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技术与诈骗治理——评《电信诈骗犯罪及其治理研究》

国产网剧《毛骗》围绕着一伙非主流的城市边缘人物展开故事，主角团是个诈骗团伙，他们聚在一起的理由各异，但团队行骗的主要目标就是惩恶，诈骗手段和扬善肯定是八竿子打不着了。拍摄团队是石家庄一群刚毕业的大学生，在第二、三部精进剧本后，构造了一个更体系化的、逻辑严密的故事，赢得观众好评。不过，在我看来，第一部低成本的、粗糙的拍摄尝试其实反倒是给观众呈现出了更真实的诈骗场景，尤其是其中的一次街头诈骗拍摄甚至被群众误会、举报，剧组人员被带到了警务站询问，很难不承认故事、场景的真实度。但与此同时，针对其中很多骗局，弹幕（皆为这两年所发布）里众多反应回馈是，在天网监控已经铺设开的今天，这些传统骗局是难逃法网的，其原因无非是，设计再如何精妙、团队组织度再如何高，人都身在局中，对诈骗的清扫无非是瓮中捉鳖。

此消彼长，传统诈骗在刑侦技术和治理基础设施大幅度提高的今天难以为继，但电信诈骗却异军突起，不断地攻城略地，毫不夸张的说，已经占据所有犯罪的半壁江山。从上来看，今年公安部和云南省公安厅组织部署与缅甸相关地方执法部门开展联合打击行动；从下来看，今年下半年来上海各区的街镇陆续成立街镇级的反诈中心，总之，上下一致的重视，都是为了给“两升两降”的目标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但为什么电信诈骗在近些年变得如此猖獗，甚至可以说禁而不绝？对这一问题，孙少石博士的毕业论文《电信诈骗犯罪及其治理研究》（以下简称“孙文”）做了深刻的剖析，长文中的一些解释角度确实让人拍案叫绝。

“孙文”的第一章尝试分析了电信诈骗的底层驱动逻辑，说得简单点，就是怎么会有电信诈骗产生，而且为什么那几个特定地方尤其“盛产”诈骗团伙。作者从轰动全国的“徐玉玉案”出发，将涉及该案犯罪分子的籍贯地福建安溪作为对象进行讨论，可以看到的是，作者没有囿于传统的分析框架，倒是回溯了安溪的经济产业史：安溪在本世纪之前都比较贫困，但在政策帮扶之下，于本世纪初依靠铁观音的种植和销售，打了一场漂亮翻身仗，构建了一个良好的、蒸蒸日上的茶叶市场，并带动了茶叶周边的系列产业。好景不长，安溪铁观音的好市场带来了大量的仿效，机械化的操作流程更是对人力市场造成了冲击，不少趁着东风正起便入局的当地人，因此遭了大罪，丧失了稳定的经济收入来源，甚至可能背负了债务，那么对于电信诈骗而言，便滋生了温床。安溪的当地公安可以浑身解数地去对本地的电信诈骗进行打击，但禁而不绝。对于诈骗团伙而言，安溪当地不行的话，无非是换个地方，继续行骗天下。作者通过这章的分析很清楚地展现一个经济视角下的诈骗泛滥成因，可能二者之间并不是必然的因果关系，但一定存在强关联性，这个破题思路同样适用于很多较难根治的基层治理问题。

第二章作者通过对犯罪环节的切割，形象地描述了电信诈骗较之传统诈骗的不同之处。现阶段的电信诈骗是由拨打诈骗电话、通讯流和资金流共同构成的犯罪组织网络，其中拨打诈骗电话的核心团队是纪律严明的组织，而负责通讯流和资金流部分的就显得相对松散。前者非常容易理解，虽然并不是所有诈骗电话的拨打都能够成功地骗取资金，但必须做好严密的管理措施才能比较稳定地防范警方的追查。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核心团队的严密管理显然不是时下电信诈骗可以如此猖獗的原因，其关键在于松散的通讯流和资金流，通讯流依赖于电话卡、伪基站等通讯技术实现诈骗犯与受害者的非接触，同样资金流这一端也必然不会是通过罪犯本人身份证办理的银行卡进行收款。通过不同人经手办理电话卡、银行卡，以作者戏称的“众包模式”，诈骗犯利用技术网络将整个通讯流和资金流都搅浑了，让网络链条上的小节点共同作用，最后涌现成一次完整的诈骗行为，造成警方的搜查成本的大幅度提升。 至于第三章到第六章，作者虽分述了不同内容，但总体来看，都是在分析和描述公安干警在面对电信诈骗时那种无奈的症结根源。首先，“孙文”第三章针对公安的打击困境进一步细致阐述，认为第二章提及现金流和通讯流中的“众包模式”人为地将诈骗链条复杂化，诸如通过设置多张银行卡、第三方支付工具、虚拟充值卡等手段，无限扩大犯罪的地域范围，把有意识的、无意识的人纳入到诈骗网络里。针对于此种现状，地方公安办案的困境就凸显出来了，经费保障不足、警力资源受限、协作制度不畅。当然，缺钱、少人、组织度不够这基本是基层治理面临的共同困境，只不过最近几年反诈工作走上台前后，突出得尤为明显。至于不同系统间的协同作战问题，“孙文”第四章认为2015年国务院批准公安部牵头，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工信部、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共同参与对电信诈骗的联合打击，就已经是在最高层面调动各系统内的资源，以保障反诈工作的有效开展，典型的比如建立“线上协同的侦办平台”、“线下互动的反诈骗中心”。这些措施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其实就是通过将资源调配权向公安系统集中，以实现不同系统的外部交互成本转换为联席会议内部的调配成本，最终降低整体成本支出，使得个案侦办是有意义的（经济学意义上的效率，从社会影响来看自然都是有意义的），而作者将这种组织度的高效改善归功于集中统一的国家结构。不过，作者显然并不认为这是一劳永逸的办法，于第五章指出了公安部在推进专项行动的同时，仍有受害者在自行维权，而为了制造“典型案例”，各级公安部门都在做出自己的理性选择，最后致使专项行动呈现出一定程度的走样。文章第六章则从行政发包制的角度出发，分析了现行刑侦体制在与电信诈骗斗争中存在走样的原因，并明确指出了新机制调整的内核就是集权。

结语部分，作者清晰地对问题进行了再界定与再归纳。简单来说，像互联网这样的技术生态重塑了社会环境，进一步地打通了全国各信息传递节点之间的流通性，我们今日所见的电信诈骗问题，不过是依附在这张被铺开的大网上罢了，公安打击电信诈骗的困境就在于没有跟上这种新变化。这便需要治理者重新思考集权与分权的界限，通过模糊行政责任田边界，将资源进行高度整合，将集权作为治理模式不可或缺的选项之一。诚然，“孙文”的不少提法与创新确实是精妙的，让人顿生心有戚戚之感。但同样是顺着这些关于互联社会网络与权力分配的讨论，作为读者我产生了些许困惑。

首先，冒昧地对这篇社科性极强的论文做一个概念方面的探讨。作者认为电信诈骗对公安打击带来的困扰是因为互联网络带来的高度分散性，这才使得诈骗链条可以依赖散如满天的星状节点实现成功诈骗和规避侦查风险的双重目标。那么，需要先厘清的一个问题便是，电信诈骗的网络是什么网络？作者在分析核心诈骗团队、通讯流和资金流时，用了复杂科学中的“涌现”理论，那么回到复杂科学，无标度网络说在主流学说还是占据一席之地。如果电信诈骗所依附的网络是无标度网络，那么电信诈骗的节点度就是按照幂律分布的，少数节点拥有大量的链接节点，而大量的节点只拥有少量的节点与其链接。我们似乎可以这样理解，如果把核心的诈骗团队视作关键节点，资金流和通讯流就是广泛存在的非枢纽节点。但是无标度网络的鲁棒性就昭示着这种网络的脆弱，也即一旦当关键节点遭到打击，导向这个关键节点的所有非枢纽节点也会受到影响，以这个关键节点为核心的组织网络都会受到震荡。那么顺着这个思路来看，打击电信诈骗只要抓准了核心诈骗集团，通讯流和资金流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但就作者的大段分析来看，问题并不是这么简单，禁而不绝到现状似乎表明或许不能简单地将对无标度网络的那一套分析应用在打击电信诈骗这个组织网络的讨论中。

如果是基于上段的判断，那么“孙文”关于分权限度的观点也存在一定的探讨空间。作者认为当前刑侦体制权力分散的特征对打击电信诈骗造成了阻碍，或明或暗地，文章中都对集权提出了期待。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同志论及“中央与地方”时强调了“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对于这个“积极性”，我理解是治理者实施治理行为时，其激励性的具体表现。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制度优势，选择这个治理模式确实帮我国度过了很多重大难关。但统一调配下的指哪打哪还是会对治理成本提出较高要求，当我们假定电信诈骗目前已经是个禁而不绝的问题时，很难期望集权式的打击模式可以稳定地、持续地输出，似乎最终还是要回到依靠地方积极性，来应对常态化的电信诈骗或者说更宽泛意义上的网络犯罪。当然，靠地方积极性可能难以做到尽善尽美，这是大家心照不宣的共识，但积极融入、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搭建好治理平台所需要的基础设施或许可以从技术方面弥补因制度设计不足而层累下的治理阻碍。

显而易见，“孙文”的论述不止是对电信诈骗问题的治理提供了研究进路，对整个信息互联时代下更大范围内的治理事项都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参考价值。如果关注到信息时代网络节点的高度分散，我们便不难从前两段关于电信诈骗及其依附网络的分析中汲取经验：无论这个组织网络符不符合学理上描述的无标度网络基本特性，其信息传递的流通性和节点构建的灵活性必是不容置疑的。“打不过就加入”，如何加强各基层、各地方、各系统之间的联系，打造一个能同样灵活应对的治理组织网络是现在急需引起重视的：数字化政务系统的互联互通、政务数据的共享流动等政策仍需从纸面主张步步走向落地生根。当然，这种大规模信息化建设确实需要顶层设计以集权方式推动，这是中央需要提交的整体答卷；但面对每一个具体的治理小题时，还是需要地方充分发挥积极性，遇到问题就去解决问题。建设有为政府，既要保持中央决策的“清醒大脑”，也要持续激活地方治理的“神经末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