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甘本：词语的沉默

[意]吉奥乔·阿甘本

lightwhite 译

献给英格博格·巴赫曼

在其死前数个月接受的一次访谈中，英格博格·巴赫曼用如下的话重新提及她研究海德格尔的博士论文（Dissertation）：

是的，没错，当我回想这篇论文时，我总说我因反对海德格尔获得了毕业文凭。因为当时，二十二岁，我想：这个人，我要拆他的台。而那里，我重申，有我全部的怒火：因为维也纳的逻辑学家们，卡尔纳普及其他人，已试着对海德格尔进行归谬。而海德格尔当然完全避开了他们的问题式……自然，我还没有拆海德格尔的台。但当时我深信，他不会幸免于我的论文。而且，他意识到了这个，他是为数不多读过论文的人之一。他表达了一个奇怪的心愿，对我没有任何的了解；七十诞辰时，他曾要求其出版社在文集里收录策兰的一首诗和我的一首诗。我们俩都拒绝了……[1]

如果人们要从中寻找一种对海德格尔思想的批判，那么英格博格·巴赫曼的博士论文就有让其读者失望的风险。正如有人已指出的那样[2]，对海德格尔文本的引用往往是二手的，而这位年轻的大学生的认知——表面上被逻辑实证主义的论题所支配——尚不足以完成其任务（此任务也从博士论文的标题中被排除出去，后者被限定为“对海德格尔存在哲学的批判性接受”）。

更让人惊讶的是，英格博格·巴赫曼，以一种惊人的哲学直觉，在一个决定性的点上成功地打破了其维也纳导师们的图式，并用一种在当时无与伦比的激进性，指出了海德格尔在与荷尔德林相遇后的极限难题：诗歌与哲学的关系。

为了说明这点，有必要从博士论文的结尾出发，它在这位年轻人写作的专有意义上，阐述了唯一的论题。巴赫曼似乎在其中重述了卡尔纳普的论证：根据他的说法，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就它试图用理论的形式来表达一些不可理性化的内容而言，位于认知之外，且注定会产生一种诗歌的替代品：

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具有一种理论的形式，因而表现得不足以表达一种，根据某些作者的看法，应被赋予形而上学的必不可少的情感。[……]不过，对于现实的这一个领域的表现需求——它避开了系统化的存在哲学的固化——艺术连同其全部可能性，以无比高级的方式，作出了回应。谁想要度量“虚无化的虚无”，谁就会战栗着用戈雅的画《农神吞噬其子》来体验恐怖与灭绝的暴力；他还会把波德莱尔的十四行诗《深渊》视为表达（Darstellung）不可说者这一极端可能性的语言证据，在那首诗中，现代人同“畏”和“虚无”的争执（Auseinandersetzung）得到了表达。[3]

只需反思一下这个结论，就能说明差异所在：卡尔纳普瞄准的是诗歌和哲学之任务的清晰划界，而对巴赫曼来说，重要的是诗歌和哲学危险地相互覆盖的领地混淆。只有一场海难在如下意义上区分开了两者：在哲学面对不可说者之表达的任务而搁浅之际，诗歌在最后的关头取代了哲学。在其与虚无的争执中，哲学的海难划出了这样一个领域的界限，其中诗人在冒险，不是凭借其向非理性的一跃，而是通过“表达不可说者这一极端可能性的语言证据”。哲学不再，像在卡尔纳普那里一样，呈现为诗歌的替代品：相反，是诗歌取代了思想的语言海难。哲学之界限的表达毫无保留地是诗歌之任务的宣示。

在一份独特的文档里——其重要性已被海德格尔文献学所忽略（除非它没有在那些对此肯定有所了解的人，比如伽达默尔那里，成为压抑的对象）——哲学家似乎提前作出了巴赫曼的诊断。1941年12月，海德格尔给马克斯·科莫雷尔（Max Kommerell）寄了他论荷尔德林的赞美诗《如当节日时》（Wie wenn am Feiertage）的讲座文本。12月22日，科莫雷尔向伽达默尔交流了他的印象：

海德格尔给我寄了他的文本。这是一起多产的铁路事故（Eisenbahn Unglück），对此，文学史的铁道看守——如果他们是诚实的——必定会抓狂。我没法下定决心把它当成一种阐释来读——这里发生了某些事情……

在他随后不久寄给海德格尔的信里，科莫雷尔再次提及铁路事故的意象：“如果在这般真挚之后我还能做到坦诚，那么您的论文难道不能是（我没有说，难道不是）一起事故（Unglück）！？”海德格尔在回信中评论道：

您说的对，我的文本是一起事故（Unglück）。甚至《存在与时间》也是一起意外事故（Verunglückung）。今天，我思想的每一次直接的表达都是最大的事故（das grösste Unglück）。这里或许就有我的尝试时而接近一种真正之思的首要证据。每一种真挚的思，不同于诗人，就其直接的效果而言，都是一起事故。您由此很清楚，我没法把自己等同于荷尔德林。此处关涉的是思与诗人的一种争-执（Aus-ein-ander-setzung），而唯有争执能设立回应者。纯粹的武断还是最大的自由？[4]

或许，在整个哲学史上，只有另一个时刻能让人遇见与此供认（即一位作者不兜圈子地将20世纪的哲学杰作定性为事故）类似的一种宣言：那就是年迈的柏拉图在第七封信里，通过一下子抹掉其全部对话而断定，对于他认为真正严肃的东西，他没有写过哪怕一个词。不过，从我们感兴趣的视角看，决定性的事情是，海德格尔在他意识到哲学海难的时刻，便在诗歌与哲学之间的争执中（在一个“相互的位置”上）确立了一种思想的决断实验。于是，我们或许更好地明白了，为什么，许多年后，他恰好会向英格博格·巴赫曼征求一首诗，以收入他的纪念文集。但这一切真的意味着，诗歌在哲学失败的地方取得成功了吗？这真的是英格博格·巴赫曼的博士论文的最后之词吗？我们该如何理解诗歌中发生的不可说者的表达，如果我们对此体验到的只是“恐怖与灭绝的暴力”？

在1798年11月12日致诺伊弗的一封信里，荷尔德林在提及其表达（Darstellungen）的不足和将其困住的诗性的迷误（das poetische Irren）后，又一次讲到了诗歌和哲学之间的关系，并使用了事故的意象：

当然有一间收容所，其中，所有像我一样沦为事故受害者的诗人（auf meine Art verunglückte Poet）都能找到一种光荣的庇护：那就是哲学。

在获得毕业文凭之后，英格博格·巴赫曼所作的多次宣言都见证了其诗歌的类似失败。对此，其在法兰克福的首次课程就呈现了一个典型的清单[5]。此外，追求“思想收容所”的倾向（尤其是，对语言的反思）从未在巴赫曼身上缺失，如果我们能把她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小说，《马利纳》（Malina），视为“诗歌在哲学内部的通道”[6]。从这个视角看，博士论文结尾的论题应这样来理解：诗歌和哲学一样呈现了表达不可说者的一种失败形式，而那样的表达构成了诗歌和哲学的共同任务。但，出于各种恰好要加以澄清的原因，这样一种失败比任务本身还要本质——或者，至少，它完好地构成了任务的一部分，因为真正的诗人或真正的哲学家是唯一能对此有所体验的人。所以，对不可说者的表达隐含着一个悖论，类似于克莱斯特用拱门的例子指明的悖论：拱门由其下坠本身所支撑，而巴赫曼也曾在一首诗中予以揭示，她写道，“那坠落的，长着翅膀”[7]。

在其论语言的本质的演讲中（在其写博士论文时期，巴赫曼没法知道这场演讲），海德格尔思考了这类体验，他写到，我们恰恰在我们缺失之处，在词语于我们唇上破碎之处，体验到语言。在其论维特根斯坦的广播节目里，巴赫曼对海德格尔那里失语（Sprachlosigkeit）的体验和《逻辑哲学论》结尾的沉默进行了比较。但沉默之下必须通过的到底是什么？什么样的不可说者，根据巴赫曼多次提及的《逻辑哲学论》的另一个命题（4.115），只能通过可说者的清楚表达来指谓？

对于维特根斯坦，不可说者当然不是某个东西，一个什么（quid）：关于它，我们最终能说出它之所是，只要我们找到了合适的表达（用哲学的话说：它不属于本质的秩序），但它是一个纯粹的实存，世界所是的纯粹事实。巴赫曼眼中《逻辑哲学论》最“苦涩”[8]的命题6.432并不关注一个可以说躲藏在世界背后的神：它是世界的存在本身。未在世界内被揭示出来的东西是世界存在的简单事实；说世界如何（wie）存在的语言命题，并不能说出世界是什么（dass）。表达不可说者的任务（再次借用博士论文的术语）以何种方式是可思的？

除了命题4.115（“哲学将通过对可说者的清晰的表达（klar darstellt）来指谓不可说者”）[9]，维特根斯坦还在其关于伦理的演讲中（该演讲1965年才出版，所以巴赫曼在写维特根斯坦的时候还不可能知道）提及这一难题：“在语言中表达世界存在之奇迹的正确方式——尽管这不是语言的命题——就是语言本身的存在。”[10]

思的诗学任务就这样发生移动：关键不再是用语言的手段来表达，而是用语言的存在来表达。但语言的经验如何脱离那些在语言内部被说出的命题而得到证实？

那么，在哲学和诗歌的构成性“事故”中（在诗人的诗性失败和诗人的思性失败中）得以体验的东西就是语言本身。所以，不是语言的经验，而是有所指谓的命题的沉默之发生中语言本身的经验。这就是为什么，《逻辑哲学论》的命题4.115不能根据逻辑实证主义的传统被解读为一种简单的领地划界。全部的难题不如说在于理解形容词“清晰的”（klar）的意思，即被命题4.112指定为哲学之成果的那一清晰（“语句的澄清”[Kalrwerden von Sätzen]）的意思。令人惊异的是，荷尔德林在1801年12月致勃伦多夫的一封信里，已把这“表达的清晰”（Klarheit der Darstellung）变成西方诗歌之“节制”的任务本身。他不是进而主张“适度的使用是最困难的事”吗？

在清晰（claritas）中显现的东西是语言本身，其纯粹的外在性，其存在的事实（factum）。如果我们把这种不是用对象或所指的事物，而是用语言本身进行的实验称为语言实验（experimentum linguae），那么我们便能主张，对每一位诗人、每一位思者来说，都存在着一种语言实验，它定义了其借以回应其自身任务的那一“事故”的独特样式和范围。海德格尔的语言实验，在1930年代前后，当然位于其与荷尔德林的争执（位于事故）之中。那么，定义英格博格·巴赫曼之专属位置的语言实验是什么？

1972年5月巴赫曼获维尔德冈奖时发表的简短致辞允许我们用两句引文来回答这些问题：“语言是痛苦”，“一个词也不要，哦词语”[11]。

第一句引文，出自小说《马利纳》，引入了一种对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的悲剧性重述：

我要向您揭露一个可怕的秘密：语言是痛苦。所有事物都不得不进入其中并根据其过失和过失的程度而再度灭亡。[12]

这么认为并非不可能，即巴赫曼脑中想的是卡夫卡的《在流放地》的传说，在那里，犯人，为了补偿其过失，会被送入一台酷刑机器，而机器会在其皮肤上刻下他所违背的准则之文本。不管怎样，决定性的东西是，在这个可怕的秘密里，语言的领域（能被说出的命题）与无限的极刑惩罚的领域相一致。这惩罚的语言就是“我们发现已准备好”[13]的语言，一种由完全现成的句子构成的“糟糕的语言”[14]。其言语是《大熊座的呼唤》最美丽的一首诗所提及的“喋喋不休”：“龙所散播的言语”，模仿“动物鼾声”的“错误的杂音”[15]。除了“躲在其他言语背后”，如同“其他句子”背后的句子[16]，它没有别的解决办法。

限制该语言，并同时，在语言实验的中心，定义诗歌之任务的那一权力，在第二句引文中得以表达：“一个词也不要，哦词语”[17]。这公式嘱咐话语本身在其命名时不要给自己提供词语。所以，巴赫曼的体验中所讨论的沉默，不是语言的沉默，言语的丧失，而是诞生自语言的沉默，让言语失声的言语。

该绝境和本雅明所想的绝境属于同一类型：当时，本雅明在一封致布伯的信里，提到“最切心的缄默中词语的紧张朝向”或“不可说者在语言中透明的消除”；这也是策兰在不来梅演讲时看似指出的东西：

语言得到了保卫，是的，不顾一切。但它不得不穿越其自身回应的缺失，不得不穿越可怕的缄默，穿越载着死亡的话语的千重阴影。它会穿越过去而找不到什么词语来讲述所发生的事。[18]

这缄默法则（omertà）所强加的缄默是言语的一种突出状态。其中所展示的东西不是非语言之物（其本身不过是言语的一个隐晦前提），而是这“完整的语言”（die ganze Sprache）[19]，它构成了语言的乌托邦，而根据法兰克福的最后课程的说法（它在此借用了海德格尔的一个隐喻），文学仍一直朝着这乌托邦前进[20]。这“从未被统治”[21]的完整语言的视觉就是荷尔德林和维特根斯坦所提及的表达的清晰（Klarheit der Darstellung），如果“把世界看作一个有限的整体”，在此视角下，的确只能意味着把世界看作一个沉默的整体。

文学所走向的语言的乌托邦与有所指谓的命题的无路可出的位置相一致：关键并不是另一种言语，而只是其沉默的发生，是为之划界并将其表达出来的沉默的光环。

正是在这里，也只有在这里，才有《话和后话》（Rede und Nachrede）的最终乞求——“哦我的言语，拯救我吧”——所指向的“自由的、清晰的、美丽的言语”。但在结束语言之痛苦的界限之事件中打开的空间，也是这样的语言能够第一次出现的空间，它“瞬间占据了音乐和诗歌彼此找到其真理时刻的位置”[22]，并且，只有它能让语言失声而不废除语言：甚至，同时赋予它其自身的位置——“人的声音”[23]。根据其拉丁语的原本意思，清晰（claritas）首先是声音的一种属性。

译自« Po&sie », 2010/1, n° 131-132, pp. 21-28。本文是为意大利文版的伯格曼访谈《寻找真正的句子》（In cerca di frasi vere, colloqui con Christine Koschel e Inge Weidenbaum, traduction de Cinzia Romani, Laterza, 1989）所作的序言。

[1] 该文收于意大利文版的访谈第225页。

[2] F. Wallner, Nachwort à I. Bachmann, Die kritische Aufnahme der Existenzialphilosophie Martin Heideggers, Münich, 1985, p. 178.

[3] Ibidem, pp. 129-130.

[4] M. Kommerell, Briefe und Aufzeichnungen, Walter, 1967, p. 402.

[5] I. Bachmann, Werke, éd. de C. Kochek, Inge von Weidenbaum, Clemens Münster, vol. IV, Münich, 1978, pp. 187- 188 ; trad. française, Ingeborg Bachmann, Œuvres, Actes Sud, Thesaurus, 2009.

[6] Wallner, op. cit., p. 196.

[7] « Das Spiel ist aus », in I. Bachmann, Anrufung des grössen Bären, Munich, 1956, p. 8.

[8] Bachmann, Werke, vol. IV, op. cit., p. 116.

[9]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Paris, Gallimard, 1993, traduction G.-G. Granger, p. 58.

[10] Wittgenstein, « Conférence sur l’éthique », Leçons et conversations, Paris, Gallimard, Folio essais, 1992, p. 153.

[11] Bachmann, Werke, vol. IV, op. cit., p. 127.

[12] Bachmann, Werke, vol. III., p. 97.

[13] Werke, vol. IV, op. cit., p. 270.

[14] Ibidem, p. 82.

[15] Bachmann, Anrufung…, op. cit., p. 46.

[16] Ihr Worte, in Werke, vol. I, p. 162.

[17] Ibidem, p. 297. 德语原文为Kein Sterbenwort, Ihr Worte，字面意思即“不要一个死亡的词，哦你们，词语”，参照的是Kein Sterbenswort sagen的表达：别开口，别说一个词。一个词也不要。

[18] «Le discours de Brême», in Paul Celan Poèmes, Paris, José Corti, trad. John E. Jackson, 2004, p. 194.

[19] Bachmann, Werke, vol. VI., cit., p. 268.

[20] Ibid. “语言的乌托邦[……]在通往语言的途中[……]”（Utopie der Sprache […] Unterwegssein zu dieser Sprache […]）。在法兰克福课程时期（1959-1960），海德格尔的书《通往语言的途中》（Unterwegs sur Sprache）差不多刚刚出版。

[21] Ibidem, p. 270.

[22] Ibidem, p. 62.

[23] « Eine menscliche Stimme », ib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