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论坛：期许一个华文文化共同体（现场文字全记录）

主题：理想国2010年度文化沙龙——期许一个华文文化共同体
时间：2010年9月23日9：30
地点：北京JW万豪酒店
主持：梁文道
    
    梁文道：今天大家非常聪明，居然，懂得来这个地方，因为大家请注意一下我们手上的节目活动单，上面印的是昨天理想国年度文化沙龙想象下一个十年的地点，是在北京JW万豪酒店，今天是期许一个华文文化共同体是在北京万豪国际酒店，怎么大家都来到这儿呢？这其实是咱们不小心，印错了。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梁文道，今天这场活动是期许一个华文文化共同体。为什么叫做这样一个名字？因为大家知道我们这趟理想国文化沙龙来的是各个地方、各个华文世界、华文社会里面的人聚在一起聊天，谈一些关于我们的文化、政治各方面的东西。今天我们请到几位嘉宾可以说是今天华文世界里面每个不同领域的创作者之中出类拔萃的人物，嘉宾各方面的人都有，身份比较复杂，我们可以一起讨论一下什么叫做华文文化共同体，这个华文文化共同体不是我们首先发明，而是二十多年前有人提出过，比如台湾著名作家詹宏志先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构想过也许有一天我们会看到一个华文共同市场的出现，他当时讲的纯粹是出版。之所以华文共同市场的概念，但是在当时出来之后并不能够非常完好的落实，那是因为当时有些特别的条件，举个简单的例子，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大陆已经看到很多台湾文学、香港文学，甚至马华文学。但是里面有相当多的重要的严肃作家当时并没有顺着那股潮流进来，比如今天在场的张大春先生，他当时已经有作品来了，但是可能很多文学爱好者并没有太注意，这是为什么？因为在当年很多研究台湾文学的人，他的想法不是要为了文学而去读台湾文学，而是为了要了解台湾而看台湾文学。换句话说有点像以前台湾有些人研究大陆文学不把它当文学看，这叫匪情研究。今天我们终于到了一个时候，可以把台湾作家当成作家看，把马华作家当成作家看，同时不只当成作家，甚至当成“我们”作家看，就是一群使用华文的人，而这样一些东西在电影跟音乐里面更早就出现了。去年《海角七号》很红的时候，大陆有一帮文艺青年特别喜欢，可是《海角七号》是台湾拍的。这个“我们”是怎么回事？我们今天可以来谈一谈这样一些议题，也许有很正面的期许，也许有一些批判在里面。首先有请张大春先生发言。
 
    张大春：谢谢大家来到这里听我们说这些自己行里面的人的期许。华文文化共同体这个大的题目我总是感觉不能应付，所以我一开始在想这个题目的时候就从非常小的、个别的、很细微的这些元素上去想。
    首先我想到的是文字，因为台湾自己使用的文字是正体字，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繁体字。繁体字跟简体字看起来有一个很对立的位置，也就是一旦使用了简体字，好像在政治上、在社会意义上都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归属。使用繁体字也就比较清楚现在台湾语。台湾甚至在前几年发动了一个非常奇怪的运动，台湾一直不停的在做这一类的运动，今年也发起了一个类似的运动，向联合国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繁体字要变成联合国认定的非物质遗产。今年台湾文化总会在马英九的授意之下，要申请甲骨文成为世界记忆，后来被打回去了。打回去的同时发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给予的回复是今年大陆已经申请成功两个项目，一个是《黄帝内经》，一个是《本草纲目》，这两本书申请成为世界记忆成功了，你们的甲骨文不行，以后跟大陆合起来申请比较好。台湾觉得尊严大失，很多历史学者说这是本末倒置，《黄帝内经》跟《本草纲目》是甲骨文的子孙辈，怎么可以让子孙辈变成被记忆的一部分，而祖宗却被忘记了！我写了一篇文章可以作为今天这个谈话的开场，如果我们仔细去思索一下整个体制，我们就知道自己的遗产应该是自己保存，你向他人申请干吗？自己的记忆应该自己拥有，怎么让你认可说我这个是世界记忆？我呼吁文化总会的人说，你们自己会里面那么关注甲骨文的人，你们看看能认出几笔甲骨字来，你再去申请让世界都来学习。这种迎合国际强权架构，而借之以获得某种利益也好，名誉也好，我觉得已经成为全世界很大的一个潮流和共同的趋势。比如说，以入名为荣，以除名为耻。可是却忽略了入名和除名对应的或许分别是诱饵和威胁，好象获得了联合国的认可就变成一个名义。
    讲到华文文化共同体的内部，在繁体字和简体字个别的使用状况下，一定会产生更多的问题。昨天我到姑姑家，她给我看了一本杂志《世界英才》，这本杂志坚持要用繁体字印刷，表示特别注重某一种文化氛围。可是当这个简体转繁体以后，阅读这个杂志的第一个读者应该是编辑，他没有去对照到底哪些简体字跟繁体字在互译之后会产生重大问题，所以文学泰斗、电影泰斗就变成“太斗”。如果把“非非”从简体字变成繁体字还是是非的非，因为在简转繁的过程中，没有人告诉我们同样的字型，已经从是非的非之外还加上了雨字头的霏。这些小的参差或者错误都是在两种字型没有充分交流的情况下暂时产生的汉语。如何打破这些或者更多的去理解、去包容或者运用两种不同的字？我倒觉得我们讨论华文共同体的基础，除了字以外还有语汇，除了语法字型之外我特别关心的是方言。
    昨天在另外一本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讨论北京话，作者的忧虑是现在的人都在讲标准的普通话，而真正的北京话反而是一个弱势的、不受重视的以及快要消失的非主流的。而且作者大声疾呼说不要以为北京话是强势语言。不，北京话已经被标准普通话摧残的没有人会说了。不止是北京话，台湾也有这种教育，台湾的本地方言，也就是我们讲的闽南语，也曾经一度因为台湾政治的问题被打压过，这个打压的程度如何，到现在大概已经很难还原了，这个打压的程度被继续发酵才能成为有效的政治符号以及反政治符号。政府不许人说台湾话，以至于现在台湾人不会说台湾话。我们知道当一个社会流通或者互动的活动越频繁，越会去寻找一个共同主流语言，而使得力量比较薄弱的语言受到比较少的重视。
    所以在所谓的华文文化共同体的构成之下，我们也只能期待或者想象，而很难去建立一个体制说我们要如何去达成一个状态。什么状态呢？就是让我们想象各种方言的使用者或者是曾经拥有过各种方言的人，都有机会透过文化体的表现，包括小说，包括更强有力的电影，包括各种形式的文本，甚至用我这个非常粗拙的耳朵去听现在的摇滚乐，我发现在台湾的摇滚乐不论是都会型的或者是有某一些社会议题在边缘上处理类似早年摇滚反抗精神以及贴近现实的，大概的语言是不标准的普通话以及不标准的台湾腔，以及各式各样的由于外来人，包括菲律宾、印尼、越南来打工的人，整个社区慢慢积累和酝酿所形成的一种比较含混的语言。台湾没有太多的方言，台湾外省个别的方言也逐渐的凋零，所以台湾语言变成含混的，而且过于的标准程度也逐渐在降低。除了我的耳朵听着觉得刺之外，我仍然觉得这可能是一种非常标志性的或者典型的象征。它象征了什么？这个语言在主流社会里面，越接受大众传媒的洗礼，越进入到大众沟通的内在，个别方言性的特殊差异就会减少，并且互相混合。当这个语言混合态势形成之后，我们不得不再回头问华文文化共同体里面还可以保留哪些基于个别字、个别词汇，甚至个别强调而融汇成具有特色，甚至具有普遍性的一些改动。
    我自己是一个在语言问题上是有极大焦虑的人，我常常觉得某一些字、某一些词，如果不依照古法运用，我就不能释怀。我知道我这是一种病态，跟现在时下常见的容忍各种语言的势力，哪怕不见得是知识界的人，相比起来我的宽容度太低。这也说明一件事情，当一个专业从事文字工作的人，如果有效率的能够反省自己对于语言的各种焦虑，至少我个人能够有机会从混杂的、不清楚的或者是互相干扰而常常错误百出的语言和文字世界里找到一部分新的文化体内在的发展模式。我更期待的是由于文学，甚至偶然我参与的流行音乐或者是电影的工作、戏剧的工作，我非常热切的期待有更年轻的人在未来能够从融合或者是比对、或者是参照而创造各种不同的语言结构和语言架构，来对未来的文学作品提出一些更丰富的字体。
    表面上看起来我刚才讲的都是纲领，可是内在是有个人的经验和故事可以来谈谈，时间有限我只能讲一个。我有一天在上海坐计程车，司机先生问我你哪来的？我想了一下，因为我刚从北京过来，我就说从北京来。他就开始讲了一窜话，我不太记得，但是主要意思是说北京是伺候政治人物的，上海是伺候做生意的人，这两个层次本质上有很大差别。一路上，大概讲了20分钟，发表完以后他说上海人不太喜欢北京人。我说我是从台湾来。他说那更糟糕。我说为什么。他说台湾人就仗着自己有钱，我坐这个车比如30块钱或者20块钱，他给了我50块钱，我就会不舒服。你给人钱会让人不舒服，这是台湾人。当然我很羞愧的，也不想多给他小费的。可是在短短的旅程里面，这个司机在20分钟里面跟我分析了重庆人、苏州人、天津人、东北人、山东人，他的话没有停过。后来我发现原来他是一个能够在自己生活的范围里，用各种生活经验或者是地域经验来互相做参照。人或者文化载体里面的指挥者通常都会认为他自己是核心，接着是他身边的人、家人、亲戚、朋友，越外围越跟我没关系，中间有一块是地域。在地域的认知上，如果我们能够回过头来重新看一下这个地域的发生，不管台湾、上海或者是北京，它到底有没有一个界限，如果我们能够对界限有一个清楚的定义式的确认的话，我们就可以像这位老兄一样随口做各种指责以及非常笃定的论证。可是当我们越思考这个地域范围越觉得我们无法定义真正的地域疆界。台湾有一个诗人白灵说云是没有国界的。我猜想所谓的文化共同体也是一个非常有利的证据来证明这个世界是不需要国界的。当然我们现在很难跟坦桑尼亚产生无国界的交流，可是在某些社会里面，大家正在实践这件事。梁文道刚才提供了很乐观而且看起来很兴奋的新发现，原来我们彼此是彼此的。但是我想更清楚的或者我自己个人看到的比较小的问题，如果我们有更多的机会珍惜和深入的使用，并且不含混的去互相接受那些表面的影响，而对个别语言的内部有更多结构性的认识，这可能是华文文化共同体一个台阶的地域。
    谢谢各位。
    梁文道：谢谢张大春。想想我当年在台湾刚刚回香港念书的时候，我一回到香港上的那个中学是个英文中学，全讲英文，地理、数学、历史、经济全用英文上。那时发现一个很奇怪的事，很多英文的拼法，最简单的字都跟我在台湾学的不一样，我一开始还想说我在台湾学的英文太烂了，原来字都拼错了。后来发现根本是美式英文和英式英文的区别。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原来大家都处在英语世界，但是不同地方的英语有自己的一点坚持，有自己的一点分别，所以牛津字典跟韦氏字典到今天还是有不同的，但是大家都能够尊重这个差异。我们刚才在后台聊的时候我发现贾樟柯也是从小就看了很多台湾电影，他大概会多讲一讲这方面。
    贾樟柯：各位好，很高兴跟大家来聊两岸三地文化共同体的问题。我刚才一直在想我最初对台湾跟香港的印象是什么，因为我1970年出生，我最早对台湾的概念可能跟在座的很相似，就是它是一个敌对的地方，它是敌人的阵营。而且这个信息不但是来自于70年代末我懂事的时候，那个时候意识形态、报纸、电台出来比如那个岛上国民党反动派居住的地方，那当然就是反动派的土地。后来开始有比我们大一些年龄的孩子带我们偷偷听台湾广播的时候得到的印象也是一样的，台湾广播里有很多给间谍的指令，比如说山西太原的792号同志，今天白菜多少钱一斤、茄子多少钱一斤，从小就感觉台湾派了很多特务在大陆，当然有很多间谍过来，那肯定是战争敌对的状态是存在的。包括那时候还有解放台湾这样的诉求。所以在我的教育里面，跟台湾的关系一直是非常紧张的处在战争敌对状态的关系。香港最初的印象是什么呢？有一次听广播，那时候还有中英街，为了走私东西，有一个香港美女怎么勾引解放军要走私过来，又给他看黄色画报。所以给我的印象是香港是非常物质的，非常色情的一个地方。这就是最初对香港的印象。包括后来开始说查到谁谁，海关查到《龙虎豹》过来。一方面给我这样的印象，一方面又非常向往那个花花世界。这样的信息，灌输给我们的信息，给我们成长的过程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这种印象逐渐被打破是在80年代的时候，对台湾的深入了解反而不是从电影开始，而是从音乐，一开始是邓丽君唱《我要为你歌唱》，我们在那个节目里听到《月亮代表我的心》，听到各种各样邓丽君的歌曲。那时候有一个非常奇妙的感受，你虽然还是一个孩子，但是我们从小学的最初的歌就是《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那时候是80年代，还有《我们是80年代新一辈》、《咱们工人有力量》，大陆的歌都是“咱们、我们”，台湾邓丽君的歌都是“我”，当然没有那么理性，但是觉得很神奇，很个人，也就非常向往，感情上变得非常接近。刚才大春老师说“云是无国界的”，但是无线电也是很有能力的，通过无线电可以听到来自对岸的声音跟当时的氛围，因为70年代末文革刚结束，在改革前后，我们能看到的还是革命文艺，还是样板戏，顶多是《红色娘子军》、《甲午风云》这样的电影，所以整个文化氛围跟台湾传过来的音乐有很大的反差，因为它很软性，它跟我党强有力的非常有力量感的集体主义音乐不一样，再加上语言是没有隔阂的，你能听懂。最初逐渐的理解台湾是从歌曲开始的。
    香港是从电视剧开始，最初几部电视剧比如《上海滩》，关于上海黑帮的故事，还有《霍元甲》，这两部电视剧时间，《霍元甲》晚清到民国阶段，《上海滩》是民国这段，一下子填补了晚清的想象和民国的想象。因为在过去除了我们能接触到的文学或者材料，关于民间社会的，比如《水浒》里面有兄弟，有造反，《西游记》有，其他的材料就没有了。后来开始《岳飞传》。但是从视觉上对晚清和古代的想象，就是从《霍元甲》和《上海滩》开始的，一下发现街头帮派的故事、黑社会这样的题材，这样的知识开始通过香港电视剧能够了解到，原来还有精武术，各种派别都来了。过去文革是破四旧的，在山西县城里长大，每天能看到古庙，山西地上文物非常多，但是发生什么事情？对那个讲述是空白、没有的。你一看到电视剧，特别是到了80年代中期的时候开始有录像厅，录像厅就是一个电视、一个录像带，那个片子，我初中到高中六年里，我几乎每天都在录像厅里泡着，主要看香港的武侠片，从胡金铨到郭南宏都能看到，所以我就会有很多义气的概念，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过去破四旧破掉的这些东西在香港电影里面回来了，你有一个对古代的伦理，包括宗教的知识，我看很多少林寺的电影，里面的轮回或者宗教的戒律，这些东西都是通过香港电影来了解。所以实际上香港电影弥补了我们这一代人接触不到历史资料所形成的一个想象力空白，所以那种热爱，除了动作本身，动作是关注天然的视觉上的快感，但是另外一方面古代的景象的那种吸引，通过这些影片能够了解到这样的故事。所以在民间的社会里面，在县城或者在农村，香港电影受欢迎的程度比美国电影、比好莱坞电影要强烈，因为它更靠近我们的文化基因，你一下就明白，庙里面原来和尚不吃肉、不近女色，这些东西激活你跟现实的一种关系。
    那个时候这些影片是怎么来的呢？几乎都是从汕头、浙江那边的渔船走私过来的，所以我那时候怎么发现这个秘密呢？发现送片子的人都是南方人，80年代初山西县城里面你只要从长途汽车站冬天的时候看一个人下了长途车，穿着拖鞋，穿着短裤，拎着密码箱，就知道晚上一定会换新片子。他们有这样的传输网络，他们是最早的供应商，真的是很有趣的一种网络在做这种文化交流的事情。后来一直看这样的影片，直到我考到北京电影学院。我到了北京电影学院是93年，当然我之前在县城里面看过《汪洋中的一条船》，也看过《原乡人》，很寻根，但是都没有什么印象，特别是《汪洋中的一条船》，觉得那个感觉跟80年代内地电影很像，是励志的，讲残疾人怎么样不被生活打垮。但是到电影学院之后我看的第一部台湾电影，94年看的侯孝贤导演的《风柜来的人》，第一次看侯孝贤导演的电影，看完之后我大概晕了一个多星期。为什么会晕？因为他拍的是南部海边小镇上的年轻人，后来他们去了高雄，其中有一幕特别难忘，他们刚进城的时候有一个骑摩托车过来说带你们去看电影，宽屏幕。带那几个小伙子去建筑工地，原来那个楼有一个像宽荧幕的窗口，通过宽荧幕可以看到城市，那个人就走了，其实他是骗钱的人。我看完之后觉得一个台湾电影，让我看到的生活跟我山西那些兄弟的故事一模一样，非常恍惚，他们的压抑、他们对城市的向往，在从农村到城市的转变，遭遇的心理上的变化，跟我的经验、跟我那些朋友的经验非常相似，所以忽然觉得虽然两岸过去是敌对的状态，但是从电影的观看来说完全没有隔阂的接收到所有信息。因为我们是从革命文艺过来的，应该是43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一直到49年中共建政，一直到文革结束，实际上革命文艺的这种模式就是通俗加流行。因为党要把它的旨意用最有效的文艺的方法迅速传达给最基层的人民，比如说文盲，比如说农民。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传达某种旨意的过程逐渐使内地当代的革命文艺里面没有自我、没有个人的。侯孝贤导演的电影不一样，里面有个人，有他的经验，他把个人的经验呈现在影片里。所以那个个人的经验很容易跟我的个人经验结合来互动，我们可以互相理解。所以那个时候给我巨大的振动就是原来自己的故事、自己的感受也可以拍电影。我那时候上了一年多电影学院，我已经写了很多剧本，全是生离死别、爱恨情仇，就是想象中电影世界里面的电影。但是看完侯导的电影以后，我发现其实应该诚实的，或者学会跟自己交谈，把自己的感受讲出来。那个影响对我不但是电影的，包括我回过头来重新了解中国的文学，我看朱天文跟侯导有很多对谈，其中谈到他们读沈从文自传，我也找来看，一下发现另外一种文学。因为我也是文学爱好者，一方面是80年代的文学我一直在跟踪看，像路遥的《人生》，包括那些改革文学，还有赵树理、马蜂这样的文学，但是看到侯导他们对于沈从文这种讲解，或者他们谈论之后再回过头了解沈从文，后来看张爱玲，会发现另外一个被我们忽视遮蔽的华文文学传统，这个传统可以说从50年代以后一直到90年代这段时间是遮蔽起来的，包括后来的胡适、周作人、林语堂所有这些民国时期重要作家的作品，作为70年代出生的人是接触不到的，甚至不知道他的存在，知道他的存在也是从有关批判文章里面，比如看鲁迅的文集会有很多他跟他们的论战，注释里面会说胡适是怎么回事。比如从这次峰会来的人，反过来会看到其实有一个文学传统，大的文学传统，当然也包括电影，在台湾是没有切断的，是连续的被继承下来的。我后来了解到台湾也有这个弊病，比如台湾很长时间所谓共匪作家的作品，好像是不让读的。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互补的关系。
    而且从台湾电影里面可以看到相同的政治，我后来看《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那些东西当然很熟悉，但是其中有一个非常魔幻的，男女主角推着自行车在台湾机场附近聊天，突然他们停下来看到很多国军的士兵在演习射击，这一幕一下子击中我。为什么呢？在我小时候七八岁一个人去县城外玩儿，经常看到解放军在打靶。同样是青少年的童年记忆，在台湾也有这样的演习，在我的生活里有这样的演习，那个枪口、那个射击的子弹，我知道他指向谁，他最大的假想敌是谁。那时候我的妈妈是糖业烟酒公司的，他们每年要演习一次，当然最大的假想敌是反动派，是对岸。所以台湾也一样。一下子觉得很亲切，那两个少年跟我一样，我们都生活在对假想战争的恐惧里面，处在一个准军事化的生活里。虽然是敌对的双方，但我们其实生命间是非常非常相近的。从这些作品的了解开始变得一方面贴近，这个贴近很大程度来自熟悉的陌生感。所谓熟悉是太能理解台湾跟香港电影里面的东西，所谓陌生是在我们文化里面不多，我们隐隐约约有，但是更充沛的表述、那种语感、那种语言在对岸，在香港。
    从文化上一开始是一种好奇、兴奋，后来变成一种关注，每次看的时候当然不仅是看台湾的故事或者香港的故事，包括后来看到香港电影，包括当代的部分，像看许鞍华的电影也都能够理解，因为我们有共同的大的记忆背景。但是还是有问题，这个问题来自哪呢？我在1998年的只有22岁，第一次去国际影展，有朋友说晚上你去电影院旁边的餐馆跟台湾电影工作人员一起吃个饭，电影工作者很渴望能够跟对岸有一个交流，我就按约好的时间去了。踏上那个餐馆台阶以后我一下愣住了，都插着国民党的旗子，我有点很生气，好像我来了国民党的地盘，我转身就走了。但是这让我反思了很长时间，因为我突然发现我有一个天然的立场，因为我1970年出生就是长在红旗下，所以一看国民党的旗子首先是敌对立场，说这是我们的敌人，我怎么跟他吃饭呢？那个旗子不在的时候都是华人，旗子一插就变成敌对了？后来我发现要消除这样一种所谓的立场是很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们潜意识里都有教育的基因，从小你就被教育反动派什么的。人不是天然有反思精神，所以你就是个天才，马上就有很多很理性的分析。没有的，直觉还是教育里面的东西。后来我想很久，我觉得有点丢脸，为什么没走进去，那个旗子又怎么样呢，坐的都是中国人，聊聊天又怎么样。所以我觉得消除这种教育带来的隔阂感可能是形成真正交流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直到现在这种影响还有，我举一个出租车司机的例子，我上一次去台北刚好是陈云林去访，满街都在游行。我打车的时候司机问先生你哪来的？我说我是从北京来。他第二句话说共产党都是坏蛋。因为他有一个立场，他觉得对岸来的就是敌对的。在香港也是这样，香港司机一般不说话，但是我遇到这样一位，一说你是北京来的，他说我告诉你我到现在都不要特区护照，又说民主、选举等一大堆。所以大家这么多年的分离隔阂，这个影响的消除不是很容易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文化的亲近感、文化的多沟通，多有音乐、电影等方面的沟通，当你接近那些文字或者电影的时候，我们能够了解具体的感情，我们会用作品里传达的两岸三地的具体感情来消除这种所谓的立场。这个是不可小看的，可能对我们做文化的人来说有一个理性的思考，你在网上看到设计各种路径去解放台湾的网民多的是，怎么打、分几天打、几步打。但是如果你真的去台湾走一走，而且那个语言很有趣，谈到语言的话台北保留了很多古语，哪怕是普通话。比如我在咖啡馆喝咖啡，进来几个小伙子，老板娘说你们几位。那个小伙子说就四位而已。很古很雅。说到《无间道》电影里警察的时候，他们说差人。这种语言上虽然有时候会有听不懂，但是理解之后会有很好的亲近感。
    总之千言万语，最主要的是我们彼此能够欣赏，没有什么隔阂。
    梁文道：电影看多了不一定会增加了解的，以前，我听龙应台跟我讲，她第一次去香港的时候，家里人告诉她千万小心不要去旺角，因为旺角常常子弹横飞很危险。后来有一个港大研究电影的朋友，他带了一帮学生，他们做了很古怪的统计，我觉得这个统计是恶搞，他们做了表面上很认真的研究报告说他们考察香港历来拍过的所有电影，发现假如每一部港产电影里面开的枪都是真枪，打出去的子弹真的把人射死的话，香港人口应该比现在少50万。我们下面有请骆以军演讲。
    骆以军：各位朋友我非常紧张，主要是因为我大概三四天前在香港还跟文道碰面聊天，后来我跟他聊的特紧张，他们跟我说下午有一个对谈，上午有一个跟大师的大对谈，文道说你放心，好像没你，你不用来。昨天我要上飞机前接到文道哥打来的电话，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好像你还是要上来。就惊傻了，本来觉得特幸福坐在下面听几位前辈老师的演讲。后来到了北京机场，贝贝特的小武带我，我说明天上午这个题目是什么。我也很急躁，心里面担心，模模糊糊听到他说期许一个华人。我听错了，好像是期许一个华人身体。我心里就往这边想，后来晚上到了饭店，大春老师跟文道、宝爷我们几个在一起说谈一下明天谈什么。我想完蛋了，怎么真的讲这个，我脑袋想的全部是身体。刚才听贾樟柯讲的时候我也非常感动。
    我是一个小说的习作者，我是大春老师课堂里的徒弟，这一百年来华文小说的印象，我们今天就是在一个大爆炸之后的四海遍野。最后三个头被剥离，那个头都断了。我那时候看着特别恐怖。慢慢读下来我印象很深的是，比如莫言《檀香刑》，这个很可怕，他把人通过奇怪的路径去中国性，就是他想象中的一个焦虑，西方科技的发达，咱们老祖宗也留了一个技术，就是怎么刑虐人体。在承受这个刑虐人体的本身是怎么样去承受的。问题再往前推可能会推到二十世纪初，这是一百年来中文小说实验的过程。当然莫言《檀香刑》里面有农民暴动，我突然想到在台湾也读到过朱天文父亲的文章，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写过《铁浆》，也是很恐怖的身体，孤立的一个中国人的身体，他没有能力去理解远超出历史的部分，他最后以对抗的方式，把滚烫的铁汁喝下去，超可怕。
    在台湾90年代初的时候张大春老师影响了我这一代的人，他的《将军碑》，其实是身体单一的个体，这个将军撞飞了，撞上去是单一的个体，没有办法承受体内这么混乱无法调教的时钟，终于炸掉了。整个中文小说书写最后离开美好的源头，像银河大爆炸。我跟各位再推荐一下，黄锦树的小说《刻背》，这个小说为什么写这么怪、这么变态？他的故事是在讲郁达夫作为文人，从中国跑到南洋，后来被日本军秘密杀害。这个小说恶搞郁达夫，他们去找郁达夫，带码头看到至少一两千底层很贫困的华工，他们背后全部是刺青，刻着一些不通的中国字。其实有一个神经病，但不是郁达夫，他想要完成一个超越中文小说的实践。他觉得书写本身的目的性到了更虚无、更虚幻，要以人的背为书写的纸张，或者为电脑输入的一个屏幕，或者iphone。这个很可怕，他找了一千个华人的老农，这些人不识字的，然后开始在他们背后写字，但不是连载的，而且还有错字、语句不通。写完之后这些人还要乱跑，所以你看到的都是断裂破碎的。他们自己都带着羞辱、疑惑、尴尬的神情。好像在问哥们你的身体怎么变这回事，好像我去三温暖泡澡的时候，好像共有的华人身体，哥们你身体怎么变成这样。鲁西在写魔鬼篇章的时候，一开始是非常华丽的炫耀，他从一万尺的飞机上爆炸掉落，昆德拉写他的下坠过程很详细，最后掉到地面的时候，他掉在英国还是美国的移民局，现实的政府机构检查他，他突然发现自己变成魔鬼。其实不是魔鬼，是一只山羊。这是很痛苦很困惑的。离开你自己的文化主体到外面去的人，其实不太能理解这个扭曲或者伤害。
    我在上大春老师小说课的时候，你永远不可能踏入同一流河流。每一个身体如果是一条河床的话，每个人在使用这个语言，如果是一个华文的文化共同体，或者是华人身体的记忆是时光胶囊，你曾经被抛到不同的过程，你在这个时光的流浪中，每次的河流是不一样的记忆和深思。有一部科幻电影，杀手去杀伪装成人类的机器人，他有一个重点，我是作为人类里面专门的杀手，我如何找出假装成我们族类里的这些假货，找到就灭掉你。他检查的标准是你有没有笑话的能力，有没有说笑话的能力，等于说你是不是个人，你有没有讲笑话、理解笑话的能力。其实讲笑话是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比如刚刚听贾樟柯讲一些笑点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个集体共同记忆。可是很多时刻在南方的或者迁移的人，包括马来西亚的华人，很难说为什么我们某一时刻关注的焦点是这样的类型，或者说为什么我们的话语讲的这么别扭，有些时刻可能已经没有国界。我前一个月去东北，作协那边招待我们，特别热情，我们也喝了不少酒。有一天晚上，我们说慕名而来想看二人转，他们就带我们去看。本来我们高度期待的，想听一些黄笑话。没想到去了特恐怖，那是一个土家菜的餐厅，两个小时的二人传，我缺乏对东北现实社会巨大变动的理解，突然之间全部是在怀旧的红军戏，找一些漂亮姑娘唱十送长征之类，摇一个五星旗，一片红。在座我们那个团里有几位哥们是非常渴望统治，情感上是老左，他们看着很感动的。但是我当时突然觉得心理非常不舒服，我就到下面抽烟。结果那个团长出来，我以为他会来骂我。他也下来抽烟。我觉得特怪，在喊台独的时候这种事是被讨厌的，或者说最跟他们不一样的，我突然觉得听不懂笑话。后来二人传出现的时候找一个侏儒，找一个高挑的漂亮人，两个人开始开黄腔。最后他突然严肃下来，他说哥们我今天有一个绝活，用鼻子喝牛奶用眼睛喷出来。你真的看到他把牛奶半杯喝出来，然后从眼睛出来。接着用眼皮把钱币夹着，下面绳子吊着几斤重的水。那时候我彻底被这个身体所展现的残酷惊吓到了，那个残酷是有一个记忆性的疯狂层面。后来我们出来的时候大家都非常沉默，而且不知道怎么才好。后来这个女孩跟我们讲了一个罗曼史的故事，其实这个女孩是特漂亮的，这家伙本来不是二人转，他为了追求她苦练，后来他们真的成了夫妻。我们大家才觉得原来是罗曼史的故事。如果期许的话，如果从一个华文的未来，我不认为它是已经变化在看台湾的小说、香港小说文学的过程，我觉得它是进行时，它仍然是未来时，它在理解这个笑话的过程，如同要被灭掉的机器人的老大，他最后把他倒过来，他讲过一段话，对不起，我不是人，我是怪物，我是机器人，我在某一个历史的时刻被抛离了人类，但是我曾经目睹过你们人类不可能看过的景观，我曾经在浩瀚的宇宙飞行，我曾经攻击那些找我的船只，这一切如宇宙中的露珠。
    梁文道：人不能踏入同一条河两次，踏进同一条河的脚也不可能是同样的脚，也不可能是完全不同的脚，我们讲的这个状态是所有东西都在变，好像跟上一分钟完全不同，但是它绝对不会完全不同，一定有一些线拉扯在中间，对于这样的东北二人转的“幽默感”。下面有请小宝。
    小宝：刚才三位都说了非常精彩的演说，我来自上海，所以我斗胆纠正一下张大春老师刚才的错误，上海人其实非常热爱北京的，他碰到的出租车司机是在山东济南碰到的。文道老师出的这个题目非常好，华文文化共同体。我稍微要做一点走题，刚才三位谈的都是华文文化共同体内部的问题，我想讲一下华文共同体外部问题。刚才三位都说的比较乐观，我想说点比较悲观的事情。而且我想把华文文化共同体说的具体一点叫做华文写作共同体，除了文学创作、艺术创作以外，还包括社会科学的研究，包括人文研究，甚至包括自然科学的研究。这已经是一个事实，已经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而且它现在内部状态越走越好。
    在全球化的时代，除了华文写作共同体以外，我们还面临各种各样的文化共同体，比如说现在肯定是世界上最大的英文写作的文化共同体，这些写作共同体之间互相影响。但是互相影响的时候他们互相发生关系，这些关系有强势地位的，有弱势地位的。华文这样一个写作共同体其实在全球化的各种写作共同体里面，其实是处于一种非常弱势的地位。今年上海书展的时候我碰到北京一个出版社的朋友，他讲，最近上级领导规定要把中国文化推向世界。他今年上半年在英国呆了好几个月，他特别想做这件事情，就是把中国好的图书介绍到世界。他专门到一个书店，他那时候不在伦敦，在另外一个中等城市，经常去那个书店看，里面一本介绍中国的英文图书都没有。有一次他看到一个小伙子经常来，他问那个人你知道中国吗？那个人完全不知道。他想启发他中文的知识，后来那个小伙子唯一知道的就是中国的李小龙。他在当地碰到一个老先生，那个老先生，他对中国非常友好。他说我们想把中国书翻成英文来市场，你觉得有没有人看。比如说《论语》？他说不会有人看。他反复的提各种各样的题目，而且他觉得这些是很中性的题目，但是那个对中英文化都非常有了解的老先生讲都不行。后来他说我出一本中国人骂英国人的书会不会有市场？他说这个会有市场。后来他真的决定出这样一本书。这说明中文写作共同体和英文写作共同体之间，我们每年有大量的英文文化共同体的东西到中国，中国要进入英文这样一个市场非常非常困难，而且只能出此下策。而且那个老先生把这个事情当真，他回到中国以后也联系过，老先生说以中国人的角度骂英国的未必写的好，我给你推荐一个专栏作家，而且这个专栏作家马上要飞到中国来，他写的东西可能会在英国有市场。
    这样一个情况其实说明中文写作共同体跟全球其他写作共同体相比较，我们的地位是非常低的，用不着跟英国比，我们跟法文比，跟德文比，甚至跟亚洲日文写作共同体比，我们能进入他们市场的东西和他们进入我们阅读市场的东西完全不同，甚至我们还不如韩文的写作共同体。如果这样一比较，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来讲，我们突然发觉中文写作共同体在全球的地位跟中国足球很相像，连冲出亚洲都是非常困难的。当然文化不能做这么简单的比较，为什么是这样弱势的地位？现在整个中文写作共同体里面的原创性和思想能力已经非常低下。我这里把思想想象成一个动词而不是名词，思想并不是一堆名人名言或者大师的教诲，而是像一个人的运动能力一样，各种东西都可以成为思想作品。比如思想能力的展现，发明原子弹也是思想能力的展现。你写一个感动全世界人的爱情小说也是一种思想能力的展现。甚至很通俗很好看的电视剧也是思想能力的展现。而相比较来讲，中文写作共同体里面最方便的能力和其他的写作共同体的能力相交它是处于比较低的地位。而且这个问题可能会成为非常严重的问题，我这次来北京前在上海看了16个小时的演出，德国歌剧，其中有一个情节是命运女神的绳子断了，觉得人类的灾难要到了。有一个唱词是“人类智慧再不能指引人类前进。”我们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整个人类面临很大问题，需要我们有极高的智慧来解决我们将要遇到的危机，这个问题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全世界的问题。百年轮回，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国觉得自己的日子非常好过，包括2008年的金融海啸中国受到的影响也最小，从十九世纪进入二十世纪的时候很多东西非常想象，二十世纪的时候全世界的日子好想也过的非常好。而且从中国来看，1911年发生辛亥革命，好像也是前途一片光明。但是到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到1918年又发生全世界流行的流感，据说死掉几千万人。而且中国在上个世纪初，在这两场灾难，在北洋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我们好像也是安然度过的，受的影响是最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基本没有受到什么损失，感冒也没有对我们造成很大影响。而且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终于成了战胜国，结束了1840年以后永远是战败国的屈辱的历史地位。但是没过多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美国的重大经济问题，中国一下被拖了进去，而且是受挫最深的国家。种种的思想成果使人类在二次大战以后走出这样一种困境，我们有了大概半个多世纪的繁荣和平。
    到了二十一世纪，还没到2014年，2008年已经发生重大的金融危机，这场重大的金融危机以后，在二十一世纪发生比这个金融危机大得多的劫难肯定是大概率的事情。这种情况下中文写作共同体不能和世界上其他写作共同体联合起来在这方面发挥我们的智慧、发挥我们思想能力就会是后果非常严重的事情。我们现在谈华文文化共同体的时候，第一要知道我们弱势的地位，还要有一个面对人类共同责任的危机意识。如果有这两个意识我们能够我们对华文文化共同体的期许有一个非常正确的方向来推进。
    梁文道：宝爷说了很重要的话，我完全同意。其实华文世界光看出版来讲的话是处在很弱势的状态。我常常看不同国家的畅销书，看看那些畅销书榜有什么书可以翻译成中文会感兴趣。畅销书这个东西有时候有地区限制，美国感兴趣的书中国人不一定喜欢。但是有一些书，觉得畅销的是有普世性的，翻译到中国一定可以卖，比如《世界是平的》来到中国也卖的很好。但是回头看中文的畅销书，我们这几年市场上的畅销书，有时候我觉得不好意思，被翻译成中文会很不好意思，比如《求医不如求己》，我们思想能力的确很弱，但是乱想的能力很强。我们今天真的很弱，但是最大的问题我们居然以为我们很强大。接下来有请陈冠中先生演讲。
    陈冠中：大家好。刚刚梁文道说我在北京住七八年，其实我这十年住在北京，九十年代有三年在香港，我40岁之前都在香港，然后去了台北六年。我是三地都住过。我在香港和台湾、大陆，做两种事：一种是电影工作，一种是做杂志。香港电影可以卖到台湾，卖到东南亚。杂志完全是本地的，因为我们出不去，对象也是本地的。做过两种，一种是建立华文市场的，一种是华文本地写作，我的写作当时也是出不了香港的。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现在的契机好像比以前都好。我们用150年来看，我们的割裂、我们的分开，一个是帝国主义带来殖民地的建立，比如香港、台湾的出现，一个是国共内政很明显，后来冷战开始，我们采取割裂，我们电影在80年代之前都只在海外地区，中国内地看不到的。民主国家的成立，新加坡、马来西亚的经验都很不一样。还有社会的分化，每个社会很大的分化，山区看不到沿海大城市的东西。有些劳工去了东南亚，他们跟农民工差不多，都是做相当辛苦的工作，他们的文化志愿很低。也有内部社会阶层分化的问题，造成很多很多的割裂。
    到今天的确条件好了很多，我一直很期待有一个华文文化世界的成立，从市场产业角度，从互相沟通的角度，从个人的欲望，比如写作给更多人分享。在今天这个重要的场合我想说一点警惕的话，一方面非常期待，可以在一个国共的后冷战时代，我们更有条件去谈华文文化共同体。但是我们必须要有警惕，我只说三点：一是华文文化共同体这个概念并不是以国家或国籍来分的。举一个例子来说，正如好像谁都能用英文写东西一样。其实只要是华文来写的都是华文文化世界。第二，在国共冷战殖民开始之前，在华文世界有很多区域，区域有区域的特色，梁文道常常提醒我们，在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中国福建、广东、广西跟香港、澳门，马来亚、印尼、泰国，本身就是有区域的。其实华文世界其是有很多区域，不是边界特别清楚的。现在我们终于边界越来越松了，所以现在是有可能的。第三，我们在说这个话的时候不要趋向同质性，我们更应该知道很大的差异性在里面。比如华文的文字，我们在内地也知道有官方的文字，每个地方有不同的语文体系，这些应该是被承认尊重的，并不是用某些手段改变的。大家讨论沟通可以，但并不是行政问题。如果离开内地去台湾、香港这个更明显。我们昨天还在跟翻译家讨论为什么同一本外文书，台湾有台湾的翻译，国内有国内的翻译？据说台湾的翻译做成简体版这边的读者会不太习惯。这边的翻译做成繁体版，台湾读者会不太接受。当时我在想做电影的时候，电影是粤语的，都有中文字幕，请香港的说国语的人做字幕，但是我后来去台湾市场调查的时候，他们说看不懂香港字幕到底在说什么，我们以为找了说国语的人翻译就可以，但是台湾的观众同样说国语，还是看不懂这个字幕，他们觉得字幕的语句很怪。后来找台湾说国语的人翻译，台湾人才能看懂。是有差异的，这个差异怎么处理？我们一方面不要走到一个完全绝对本土之内，但是我们也不要走到绝对一统的铁屋子里面。谢谢。
    梁文道：陈冠中最后这一句讲的很好，我很多年前曾经在大陆上杂志上看到有人批评台湾文学，说台湾很多作家不会写作，说他们中文不好。我看了半天才发现，原来不是台湾作家中文不好，是批评他们的人自己中文有问题。今天恐怕很少有一个英国读者看了印度作家的作品之后就冒然说他英文不好，也许他会发现真的有点不一样、有点怪，但那是一个好的英文，只是跟你不一样。英语这么厉害，是因为从加拿大、美国、澳洲、纽西兰、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一直到南非整个过去大英帝国统治的范围内都有人用英文写作，每个地方的人自己用英语写作，他们构成了莎士比亚年代想象不到的英语，这个英语是这么爱丰富，那华文有没有可能这样？华文曾经有一度是汉字文化圈的共同媒体，越南、韩国、日本跟我们，曾经我们言语不通，但是文字能通的。那些文字遗产很可惜，中国人今天要研究中国文学史，很少人去读日本跟韩国的汉诗，我念大学的时候读韩国的大儒李退溪的著作，他对朱熹的理解真是很多中国人也比不上的。在那些国家里面，今天的日本人、韩国人也看不懂他们过去几乎一千年的文化遗产。我最近看到李长声先生的新书，原来他一开始去日本的时候就想研究日本的汉字文学，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们看看李长声先生今天给我们讲些什么。
    李长声：我们期许的华文文化共同体是华文的，是文化的。华文可能指的是语言文字，和说话比较起来，华文应该更在文字上。如果一个经济是泡沫的，文化是唾沫的，那么这个文化也是麻烦的，前景也不会太好。华文是载体，文化是它的内容，就是这样一个共同体。就语言来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最基础、最亲切、最生动的，那就是当地语，也就是方言。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这是一个大问题。作为最基础、最亲切、最生动的第一层次应该是方言、乡音。再上一个层次就应该是国语，国语的范围更大，也就是我们说的普通话或者标准语，这个语言范围更大，区域更广，也是造成一种共同意识。再上一个层次，就我们来说就是华文，华文这个区域更大范围更广。在古代的时候华文范围更广，比如日本、韩国也都包括在内。但是后来韩国和日本文字发生变化，创造了自己的国语，如果再论说的话就会说它是汉族文化圈，因为他们还在使用汉字。汉字的文化圈比华文共同体更大一点。
    眼下比华文共同体更得势的是英文共同体，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英语世界。就出版人来讲可能对这点体会更深，比如出版英语的书可以卖遍半个地球。比如说日本出版一本书走不出国门，因为用的是日语。所以日本人从来没有走向世界的意识。后来走向世界是因为他们的漫画，因为漫画不大使用语言。最近几年日本也受到其他国家走向世界的刺激，发现他们最好的文化就是漫画，拼命往上粘日本文化标签。其实是一个语言问题。
    最近常听说中国出版要走向世界，我不大明白走向世界用的到底是中文还是英文。如果用英文的话，这个走向世界无非是把自己的东西翻译到世界去。如果从华文走向世界来说，我倒觉得首先应该是华文文化共同体。华文文化共同体也是对英语共同体的抵抗。因为华文也潜在危机，由于因特网，由于我们的精英都要用英语写论文，这两点对于华文的存在也是巨大的威胁。作为一方水土的方言是我们应该要保卫的，作为国语，作为一个共同体的语言我们也需要保卫。我很喜爱自己的语言，有的时候别人会说我是旅日华人作家，我觉得更准确的来说应该是旅日华文作家，因为我是用中文写作的。
    欣赏一种文学最能懂这个文学的是所使用语言的人，比如说中国的小说、中国的文学，真正能欣赏它的美的是使用华文的人，而不是诺贝尔奖评委的人，因为他们看的是翻译。我说用华文写作，商品可以全球化，但是文学不可能全球化。可能电影不大使用语言的东西可以全球化，但是文学作为语言艺术是不可能全球化的。如果一种语言全球化，那肯定是被另一种语言给灭掉了。谢谢大家。
    梁文道：下面时间留给大家提问。
    读者提问：陈冠中老师您好，能谈一下您对《盛世》这本小说的创作过程吗？
    陈冠中：《盛世》是写大陆的，我以前只写香港，这次写大陆，也算是对华文共同体的一个助力，以后可能会有更多这种情况出现。
    读者提问：刚才听到各位对华文文化共同体的各种见解，华文就是汉字或者汉语，包括贾樟柯先生拍电影也是用汉语，我的问题是大家对蒙文、藏文是如何界定的？
    梁文道：这里碰到一个很关键的概念，我们今天说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西藏上的西藏人和新疆上的新疆人当然都是中国人。可是请注意，在某些时刻我们这套说法会出现一些空白跟漏洞。举个例子，通常我们讲海外华人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要把海外藏人跟维族人包括进去。在海外一个藏人，他说他是海外藏人，海外维人，为什么在那种场合就连中国官方都不说海外藏族、海外维族是海外华人呢？这是很巧妙的演变，相当敏感又相当复杂的问题，语言好玩的地方是总会在某些时刻刺穿你精心编说的政治体系。
    读者提问：请问贾樟柯导演，我一直非常喜欢您的电影，不管怎么说您的电影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小众的，包括您最近的《海上传奇》，我周围人对这个东西的关注非常有限，不知道您个人怎么看这个问题？我知道您的电影非常有它的价值，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以某种方式与大众进行对话？您接下来对电影有什么打算吗？
    贾樟柯：你的问题背后有一个很虚无的东西，这个虚无是说作品能够分享的人多的话，可能在大家的意识里面这个作品才有价值，因为你要被更多人分享。反过来说大量的文化工作，其实受众面都是非常窄的。难道因为受众面窄这些文化的工作就没有价值吗？我觉得这里面有长期的实用主义带来的一种虚无感。比如说电影作为一个文化产品，衡量它的指标变成了钱。但是对一个作品来说，它在文化层面发生的作用不一定是因为分享普遍才能发射它的热量。举一个例子，80年代有两部电影非常不一样，一部叫《喜盈门》，是一部喜剧片，在那个时代有一亿多的票房。另外一部电影是《黄土地》，当时才卖出去几个。时间过去这么久我们当然知道哪一个电影对文化贡献更重要。一个作品有点像缓释胶囊，有的能量一直在释放，有的瞬间释放。我自己从来不怀疑这个问题，而且我没有那么虚无，因为我觉得只要它存在，它的能量就会一直释放。我下一部片子叫《在清朝》，是讲1899年到1911年之间的山西县城里面的一个故事，中间有废科举、有辛亥革命，是想回到中国变革的源头来做一种想象。我个人是大陆人，我们天生可能在教育里面会有一种幻觉。整个大陆地大物博，所有地上文物，重要的长城、故宫这些史料文物全部在内地，我们有一种幻觉，我们是一个华人文化的主体，相对于马来西亚、新加坡、台湾、香港，我们会一种很奇怪的优越感。但我觉得这是很糟糕的，因为在这个共同体里面我们是一个平等互补，从文化的角度我们实在不能自认为是一个主体。
    读者提问：各位老师好，我不知道我的感觉对不对，现在说我们打造一个华文的共同体，两岸三地的华文共同可能还是彼此知道的过程、彼此介绍我们是什么、我们怎么想，从知道到互相真正的理解，这个过程会有多长？这个过程的障碍主要在哪里？我看到昨天主题是想象下一个十年，下一个十年我们会从彼此知道了解到彼此真正的理解吗？
    张大春：首先我们对共同体可能有两面解释，一面吸收，一面怀疑。其实共同体会带来两个想象的状态，第一个是大一统，光从第一个概念来看，它是可穿透还是不可穿透的问题。感觉一谈到这个问题就觉得语言本身带给我的感觉要圈起来一样，不能放牧。但是回头看可能有另外一个意义，原先不同文化社会互相之间的壁垒能不能清楚。刚才讲到障碍，两句话可以回答，不管是台湾、香港或者大陆，社会内部的壁垒如果能够清除掉，互相之间的地位会更小或者更低。也就是说社会内在很多禁忌或者很多屏蔽，不论是属于政治的，或者是可察觉的，或者是非政治的，或者是不容易察觉的，刚才那位朋友讲到蒙、藏，我突然想到不容易看见某一些问题说不定也正是我们自己作为一个文化人内部的屏蔽。但是无论如何共同体都是共同社会内部去比较，最大的禁忌是什么。那个禁忌在未来十年内你认为可能消除吗？或者说我认为可能消除吗？我猜想每个人这么一想就会真正面对禁忌。
    小宝：我们可以积极的来看待这个问题，现在条件越来越好，我们能够去了解，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面临共同的问题。如果在这十年我们面临一个巨大的劫难的时候，可能华文共同体会爆发出巨大一面，比如海平面提升台湾可能淹没，在面临劫难的时候人的各种思维可能会做出令人震惊的做法，我们应该积极看待这个问题。
    贾樟柯：这个共同体不是一个同质化的概念，是更多紧密互动的状态。谈到障碍，除了我们当下是不是有共同面临的问题之外，其实我们有很多共同面临的过去历史的问题，我们远远没有形成很多华人世界的共同记忆，因为没有太多的谈论，每个阵营，无论大陆还是台湾、香港，可能我们面对同样一个历史时刻的时候我们都有争议，都有改写。比如说1949年国民党有国民党的说法，大陆有大陆的说法，香港有香港的说法。过去我们历史里面经受过的一些劫难，比如说文革或者台湾的“二二八”，这些重要的历史遭遇我们没有形成一个共同的集体记忆。更有极端的人根本不承认这些东西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产生的壁垒就非常非常多，如果真正往下走的话，我们要回到历史的书里，形成真正的讲述，包括从孙中山时代开始我们选择各种各样的主义，这样一个真实历史的多重讲座，丰富史料的提供，在我们这个华人社会里面形成共同集体记忆的时候，这时候我们的障碍就会消除。
    陈冠中：我很同意贾樟柯的想法，我自己在三地都住过，一直觉得很诧异的是三地都不理解对方，有很多误解。你说台湾真的很想理解大陆吗？也不见得。甚至香港这么小的地方，内地人是不是真的很想理解香港？除了购物或者旅游觉得香港会很好，但是真的想去理解吗？也不见得。同样香港对大陆也充满误解。但是我们物质条件是前所未有的好，跨境的能力、沟通的方法都比原来好太多。但是我们壁垒还是很多，尤其是心理的壁垒，尤其是历史理解的壁垒。这些壁垒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互相磨合。
    张大春：我认为在两岸三地如果说未来十年之内有可能发展出针对某一个客观议题或者思想议题的一个大论战，这个交流会更加激活而且会更加深刻。因为我们现在太客气了，大家吃饭喝酒聊天，这样的交流当然也很好。可是如果有思想上的论战，不但是历史的事，对于处境、现实主义，对于重要的人类问题，总而言之两岸三地如果很自然的情况下发生了大家都有兴趣关切，而且可以持续半年以上的论战，我期待着，因为它会让我们变成真正的共同体。
    李长声：共同体的意思是我们期许的，是要形成的。因为有一个华文的界定，很有地域性的，范围比较大。首先不是追求彼此的理解，不是理解哪一个地域的文学。更重要的是形成一种交流，应该畅通无阻的，不仅是地理隔阂要取消，而且其他的因素也都应该取消。我刚才从地域来讲把语言分三个层次，方言、国语和普遍语言，普遍语言就我们来说是华文。在这个界定中不包括蒙语和藏语，如果从文化来讲是包括的，但从地域来讲是在华文下一个层次，它是有一定范围的。
    读者提问：我相信在座很多人都是从非正常途径了解到部分老师的作品，比如《盛世2013》，我是一个网络工作者，我每天看到的敏感字太多，当敏感字越来越多的时候会不会阻碍我们想要期许的华文共同体？
    梁文道：这当然会阻碍。不过首先阻碍的，我是听美国的一个报道，好像是反华的学术研究机构做的报告，说中国不断增加敏感词库是件好事，因为不断这么增加下去，估计到2015年还是2013年，中国互联网就会崩溃了。最后到一个地步，这个字库太多，多到任何一个网页显现不了，因为天天都在增加，这个敏感词太复杂了，每天都莫名其妙的多一个敏感的东西，所以这个问题不用太担心，一个对什么都敏感的人最后很快就会死的。
    读者提问：我是广东人，我比较关注粤语，现在你们有没有觉得粤语正处于发展的瓶颈当中？前段时间发生的事情我们不讲了，问题是在香港、广东，就算是在小圈子里面发展的话，没办法北上也没有办法向外扩张，而且很多北方人对粤语有一种歧视。粤语近几年发展的最大途径是在电影、音乐方面使得更多北方人想学粤语，请问各位老师觉得粤语是不是正在发展瓶颈当中，它的前景应该怎么样，我们应该对它有什么样的态度？
    陈冠中：这个本身就是一个论战的大问题，我说一个观点。粤语跟闽南语都跟中国共存的五六个语系相当不一样的，只有北方语系是比较大的面积，书面语来说跟北方语比较接近。我们不要走到绝对独立范围内，也不要走到绝对铁屋子里。
    梁文道：虽然我是广东人，我爱粤语，我捍卫粤语，但是我们不用太担心，今天使用粤语的全球人数大概有一亿多到两亿人，这比欧洲很多国家加起来还要多的一个人口。第二，粤语其实在中国各个方言区已经是很特别的一种方言，还有哪一种方言拍那么多电影，有那么流行的文化工业在后面支撑，流行文化是我们现在新的俗语的来源，它可以源源不绝的推出一些新的字眼，所以粤语生命力还是很强悍，只不过问题在于大家对广东的粤语消失很担心，是因为学校已经开始不让讲了。但是向来都是这样，没有办法。我觉得香港人比较特殊，香港人在香港学中文的时候都是用粤语上的。这跟广东人区别在哪里？在广东上中文话是用普通话，于是你读司马迁的时候，你心里面的声音是普通话，我们当年是用粤语读的。
    读者提问：期许一个中国文化共同体的话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是需要通过所有文人聚在一起对自己民族本身发展提出建议，还是希望发展的华文文化对外有一些扩张？如果真的两岸三地成为一个文化共同体的话，会不会把各地自己的文化抑制或者扼杀掉，这样的话会不会过两年理想国论坛就是纪念香港电影或者纪念台湾电影？
    梁文道：我先修正你的问题，第一，我们讲华文文化共同体，不是中国民族文化共同体，是截然不同的概念。华文文化比较不是那么政治性，包括马来西亚跟新加坡。你不要跟马来西亚人说你们身为中国人，你也不要跟新加坡人说中华民族怎么样。他是新加坡人，他是马来西亚人，他只是会华文，他们也在这个华文共同体里面。我们昨天聊天还说到北京的一个编辑是日本女士，他在80年代参加过很重要的小说奖，当时跟他一起获得奖的还有一个是日本人。第二，你刚才提到我们会不会谈太多共通性，每个地区的差异性会不会消失。这个问题各位嘉宾有什么看法。
    骆以军：说实话我今天坐在这里没有权力来谈这个问题，我是比较小范围内的工匠。刚才这位读者提的问题，秘鲁有一个小说家的作品，那个时代有一种职业，这种人的职业是一个神圣的人，其实是从这个部落走到下一个部落，那个时间感是错乱的，然后告诉你上一个部落发生什么事，那个部落没有文字。我如果私下跟你谈的话，就算有一天贝贝特办一个香港电影节，我如果是北京读者会非常非常开心，我有一本书就叫《我们》，刚才很多朋友提问题的时候都是说“我们”，我们好像一直在处理内部交换经验，可是西方大小国家早跑非常远，他们不会担心爱尔兰人的经验把英国人的叙事污染掉。它不是一个概念式的切割，我花更多的时间多看一些片子，跟我自己走大陆的感受一样。在这个过程里是给你的礼物，不是灭掉你。
梁文道：我们通常有个假设，这个假设太常见了，但其实是错误的。以为交流沟通越多，形成所谓的共同体了，每个地方的特性、个性就会消失。现实往往是相反的，今天的世界恰恰是沟通交流越多，每个地方更加紧张自己的独特性在哪里。这就是为什么宗教上各种原教旨主义的出现是在全球化年代诞生的。越是大家交流密切，每个地方要保护、发掘自己的独特性，这种感觉反而越强烈。甚至我们应该反过来想，大家的语言越是扩张，文化越是共同的时候，我们这种独特性要求太强，它反而会更加裂变。有些语言学家说英语再过两三百年就会分裂成截然不同的几种语言，就像拉丁语裂变一样，我觉得这可能才是未来两三百年的问题，我们今天就别想太多了。
梁文道：我们今天上午的论坛到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