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德的勇气
这是从东西上抄下来的一篇稿子。遗憾的是翻译者没有署作者的名字。
我贴在这里，作为对自己的一种激励。谎言迟早会被揭穿，而我要做的就是这个。在写《暗夜》的过程中我会经常看看它。
1936年，法国作家、左派知识界的领袖纪德应苏联邀请参加高尔基的追悼会，顺便对这个他热情歌颂的国度做一次正式访问。上个世纪20年代，由于西方民政治体制在法西斯主义面前的虚弱，在知识界，人们开始反思资本主义制度，并将建设人类终极完美社会的希望给予在了苏联身上。而斯大林也很好地利用了这种舆论导向，拉拢了当时很多在西方知识界具有领袖地位的知识分子。纪德就是其中之一。纪德希望通过亲身访问苏联，对全世界人民把苏联的美好和伟大客观的描述出来，这既是知识分子的职责，也是对人类情感的终极关注。
但是，当他抵达苏联之后，他的理想、浪漫、关怀统统被打破了。在这个极权国度里，执政者害怕听到除自己之外的第二个声音，他们用集体主义的话语陷阱剥夺了苏联人民的个性和自由，统一的宣传机制使人民生活在了谎言和真理混淆的环境下。人们的思想极为匮乏，生活极为贫困，这和斯大林对外宣传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大大不符。最让纪德反感的是斯大林的头像到处悬挂，并成为了一切具有艺术特征的作品的主题。艺术已然不是艺术，而成为了搞个人崇拜的政治工具。苏共对外宣称的强大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纠错机制，在纪德眼里简直就是在掩耳盗铃，因为这里的纠错不是对内容的真实性进行讨论，而是对是否符合“路线”进行鉴别。
纪德彻底失望了。他认为自己一直在为人类寻找答案的活动竟然会这样失败，苏联标榜的社会主义无非是一个现代化的恐怖主义。出于自省，出于对其他知识分子的提醒，出于良心，纪德写成了《访苏联归来》的小册子，在这本书里他写道“苏联社会中的当权者，不进行自我修正，又形成了新的特权阶层，他们打着革命的旗号，蒙蔽了人民，攫取了革命果实……”。
纪德在书中的很多判断都极具洞见性：比如，路线贵族会产生下一代的金钱贵族；专政集团成为了新的特权阶级；极权统治的下一步就是恐怖主义；专政思想破坏了俄罗斯民族的宗教信仰，将会产生很大的精神危机，等等。这些甚至成为了民主专政国家的共性。
《访苏联归来》问世后，在西方世界产生了极大的轰动效应，左派学者开始对纪德进行大肆攻击。同样对苏联进行访问的罗曼·罗兰几乎用谩骂评价了纪德的作品，但事实却是，罗曼·罗兰和纪德的观点是一致的，甚至写出了《莫斯科日记》。但是，他嘱咐出版商要在50年后再出版这本书。也许他不想成为风口浪尖的人，也许他对自己的判断不自信，也许他对名声看的太重要了，总之，罗曼·罗兰的行为带有了一代知识分子的悲剧色彩。
如果从时间轴上来看，中国的知识分子比西方更早，也更对苏联充满了幻想。作为自由知识分子的领军人物，胡适也通过对苏联的访问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只不过他发出的是从心底对苏联模式的向往和敬佩。他罕见的对计划经济、劳农专政大加赞赏，认为正是计划和专政让乌托邦得以实现。虽然，在30年后，胡适对自己当时的认识进行了忏悔，但是，可以看出在上个世纪20、30年代里，知识届的思想取向，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在一种对民族和全人类终极关怀的驱动下，他们会被一些宣传和表面言辞所迷惑。
也正是在此情况下，清醒的言语，敢于纠正错误的知识分子就凸现的尤为伟大。在那个年代里，说真话很有可能会让自己陷入“左”，“右”两难的境地，同时既遭到了极权政府的排斥，又会被洗过脑的“人民”辱骂。于是，很多人从斗争艺术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不说真话也不说假话的策略。看似这是在自我保存，蓄势待发，但仅仅不说假话就能够聊以自慰吗？如果作家仅仅是把自己的称谓看成一个职业或者头衔，那么就未免太低估它了。因为，这个社会很有可能因为他们的“不说”而失去了了解真相的机会，难道不是犯罪吗？
纪德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你们迟早会睁开眼睛，你们将不得不睁开眼睛，那时你们会扪心自问，你们这些老实人，怎么会长久的闭着眼睛不看事实呢？”
我贴在这里，作为对自己的一种激励。谎言迟早会被揭穿，而我要做的就是这个。在写《暗夜》的过程中我会经常看看它。
1936年，法国作家、左派知识界的领袖纪德应苏联邀请参加高尔基的追悼会，顺便对这个他热情歌颂的国度做一次正式访问。上个世纪20年代，由于西方民政治体制在法西斯主义面前的虚弱，在知识界，人们开始反思资本主义制度，并将建设人类终极完美社会的希望给予在了苏联身上。而斯大林也很好地利用了这种舆论导向，拉拢了当时很多在西方知识界具有领袖地位的知识分子。纪德就是其中之一。纪德希望通过亲身访问苏联，对全世界人民把苏联的美好和伟大客观的描述出来，这既是知识分子的职责，也是对人类情感的终极关注。
但是，当他抵达苏联之后，他的理想、浪漫、关怀统统被打破了。在这个极权国度里，执政者害怕听到除自己之外的第二个声音，他们用集体主义的话语陷阱剥夺了苏联人民的个性和自由，统一的宣传机制使人民生活在了谎言和真理混淆的环境下。人们的思想极为匮乏，生活极为贫困，这和斯大林对外宣传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大大不符。最让纪德反感的是斯大林的头像到处悬挂，并成为了一切具有艺术特征的作品的主题。艺术已然不是艺术，而成为了搞个人崇拜的政治工具。苏共对外宣称的强大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纠错机制，在纪德眼里简直就是在掩耳盗铃，因为这里的纠错不是对内容的真实性进行讨论，而是对是否符合“路线”进行鉴别。
纪德彻底失望了。他认为自己一直在为人类寻找答案的活动竟然会这样失败，苏联标榜的社会主义无非是一个现代化的恐怖主义。出于自省，出于对其他知识分子的提醒，出于良心，纪德写成了《访苏联归来》的小册子，在这本书里他写道“苏联社会中的当权者，不进行自我修正，又形成了新的特权阶层，他们打着革命的旗号，蒙蔽了人民，攫取了革命果实……”。
纪德在书中的很多判断都极具洞见性：比如，路线贵族会产生下一代的金钱贵族；专政集团成为了新的特权阶级；极权统治的下一步就是恐怖主义；专政思想破坏了俄罗斯民族的宗教信仰，将会产生很大的精神危机，等等。这些甚至成为了民主专政国家的共性。
《访苏联归来》问世后，在西方世界产生了极大的轰动效应，左派学者开始对纪德进行大肆攻击。同样对苏联进行访问的罗曼·罗兰几乎用谩骂评价了纪德的作品，但事实却是，罗曼·罗兰和纪德的观点是一致的，甚至写出了《莫斯科日记》。但是，他嘱咐出版商要在50年后再出版这本书。也许他不想成为风口浪尖的人，也许他对自己的判断不自信，也许他对名声看的太重要了，总之，罗曼·罗兰的行为带有了一代知识分子的悲剧色彩。
如果从时间轴上来看，中国的知识分子比西方更早，也更对苏联充满了幻想。作为自由知识分子的领军人物，胡适也通过对苏联的访问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只不过他发出的是从心底对苏联模式的向往和敬佩。他罕见的对计划经济、劳农专政大加赞赏，认为正是计划和专政让乌托邦得以实现。虽然，在30年后，胡适对自己当时的认识进行了忏悔，但是，可以看出在上个世纪20、30年代里，知识届的思想取向，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在一种对民族和全人类终极关怀的驱动下，他们会被一些宣传和表面言辞所迷惑。
也正是在此情况下，清醒的言语，敢于纠正错误的知识分子就凸现的尤为伟大。在那个年代里，说真话很有可能会让自己陷入“左”，“右”两难的境地，同时既遭到了极权政府的排斥，又会被洗过脑的“人民”辱骂。于是，很多人从斗争艺术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不说真话也不说假话的策略。看似这是在自我保存，蓄势待发，但仅仅不说假话就能够聊以自慰吗？如果作家仅仅是把自己的称谓看成一个职业或者头衔，那么就未免太低估它了。因为，这个社会很有可能因为他们的“不说”而失去了了解真相的机会，难道不是犯罪吗？
纪德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你们迟早会睁开眼睛，你们将不得不睁开眼睛，那时你们会扪心自问，你们这些老实人，怎么会长久的闭着眼睛不看事实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