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袁同礼中国艺术及考古西文文献书目》介绍与评论

一、该书简介： Harrie A. Vanderstappen (范德本) ：The T.L. Yuan Bibliography of Western Writings on Chinese Art and Archaeology. London: Mansell, 1975. 该书中文名为《袁同礼中国艺术及考古西文文献书目》，大概600多页，收录1920至1965年西文（包括法、德、俄文）发表的中国艺术史与考古论文与论著。后附作者和收藏者索引。可用以研究西方的中国艺术品与文物公私收藏情况，以及这一学科的发展特别是是西方艺术史方法怎样应用到中国艺术史的研究中。为研究海外中国美术史与考古的重要工具书。 二、作者介绍： 袁同礼，字守和，一八九五年生于中国北京。一九一六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同年，加入清华园图书馆工作，一九一七年任图书馆馆长。一九一八年当选为北京图书馆协会会长。一九二零年获奖学金赴美深造，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州立图书馆专科学院攻读，一九二二年获文学士学位，翌年获纽约州立图书馆专科学院图书馆学学士学位。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四年曾在伦敦大学研究院攻读一年，也曾在巴黎古典学校学习和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任职。一九二四年底回国，任广东岭南大学图书馆馆长并担任中华图书馆协会秘书。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任国立北京大学目录学和图书馆学教授兼图书馆馆长。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九年任北京图书馆馆长。一九二九年至一九四八年任国立北平图书馆副馆长和馆长，在任期内，建立了图书馆各种规章制度，开展图书馆业务并经图书馆工作分采访、编目、流通、参考等部门，广泛罗致人才，派员出国学习进修，创办馆刊，进行学术研究，编辑多种卡片目录，联目录和书目索引等，树立了中国现代图书馆之楷模，获得图书界和学术界的好评。一九四五年获美国匹兹堡大学颁发法学名誉博士学位。一九四九年赴美定居，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七年任斯坦福大学研究院编纂主任。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五年回到美国国会图书馆工作，是书目提要编著人及美国国会图书馆中国文献顾问。一九六五年初病逝于华盛顿。享年七十岁。 袁教授毕生尽瘁图书馆事业，手创北平图书馆。生平著作等身，为目录学权威学者，其主要著作为：《中国音乐书谱目录》，《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史目录》，《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目录》，《西文汉学书目》，《俄文汉学书目》，《中国留美同学博士论文目录》，《中国留英同学博士论文目录》，《中国留欧大陆各国博士论文目录》，《现代中国数学研究目录》，和《中国美术学目录》等数十种。（见国家图书馆网站） 三、书评： 　　　评《袁同礼的中国艺术及考古西文文献书目》 　　　　　　　　　　　舒 悦 　　　美国施密森博物馆学院佛利尔艺术馆图书馆 在西方的中国艺术教学和研究领域里，一直为东亚艺术系和考古系学生所使用的一部重要参考文献是袁同礼先生编纂的、 Harrie A. Vanderstappen (范德本) 教授编辑的 “The T.L. Yuan Bibliography of Western Writings on Chinese Art and Archaeology” (《袁同礼的中国艺术及考古西文文献书目》)［1］。从1955年至1965年的十年间, 袁先生在这部专著中全面地收集了1920年至1965年间用西文发表的研究中国艺术及考古的专著、书评、展览目录、期刊文献及其他有关资料。 袁同礼，字守和， 1895年生于北京。191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同年加入清华园图书馆工作，第二年任图书馆馆长。1920年赴美深造，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州立图书馆专科学院攻读，1923年获纽约州立图书馆专科学院图书馆学学士学位。1924年回国，任广东岭南大学图书馆馆长并担任中华图书馆协会秘书。1926年至1929年任北京图书馆馆长。1929年至1948年任国立北平图书馆副馆长和馆长。袁先生在领导国立北平图书馆期间，建立了图书馆各种规章制度，开展图书馆业务并将图书馆工作分采访、编目、流通、参考等部门，广罗人才，派员出国学习进修，创办馆刊，进行学术研究，编辑多种卡片目录和书目索引等，建立了中国现代图书馆的管理模式，获得图书界和学术界的好评。袁先生1949年移居美国，就任斯坦福大学研究院编纂主任至1957年。1957年至1965年任职于美国国会图书馆，是书目提要编著人及中国文献顾问。袁先生1965年病逝于华盛顿，享年七十岁。 袁先生最初编纂这部有关中国艺术及考古目录的意图是要编一册对他自己的发表于1958年的“China in Western Literature: a Continuation of Cordier's Bibliotheca Sinica”（《研究中国的西学书目》）做补遗。随着工作的不断进展，袁先生改变了初衷，决定编撰一册独立的有关中国艺术和考古的书目。遗憾的是，到1965年袁先生去世时书目的编撰工作仍没有彻底完成。袁先生的家属委托当时在加拿大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工作的时学颜女士和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的Harrie A. Vanderstappen (范德本) 教授继续进行编辑、修改、核实、分类、索引和扩充工作。在范德本教授和他的助手的齐心努力下，该书得于1975年出版。这部著作的完成对于范德本教授来讲，也是他一生中一项重要的工作成果。范德本教授1921年生于荷兰。1947年作为天主教传教士被派往北京，任教于辅仁大学艺术系。艺术系的教书生涯使他对中国艺术发生了浓厚的兴趣。1949年到美国后，就读于芝加哥大学艺术系，并于1955年获得艺术史学博士学位。随后在芝加哥大学任教30多年。范德本教授于2007年1月去世，享年八十六岁。 西方对于中国艺术的接触始于19世纪中叶，主要是通过出口瓷器对中国艺术品有了一些初步的认识。20世纪初，尤其在1910-1930年代之间，随着西方对中国艺术兴趣的增长，大批中国文物艺术品源源不断地进入欧美市场，客观上推动了西方对中国，特别是对中国艺术的研究。这期间涌现出了大量的收藏家和学者，他们当中很多人把自己的收藏捐给公共博物馆，形成今天西方各大博物馆的中国收藏。这期间的学者代表有瑞典的Bernard Karlgren （高本汉）和哈佛大学的Max Hoehr （罗越）。1935年由英国收藏家学者达维德（Percival David）督促，在伦敦举办的“中国艺术国际展”让西方世界大开眼界。共有近四千种中国艺术品参加了展览，展品主要出自清宫旧藏，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书法、绘画、青铜器、瓷器等各方面的艺术精品。二战后，西方人对中国艺术的兴趣已经从猎奇和收集进入以西方艺术理论对中国艺术进行学术研究，将其发展成为一门具有高度学术性、综合性和跨学科的独立于西方美术史的单独学科。它所涉及的领域包括文学、历史、哲学、考古人类学和科学实验等多方面学科。欧洲和美国各大学校都相继开办东亚学院和东亚艺术系。特别是随着越来越多的考古新发现，旧的观念被推翻，新的理论不断完善，研究中国艺术的领域里人才辈出，欣欣向荣。瑞典的Osvold Siren （奥斯伍尔德·喜仁龙） ，美国的James Cahill (高居翰), Sherman Lee (李雪曼), Michael Sullivan (苏利文) 及华裔艺术史学者方闻和李铸晋等都是这一时期优秀的研究中国艺术的学者代表。 袁同礼先生身临其境，接触到了这些变化与发展，适时地为学者们提供了这部全面的、系统的研究中国艺术及考古的检索工具书——《袁同礼的中国艺术及考古西文文献书目》。 《袁同礼的中国艺术及考古西文文献书目》（以下简称《书目》）共收集了一万五千多个条例，文字包括英文，德文，荷兰文，斯堪的纳维亚文，斯拉夫文，法文及罗曼语。收集的书籍文章涵括45年，以1920年至1965年阶段为主，少许1920年以前的文章也有所收录。另外，《书目》还收集了与中国有关的研究西藏、蒙古、中亚、韩国及日本的相关著作。《书目》的编排是借用时学颜女士编目展览目录的结构形式，设计符合一般读者直觉的查询习惯和逻辑，便于使用。《书目》的结构为前言、期刊来源缩拼、目录、正文、作者索引。正文分为专著书籍和期刊文章两大部分。分类结构包括综述、考古、书法、书画印刻艺术、雕塑、青铜、陶瓷和装饰与手工艺术。在每一个大类下又划分出次主题。以绘画艺术为例，下分综述、历史阶段、民间艺术、宗教艺术、史料研究、工艺研究、区域研究等多方面的次主题。在每一个次主题下面又分出了次次主题，仍以绘画为例，在次综述主题下又分出了综述、选择性主题（收藏、赝品、保护、技法和欣赏）、珍品收藏、展览和收集等次次主题。编者将每一个条例都标有数码，这样读者在书后的作者索引中通过号码就可以方便迅速的查询到相关的主题了。 在书的前言中，范德本教授明确地指出编者的本意是要在最大的范围内收集编纂一部全面反映研究中国艺术和考古的西文文献目录，重点放在“全面”二字。这一点在期刊文章的收集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令人折服。《书目》收集的期刊仅是来源就有1054个，其中不乏纪念文集、会议剪报。即使通俗杂志像 “House Beautiful” (芝加哥出版的有关室内设计的杂志) 都有收集。另外，难能可贵的是，编者收集了大量的、很多难于保存的展览目录和许多当时没有出版发表的学术论文。由于《书目》的涵盖面非常的广泛，读者既可以找到广为熟悉的研究主题，又可以找到鲜为人知的偏远的课题。一些被收到书里的主题，看似与研究中国艺术和考古有些牵强，但是放在宏观的研究中国文化的环境下就不难看出编者的用心［2］。这里，书籍文章的质量不是编者所要考虑的，编者的重点放在了覆盖范围上。 在专著书籍部分，读者可以通过书评的多少来判断著作的重要性。这是编者的难能之处。编著不仅将著作列出来，还将与该书有关的书评也列出来，这对读者是一个巨大的帮助。如果读者只记得书评的作者，而对其他的出版信息不详，那么他只要通过作者索引去查找，就能同时找到书评和被评的书籍。书评作者的名字，在作者索引中为区别于专著作者而加以星号，这样读者一目了然，即知道了谁是作者，又知道了谁是评论者。 在期刊杂志文章部分，编者将编号重新开始，但是在索引中作者的名字前面加了英文大写字母A以将他们同书籍作者区别开。为将这设计说明得更清楚一些，请看下面的例子：在作者索引中读者可以找到Michael Sullivan (苏利文)，在他的名字下面出现了如下的数字：Sullivan, M. 84*, 92, 93, 100*, 362, 445*，454，470*，… A. 83, 160 … 这里，数字代表苏利文专著和期刊文章在正文中出现的自然顺序；星号代表苏利文对某书写过的书评，以别于著作；A代表他曾经发表的期刊文章。这样，读者在查找起来能够准确地找到他的书籍和文章，比一般的索引只将页数号码告诉读者，提供了更多更直接的信息，节约了时间和精力。 范德本教授在前言中对没有主题索引表示极为遗憾，这也成为了这部书的最大弱点。范德本教授强调一个仔细挑选的主题索引无别于现在的目录，而要有一个全面性的主题索引将会使编辑工作量大得难于负荷［3］。西文索引是将文献中具有检索意义的事项（如人名、地名、词语、概念或其他主题）按照字母顺序编排起来、以供检索的一种简便迅速的检索方法。而目录通常只是一种导航工具，不是用来进行详细搜索的。一些特定的名词包括艺术家的姓名和地理名称，由于太具体一般不在目录中出现，读者必须通过其他渠道，比如索引才能找到所查询的条目。因此没有主题索引，会使有些读者感到茫然，有一些遗憾的感觉。特别是《书目》各主题之间没有互相参照提示，编者当初的这种编排方法没有起到索引查找所具有的方便功能。 《书目》的编者将书籍与文章分为两大类，然后再分成结构相同的主题、次主题及次次主题的这种分类方法似乎是没有必要的。编者将编纂内容分为书籍期刊两大类仅仅是出于对出版物形式的考虑。然而这却加重了读者的负担。因为读者不得不为了同一个主题在两个不同的地方不断查找才能获取全面信息。 另外，一些俄国学者名字的英文拼写出现了一些混乱，例如20世纪俄裔美国学者Rostovtsev (罗斯托柴夫) 的名字，被拼成Rostovtsev,I.，Rostovtsev, M. I. 和 Rostovtseff, M.等等几种，给读者造成一些困惑。关于斯拉夫名字的拼写问题，Vanderstappen教授在前言中也提过，认为这是一个很难避免的问题。他衷心希望不要因为这一点而影响了全书的重要性。 作为第一部全面系统的西文目录，《袁同礼的中国艺术及考古西文文献目录》对西方中国艺术研究和考古界的影响是巨大的。《书目》自发表以来，被一代又一代的艺术史和考古系的本科、研究生、学者广泛使用，是学习研究工作中的必不可少的资料工具。 从《袁同礼的中国艺术及考古西文文献目录》发表的1975年到现在又有30多年过去了，收集编纂这期间所发表的关于中国艺术史和考古的西文专著书籍和文章将是我们这一代图书馆工作者要完成的任务。我们现在的查询手段要比30年前先进了，然而要我们收集的范围也会比过去更广泛了。我们应抓紧时间尽快将其完成，将袁先生开拓的工作接续下去。 参考文献 1 Vanderstappen, Harrie.The T. L. Yuan Bibliography of Western Writings on Chinese Art and Archaeology. London: Mansell.1975 2 Medley, Margaret. Review of The T. L. Yuan Bibliography of Western Writings on Chinese Art and Archaeology (1975) by Harrie A. Vanderstappen,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1977，40（1）：185-186 3 Linduff, Katheryn M.Review of The T. L. Yuan Bibliography of Western Writings on Chinese Art and Archaeology (1975) by Harrie A. Vanderstappe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1977，37（1）：104-105 四、本书除上文所说缺少主题之分类外，1965年至今学术情况尚待续编，愿与同好利用资源继续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