亚历史这一块儿，庙少僧少。全美有东亚历史性的综合性大学并不多，小小东亚系里面的教授人数更是趋于饱和。想要谋取一份稳定的教职，实属不易。
其实这个道理可以往外围再推，并不唐突。学术界本来是个谋生不易的地方。一所大学如果放出招聘一位教莎士比亚讲师的消息，应聘者往往会超过两百余人，其中不乏哈佛耶鲁剑桥牛津伯克利的英国文学博士。
当上个学期我对我的advisor谈及今后的职业规划，说起想去东亚文学历史的博士，将来去大学教书时，他仁慈又无情地指点出我的天真之处。当年他在Stanford并肩学习东亚历史的doctor candidate有十余人，最后拿到博士学位的只有四位。这四名幸运儿里面，有一个人做了图书管理员，有一人去纽约一家小的金融机构做了最底层的analyst，还有一人终日在世界上环游，无正经职业，成了wandering scholar。
只有他一人，拿到了大学的教职。他说他感到自己非常幸运。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我和我这位advisor这次谈话之前的几天，一个朋友好奇地问我，为什么这位哈佛本科、斯坦福博士、知识渊博、幽默达观的advisor会甘心在一所三十多名的文理学院供职，难道他不觉得略微屈才了吗。
热爱是白色的。
因为太过热爱，无法用语言形容。太过热切，反而会激动的怔怔说不出话来，如同白纸。
也因为凝聚了太多感情，太过复杂，反倒呈现出最单纯、最澄澈的形状。如同太阳光，融合了赤橙黄绿青蓝紫的七色，所以看上去是简单的白光。
我一直觉得，太过热爱单纯的学术，会形成一个洁白无瑕academic bubble。里面的人甘之如饴地打滚翻腾，偶尔觉得艰难，然后又乐的继续打滚扑腾。留下外面的人去费神叹息。
然而呢，如果有一天这个可爱的白色泡泡，“噗”的一声破灭了，怎么办?
我看见这些这爱发生在道路洁白的城市里面，它带着一点点疲软的委屈却不愿意表现出来。它能听见海的咸咸的坚硬声音，感觉到风在山里穿行的清凉。它能很努力地爬到树顶，看着阳光睁不开眼睛。它也许会和你吵闹得不得开交，最后以分手结束；也许会和你像蜂蜜一样甜的交往下去，直到海枯石烂，天长地久。
佛说人生有七苦。生。老。病。死。怨憎恨。爱别离。求不得。
每个都是雨势磅礴。
我常常觉得爱别离也是求不得的一种形态，无可奈何。然而并不是哀怨。
一些挠心啮肺的东西，一些你抗拒着不愿接受的东西，也许是记忆中最宝贵的遗痕，理所应当该被记入友人帐中。它们提醒着你：过去发生的一切是真实的。
生命中有如饕餮般庞大的无可奈何，相比个人的力量是多么单薄。所以，更加要努力地活着，奋力地抓住每一天，手指因为太过用力关节发白，留下认真的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