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化的隐形政治学

大众文化的隐形政治学
 
  
  
作者：戴锦华
文章来源：文化研究
浏览：314 次
  
  
  
    广场－市场
     
     在九十年代中国的文化风景线上，一个有趣的译名，或许可以成为解读这一时代的索引之一。随着诸多现代、后现代风格的摩天大楼于中国都市拔地而起，不断突破和改写着城市的天际线；诸多的大型商城、购物中心、专卖店、连锁店、仓储式商场，以及这些新的建筑群所终日吞吐的人流，无疑成了这一风景线上最引人注目的段落。此间，Plaza－－这类集商城、超级市场、餐厅、连锁快餐店、健身馆、办公楼（今日之所谓“写字楼”）、宾馆、商务中心于一体的巨型建筑，或许提供了中国大都市国际化、或曰全球化的最佳例证。如何以自己民族的语言命名这类新的空间，或许是每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诸多问题背后的细枝末节之一。于是，在1995－1996年前后，这类空间在借用人们熟悉的称谓“大厦”、“中心”之后，获得了一个“新”的译名：Plaza（广场）。一时间，烟尘四起的建筑工地围墙上，“广场”的字样随处可见。作为一种中国特色，一如你会在一个偏远的县城中遇到一个被称为“中国大饭店”的小餐馆；继Plaza之为“广场”之后，形形色色的大型或中型专卖店，亦开始称“广场”：诸如“电器广场”或“时装广场”。而在1993年前后，爆炸式地出现的数量浩繁的报纸周末版和消闲、娱乐型报刊，则同样以“广场”来命名种种时尚栏目。
     来自西班牙语的Plaza，意为被重要建筑所环绕的圆形广场。在资本主义文明兴起的欧洲现代都市中，Plaza从一开始，便不仅有着政治、文化中心的功能，而且充当着城市的商业中心。而将巨型商城称为Plaza（广场），却有着欧洲－美国－亚洲发达国家、地区(对我们说来，最重要的是香港）的语词旅行脉络。将类似建筑直译为广场，就所谓规范汉语而言，并非一个恰当的意译。但一如当代中国、乃至整个现代中国的文化史上的诸多例证，一个新的名称总是携带着新的希望，新的兴奋甚或狂喜。于是“丰联广场”便成了一个远比“燕莎购物中心”更诱人的称谓。
     “广场”在现代中国史上，始终不是一个普通的名词。我们或许可以说，作为中国知识分子记忆清单的必然组成部分，“广场”不仅指涉着一个现代空间。爆发于天安门广场的五四运动成了中国现代史（当然更是中国现代文化史）的开端。伴随着社会主义中国的建立，天安门广场成了开国大典、阅兵式之所在，因而成了新中国及社会主义政权的象征，亦指称着人民：消融了阶级和个体差异的巨大的群体。而1966-1967年间，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则在广场－－天安门广场这一特定的空间上，添加了集权与革命、膜拜与狂欢、极端权力与秩序的坍塌、青年学生的激情与对过剩权力的分享的冲突意义。爆发于1976年的天安门广场上的“四·五运动”－－事实上成了结束“文革”及“四人帮”政权的先导，但仍在搬演社会主义的经典样式：群众运动（以及不无荒诞的“诗歌运动”）恢复了现代社会的广场和平示威的形式。
     如果说，法国大革命为现代法国提供了自己的革命模式：城市起义、街垒战、人民临时政权；那么，五四运动则提供了现代中国的革命方式：以青年学生为先导，以广场运动为高潮，并以最终引发全社会、尤其是上海工人的参与而改写并载入历史。因此，广场，作为中国文化语境中特定的能指，联系着不同历史阶段中的“革命”与政治的记忆；其自身便是“中国版”的现代性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记录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特殊实践。广场，在中国几乎是一个专有名词，特指着具有神圣感的天安门广场，当代中国的政治中心；于是，当Plaza被称之为“广场”的时候，便不仅是某种时髦的称谓，而且在有意无意间显现了九十年代中国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症候与其实践内容。
     挪用与遮蔽
     或许可以说，在当代中国文化，尤其是新时期文化中，存在着某种“广场情结”。因此针对着这一多重编码的形象，类似的僭越与亵渎在八十年代后期已悄然开始。在1987-1988年间，广场与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神圣的禁忌便开始成为游戏和调侃的对象。1987年著名的第五代导演田壮壮成功的商业电影《摇滚青年》中，出现了天安门红墙下的摇滚场景。在1988年（所谓“电影王朔年”）四部改编自王朔小说的影片便有两部出现了主人公在天安门广场上恶作剧的插曲。1989年中央电视台的元旦联欢晚会上，相声演员姜昆用一个关于“天安门广场改成农贸市场”的“谣言”，令观众大为开心；在一段时间之内这一说法几乎被视为有趣的社会和政治预言。
     如果说，八、九十年代之交的毛泽东热、“文革”热、政治怀旧潮，在对昔日禁忌、神圣、意识形态的消费中，构成了复杂的政治情绪的发露（1）；那么，在九十年代前半期，它在消费和消解昔日意识形态的同时，成功地充当着一架特殊的文化浮桥，将政治禁忌与创伤记忆转换为一种新的文化时尚。因此，Plaza－－商城被名之为“广场”，便不仅是一种政治性的僭越，而且更接近于一次置换与挪用。我们知道，一次不“恰当”的挪用，固然包含着对被挪用者的冒犯与僭越；但它同时可能成为对挪用对象的借重与仿同。如果说，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上，天安门广场曾在新的“中国中心”想像里，被指认为“世界革命的中心”，“红色的心脏”；那么，高速公路、连锁店、摩天大楼、大型商城、奢华消费的人流则以一幅典型的世界无名大都市的图画，成就着全球一体化的景观，成就着所谓“后工业社会”特有的“高速公路两侧的快餐店风景”。七、八十年代之交，中国经历着再一次的“遭遇世界”。这一悲喜剧式的遭遇，一度有力地碎裂了很多人心目中中国作为世界革命中心的想像。于是，作为一次新的合法化论证，在对毛泽东“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论述的有效挪用中，中国似乎开始接受自己在（西方中心的）世界历史中"滞后的现实”，开始承认置身于（西方中心的）世界边缘位置。整个八十年代，最为有效而有力的主流意识形态表述，是官方与精英知识分子达成的深刻共识，即“改革开放”，“走向世界”，“历史进步战胜历史循环”，“现代文明战胜东方愚昧”，“朝向蔚蓝色文明”，“地球村与中国的球籍问题”。类似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无疑将中国对自身边缘位置的接受，定义为朝向世界中心、突破中心并终有一天取而代之的伟大进军。尽管此间经历了八十年代终结处的风波，但以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为转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曰全球化、商业化的过程，陡然由潜流奔涌而出。中国社会一夜间再度由沉寂而市声鼎沸，似乎成为“历史规律”不可抗拒的明证。于是，以Plaza作为昔日之广场的替代物，于是似乎成了一个“恰如其分”的逻辑结果。
     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广场”这一特定能指的挪用，是一次遮蔽中的暴露；它似乎在明确地告知一个革命时代的过去，一个消费时代的降临。这里有两个颇为有趣的例证。1996年，作为一次经典的政治教育活动，举办了大型图片和实物展览：《红岩》。展览所呈现的本是现代中国史上黑暗而酷烈的一幕：它揭露了在“中美合作所”－－美国CIA与国民党当局的情报机构辖下的两所监禁政治犯的秘密监狱－－“白公馆”和“渣滓洞”中的暴行，即共产党人及形形色色政治异见者，当年被施以酷刑，最终在1949年前被集体灭绝。六十年代，亲历者的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借此创作的著名长篇小说《红岩》以及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烈火中永生》，不仅成为六十年代中国文化的代表，而且无疑是革命文化的经典之作。它指称着伟大而圣洁的共产主义精神，指称着共产党人不可摧毁、永难毁灭的信仰与意志。对于中年以上的中国人说来，它赫然端居于人们的记忆清单之中，至少在二十年乃至更长的岁月中成为最感人且迷人的英雄范式。然而，这同一主题的展览，到了1996年却成了出资承办这一展览的企业“富贵花开公司”的商业广告行为。比“红岩”更为响亮的，是“富贵花开公司”的广告词：“让烈士的鲜血浇灌富贵花?quot;。在此，笔者毋需赘言“富贵花开”作为典型的“旧中国”阶级社会与市民文化的向往，与革命烈士为之献身的共产主义图景间存在着怎样巨大的裂痕；但与政治波普的有意识戏仿不同，它与其说是对立的意识形态话语之不谐的展示，不如说是一次（尽管不一定成功的）置换与缝合。共产主义前景、社会主义实践被全球化景观、小康社会的未来、更为富有且舒适的“现世”（不如说是消费主义的）生活所取代。一如可口可乐公司的驻中国机构，以中国五六十年代劳动模范奖状为范本杓屏硕宰约汗局霸钡慕崩昏尽?
     另一个例子或许更为直观而清晰。那是1996－1997年间矗立在北京老城的主干道长安街中心地段的巨幅广告，三棱柱形的活动翻板不间断地依次变换、展示着三幅画面。其中之一是一幅政治性的公益广告：红色衬底上白色的等线体字样书写着：“深化改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继而出现的则是连续两幅画面华丽、色调迷人的“轩尼诗（Hennessy）X.O"的广告（2）。我们间或可以将其视为一处呈现九十年代文化冲突的空间：公益广告所采取的经典社会主义宣传品的形式，及其内容所昭示的当代中国作为最后一个社会主义堡垒的意义；与之共处的是轩尼诗广告所负载的跨国资本形象、消费主义所感召的奢靡、豪华的西方“现代”生活范本。这里无疑存在着某种“冷战”时代形同水火的意识形态对立，存在着F.杰姆逊所谓第三世界的民族国家文化与帝国主义文化的“生死搏斗”（3）。但事实上，这正是一处颇为典型的九十年代文化的共用空间：它所展现的与其说是一种冲突，不如说是一次合谋。其1：2的时空比，则暗示着一次中心偏移与中心再置的过程。
     经济拯救取代（经典社会主义的或政治民主的）政治拯救，成为别无选择的中国未来之路；作为全球化过程必然的伴生物，消费主义便成了九十年代中国很多地方社会、文化景观最强有力的构造者。然而，这里发生着的并非一个线性过程。如果说，在上海－－中国第一工业都市，昔日的东方第一港，“十里洋场”、西方“冒险家的乐园”－－人民广场确已连缀在消费风景之中；那么，在北京－－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广场”仍并置在两种乃至多种意识形态的社会运作之中。当众多的商城、商厦、购物中心、连锁店、专卖店吞吐并分割着都市的人流，天安门广场仍是国庆盛典及1997年6月30日为庆祝“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而组织彻夜联欢的场所。而在南中国的第一都市广州，一种更为“和谐”的组合是“青年文化广场”：大商城间的空间成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项目－－青年联欢及组织“文艺演出”的场所。因此，“广场”称谓的挪用，是一份繁复而深刻的暴露与遮蔽，它暴露并遮蔽着转型期中国极度复杂的意识形态现实，暴露并遮蔽着经济起飞的繁荣背后跨国资本的大规模渗透。但对于九十年代很多中国人来说，远为重要的，是迷人的消费主义风景线，遮蔽了急剧的市场化过程中中国社会所经历的社会再度分化的沉重现实。
     “无名”的阶级现实
     九十年代，围绕着Plaza，在中国都市铺展开去的全球化风景，不仅是商城、商厦，也不仅是星罗棋布于中国主要都市的麦当劳、必胜客；而且还有充满“欧陆风情”的“布艺商店”（家居、室内装饰店）、“花艺教室”（花店）、“饼屋”（面包房，这一次是台湾译名）、咖啡馆、酒吧和迪厅（舞厅），还有拔地而起的“高尚住宅”区，以及以“一方世外桃源，欧式私家别墅”、“时代经典，现代传奇”或“艺术大地”为广告或为名称的别墅群。曾作为八十年代精英知识分子话语核心的“走向世界”、“球籍”、“落后挨打”、“撞击世纪之门”，在这新的都市风景间也成为可望并可及的“景点”：商业国际电脑网络的节点站的广告云：“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到底有多远？－－向北1500米”；长安街上的咖啡馆取名为“五月花”，地质科学院办的对外营业餐厅名曰“地球村”。命名为“世纪”、“新世纪”、“现代”或“当代”的商城、饭店，名目各异的公司多如牛毛，不胜枚举。一时间，中国人作为“快乐的消费者”取代了“幸福的人民”或“愤怒的公民”的形象。似乎是一次“逻辑”的延伸，“在消费上消灭阶级”的“后现代”社会图景，取代了无阶级、无差异、各取所需、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的共产主义远景，成了人们所向往、追逐的现世天堂。
     与此同时，于1994年以后再度急剧膨胀和爆炸的大众传媒系统（电视台、有线电视台、报纸周末版及周报、大型豪华型休闲刊物），以及成功市场化的出版业，不仅丰满并装点着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生活，而且也常常屏壁式地遮挡社会现实。比如新富（New Rich）群体的崭露头角引人注目；与此相关的文化呈现是呼唤、构造中国的中产阶级社群。作为八十年代知识分子话语构造成功的一例，九十年代的社会文化“常识”之一，是精英文化与流行文化共享的对“中产阶级”的情有独钟。因为在八十年代的文化讨论中，尤其是在对战后实现经济起飞的亚洲国家之例证的援引中，一个庞大的、成为社会主体的中产阶级群体的形成，标识着经济起飞的实现，指称着对第三世界国家地位的逃离，意味着社会民主将伴随不可抗拒的“自然”进程（以非革命的方式）来临。此间，为八十年代有关讨论所忽略、为九十年代的类似表述有意遗忘的，是无人问及十三亿人口之众的中国，面对着瓜分完毕、极度成熟的全球化市场，背负着难于记数的历史重负，有没有可能成为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国度；更没有关心那些无法跻身于中产阶级的人群（“大众”或“小众”）将面临着怎样的生存。
     一个更为有趣的事实，于九十年代陡然繁荣之至的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至少在1993－1995年间，不约而同地将自己定位在所谓中产阶级的趣味与消费之上。这与其说是一种现实的文化需求，不如说是基于某种有效的文化想像；作为一个倒置的过程，它以自身的强大攻势，在尝试“喂养”、构造中国的中产阶级社群。除却法国时装杂志ELLE的中国大陆版《世界时装之苑》外，大型豪华休闲刊物《时尚》、《新现代》、《How》等纷纷创刊。如果参照1996年国家公布的各城市贫困线收入，类似杂志定价高达中国“最低生活保障”收入的1/10或1/20（在国家公布的《全国部分城市最低生活标准》中，北京、上海、广州分别为170、185、200元人民币）（4）。相对价格低廉、因而更为成功的是形形色色商业型小报。后者索性名之为《精品购物指南》、《购物导报》、《为您服务报》。类似出版物不仅以其自身充当着“高尚趣味”的标识，而且确乎体贴入微地教化着人们，如何做一个“合格”的中产阶级成员，如何使自己的“包装”吻合于自己的阶级身份。1995年的《精品购物指南》上索性刊载文章，具体告之，收入达五千元者应穿戴某一/某些品牌的时装、搭配何种品牌的皮带、皮鞋、皮包、手表；并依次类推出四千元、三千元、两千元者又当如何如何。某些售房广告引人注目地标明：“为名流编写身份的建筑”（5）。于是，商品的品牌文化便作为最安全、又最赤裸的阶级文化登堂入室。与此同时，以所谓“中国第一部百集大型室内剧（准肥皂剧）”《京都纪事》为标识，名曰《儒商》、《东方商人》、《公关小姐》、《白领丽人》、《总统套房》等等的电视连续剧，充斥在全国不同电视台的黄金时段之中；所谓“商战”故事，显然在以不甚娴熟得法的方式，展示着中产阶级或曰新富阶级的日常生活情境与魅力。如果说，在九十年代初，类似电视剧尚且是由Plaza风景、五星级饭店、总统套房式的豪华公寓、一夜骤富的泡沫经济奇迹、红男绿女、时装品牌组成的“视觉冰淇淋”；那么，到九十年代中期，颇为风行的电视连续剧《过把瘾》、《东边日出西边雨》等等，已不仅准确地把握着一份温馨忧伤的中产阶级情调，而且开始以曲折动人的故事，娓娓诉说着中产阶级的道德、价值规范。恰是在1994-1996年间，曾被目为具有政治颠覆性的、以王朔为代表的通俗文化，开始有效地参与构造中产阶级文化，或曰大众文化，至少其颠覆性因素已获得了有效的吸纳与改写（6）；倡导后现代主义的文学批评者亦开始明确倡议“为中产阶级写作”。于是，在九十年代，尤其是1993年以降的中国文化风景线上，种种话语实践凸现着一个形成之中的阶级文化；但除却优雅宜人的中产阶级趣味与生活方式，确乎处在阶级急剧分化中的中国社会状况，却成了一个“不可见”的事实。
     “让一部分人首先富起来”的国家政策，当然是推动市场经济的现实必须，但如何“富”，却有诸多选择殊异。与其说九十年代中国出现了一个稳定、富足的中产阶级社群，倒不如说，在所有制转换过程中（将计划经济的国家资产转化为企业、乃至个人资本），在泡沫经济的奇观内，很多地方出现了一个不无怪诞而洋洋自得的新富群体；与此相伴生的，不仅是在有限的资源分配中必然出现的另一部分人绝对生活水准的下降；而且是在国营大、中型企业中所经历的体制转轨中，数量颇巨的失业、下岗工人，以及在中国都市化、非农化过程中，涌入城市的“打工族”已形成弱势群体。尽管相对于六七十年代，中国社会消费水准的平均值大大提高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触目惊心的贫富两极分化正在被热闹非凡的消费风景遮蔽。1996年11月，登载在《北京青年报》上的一则消息堪为一例。有趣的是，这是一则讨论广告方式是否得当的文章，题为《浙江一条广告惹众怒》。文章报道浙江一家服装公司为“树立企业形象”打出了一条广告，曰：“50万元能买几套海德绅西服？”答案是10套。因为这是用进口高档面料，嵌宝石的纯金纽扣制作而成的豪华服装，定价分别为6.8万、4.8万及2万。报道云，这则广告大犯众怒，并特别引证了一则钢铁厂青年工人的来信：“我在炼钢炉边已战斗了五个春秋，流了多少汗水，留了多少伤疤，你是无法想像的。这本是我的骄傲和自豪，但我现在感到很可悲，因为我五年的劳动所得，还不够买你公司的一套西服……”因众怒难犯，该公司“向消费者致歉”：“我们忽视了它带来的负面影响，这容易误导消费者，助长高消费，不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但同一篇报道提及：“据悉，这10套豪华西服目前已有9套被人买走或订购。据称这9个买主绝大部分是生意人和建筑业主。”这篇关于一则“失败”（？）的广告报道，固然涉及了商品社会游戏规则的讨论；但它显然在有意无意间展露了无差异的消费图景背后日渐尖锐的阶级现实；而且于不期然处，触及了并置在中国的社会现实中彼此冲突的意识形态话语系统，触及了转型期中国的身份政治与身份危机。
     在这种不期然的，或曰“化装”形式之下，贫富分化的现实绝少被提及，即使不得不涉及，也决不使用“阶级”字样。事实上，这或许是九十年代中国最为典型的、葛兰西所谓的意识形态“合法化”与“文化霸权”的实践。历经八十年代的文化实践及其非意识形态化的意识形态构造，“告别革命”成为九十年代很多人的一种社会共识。与“革命”同时遭到放逐的，是有关阶级、平等的观念及其讨论。革命、社会平等的理想及其实践，被简单地等同于谎言、灾难，甚至等同于“文化大革命”的记忆；作为九十年代中国的社会奇观之一，是除却少数有名无实的官样文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社会批判的立场，不仅事实上成了文化的缺席者，而且公开或半公开地成了中国知识界的文化“公敌”。取而代之的，是所谓“经济规律”、“公平竞争”、“呼唤强者”、“社会进步”。因此，在1993－1995年间，陡然迸发、释放出的物欲与拜金狂热，不仅必然携带着社会性生存与身份焦虑，而且在对激增的欲望指数、生存压力的表达中混杂着无名的敌意与仇恨。似乎指认阶级、探讨平等，便意味着拒绝改革开放，要求历史“倒退”；便意味着拒绝“民主”，侵犯“自由”。甚至最朴素的社会平等理想亦被拒绝或改写－－售房广告云：“东环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人杰俱欢颜”；对照一下杜甫的名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便一切尽在不言之中（7）。于是，尽管不可见的社会分化现实触目可观，比比皆是；但它作为一个匿名的事实，却隐身于社会生活之中。如果说，那份巨大而无名的敌意必须得到发露；那么，人们宁肯赋予它别一指认与称谓，人们宁愿接受它来自某个外在的敌人，而非内在威胁。因此，1996年，中国文化舞台上引人注目的演出：民族主义的快速升温（以《中国可以说不》为肇始），尽管无疑有着极为复杂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的成因，但成功地命名并转移了充塞着中国社会的“无名仇恨”－－这显然是其深刻而内在的动因之一。1996年以后，极为有限的出现在传媒之中的关于资方残酷剥削、虐待工人的报道，也都无例外地涉及“外商”的恶行，社会内部阶级矛盾便被成功地转换为民族（至少是地域）冲突。
     对现实的“修辞”
     1997年夏，袭击北京的百年未遇的酷暑，最初以持续摄氏40度以上的高温，似乎使消费景观颇为热烈：各类品牌的空调机销售一空；但继而是不堪重负的城市供电系统频频断电；显露而出的，并非“后现代”的逍遥惬意，相反是一份第三世界的生存处境。更为有趣的，“国际接轨”的“广场”上出现了异样风景：每晚“七点一过”，商场内便水泄不通，附近居民“穿着拖鞋、睡衣，摇着扇子，拿着板凳”，“一家子一家子”地来到商场。来者不仅并非奢华的购物者，甚至不是来“逛商场”；他们仅仅是来“分享”商场内充足的冷气－－那无疑是消费不起空调的下层市民。事实上，如果说消费主义成了九十年代中国最有力的书写之手；那么也正是消费的可能与方式清晰地划定了不同阶级、阶层的活动空间。比“广场”更为普遍而火爆的，是建筑在居民区之内的“仓储式商店”和形形色色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如果说在发达国家，所谓“仓储式商店”原本与郊区别墅、高速公路、私人轿车相伴生；那么，在这里，它却是廉价便民商店的代名词。于是，提着沉重的购物袋步行或搭乘公共汽车的购物者便成为中国都市人流中的别一点缀。而尽管人人皆知所谓“小商品批发市场”是种种假冒乃至伪劣产品的集散地，但它极为低廉的价格仍吸引着络绎不绝的人群。在“正常”情况下，市内“仓储式商店”与小商品批发市场的消费者并不光顾“广场”一类的“购物天堂”，至少绝非那里的常客。只是不期而至的酷暑颠覆了这井然有序的社会层次。
     不仅如此。伴随着“大、中型企业的转轨”，企业破产、兼并及其它重大经济问题使得失业、下岗人数持续增长，而社会保障体系极不健全，确乎使部分失业、下岗工人面临着生存困境；而在社会主义“单位制”（生老病死有依靠，而绝无失业之虞）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确乎完全缺乏应对类似变迁的心理机制。于是，这庞大的、并且在继续增长着的无业大军，不仅成为九十年代中国巨大的社会问题，而且在多方面成了难于彻底消除的隐患。犹如被撕裂的迷人景象，这一严酷的社会事实开始不“和谐”地出现在豪华生活、优雅趣味所充满的大众传媒之上。在不无“忧虑”的“中国大学生高消费”的讨论之畔，是关于呼吁救助衣食不全的高校“特困生”的报道；在关于“富裕的生活环境下长大的亚洲新一代”（他们青春期反抗的语言是：“他们老以为我还是吃麦当劳的年龄！我已经该吃必胜客了！”）的写真近旁，是“希望工程”失学儿童令人心碎的故事。甚至在同一版面，平行的位置，刊载着《最新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大都市居民消费信心在上升》和《再就业为何这样难－－来自北京市下岗女工的调查报告》（8）。
     然而，这凸现而出的阶级事实，并未真正使中国知识界动容。迄今为止，除极少数人文、社会学者之外，中国知识界始终鲜有人真正面对现实发言。这与其说是出自某种政治的禁忌和文化的误区，不如说它确乎出自某种拒绝反思、“告别革命”的立场选择。如果说，八十年代对类似现实的修辞，即改革的“阵痛”、历史的“代价”与进步的“过程”等等，已不足以有效地阐释/遮蔽这突出的社会困境；那么，九十年代新的修辞方式则是更加冷漠而脆弱的。1996年以降，开始频频出现在传媒之上的、关于失业/下岗工人的报导、讨论，连篇累牍地将再就业的困境解释为失业者自身的“观念转变”问题、“素质”问题、“缺乏专业技能”问题。类似讨论，全然无视原有体制的问题（首先是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席），无视很多劳动者作为社会主人公朝向经济与文化的社会底层的坠落，无视在失业/再就业过程中，公然而赤裸的年龄歧视和性别歧视。或许可以说，正是类似讨论实践着意识形态合法化的过程，它不仅潜在地将失业工人指认为“公平竞争”中“合理的劣汰者”；而且将他们无法成功地再就业的事实，不作具体分析地完全归之于他们自身的原因。更为重要的是，如果说，失业/下岗工人确实在城市内部为迅速进入的跨国资本和中国的“新富群”提供了新的廉价劳动力资源；那么他们可能面临的低廉工资、高强度劳动，及权益与福利难获保障的现实也正在遭到很多知识精英的忽视。更为荒诞的是，普通工人，一经下岗并“转变观念”，便抓住了“机遇”，陡然“劳动”致富－－在众多这些夸张的故事里，失业/下岗竟然成了天赐良机。
     如果说，类似“修辞”尚不能完全成功地遮蔽社会现实；那么，迅速改观了的电视剧与部分文学作品的趋向－－“现实主义骑马归来”，则是作为另一种相对有效的社会“修辞”方式。1995年底，似乎是一个不期然的转变，在电视连续剧的舞台上，白领、商战故事的狂潮悄然隐去；取而代之的，是家庭情节剧，而且是颇具中国通俗文化传统的“苦情戏”。换言之，是穷人的故事取代了新富的传奇；已在八十年代退出了时代底景的大杂院、新工房（老式公寓楼）再度出场，替换了“广场”风景。其中收视率最高，并且再度成为街谈巷议之资的，是两部家庭苦情戏《咱爸咱妈》（1996年）和《儿女情长》（1997年）。不约而同地，两部电视连续剧都以老工人的父亲突然患不治之症病倒，他们原来服务的工厂无力提供医疗所必需的费用为核心情节，结构起一幕温馨苦涩的父/母慈子孝、手足情深的多子女家庭情节剧。在底层家庭或医院病床的场景中，不再为无所不包的社会主义体制所庇护的底层生活场景显影而出：这里有老人，尤其是工人的境遇问题、高昂的医疗费用问题、下岗女工问题、公开或隐晦的阶级歧视问题……然而，这与其说是现实主义的触摸，不如说是情节剧式的遮蔽。因为，在这两部连续剧中，尖锐的现实以及下层社会的苦难，被转移为传统中国的血缘亲情、家庭伦理命题；原国营大中型企业工人所面临的生存问题不再呈现为当代中国的社会问题，相反成了一个特殊的“机遇”，用以展现“血比水浓”的亲情；成了验证和复活中国传统孝悌之道的极好舞台。于是，中国式的三代、四代同“堂”的血缘（而非核心）家庭再度浮现，充当着涉渡“苦海”的一叶小舟。其中更为有趣的是《儿女情长》。该电视连续剧的核心情节，是严重脑溢血的父亲和身患癌症的母亲，顽强地延续着自己的生命，为了保持人口数，以便在城市改建、旧房搬迁的机会中，为孩子们赢得更多的住房。于是，下层社会的获救愿望仍有待于“现代化”的全面实现。但如果说，底层老人的舐犊之情，终于使孩子们赢得了宽敞的新居；那么真正使这个家庭面临的复杂困境获得解决、将这个家庭救离苦海的，却是出自一位新富的“善行”：这位“大款”爱上了家中身为单亲母亲的长女。在历经商海沉浮、人情冷暖、两性游戏之后，“大款”懂得了自己所需要的是一个善良、朴素、年龄相仿、宜家宜室的女人；于是，他昔日的学校“同桌”、今日的中年下岗女工幸运“入选”。“大款”小小的慷慨相助，便使这个家庭的问题烟消云散：开出租车的幼子得以另结良缘；次子惨淡经营的小小书摊有了资金保障；工厂下岗的长女和幼子的新妇－－地位低微的街道清扫女工成了豪华街道上的花店女主人。
     以另一角度触动并消解这一现实的，是被称之为“文学的现实主义冲击波”的系列小说的出现。以刘醒龙的中篇小说《分享艰难》为开端，以谈歌的《大厂》、关仁山的《大雪无乡》、何申的《年前年后》、周梅森的《人间正道》为代表。正是这类作品，为正统宣传与大众文化的再度携手，提供了一种新的空间。所谓“现实主义”之说，显然得自于这些小说大胆触及了此前完全无名、不予揭示的“社会阴暗面”：国营大中型企业的举步艰难，工人面临的生存困境，官僚阶层的贪污腐败，农民遭到的层层勒索。然而，颇为有趣的是，类似小说同时确乎是社会主义工农兵文艺的再现，只不过是经过了商业化的改写。在这些作品里，苦难的主题是直接而具体的；但拯救的给出则含混和暧昧得多。社会结构分化的现实转化为“好人”和“坏人”的修辞方式，其中阶级字样只由两种类型人物“特权”地使用：其一，是最终会在故事的结局中被指认为“经济犯罪分子”，并终被绳之以法的“坏人”；因此他口中赤裸的资本主义“宣言”与洋洋自得的阶级压迫性的语词，便无疑是一种谬误；其二，则是一些王朔或准王朔式的角色，他们把政治性的“套话”移置在不恰当的语境之中，于是关于“资本家”、“剥削”、“老板”、“穷工人”、“受苦人”、“资本家的走狗”等，竟然成了毫无意义的玩笑和套话。在这里，王朔式的语言风格，有效地颠覆了这些话语自身所携带的颠覆性，重要的社会现实在凸现中被重新遮蔽，使其仍为一个未获命名的现实。
     类似小说中的第一主角通常并非社会苦难的直接背负者：普通的工人或农民；而大多是中层或基层干部、行政或企业的管理者：厂长、市长、乡长、车间主任。于是，这个桥梁式的人物便连接起社会的不同层面：政府、新富阶级、跨国资本之代理与下层民众。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她似乎是苦难的承担者，也应该是拯救的给出者；但事实上，在小说情境中，他/她更像无助的替罪羊与无奈、无辜的帮凶者。他/她无疑充满良知，深切地同情着下层民众的苦难，但只能因此而倍受折磨、无能为力，甚至“不得已”加入压榨者的行列，至少是默认或首肯他们的行为。但就阅读、接受而言，显然是这些主角，而并非真正无助的工人、农民，获得了读者的满腔同情。我们在对他/她的认同与同情间，认可了现实的残忍与无奈，认可了这不尽如人意的一切毕竟是我们唯一“合法”的现实。
     文学并不等于社会学，有偏见或缺陷的作品也有艺术上的高下优劣之分，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作品中的意识形态无须解读与清理。九十年代，大众文化无疑成了中国文化舞台上的主角。在流光溢彩、盛世繁华的表象下，是远为深刻的隐形书写。在似乎相互对抗的意识形态话语的并置与合谋之中，在种种非/超意识形态的表述之中，大众文化的政治学有效地完成着新的意识形态实践。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新的合法化过程，很少遭遇真正的文化抵抗。在很多人那里，社会主义时代的精神遗产或被废弃，或被应用于相反的目的。我们正经历一个社会批判立场缺席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