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学派懂得什么？——反向解读《动物精神》

奥地利学派懂得什么？——反向解读《动物精神》 乔治•阿克洛夫作为新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一直站在传统经济学理论的对立面上。从柠檬市场开始，他的著书立说，号称目标要将凯恩斯的《通论》中所有描述发扬光大。这就与经典经济学的瓦尔拉斯均衡格格不入。以他，迈克尔•斯彭斯还有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信息经济学近乎动摇了经典经济学的基础。以至于一本经济学教科书中，如果没有阿克洛夫，就无法成为一本经典的教科书。 他的“信息不对称”（Asymmetric Information）理论直面传统经济学的“理性人”的假设，重新解释了声誉、品牌、承诺和中介组织在解决信息不对称方面的作用及其存在的经济意义。他更指出，不同于传统人们对于凯恩斯主义“刨坑填坑”的理解，他理解的凯恩斯主义，是政府需要以有效手段维护市场信心和人们的积极行动。这一点，对当今能够制定大量“好政策”，却没有一个好的保持“好政策”的中国特色体制，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相较之同时代的一大群以数理见长的工匠经济学家，阿克洛夫可谓异数。他一手写着严谨的经济学论文，另一手则是轻松活泼的科普文章。在凯恩斯主义如过街老鼠一般遭人喊打时，他只是淡淡地写道：“从政府维护市场信心的角度，可以说我是个凯恩斯主义者。” 他曾说过，“经济学对待理论就像法国厨师对待食物，要将那些被不成文的规则所限制的因素发展成为有独特风格的模型。传统的法国烹饪不使用生鱼和海藻，新古典经济学模型也不从心理学、人类学和社会学出发提出假设。我不同意任何限制经济学模型自然成分的规则。” 算起来，他所开创的“心理—社会—人类经济学”( Psycho - Socio - Anthrop Economics，简称PSA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看上去令人若隐若现地看到当代管理学的影子。是的，管理学对人的认识从从理性人到复杂人到社会人到各家争鸣，已经走得日新月异。而传统经济学却仍在一个“理性人”的视角上死磕不止。阿克洛夫则迈出了这一步，充分借鉴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成果，以增强经济学理论假设的真实性。 不过我的题目既然说的是《反向解读<动物精神>》，那么他的反面，在我看来，即是强调着“逻辑-现实法则”(Causal-Realist Approach)的奥地利学派。 确实，将一种理论用于实际的解释时，会遭遇很多在理论中没有预设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在解释的过程中往往无法回避，而考虑下来，则是千头万绪，越解释越混乱。 而奥地利学派接受的就是一种“永真”的方法论，即在同义反复的基础上展开推论。如，人的行为，一定是其“满足感”的体现，而要体现这种“满足感”，人的行为就必须按照这个目标进发。这是一种“没有后悔药，也不存在后悔药”的逻辑推演过程。按照这样的假定，即使社会呈现出类似热力系统的集体无意识，也只会被定义为每个人理性选择的结果。 在这个过程下，每个人被原子化为没有差异的个体。当然，奥派的学人们不这么讲。他们说，他们的人是“具有具体目标，有时间偏好，采用行动必然在市场过程中进行”而绝非简简单单所谓“原子化”的个人。他们运用自己的“自由意志”改造着他们伸出的社会，而非仅仅是被动的接受者。他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其“满足感”的体现。自然，在这样的演进逻辑下，“哪怕洪水滔天”也只是正常的波动。 而奥派的传人们则满足于这样的“在营养液里培养起来的理论体系”。 从门格尔开始，奥地利学派就对古典经济学的最后一位大师，马克思，及其承继的左派经济学发动了无休止的攻击与批驳。而他们的利器，则是用来解释“钻石和水”的“边际革命”。在这里，奥派的学人们虽然发明出了可以直接引导至静态均衡的边际分析方法，但他们却在名义上放弃这静态的均衡，而是转以研究达成均衡的过程和不同均衡之间的转换。他们将这样的过程，解释为“演化”。 而演化的基础则是没有差异的个人的选择。当然，他们也不承认他们忽视了个人间的差异，却在其间参杂了类似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味道，即，“选错”了的人会遭到淘汰，而“选对”了的人则得到保留。自然而然的结果就是，奥派对于个人行为选择的合成结果的崇拜，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境界。于是我们看到的，是不出错的“会动态选择”的个人+ “静态的，外生的”政府。其结果，必然是个人选择结果优胜。 这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不出错的个人无论如何都不会出错，这就是又一次的“同义反复”。“哪怕洪水滔天”也是自己心甘情愿。 奥派的学人们沉醉于这样的发现。对这样的现象，无怪乎周其仁教授评价道： 理想主义者似乎是不可战胜的。因为只要现存的安排与理想不一致，他们永远能够“论证”，只要采用更理想的做法一定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固定汇率守不住了吗？那就是因为范围还不够大，强度还不够牢，或承诺执行的时间不够长，以至于人们的预期还不够固定。对策也简单——更大范围、更长时间、更可靠的承诺和更固定的汇率就是了。他们回避基本的历史和现实，即原本统一的贵金属货币制度就是因为守不住了，才引出汇率问题的；而恰恰是试图以固定汇率解决货币币值不稳定的麻烦，才屡屡酿成大祸。也许是成功地回避了历史与现实，他们的“主张”才显得如此滔滔雄辩。（http://zhouqiren.blog.sohu.com/154322510.html） 这样的同义反复还有很多，奥派的人绕来绕去，愣是绕出了个精致的“黑板经济学”。当然，不止于此，经典经济学几乎都可以称为“黑板经济学”而面对这块黑板的每个人，都被告知必须膜拜而不能存疑。 当奥地利学派还在“门格尔-庞巴维克-米塞斯-哈耶克-庞巴维克”这个堪比古希腊哲学“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师徒传承之间，外面的世界却猛然之间天翻地覆起来。 1929年，美国爆发“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号称“永不出错的市场”在历经“柯立芝繁荣”（Coolidge Prosperity）之后，猛然倒下。可回溯倒下之前的状况，柯立芝采取的就是一种“放纵”的策略，对内减税，对外则是高关税的孤立主义政策。那个年代，美国的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之低，在今天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想象。没有福利主义，没有所谓的“收入分配”，一切都是市场自己玩自己的。政府的“孤立主义情绪”达到了最高峰。 也不知道这位老兄是明白了什么，1928年的时候他选择了不再谋求连任，却只是说“这样的任期太长了”。 而当胡佛执政之后，市场却猛然之间没了信心。大萧条，就此开始。 对此，《动物精神》中评价道： 信心衰落是一种极为严重的民族弱点。如果这些词句不是由于夸大地和误导地使用而显得毫无新意的话，我们应该把它称为一个危险或一种灾难。不管说的多严重，它都几乎不会夸大一个国家由于缺少信心而给自身造成打击带来的损失。失业人数每周都在增加，因为缺少信心，创办和发展那些本来可以提供就业的企业受到了阻碍。我国失去了更多的外国市场，原因是我国的制造商没有足够信心来进行大规模的生产，而它又是保住国外市场所必须的。信心，信心，更充足的信心，对于提振经济必不可少，而经济部门又是带领我们走出绝望境地的核心——公众的信心能够渗透到经济领域，还能够推动经济部门自身产生崭新的信心。现在，很清楚，信心已经不再只是对良好服务的随意奖赏，它已经成为每个公民朴素的和持久的义务。（《动物精神》第57-58页） 1932年，眼看胡佛将败，有人重请柯立芝，他只是淡然予以斥责。1933年初，就在他病逝前不久，他对一位老朋友这样说道：“我感觉我已经配合不上这个时代了。（I feel I am no longer fit in these times）” 还有一个小插曲是，在此之前以德文出版了《经济发展理论》的熊彼得的观点得到了费雪的赞同。他写道： 我们现在把从前不运用的科学与发明运用于工业，我们生活在一个新的时代，对每一个商人和每一个银行家来说，理解这个新时代和它的含义极其重要•••当代科学的化学、冶金学、电学的所有资源都被利用——为什么？为了使美国人民在未来获得大量的收入？为了增加使用这些新发明的公司的股息！因此，必然地，这些采用了新发明的公司的股票价格，将得到提高。（费雪，1929） 另外一段更直接地写道： 在某种程度上，它是正常的，在一个时代，比如说我们正在经历的时代，美国人民的收入注定增长较快，可能超过历史上所有其他的时期。（费雪，1929） 甚至在出现了股市的崩溃的时候，他仍然写道： 目前的大繁荣和看得见的未来更大的繁荣•••而不是投机•••解释了全盛的股票市场，并且在它最终摆脱了狂热者之后•••尽管不如过去那么快，但仍将是个牛市而非熊市的趋势。（费雪，1929） 这样的段落在他的文集中，不仅随处可见，而且几乎是那个时代“全民炒股”的乐观情绪的缩影。 更要紧的是，这样的陈述，明显与传统经济学认识的“科技创新枯竭导致经济衰退”的看法相悖。 但观察到真实世界的情况的凯恩斯，在他的《通论》中痛陈道： 我们通常对决定投资项目在几年后的收益的各种因素了解很少，并且往往缺乏根本了解。坦率地说，我们必须承认，：对投资项目，如钢铁、铜矿、纺织工厂、专利药品的信誉、远洋船舶、城市建筑物等，我们对其十年内的收益进行预测的背景知识很少，有时候根本没有。甚至对投资在5年以后的收益也是如此。事实上，那些企图进行这样估计的人，数量也少得可怜，因而对于市场根本起不到影响。（凯恩斯，《通论》商务出版社2002版152页） 还有： 在形成我们的预期时，如果过于重视非常不肯定的事务，那将是愚蠢的。因此，有理由认为，预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感到较有把握的事实。与我们知之甚少的真实情况相比，这些真实情况与预期的关系少有相关性，但我们还是看重比较有把握的事实。由于这一原因，现存的事实没有以合适的程度影响我们的长期预期的形成；而我们通常的行事法则则是：根据现有的状况，然后把它延伸到将来；仅修改这样一种程度，即我们对于预期到的一种变化拥有确切的理由。（出处同上，157页） 看吧，这就是奥地利学派描述的会自然淘汰掉不合格的参与者，进而演进成永不出错的个人选择模式的市场，的实际情况！ 其实一个也许大家都没注意到的细节是，尽管为人沉默寡言甚至有些孤寂遁世，柯立芝却在他当政时大量地使用了广播这种新媒体，数次创造广播的新历史。他不断接受记者的提问，开了529次记者招待会，会见记者的次数比之前和之后的历任总统都多。 而这样的情形的重演，则要等到1933年罗斯福上台之后。 1933年初，罗斯福履新。此时正值经济大萧条的风暴席卷美国的时候，到处是失业、破产、倒闭、暴跌。痛苦、恐惧和绝望四处流荡。罗斯福却表现出一种压倒一切的自信，他发表富有激情的演说，告诉人们：我们唯一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The only thing we have to fear is fear itself ）。在1933年3月4日那个阴冷的下午，新总统的决心和轻松愉快的乐观态度，“点燃了举国同心同德的新精神之火”。 甚至为了达成政府参与经济过程的目标，罗斯福不惜独力而改组法院。 重新审视这个过程，其实正如奥派描述到的那样，罗斯福所做的，和胡佛没有本质性的区别。但做到的是，让全国人民恢复信心。受冻的人穿上新衣服都较好，挨饿的人吃上糟糠都说棒，天下的人嗷嗷待哺，这就是新君主最好的资本。 其中有个细节，即1937年罗斯福似乎放弃了原有的经济刺激政策，经济应声而落。而通用汽车的主席，阿尔福雷德•P•斯隆，在1938年的评论中指出美国经济乏力依然非常明显： 为什么会发生萧条？只是因为，人们担心美国企业的未来，以及将来引导企业的那些规则。换个方式说，我们的困难是政治经济方面的，而不单纯是经济问题。我认为，补救办法只有一个，就一个。我们必须在坚实的基础上重新树立信心，这个基础就是要证明和理解美国经济能够满怀信心前行的目标和办法。万金油只会加重现在的信心短缺。（《动物精神》P58） 书中对于大萧条评价道： “大萧条期间信心的跌落是如此严重，以致于它持续了约10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信心以及经济本身才恢复。它完全改变了经济形势，也改变了人们生活的主要故事。 我们已经看到，美国历史上两次最严重的萧条，基本特征都在于经济中信心的变化、追逐利润的意愿强烈到足以危害社会、货币幻觉，以及对于经济中公平问题感受的变化。大萧条和这些难以量化的变量紧密联系在一起。”（出处同上，P58） 注意，现在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不是凯恩斯自己的，是希克斯还有卡多尔等数学相当好的一批人改造后的东西。凯恩斯自己的观点和这些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们的观点其实并不一致。实际上，希克斯在1980年说，自己对凯恩斯的经济学思想的改造也许是不合适的，但这时已经没人理他了。而且重要的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把凯恩斯自己的东西给古典化的结果。当年传言美国有一哥们发觉这一点，写了篇：《凯恩斯的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发表之后立即引起轰动，此君经济学博士尚未毕业，就已经成了著名大学的终身教授。（张五常教授在其博客中提及这一故事，不过具体指谁，并不清楚。） 《动物精神》中同样指出了这一点： 在凯恩斯主义思想中仍残存的少数动物精神可有可无，以至于对经济无重要性可言。他们认为，凯恩斯的原创理论改造得还不够。在他们看来，无论是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核心内容还是经济学家们都不需要考虑动物精神。因此，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不存在非自愿失业的、凯恩斯主义之前的旧古典经济学又复活了。动物精神被扔进了知识史的垃圾箱。（P5） 诡异的是，后事的M•弗里德曼在论述大萧条的原因时说到，政府突然收紧了货币供给，这才是导致大萧条的原因。原来，政府所谓压低市场利率的过程没有达致危机，但政府貌似改正自己错误的动作，却结结实实地让市场摔了个嘴啃泥。 另外一个有趣的证据是，新上台的罗斯福在带领美国走出萧条的阴霾时，采取的政策被后人解读为“收缩性的财政政策”，但克鲁格曼（Krugman）指出，如果以美元绝对值计算，那么债务水平其实在罗斯福执政时段，大大增加了。因此罗斯福新政时期，美国的经济政策结结实实是“扩张性的经济政策”。（What all this tells you is how important it is, in dealing with debt, to get the economy moving — and how devastating it is, even if you’re deeply frugal, if contraction and deflation rule.参看：http://krugman.blogs.nytimes.com/2010/08/11/debt-in-the-30s/） 将话题回转而察，的确，凯恩斯注意到了信心的问题。实际上，将《通论》以这样的视角重读，得到的将是完全不同于希克斯等人篡改的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当然，在传统古典经济学家，以及奥派的人看来，这样的视角微妙莫名妙。 在战后，奥地利学派的主要传人哈耶克（但国内的奥派信徒告诉我们的是，他不算经典的奥派学人。但他的学生，穆瑞•罗斯巴德（Murray Rothbard）却是经典的奥派）远渡而至美国，发现美国已经是凯恩斯主义的天下了。于是他们只能和日渐衰微的古典经济学结盟，建立“朝圣山学社”（The Mont Pelerin Society），兴起新古典经济学的革命。 想当年，身揣若干个博士学位的哈耶克，在美国连份像样的教职都难以寻获。若是不抓住这个行将倾倒的大树，他们何以安身立命？ 有些许灰色幽默的是，现在眼见新古典经济学日渐式微，站稳了脚跟的奥派传人们，就若隐若现地想踢开新古典经济学以自立。 但其实，当年面对批评他们不关注实际的观点，真正具有决定意义的一锤，却是由新古典经济学的大师，弗里德曼（F，Milton）写的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实证经济学方法论》）。其中指出只要在形而上讲得通，管他真实世界“洪水滔天”。 在这种“逻辑-现实主义”取得胜利的过程中，也需要提到科斯兴起的新制度经济学（NIE）的影响。各中情节虽然复杂，但总结下来，无非就是以经济学的理论运用于现实世界的逻辑训练。相比起后起的以数理办法解决一切经济难题的思路，这样的办法更像哲学而非科学。毕竟，细读NIE的大师的文章，路子和奥派相似的不少，真心实意地相信市场的人也无可厚非。 但仔细端详这些研究，可以发现的是，这样的思路，就是拿一个尺子去量一个不规则的圆，一次量出来的结果和下一次量出来的结果，很可能完全不一样。但他们似乎拿一次的测量结果当作了每次的测量结果。因为测量出来的结果，貌似符合经济学的逻辑。 但需要看到的是，这个过程的运作下来，其范围已不限于传统学界。如今已蔓延至中央银行家、监管者和政治家中间，并且，新的监管格局可能会取决于这一冲突的结果。改造出来的真实世界，则是在一个“弗里德曼的时代”（ http://www.cenet.org.cn/article.asp?articleid=40405），政府不再能够控制货币的供给（详情参见：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3394089/）。自由则市场在一群“火箭经济学家”的指引下，犹如一只横冲直撞的大凤凰，燃起五彩斑斓，令人炫目的影像，却搞出了金融危机。然后，奥派继续发扬彻底批判政府的精神，指出，只要有政府存在，无论他做了什么，他都是危机的祸首。 作为传统市场的批评者，阿克洛夫在《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s）》中写道： 我们为什么和那些食古不化的经济学家不同，有一个根本的原因，他们认为经济应该自由放任，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政府应该在制定规则方面发挥最少的作用。我们和他们不同，是因为我们对于经济有不同的认识。其实我们觉得，如果人们完全理性，而且他们几乎全部按照经济动机来行动，那么我们也会相信政府不应该在管制金融市场上发挥什么作用，甚至在决定总需求水平上也不应有什么影响。 但是，和假设完全相反，动物精神的所有内容都倾向于在某些时候推动经济朝某个方向发展，而有时又会朝另一个方向发展。如果政府不进行干预，经济就会发生巨大的就业摆动。金融市场也会不时地陷入混乱。（P133） 最后，《动物精神》总结道： 美国深深地沉溺于一种对于资本主义的新看法。我们也相信了游戏玩法应该毫无约束的解释。我们忘记了1930年代以巨大代价换来的难得教训：资本主义能够给予我们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一个，但它必须要在政府设定了规则并充作裁判的竞技场上才能做到这一点。 ••• 这样一个充满了动物精神的世界，给了政府插手的机会。政府的角色应该是设定条件，使得我们的动物精神可以在其中创造性地为更重大的利益服务。政府必须制定游戏的规则。（P133） 其间需要注意到的是，不论新一代的奥派学人怎样宣扬自己的理论，他们都深深地被打上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学潮的印记。 对于自由近乎偏执的追寻，成为那个年代成长的人的童年记忆中不可忽视的基准线。 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哪怕世界洪水滔天，他们的理论仍然精致无比，绝对正确。而我们，拿着这样的理论，不仅无法认识真实的世界，更无所适从。 参考文献：朱海就《市场的本质》，格致出版社，2009. Fisher,I.,(1929).'Transcript of an address of Professor Irving Fisher',in W.J.Barber(1997),Volume 10. 凯恩斯著，高鸿业译《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商务出版社,2002. George A. Akerlof & Robert J. Shiller，《动物精神》，中信出版社，2009. Friedman，Milton. 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 In 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