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伦佑：当代诗歌的变构者（刘翔）

周伦佑：当代诗歌的变构者* ●刘 翔 1． 扛着一块石头的大鸟 作为“非非”诗歌的首要人物，周伦佑无疑是当代诗坛上一位很重要的诗人和诗歌理论家，当然，他也是一位受争议的人物，不过，任何一部缺少周伦佑的中国当代诗歌史大都是不完整的、残缺的。 两位不在“非非”圈子里的四川诗人——钟鸣和柏桦对周伦佑作了有趣的描述和评价。 钟鸣说：“周伦佑是唯一在各方面都不像第三代，但却又最具说服力地入盟第三代的人。尽管杨黎说过：‘你这个人太崇高了，根本不是我们第三代人！’，但他仍然是第三代最活跃的诗人，而且，还写了首第三代的滑稽队歌：‘一群斯文的暴徒/在词语的专政之下/孤立得太久/终于在这一年揭竿而起/占据不利的位置，往温柔敦厚的诗人脸上/撒一泡尿/使分行排列的中国/陷入持久的混乱/这便是第三代诗人/自吹自擂的一代……第三代自我感觉良好，觉得自己金光很长/长期在江湖上，写一流的诗，读二流的书/玩三流的女人……’。他像个永远解不开公式，却又能不断制造概念公式的神秘的配方者。”(1) 柏桦说：“周伦佑，一个有综合才能和有抱负的文人，一个不知疲倦的激昂的演说家，他就是非非主编，内心装满支配性里必多（Libido）的抒情权势。”(2） 而河北诗人陈超称周伦佑是“我们这个时代少数的精英之一”，陈超对他的评价同样有意思：“我的印象周伦佑年龄为最大。他和朦胧诗人属同一代人，但理论准备却比许多人坚卓扎实。如果说早期北岛们的集团愿望更多是建立在普通、朴素的人道主义立场，周伦佑却更敏感于全球一体化的后现代的文化迁徙大势。这位偏隅于西昌小城的知识分子，竟日苦读、思考、写作和摘录。对西欧到美洲大陆的许多文化/艺术关键点性人物，周伦佑均能有所领会并强行整合到自己的意识中。他是炫耀的、雄辩的、构筑体系毫不手软有时却又表现出对科学主义的敬畏。”（3）陈超又说：“我有时会开玩笑地说，周伦佑是潜在的‘极权主义者’。他的遗世狂傲和吁求拥戴心理令人惊异地扭结在一起。在交谈和倾听别人意见的时候，周伦佑常常咧嘴大笑，他用亲切的表情告诉你必须加以修正自己。他从来不是安静的观望者，从来不忍心让自己脱离啮心话题的中心。这使周伦佑难以保持儒雅的风度。”（4） 周伦佑是与北岛一个时代的人，七十年代早期就开始写诗，但却“误入”“第三代”，成为“第三代诗歌”的主要代表之一。从他的理论和创作来看，他是一位十分复杂，内心十分矛盾，具有悲剧性性格的人物。他反对一切价值，但他对诗歌本身的价值却非常看重；他反对崇高，但本质上是崇高的人；他主张非理性，可是，他比绝大部分诗人理性得多；他最想与文化传统一刀两断，可又最受传统文化的死死纠缠。他不断“变构”自己，进行自我斗争，这种自我驳难、以自己为死敌、进攻自己的堡垒的思想搏斗在从《反价值》到《红色写作》的理论转变中表现得最为惨痛和激烈。作为最有影响的民间刊物《非非》的领袖，他是一个诗人，一个韦伯意义上的“奇里斯玛”式人物，使他聚拢一群人一起进行“诗歌事业”的力量最终也会走向自己的反面——分裂。他是一群人，也是孤家寡人。已有几年，我们不知道周伦佑在干什么，也许他在生活的大腿上靠一靠、打个盹。但我知道，他会杀回来，因为诗歌是他的鬼魂，是他永远崭新的伤口。 周伦佑的肩上被生存的石头重重压着，他喜欢这种感觉，他觉得只有这样，才能看透石头的真相，但在他的心中他更愿意想像大鸟。 2． 从“反价值”到“红色写作” 周伦佑是当代诗歌的主要理论家之一，他作为诗歌理论家的名声至少与他作为诗人的声誉是不相上下的。在整个八十年代后期，周伦佑是一位激进的解构主义者（尽管他并不了解德里达的著作），在周伦佑完成了他惨痛的、向“红色写作”的转变之后，他仍然肯定了自己八十年代（反价值时代）狂飙突进式的理论创造：“反价值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从文化开始，在语言的范围内进行的一场语言革命——价值革命！”（5） 刊登于1988年8月《非非》第三期（理论专号）的《反价值》，是周伦佑最著名也是最受争议的论文。当时，周伦佑突然感到脚下的根基在像船一样摇晃，这块石头——这根基——似乎是可以被搬去的，当然这只是一刹那的意念，因为“任何想抽去这块石头的念头都使意动者首先站立不稳。”但周伦佑已决心要动一动“这块神圣的、人和他的神赖以立足的基石。” 反价值从反文化开始，那些严肃、端庄的脑袋用他们高贵的前额建立起了一个理性的世界，他们强迫人类坐下，听他们用科学和道德烹饪的知识。一代代人的脑袋越来越大，占据整个世界舞台，甚至在每个屁股上都刺上了文明的印迹。“就在这个过程中人开始反抗了，他的觉醒是从屁股开始的，并由屁股表现出来——这是一个非理性符号的动词表达，直接指向制度化的理性秩序。脑袋的统治已经太久了，从宗教时代起就是由它在发号施令的，现在不过变换了另一张脸谱 。还是那一根权杖（用来压抑人的原始本能的），甚至比握在上帝手中时更有力，也用得更勤了。脑袋的容积和尊严如超额的负荷，使历史头重脚轻，终于会有的一次颠覆已不可避免了。哪里有脑袋的统治，哪里便有不安于坐椅的屁股。这是一群生而惯于跑跳的动物，教授们却派定它坐的姿势，并要它永远这样坐下去。事情再明白不过了：理性强加于屁股的体系，只能用屁股予以摧毁！”（6） 对文化的反抗是从对语言的反抗开始的。尽管，所有的反抗都要受制于反抗的手段——你还在说、你还在使用语言，但是，周伦佑认为，也许可以“用语言对抗语言，用语言超越语言”，谁也阻止不了反抗的一代向现有僵死的语言秩序来一次歇斯底里的挑战和冲刺： ——有组织的颠倒字义，破坏高雅文化的习惯用法，例如：把花送给防暴警察，借以表达“花的力量” ——这就不仅仅是一种反讽，而是对权力的蔑视和嘲笑了。 ——创造生词、新词，形成自己的亚文化语言，例如：用“水”指酒，用“纸”指钱，用“粮食”代表女人等等 。 ——有组织的使用脏话、粗话，把其加诸高雅事物：用性的特征形容总统，用取自生殖系统和排泄系统的表达代替玫瑰、巴赫和爱情。诗歌他妈的！哲学他妈的！艺术他妈的！天堂和地狱、开头和结尾他妈的！这个世界真他母亲的……（7） 周伦佑心里明白，他是不会胜利的，“语言破坏产生破坏的语言，犹如往河床里增加了几块石头”，他清楚：“每一次反文化之后，文化很快卷土重来，轻易地吞噬反文化者，然后收复失地，在暴乱的废墟之上更牢固地重建它的统治。你们的失败包孕于你们的行动中：你们只能在语言中行动，用语言对抗语言，用文化反文化。你们就是语言，就是文化。因此，你们的失败或胜利都于文化无损。”（8）可是，为什么不“冒险一试”呢？作为“否定者”兼“清算者”，他置之死地而后生。 周伦佑说：“如同‘上帝’、‘真理’一样，价值在词语之外并没有它的所指，‘真’、‘善’、‘美’、‘圣’、‘爱’作为价值只是一种纯粹的词语事实。我称它们为元价值词。元价值词一般被视为终极价值，它们共同以‘上帝’、‘理念’这类终极词语为价值源，然后分别在各自的价值系统中占据最高的位置。”（9）从否定“元价值词”开始，周伦佑开始了了令人震惊的反价值大清洗 ——清除伪价值、中止五大价值系统、取消“两值对立”结构、取消价值评价、清除价值词、反美、反情态、反真实……周伦佑从中获得极大的快感——反词的词语狂欢节，这种破坏神圣规则的伟大游戏能得到极大的文本欢乐，周伦佑希望更多的人参与这场游戏，文章最后鼓动道 “这便是我正在干并要你们和我一起干的——我们一起干吧！”（10） 进入九十年代，周伦佑的诗歌观有了惊人的变化。一方面，周伦佑本身是个矛盾体，“和许多理论家不同，我的思想从来不是单线条的。一段时间，当我重点思考并提出某一个论点时，我的头脑中会同时产生一些不同向度的甚至相反的想法。”（11）另一方面，周伦佑的惨痛生活经历使他的思想产生激变。这两方面因素，使他从激进的反价值立场，重新转 向了重建价值和信仰的努力。 《红色写作》最初刊载于1992年9月《非非》复刊号上，那时，“非非”内部已经分裂。尽管，“红色写作”不再激进，但周伦佑的口气一如既往的激进，仿佛一篇檄文。一上来就是一通批判：“中国现代诗刚刚经历了一个白色写作时期。铺天盖地的弱智者以前所未有的广泛，写下许多过目即忘的文字：缺乏血性的苍白、创造力丧失的平庸、故作优雅的表面文章。从存在的中心向四处溃散，没有中心的溃散。飘忽无根的词语相互拥挤着，作清谈状、作嬉皮状、作痞子状……一味地琐碎，一味地平淡，一味地闲情。有意避开大师及其作品，对力度与深刻的惧怕或不敢问津。以白萝卜冒充象牙，借以逃避真实和虚构的险境。在轻音乐的弱奏中，一代人委蛇的分行排列，用有限的词语互相模仿、自我模仿、集体模仿、反复模仿，一个劲的贫乏与重复，使琐屑与平庸成为一个时期新诗写作的普遍特征。”（12） 这矛头显然是对准“非非”旧部的一些“闲适”诗人，也波及了“他们派”，至今于坚仍然认为“红色写作”的提出是“非非”退出“第三代”诗的标志（13）。但是“红色写作”的提出，也使周伦佑获得了自已新的支持者。 周伦佑认为“白色写作”竭力模仿法国新小说，但未得精髓，却只会逃避现实；“白色写作”拒绝深度、“口语化”，并没有多少卡洛斯•威廉斯在美国诗史上的那种意义，仅在于作为其“浅薄”、“平庸”的挡箭牌而已；而其“后现代主义”的自我标榜，亦不过是一种外部攀附的努力，仍然无助于改变白色写作的平庸本质。“白色写作”乃至全部的中国诗人： “总是浮躁，总是平庸，总是闲适，总是急功近利，总是不甘寂寞的风吹草动——整整一代人的杂乱无章！没有创造的大智大慧，只有模仿他人的小才能；没有大破坏大建设的勇气，只有追名逐利的小聪明。比记忆更深的朽木毒化着种族的血液，很温驯的蚂蚁啮咬着一代人的灵魂。在历史悠久的衰退中，脆薄的影子一层层堆积起来，形成一种庞大的弱化机制，瓦解着日渐稀少的创造激情。不管是出自本土的还是从域外移置来的，任何新锐的东西，连同其最初的冲动—— 一切不能消化的粗野和怀疑精神，只要经过中国诗人的肠胃，很快便会失去它们本来的面貌，而蜕变成一种四平八稳的东西——建立在中庸、圆滑、明哲保身的卑微人格之上的闲适，一种自我把玩的乐趣！”（14） 周伦佑认为“白色写作”决不意味“纯粹”，中国诗坛需要的是红色纯粹写作——“红色写作开宗明义要反对的便是闲适，一种艺术的逃避行为，远离心脏与血肉的假纯粹。从现实的严肃性向后退却，不管是逃向老庄、易经，还是逃向山林、田园，都是诗人弱力人格的表现。红色写作以人的现实存在为中心，深入骨头与制度，涉足一切时代的残暴，接受人生的全部难度与强度，一切大拒绝、大介入、大牺牲的勇气。以深入虎口的大无畏精神，写别人不敢写的，写别人不准写的；无不能写的主题与梦想！……红色写作决不回避现实的全部严峻与真实：扑面而来的钢铁血腥，精神肉体的伤口感染……在物质的强暴中与艺术同在，共同出生入死，一起沉沦或者得救。”（15） “红色写作”推崇那些用血写成的书，“不是流血，是心血、精血、热血，‘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那份赤诚，人类精神最核心的遗产。”红色写作是开放广大的，红色写作没有禁区，红色写作是无蔽、是敞亮，红色写作是深深的介入。当周伦佑这样写作的时候，他豪情万丈又咄咄逼人。他是一位新尼采、新超人，一位艺术狂人，既是萨特又是一位红衣主教。 周伦佑是当代少数体系型的诗歌理论家之一， 作为诗人，他是他自己理论的最好的实践者。在“反价值”时期，他完成了《自由方块》和《头像》；而在“红色写作”时期，他写了《刀锋二十首》。很少有人同时喜欢他的两个阶段的诗，就像很少有人同时喜欢他两个阶段的理论文章一样，但我十分欣赏他那种勇于探索、勇于变构自己的无畏精神。 3．“一只公鸡，被关在黑屋里” 周伦佑很早就开始他的创作。台湾诗评家黄梁评价道：“作为文革时期地下文学的秘密写作者之一，周伦佑的早期诗歌是在残酷得令人窒息的漆黑现实中进行的心灵鉴照与思想突围。从1970年~1976年的手抄诗选《燃烧的荆棘》中观察，这些诗篇的思想气质已经具备周伦佑诗学雏型。特征有三：一、藉整体抽象思维探察时代脉理，思考文化病征。二、以个体心灵价值之确立抗衡残酷的极权暴力。三、用意志撑持精神空间，伸张想像力突破现实禁锢。”（16） 《试验》一诗写了诗人以一只公鸡的视角所吐露的对光明的幻觉体验： 一只萤火虫在窗前一晃 它高叫：天亮了 主人泼它一碗冷水 几颗星星在窗口窥望 它高唱：天亮…… 主人赏它一把石子 月亮升起来了 它想了想，说：天…… 主人赏它一顿棍棒 天亮了，它沉默 错把白天当成了夜晚 主人说；这是一只病鸡 这只病公鸡在黑暗中“渴求光明/拍打翅膀，用喙/敲着四面的墙”，他信赖萤火虫，信赖星星和月亮，便拒绝承认光明绚烂的“白天”。 在《望日 》（1975）中，周伦佑的“拒绝”的姿态已固定下来，从“非非”创立到“红色写作”的提出，这种拒绝和反抗的姿态一直支撑着他： 我敢， 我是后羿的子孙 绝不在你面前降下人的尊严 负伤的双膝撑起瘦弱的躯体 充血的眼睛睁开 我射出最后一支箭 太阳一声惨叫，扭动着 慢慢跌下黑暗的深渊…… 《带猫头鹰的男人》是周伦佑早期诗作中的翘楚，它完成于八十年代早期，显然，它与杨炼的《诺日朗》、欧阳江河的《悬棺》、廖亦武的“先知三部曲”及整体主义的一些作品有一定的相关性，但比绝大多数这类诗更可读，周伦佑的“自我”形象并没有埋没在一大片“文化中药”里，我们从诗中看见两个诗人自我的清晰形象，一个是冒烟的英雄主义的沉重形象，而另一个是徒唤奈何的宿命形象。 先看看第一个形象： 这不能怪你。 我本身就是一石头，扛着自己沉重的命运走来走去， 胸前有雕凿的痕迹，背上有火烧的痕迹， 那些哲人总想在我身上琢磨出点什么意义。 冷漠是我固有的，这不能怪你； 沉默是我固有的，这不能怪你。 怎能怪你呢？我本身就是一块墓碑， 扛着自己沉重的命运走来走去。 这位扛着自已的墓碑的人是一个英雄，也是呼唤亡灵的亡灵。他痛苦—— 在远古一场战祸中，我的部族战败了，消失了…… 我却讲着毁灭我祖先的这个部族的语言； 我却冠着毁灭我祖先的这个部族的姓氏。 把你的鹰爪更深地刺进我骨头， 从我木质的灵魂里钻出火来，使我冒烟。 是的，下一场、下一场将是火焰，是毁灭， 是复仇。这个灵魂冒烟的人必不会庸庸碌碌的一生。 另一个形象则是宿命的，绝尘而去的形象： 陶罐很脆 我们衔一叶蓍草向寂静航行 天心深处那颗星沉下去，沉下去，沉…… 下……去…… 周伦佑自己在一则日记中谈到了这种宿命：“当有的评论家从我的早期作品《带猫头鹰的男人》中发现某种宿命的阴影时，我并不感到惊讶：因为那只猫头鹰正是我生命中始终无法摆脱的宿命力量的象征。这种宿命感不是来自书本，也不是来自于别人的暗示，而是与生俱来，深入灵魂与肉体的黑暗之光，穿过时间与生命的漫长隧道——那紧紧攫住我脆弱生命的锋锐爪子一刻也没有放开过我。命运的形象是多变的，‘宿命感’只是它向我显示并刻意让我感知到的一种形式，并由此萌发了我最初的生命意识，宿命与反抗宿命则成为我诗歌写作的两个中心主题。”（17） 4、《自由方块》与《头像》：文化空门 对《自由方块》，已引发许多评论，诗评家李震说：“这是一个脑壳里装满了‘文化’的人提供的非文化文本。这个文本的鼓吹者们，包括＇非非＇诗人们和作者周伦佑自己，只认识到了这个文本在文体变革、形式结构和反讽方面的意义，然而这些恰恰是这个文本创造的附件产品，它的真正成功在于设制了一道幻化出来的文化空门，并由此进入了文化真空。”（18） 《自由方块》是周伦佑点燃语言引信、纵情投入语言狂欢的力作。王一川对这首诗的介绍相当详细：“这是一首语言与文体与众不同的奇特长诗。全诗由诗、散文诗、散文、引语、插话和图案等多种文体片断无逻辑地拼贴而成，交替运用了比喻、排比、回环、重复、无标点浓缩句等多种修辞手段，话题涉及了当代与古代、中国与西方、政治与性、战争与体育、哲学与宗教等，在表意上充满着停顿断裂和含混，明显地带有杂语喧哗与狂欢特点。然而，与立体语言和调侃式语言等在杂语喧哗中具有明显的现实再现意味不同，这里的杂语喧哗缺少那种具体再现性，而更多在反身回指语言自身，寻求语言内部的拼贴的狂欢。这样，它必然地按常规为普通读者（听众）所难以理解，因而无疑属于一种文人自语。当然，它的再现性仍然是存在的，只是方式更奇特而隐蔽而已。”（19）接下来是绕口令式的句子，以及有一搭没一搭的文化时评，但从不聚焦到一个点上。周伦佑的《头像》更怪，在他的写作日记里有这么一段话：“三易其稿，终于完成了《头像》。这是继《自由方块》之后我的又一首长诗（10000字），又一篇实验之作。从语言上看，显然是对《自由方块》的纠正，首先是对语言放纵的纠正，其次是对表象叙述的纠正。但主题则是《自由方块》的继续。这首诗的新奇首先是题材，这是中外诗人没有涉及过的，写一个画家画一幅头像，画五稿便构成五章；再就是结构：通过五稿，逐渐消减，到完稿里便完成了对主体的取消。这首诗的结构纯属天成，五个头像图案成为作品的有机部分。这又一次显示了我在诗歌结构上的敏感力。最后，‘数典忘祖’、‘六亲不认’、‘无法无天’、‘离心离德’、‘自暴自弃’五个小段落，更把全诗引向了更深度和更彻底的消解：包括画家本人（作者）的取消。终于完成了全诗的意象：主体的消解！”（20）总之，《自由方块》《头像》和“非非”的其它几个文本——《高处》（杨黎）、《世的界》（蓝马）、《组诗》（何小竹）等成为当代将实验诗歌走到极端的重要文本。但走到极端以后怎么办呢？ 5、“血流不止的地方便是新的开始” 周伦佑最受好评的诗是他创作于九十年代初的《刀锋二十首》。台湾诗评家黄粱认为，体验了暴力对身心的直接淬炼，周伦佑对暴力结构有了更深的洞察。《染料公司与白向日葵》一诗，周伦佑准确表达了暴力结构的封闭性、机制化节奏与扭曲压抑的混浊气氛。《猫王之夜》则借居高临下的黑猫象征权力的中枢，它操控一切、深藏无形与广大无边的特性喻拟体制化暴力如影随形的协迫感。《模拟哑语》、《与国手对奕的艰难过程》表达的是与暴力进行的斗争策略。 周伦佑的伤口永远醒着： 永远的伤口是一种深度 我们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 经过伤口，疼痛成为一种物质 沉重在压向四肢 瓶在梦中现出残酷的裂纹 再没有一个完整的器皿 作为静物 阳光下雍容地展现 一朵莲花沾满婴儿的血迹 在伤口中，我们全身溃烂 或者闪闪发光，结果都是一样 ——《永远的伤口》 他深深感到了与暴力对抗的残酷性，一个诗人必须“比死还要强”，才能“使暴力失去耐心”—— 现在还不是谈论死的时候 死很简单，活着需要更多的粮食 空气和水，女人的性感部位 肉欲的精神把你搅得更浑 但活得耿直是另一回事 以生命做抵押，使暴力失去耐心 让刀更深一些。从看他人流血 到自己流血，体验转换的过程 施暴的手并不比受难的手轻松 在尖锐的意念中打开你的皮肤 看刀锋契入，一点红色 激发众多的感想 这是你的第一滴血 遵循句法转换的原则 ——《在刀锋上完成的句法转换》 谢冕先生读了这首诗后说：“从看他人流血，到自己流血，这生命体验的过程，也就是诗意、诗观转换的过程。我们看到所谓的新的理想主义创作，其间浪漫激情的重现，因现实苦难的嵌入而变得辉煌。它因富有现世的投入精神，而使那些理想增添了沉重感。诗在以往十年的艺术回归基点上切入人生。它所呈现的人生图景惊心动魄……（21） 确实，反价值、反理想主义的周伦佑突然间写出一批深具理想主义色彩的作品，他“在刀锋上完成的句法转换”成为九十年代初中国诗坛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他在伤口上进行的水晶练习具有持久的魅力。诗人甘冒失明的危险，承受着大鸟的扑击，绝望在极高处与希望拥抱在一起，在想像的振翅中，我们重获久违了的崇高感： 现在大鸟已在我的想像之外了 我触摸不到，也不知它的去向 但我确实被击中过，那种扫荡的意义 使我铭心刻骨的疼痛，并且冥想 大鸟翱翔或静止在别一个天空里 那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天空 只要我们偶尔想到它 便有某种感觉使我们广大无边 ——《想像大鸟》 黄粱说：“周伦佑诗歌主题的严肃性前后贯通，正如诗人自语‘写作是对不自由的意识’——为更真实地洞悉人类的险恶处境，负担起对自由的责任，欲求时空结构的隐秘关系完全现形；以绝不妥协的信念——‘拒绝权势与谎言，拒绝精神与物质的双重律令，拒绝思想专制的任何形式’。周伦佑通过诗歌写作凸显文化专制的非法禁锢，以理性的态度追索人类精神的普遍价值。周伦佑是具有思想家气质的诗人，他对暴力结构的精采诗思，印证了诗歌镜像之明晰实乃澄清价值混乱的基础，以诗人意识的大无畏表达人格独立与思想自由的不可侵犯性，在历史浊流中清醒狂歌。不论时代环境如何诡谲多变，周伦佑的提问与道路、理论与诗篇恒然风骨凛烈地站在边地发出金石之声。”（22） 注释 （1） 钟鸣文章，见 《诗探索》(总第二十一辑)，中国社科出版社,1996。P142.。 （2） 柏桦：《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西藏文学》1996.。5。P87. （3）（4） 陈超：《生命诗学论稿》，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12。P275-276，P277. （5）（6）（7）（8）（9）（10）（11）（12）（14）（15）（17）（20）周伦佑：《反价值时代》，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10,。 P2、 P3-4，P11，P18，P38，P57，P4，P291—292， P300，P312，P105-106，P104.。 （13）于坚：《穿越汉语的诗歌之光》，见《中国新诗年鉴1998》，花城出版社，1999.，2。P10.。 （16）（22）黄粱：《刀锋上的诗与历史》，见《今天》1999年第.1期，P61-P69.。 （18）李震文章，见《艺术广角》1989年第.5期，P9.。 （19）王一川：《中国形象诗学》，上海三联书店，1998。P158-159.。 （21）谢冕文见台湾《创世纪》(总92期)，P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