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石如篆刻浅析
邓石如，（1743——1805）初名琰，字石如，清仁宗颙琰当了皇帝后，为避“琰”字讳，就以字行，改以石如为名，字顽伯，这是为了表示他“不贪赃，不低头，不阿谀奉承，人如顽石，一尘不染”的崇高品格；因是安徽怀宁人，故取“皖”字，自号完白、完白山民；又取幼年时常砍柴、钓鱼的家乡地名大龙山和凤凰桥，自号龙樵长、凤水渔长、游笈道人、古浣子、叔华等。
他年少时勤奋好学，因家贫，又住在僻乡，见闻有限。后在友人、师长的指导下，如饥似渴地把全身心倾注于琳琅满目的碑拓之中，花了五年的时间，临摹过几百本碑帖，学成了篆书；又花了三年时间，把隶书学到手，终于成为清代杰出的书法家。
邓氏的刻苦好学常人难及，喜用羊毫写篆书，为学习篆书，手抄《说文解字》二十本。单把书中所收九千三百五十三字抄二十遍，就要超近二十万个篆字，但他只花半年时间就抄毕。为学习隶书，他三年之内把《史晨碑》《曹全碑》《华山庙碑》《白石神君碑》《张迁碑》《孔羡碑》等十来种汉代名碑各临习五十本，还把李斯的《峄山碑》《泰山刻石》汉代的《开母碑》《三坟记》等每种各临摹一百本，可见其四体书功力之深。所以包世臣认为，清代四体书的作者中，应推邓石如为第一。他也被公认为清朝第一篆隶名家。
邓石如学识渊博，对金石研究至深。他曾在客居南京时，博览周、秦、汉、魏以来的金石拓本，各种皆临石本。他的篆刻承家学，早期学习明人，篆法在秦篆的基础上，以其深厚的书法功力，将石鼓文、汉魏碑额及汉隶意趣等金石文字之妙融为一体，形成了独特的篆法，且以之入印。后来他陆续结识了一些当时极有名望的学者、画家，如程瑶田、叶天赐、毕蓝泉、罗聘、黄钺、袁枚、曹文植等人。魏稼孙评价他的书法篆刻为“其书由印入，其印由书出”。
他在书法上的苦心钻研，悟出了“求规之所以为圆，与方之所以为矩者”的妙理，并运用到篆刻艺术上，创造了“圆劲”的一派，后世称之为“邓派”，这在篆刻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创新。他还吸取罗聘“刚健婀娜”的画梅理论，灌注于自己的篆刻创作之中。“婀娜”是一种阴柔的美，如果片面的追求婀娜，容易变纤弱；“刚健”是一种阳刚之美，把“刚”与“柔”结合在一起，相辅相成，达到完美的境界。由此，明末朱简、汪关追求倡导的在篆刻中表现笔墨情趣的主张得以实现，创造了刚健婀娜、多姿多彩、生动灵捷的印章体式。
由于他在书法上的深厚造诣，尤其吸收了汉碑中的《祀三公山碑》与《禅国山碑》里得篆体结构，完全不受传统汉印文字的约束，把篆书的书写功力直接运用到刻刀上，使书法与篆刻有机的结合起来。因此，他的篆刻在明清流行的皖、浙两派之外，独树一帜。自文、何以来，包括浙、皖两派的篆刻家，无不谨守汉印法度，而邓石如却大胆的蚕蛹小传和贝参用小篆和碑额等体势和笔意入印。他在篆刻中提出的“疏可走马，密不漏风”和“计白当黑”的理论，在他的作品中表现得非常充分，如：疏密开合，轻重呼应等。这种首创精神是篆刻艺术增添了新鲜血液，拓宽了它的参考范围和知识领域，在它的影响下，印坛树立了新的章法审美意识。
邓石如一生篆刻数量并不多，作品的形式和技法变动很大，水准高低颇有落差。邓石如一生主要以书法作为自己面向社会的艺术展示的方式，在当时的地位也远高于他的篆刻。这是影响他的创作数量的原因之一。另一原因，则是他的“任侠”的性格差异因素，促使他对世风重技巧、重经营产生顽强的反叛，走出“印从书出”的新路，高扬“常计白以当黑，奇趣乃出”的艺术审美观念，是他独立性格的结果。经过历史的沉淀，邓石如作为篆刻史上开宗立派人物的历史地位，越来越清楚地凸现在人们面前，作品表达的审美理想与技法语言决定了这一地位，而不在于数量的多少。
邓石如对篆法、刀法、章法及印法的重大突破，给清末篆刻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对清末的吴熙载、徐三庚、赵之谦、吴昌硕、黄士陵以及近代的齐白石等都有深远的影响。四十岁以后，他的作品完全形成了个人独特风貌，给清末的篆刻界以极大影响。他的印作《完白山人篆刻偶存》《完白山人印谱》《邓石如印存》。
刀法运用：单双刀并用，刃、角并用的冲刀刀法，从而完美的体现出篆书体势的起止使转、酣畅淋漓的特点，线条挺拔洒脱，刀中得笔，意趣盎然。
章法：疏密开合，轻重呼应，表现出“疏可走马，密不漏风”和“计白当黑”的大胆结合，险绝有致的审美取向，如“江流有声，断岸千尺”。
朱文：以小篆入印，与元明的玉箸篆圆朱文不同，不仅充分发挥了小篆弯曲流水的特点，而且曲势中含有遒劲之气，有迟涩的刀味。充分表现了他篆书刚健婀娜的气意，也很好的协调刚与柔，方与圆之间的关系，使圆朱文摆脱了元明以来刮削做作的习气。如“意与古会”。
“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图1）句出苏轼《后赤壁赋》,是邓石如的代表作之一。艺术构思最忌平均呆板，他在书法理论上曾提出的“字划疏处可使走马，密处不使透风“的美学观念，这方印可以说是这种观念的生动体现。“流、断”二字繁写增其密度，以密衬疏。“江”字与“岸、千、尺”三字相呼应，笔势开张，大片宽地又正好与“断”字相呼应，加上“流、有、声”之繁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用刀既不同于皖派，也不同于浙派，而是使刀如笔，宛转流畅，刻出了他刚健婀娜的风格。
“家在四灵山水间”（图2）全印七字，一如其书。此印的章法正好与上印相反，中间密而左右两边疏，紧密处不使人感到窒息，疏处则绰绰有余。绘画大师黄宾虹受此影响，在他画论中也有“疏可走马，密可透风”的说法。
“意与古会”（图3）一印，使邓石如纯熟的刀法和篆隶功法得到了尽情的发挥，能潇洒的运刀，如见游刃恢恢，顷刻立就。而笔墨的酣畅真可力透纸背，刚健和婀娜就是这样统一得至善至美。全印四字三密一疏，也很有特色。
“燕翼堂”（图4）创作形式在邓石如印谱中偶见，充分发挥字形特点，强化装饰作用，使其面目别具一格。装饰化对印章艺术性的表现是一种伤害，但适当地运用，可以凸现印章的趣味。所谓“过犹不及”，在当代细朱文创作中多有运用，巧饰过甚，画蛇添足，必定沦为工艺品。
白文：在徽派的基础上参以秦权、诏版，又结合其隶法作篆的笔势，因此他的篆刻，白文苍浑，粗而不朴。自如的将小篆应用于白文的第一人，以小篆书体作白文印，一改缪篆的方正而使笔画方圆互掺，婉转遒劲，浑朴又不失灵动。如“疁成一日长”“淫读古文，日闻异言”。
“我书意造本无法”（图5）一印，在细白文刻法上，可说前无古人，戛戛独造他把宋元圆朱文的刻法，发展到这种细白文的刻法，印中文字的方圆曲折，完全视印之形式随机搭配而出，而这种白文的线条，最能体现出他书法的笔情墨趣和以刀当笔的金石风味。
“淫读古文，日闻异言”（图6），风格同上印，虽然刀法上不及上印挺劲，但 章法上却是苦心经营。全印八个字分三行，疏其中行而密其左右，是这方印的特色。
“笔歌墨舞”（图7）、“疁成一日长”（图8）二印，不同于一般工整的白文印，由于已经将书法笔意融化在刀法里，所以横画、直画不是一根平板的没有生命力的线条，全印洋溢着一种雄浑劲健的气息。
“灵石山长”（图9）、“春涯”（图10）二印，对角疏密呼应，朱白相映，全印笔酣墨饱，充满着圆浑、朴茂之感。一方印往往有一个基调，相比下来，“春涯”加栏的白文印，由于转折间略见的功力。艺术大师丰子恺曾说，篆刻艺术是“经营于方寸之内，而赏鉴乎毫发之细，审其疏密，辨其妍媸”。所以“书画同源，而书实深于画，金石又深于书”。因此，“非有精微之艺术修养，不足与语也”。这些精辟的见解对我们理解邓石如的艺术当有很深的意义。
“鹤邻尚褧莱石兄弟图书”（图11），是作者的作品中不多见的多字印之一，“鹤”字也有释作“宦”字的。无论四字成行或双字成行，安排得无不顾盼有情、疏密有致。细审笔画及每根条线的头、尾以及转折处无不浑厚朴掘，其并笔处尤为绝妙，也可见到作者刀法的娴熟，这给后来的吴熙载影响颇大。
边款：主要是源于歙派一脉的影响，双刀冲刻的方法与程邃比较合拍。从书体来看，邓氏虽以行书为主，但篆、隶、草、楷各体皆备，这在同时代印家中亦不多见。但邓氏的镌刻技法又有很大的突变性，不少行书边款似以刀尖近于垂直地“写出”，邓石如自称此为“刺字”，显得古拙凝重而稍少起伏。多样的字体与并不稳定的技法，也说明了邓氏喜于探索，随心所至、不拘成法的独行客性格，这在明清篆刻家中也是十分突出的。（图12）
他年少时勤奋好学，因家贫，又住在僻乡，见闻有限。后在友人、师长的指导下，如饥似渴地把全身心倾注于琳琅满目的碑拓之中，花了五年的时间，临摹过几百本碑帖，学成了篆书；又花了三年时间，把隶书学到手，终于成为清代杰出的书法家。
邓氏的刻苦好学常人难及，喜用羊毫写篆书，为学习篆书，手抄《说文解字》二十本。单把书中所收九千三百五十三字抄二十遍，就要超近二十万个篆字，但他只花半年时间就抄毕。为学习隶书，他三年之内把《史晨碑》《曹全碑》《华山庙碑》《白石神君碑》《张迁碑》《孔羡碑》等十来种汉代名碑各临习五十本，还把李斯的《峄山碑》《泰山刻石》汉代的《开母碑》《三坟记》等每种各临摹一百本，可见其四体书功力之深。所以包世臣认为，清代四体书的作者中，应推邓石如为第一。他也被公认为清朝第一篆隶名家。
邓石如学识渊博，对金石研究至深。他曾在客居南京时，博览周、秦、汉、魏以来的金石拓本，各种皆临石本。他的篆刻承家学，早期学习明人，篆法在秦篆的基础上，以其深厚的书法功力，将石鼓文、汉魏碑额及汉隶意趣等金石文字之妙融为一体，形成了独特的篆法，且以之入印。后来他陆续结识了一些当时极有名望的学者、画家，如程瑶田、叶天赐、毕蓝泉、罗聘、黄钺、袁枚、曹文植等人。魏稼孙评价他的书法篆刻为“其书由印入，其印由书出”。
他在书法上的苦心钻研，悟出了“求规之所以为圆，与方之所以为矩者”的妙理，并运用到篆刻艺术上，创造了“圆劲”的一派，后世称之为“邓派”，这在篆刻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创新。他还吸取罗聘“刚健婀娜”的画梅理论，灌注于自己的篆刻创作之中。“婀娜”是一种阴柔的美，如果片面的追求婀娜，容易变纤弱；“刚健”是一种阳刚之美，把“刚”与“柔”结合在一起，相辅相成，达到完美的境界。由此，明末朱简、汪关追求倡导的在篆刻中表现笔墨情趣的主张得以实现，创造了刚健婀娜、多姿多彩、生动灵捷的印章体式。
由于他在书法上的深厚造诣，尤其吸收了汉碑中的《祀三公山碑》与《禅国山碑》里得篆体结构，完全不受传统汉印文字的约束，把篆书的书写功力直接运用到刻刀上，使书法与篆刻有机的结合起来。因此，他的篆刻在明清流行的皖、浙两派之外，独树一帜。自文、何以来，包括浙、皖两派的篆刻家，无不谨守汉印法度，而邓石如却大胆的蚕蛹小传和贝参用小篆和碑额等体势和笔意入印。他在篆刻中提出的“疏可走马，密不漏风”和“计白当黑”的理论，在他的作品中表现得非常充分，如：疏密开合，轻重呼应等。这种首创精神是篆刻艺术增添了新鲜血液，拓宽了它的参考范围和知识领域，在它的影响下，印坛树立了新的章法审美意识。
邓石如一生篆刻数量并不多，作品的形式和技法变动很大，水准高低颇有落差。邓石如一生主要以书法作为自己面向社会的艺术展示的方式，在当时的地位也远高于他的篆刻。这是影响他的创作数量的原因之一。另一原因，则是他的“任侠”的性格差异因素，促使他对世风重技巧、重经营产生顽强的反叛，走出“印从书出”的新路，高扬“常计白以当黑，奇趣乃出”的艺术审美观念，是他独立性格的结果。经过历史的沉淀，邓石如作为篆刻史上开宗立派人物的历史地位，越来越清楚地凸现在人们面前，作品表达的审美理想与技法语言决定了这一地位，而不在于数量的多少。
邓石如对篆法、刀法、章法及印法的重大突破，给清末篆刻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对清末的吴熙载、徐三庚、赵之谦、吴昌硕、黄士陵以及近代的齐白石等都有深远的影响。四十岁以后，他的作品完全形成了个人独特风貌，给清末的篆刻界以极大影响。他的印作《完白山人篆刻偶存》《完白山人印谱》《邓石如印存》。
刀法运用：单双刀并用，刃、角并用的冲刀刀法，从而完美的体现出篆书体势的起止使转、酣畅淋漓的特点，线条挺拔洒脱，刀中得笔，意趣盎然。
章法：疏密开合，轻重呼应，表现出“疏可走马，密不漏风”和“计白当黑”的大胆结合，险绝有致的审美取向，如“江流有声，断岸千尺”。
朱文：以小篆入印，与元明的玉箸篆圆朱文不同，不仅充分发挥了小篆弯曲流水的特点，而且曲势中含有遒劲之气，有迟涩的刀味。充分表现了他篆书刚健婀娜的气意，也很好的协调刚与柔，方与圆之间的关系，使圆朱文摆脱了元明以来刮削做作的习气。如“意与古会”。
“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图1）句出苏轼《后赤壁赋》,是邓石如的代表作之一。艺术构思最忌平均呆板，他在书法理论上曾提出的“字划疏处可使走马，密处不使透风“的美学观念，这方印可以说是这种观念的生动体现。“流、断”二字繁写增其密度，以密衬疏。“江”字与“岸、千、尺”三字相呼应，笔势开张，大片宽地又正好与“断”字相呼应，加上“流、有、声”之繁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用刀既不同于皖派，也不同于浙派，而是使刀如笔，宛转流畅，刻出了他刚健婀娜的风格。
“家在四灵山水间”（图2）全印七字，一如其书。此印的章法正好与上印相反，中间密而左右两边疏，紧密处不使人感到窒息，疏处则绰绰有余。绘画大师黄宾虹受此影响，在他画论中也有“疏可走马，密可透风”的说法。
“意与古会”（图3）一印，使邓石如纯熟的刀法和篆隶功法得到了尽情的发挥，能潇洒的运刀，如见游刃恢恢，顷刻立就。而笔墨的酣畅真可力透纸背，刚健和婀娜就是这样统一得至善至美。全印四字三密一疏，也很有特色。
“燕翼堂”（图4）创作形式在邓石如印谱中偶见，充分发挥字形特点，强化装饰作用，使其面目别具一格。装饰化对印章艺术性的表现是一种伤害，但适当地运用，可以凸现印章的趣味。所谓“过犹不及”，在当代细朱文创作中多有运用，巧饰过甚，画蛇添足，必定沦为工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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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文：在徽派的基础上参以秦权、诏版，又结合其隶法作篆的笔势，因此他的篆刻，白文苍浑，粗而不朴。自如的将小篆应用于白文的第一人，以小篆书体作白文印，一改缪篆的方正而使笔画方圆互掺，婉转遒劲，浑朴又不失灵动。如“疁成一日长”“淫读古文，日闻异言”。
“我书意造本无法”（图5）一印，在细白文刻法上，可说前无古人，戛戛独造他把宋元圆朱文的刻法，发展到这种细白文的刻法，印中文字的方圆曲折，完全视印之形式随机搭配而出，而这种白文的线条，最能体现出他书法的笔情墨趣和以刀当笔的金石风味。
“淫读古文，日闻异言”（图6），风格同上印，虽然刀法上不及上印挺劲，但 章法上却是苦心经营。全印八个字分三行，疏其中行而密其左右，是这方印的特色。
“笔歌墨舞”（图7）、“疁成一日长”（图8）二印，不同于一般工整的白文印，由于已经将书法笔意融化在刀法里，所以横画、直画不是一根平板的没有生命力的线条，全印洋溢着一种雄浑劲健的气息。
“灵石山长”（图9）、“春涯”（图10）二印，对角疏密呼应，朱白相映，全印笔酣墨饱，充满着圆浑、朴茂之感。一方印往往有一个基调，相比下来，“春涯”加栏的白文印，由于转折间略见的功力。艺术大师丰子恺曾说，篆刻艺术是“经营于方寸之内，而赏鉴乎毫发之细，审其疏密，辨其妍媸”。所以“书画同源，而书实深于画，金石又深于书”。因此，“非有精微之艺术修养，不足与语也”。这些精辟的见解对我们理解邓石如的艺术当有很深的意义。
“鹤邻尚褧莱石兄弟图书”（图11），是作者的作品中不多见的多字印之一，“鹤”字也有释作“宦”字的。无论四字成行或双字成行，安排得无不顾盼有情、疏密有致。细审笔画及每根条线的头、尾以及转折处无不浑厚朴掘，其并笔处尤为绝妙，也可见到作者刀法的娴熟，这给后来的吴熙载影响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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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款：主要是源于歙派一脉的影响，双刀冲刻的方法与程邃比较合拍。从书体来看，邓氏虽以行书为主，但篆、隶、草、楷各体皆备，这在同时代印家中亦不多见。但邓氏的镌刻技法又有很大的突变性，不少行书边款似以刀尖近于垂直地“写出”，邓石如自称此为“刺字”，显得古拙凝重而稍少起伏。多样的字体与并不稳定的技法，也说明了邓氏喜于探索，随心所至、不拘成法的独行客性格，这在明清篆刻家中也是十分突出的。（图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