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典学到后现代诗学：西方集句诗一瞥

【导 读】西方文学史上，“集句”虽是小道，却源远流长。起初，集句作为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学中的一种特殊修辞而出现，在2至5世纪趋于成熟。当时，荷马、维吉尔是标准的集句渊薮，题材主要集中于基督教、神话和其他世俗生活上，因而这一时期的集句文学与“经典”问题密切相关，构成了古典学领域的重要内容。在中世纪、文艺复兴、浪漫主义时期以至今天，集句文学获得不断发展。20至21世纪之交，集句又成为了互文性理论、后现代诗学的一个先驱或典型。西方近2000年文化思潮的流变历程中，“集句”几乎附着了各个时期的文化侧影。这可以给我们的集句或文学研究提供很多借鉴。

【关键词】 集句诗；古典学；后现代诗学

国人撰述的各类欧洲文学史很少提到“集句”文学及其传统，浅见所及，似乎只有高峰枫先生专门论述过《普罗芭集句诗》[1]。这可是个宝藏。作为话题，可以举两个有趣的近例。1993年，诗人兼教授路易斯·图尔科就缀集狄金森书札中的句子及诗行而创作了《文学女杰狄金森》（Emily Dickinson, Woman of Letters: Poems and centos from Lines in Emily Dickinson's Letters），以后现代的方式再现了狄金森；这本书在当时颇有影响，引起了批评家的注意。而最近呢？特朗普成了主角。2017年罗伯·西尔斯编了一部叫《特朗普靓诗》（The Beautiful Poetry of Donald Trump）的集子，选取特朗普在推特、讲演、访谈中的“金句”，编而为各类小诗，还一本正经地注出了文句的来源。单是形式，就已将喜剧效果拉满；内容上的嬉笑怒骂、亦庄亦谐更不在话下。西尔斯之于此集封面，不署编纂，而署曰“创作”，兴许就为了这缘故，——如此“靓丽”的诗，岂真是特朗普做的？“咳唾”是他的，但变而为“珠玉”，原是我的。这两例都是地道的后现代诗学范本。

溯其原始，集句诗何曾与后现代为伍。希腊文特别是拉丁文集句层出不穷，从古罗马时期霍西狄乌斯·盖塔（Hosidius Geta）的《美狄亚》（Medea）、奥索尼乌斯（Ausonius）的《婚宴集句》（Cento Nuptialis）一直到16、17世纪为数甚众的维吉尔集句（Virgilian Centos）都都是显例。除此之外，《荷马史诗》《圣经》以及后来的莎士比亚作品也是被集得最多的对象。不难发现，集句乃是与正典或圣典息息相关的。后现代诗学兴起之后，集句才被揽入其阵营之中。1966年，格伦·古尔德（Glenn Gould）在《唱片的前景》（The Prospects of Recording）中提到集句诗是垮掉派诗人剪切诗（the “cut-up” poetry）的先声，也是现代dub或DJ混录歌曲的先声[2]79。这俨然是学院派的“先声”。近三十年西方的集句诗研究涵盖了古典学、基督教、文艺复兴、浪漫主义、著作权、修辞学、互文性等层次不一的领域。透过集句诗的发生形态及研究范式的转变，我们可以窥见西方文化思潮的流变。这里只能聊就集句诗的历史及其批评稍加枚举。

作为一种修辞或文体，集句约始于公元2世纪前后，随后的一千多年风行不辍，产生了大量的无名氏集句，荷马、维吉尔诗作是通用的集句宝库。希腊文中集句写作κέντρων，指“针织物”，源自κέντρoν，意为针、刺一类的尖刺物[3]1。拉丁文中集句写作cento，本义为纺纱，后用作文学隐喻，再然后才表示集句这个意思[4]1-2。后世称集句为“补缀物”（needlework或patchwork)，也由此发生。但考察集句起源的真正困难是：有意识的集句创作和概念起于何时？出于何因？

与印象或想象相左的是，集句概念很可能率先起源于拉丁文学，而不是希腊文学。有一种意见认为，希腊文κέντρων表示集句片段，或许与ῥαψῳδία相关，而该词来源于ῥάπτειν（缝补）和ἀοιδή（歌）两个单词。循着这一思路，或以为荷马史诗吟唱者是从ῥάπτειν获得了名字。质言之，荷马史诗吟唱者们将荷马史诗零碎、散落的诗行缝补在一起，“按照他们所希望的那样”（ὡς ἒβούλοντο）。这便是荷马集句的起源，称为“荷马诗补缀”（Homerokentra）。之所以称为“补缀”，在于它们正像缝织品，从不同的布料拼凑而来。这自然导向这样一种结论：集句起源于古希腊“史诗片断”吟诵；荷马集句诗人是荷马史诗吟唱者的后继者[4]29。但几个世纪以来，ῥαψῳδία的语源及其与κέντρωνες的关系的讨论仍然没有结束。这意味着集句起源于“史诗片断”吟诵这一理论还没有被证明。与此同时，在将单个诗行拼凑缝补在一起的意义上，pastiche被部分人认为是集句的先驱。pastiche是模仿若干种源文本而拙劣拼凑在一起的文学样式。大多数学者否认它是集句先驱的说法，甚至它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集句的发展也是可疑的。毕竟，不管在希腊文学还是拉丁文学的古老传统中，运用典故或引用名作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抛开这些，我们可以看到现存的奥索尼乌斯意义上（下文会讲到）的希腊集句非常之少。这些希腊集句基本上都是荷马集句。现存最早的希腊集句是埃及门农石像上的四行集句铭文。其次则是琉善（Lucian）作于2世纪后半叶的作品，见于《卡戎》（Charon）第22段的五行集句，见于《宙斯》（Zeus Tragodos）第1段的五行集句及第6段的六行集句。琉善在作品里缀集了品达（Pindar）、赫西俄德（Hesiod）等人的诗句，他还留下了若干关于希腊集句的线索。他提到，过去的修辞表演是为了取悦宴席上的客人，文法家希斯提亚埃乌斯（Histiaeus）把来自不同诗人的句子汇集到一首诗中。这显示，此时κέντρων或cento的概念还没有确立、通行，反正琉善似乎不知道。另一个现存的希腊集句为琉善的同辈爱任纽（Irenaeus）所征引，见其写于175-189年间的《反异端》（Against the Heresies）。在这里，爱任纽明确提到了对《圣经》的误用和对荷马诗句的重新组合。他指出，想达到的效果是，这首新诞生的诗应该被相信为真实出自荷马之手。但他又声称一个熟悉荷马源文本的人是不能理解这首新诗的，其潜台词是一个相信基督真理的人是不会被异端对《圣经》的解释所误导的。与琉善一样，爱任纽也没有使用κέντρων这一概念；倒是德尔图良（Tertullian）在其作于203年的《反异端指南》（Prescription Against the Heresies）中，将缝缀荷马旧句而成的新诗称作Homerocentones。Cento表示集句，当可溯源于此。可能爱任纽并不喜欢把集句这种雕虫小技说得太郑重，因而干脆避免给以专称，但更可能希腊文学中集句这一概念的确立与广泛接受要晚于拉丁文学[3]5-7。

集句发展的早期，有很多现象值得注意。第一，从迹象来看，希腊集句似乎用于口头练习。现存的希腊集句很少，有若干短篇，主要见于《英华集》（Palatine Anthology）。仅见的长篇希腊集句是5世纪早期尤多基娅（Eudocia）皇后所作，这首基督题材的荷马集句诗可能是在4世纪末残稿的基础上增编而成。遗憾的是，即便在拜占庭，中世纪时也很少有人再创作荷马集句[5]。第二，拉丁集句远比希腊集句繁荣，在2至4世纪时已经获得了完美确立，并绵延不断。相比于概念的确立，拉丁集句的创作实践要更早。据昆体良（Quintilian）说，奥维德（Ovid）已经以马可耳（Macer）的诗句为资源创作了集句诗，可惜早已亡轶。现存最早的拉丁集句见于佩特洛尼乌斯（Petronius）的《述奇杂俎》（satyricon），是一首三行的维吉尔集句。可以肯定的是，集句并非仅仅是口头的自发表演的产物，它们是经过精心组织的；从一些集句的篇长和技巧来看，它们不太可能即兴诞生于表演场地之上。

集句修辞或文体标准的确立，始于奥索尼乌斯（Ausonius）。公元374年，为一场婚礼创作了集句的瓦伦提尼安皇帝命令奥索尼乌斯创作一首相同题材的集句诗，也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婚宴集句》。奥索尼乌斯在自序中对集句作了精要的阐述和界定：“第一个编创这种游戏笔墨的人称之为集句。作集句诗，全靠记忆缀集分散的东西，使肢解的残片聚合为一个浑然的整体。相比于博人一赞，它更属意于博人一笑。”[6]132谁是真正的“第一个编创”者已无从知晓，但奥索尼乌斯作为立法者的地位不容抹杀。奥索尼乌斯还说，理想的集句诗应该是这样的：“使不同的意思相和谐，使片段的联结显得流畅自然，使不同的元素之间看不出裂缝来。”[6]134循此标准，作一首好的集句诗并不容易。但集句诗既被定义为博人一笑的游戏笔墨，很难有自己的地位。4世纪末，教父哲罗姆（Jerome）就在一封书信里抨击盛行的维吉尔集句诗，斥之为“幼稚可笑，如杂耍一般”[3]23-24。这倒不完全是因为集句“为体颇卑”，强行扭曲了原作者的意愿和意图，也在于集句创作者将维吉尔原诗中女神维纳斯的甜言蜜语移植到上帝的口中，有猥亵、浮薄之嫌。但4世纪前后，以基督教意识来解读或阐释维吉尔文本已成风尚，哲罗姆的斥责收效甚微。

进入中世纪，集句依然是拉丁语文学中风行的文学样式，到文艺复兴时期尤其大放异彩。“曼图阿的第二位维吉尔”卡皮卢皮（Lelio Capilupi）有大量的维吉尔集句自不必说，就是有“基督教维吉尔”之誉的另一位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桑那扎罗（Jacopo Sannazaro）也在其诗作中掺入了维吉尔集句。此外，著名的集句还有利普修斯（Justus Lipsius）的《政治学六书》（Politicorum Libri Sex）、罗斯（Alexander Ross）的《维吉尔基督福音诗十三书》（Virgilii Evangelisantis Christiados Libri XIII）等作品。《政治学六书》是这一时期拉丁集句的翘楚，大量缀集了塔西佗的文句。这部著作于1589年甫一出版，即被梵蒂冈列为禁书，1596年有了修订版并得以公行，是近代欧洲政治学的奠基作品之一，影响极为深远；单论其流布之广，在1650年以前已经有了96种版本，而且被翻译为各种主要的欧洲语言[7]。作为人文主义者，利普修斯承认，他之所以宣讲政治学，却出之以集句的形式，乃是意识到塔西佗无与伦比的影响力，从而予人以指导；换言之，他希望借助塔西佗集句来增强其著述的普适性和权威性。可是，不但早在1651年弥尔顿就批评利普修斯“强人就我”、将反对君主专横的塔西佗用来鼓吹强势政府，而且当今研究利普修斯的权威学者莫福德也批评他“误用”塔西佗[8]。就这一点来看，16、17世纪对集句的批评主要还是集中在新文本与源文本的语义冲突上。但正是从利普修斯开始，拉丁集句的形式不再限于诗歌，而是逐渐扩展到了散文领域，所谓“非诗歌集句”（non-poetic cento）[9]。

浪漫主义时期强调原创性，集句不但被视为不够尊重源文本，而且还是一种派生性产品。花大功夫来创作集句诗的行为被俏皮而又不失尖刻地形容为“勤快的慵散”[10]45。也许出于这个原因，18、19世纪匿名创作仍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只不过，场合、形式、语种更加多样化，比如1806年有人用拉丁集句颂贺尼尔森[10]41、1814年有人用莎士比亚集句来庆祝莎士比亚的生日[10]221。对集句的负面批评直到20世纪还不乏嗣响。1910年代伊夫林-怀特（Hugh G. Evelyn-White）编辑奥索尼乌斯文史材料的时候就把《婚宴集句》贴上“文学暴行”的标签；贝利（D. R. Shackleton Bailey）编辑《拉丁文选集》（Anthologia Latina）时明确表示不收维吉尔集句；又比如吕巴克嘲笑集句是“荒谬的文类”[11]。

然而，到了20世纪后下半叶、特别是世纪末，风向突然转了。这既是古典学研究复兴的时期，也是后现代主义风行的时期。二者合力使向来被鄙夷的集句诗交了好运。前者垂青于它，是看重它古典学、基督教的复杂背景与广阔空间。近些年出现了好多种专著，笔者注意到的，就有七种：

（1）霍赫（Christoph Hoch）的《集句诗神：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集句诗研究及文献》（Apollo Centonarius: Studien und Texte zur Centodichtung der italienischen Renaissance, Tübingen,1997）；

（2）厄舍（M. D. Usher）的《拼缀荷马：尤多基娅皇后的荷马集句》（Homeric Stitchings: The Homeric Centos of the Empress Eudocia, Rowman and Littlefield, 1998）；

（3）麦吉尔（McGill）的《重组维吉尔：古代的神话集句与世俗集句》（Virgil Recomposed: The Mythological and Secular Centos in Antiqu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4）巴热尔（Martin Bažil）的《基督集句诗：古典时代晚期基督教拉丁诗歌中互文方式的嬗变》（Centones christiani: métamorphoses d'une forme intertextuelle dans la poésie latine chrétienne de l'Antiquité tardive, Paris , 2006）；

（5）桑内斯（Karl Olav Sandnes）的《“根据于荷马和维吉尔”的四福音书：集句与经典》（Karl Olav Sandnes,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Homer and Virgil’:Cento and Canon, Brill, 2011）；

（6）让到兹（Anke Rondholz）的《多功能的针：盖塔集句诗“美狄亚”及其传统》（The Versatile Needle: Hosidius Geta's Cento “Medea” and its Tradition, Walter de Gruyter, 2012）；

（7）库尔海德（Sigrid Schottenius Cullhed）的《先知普罗芭：普罗芭的基督化维吉尔集句》（Proba the Prophet: The Christian Virgilian Cento of Faltonia Betitia Prob, Brill, 2015）。

霍赫《集句诗神：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集句诗研究及文献》一书颇具开创性，老早就显示集句这种亚文体研究可以为当前的文本理论问题提供新的起点。《拼缀荷马》《重组维吉尔》《多功能的针》几书简述的集句小史很值得一看。与古典学者着眼点不同，后现代主义者则欣喜于集句是如此古老，而又如此“（后）现代”。奥盖葛瓦（Marie Okáčová）就屡次撰文为集句文学打抱不平，他虽然同意集句是一种衍生诗，但在运用后结构主义互文性理论、索绪尔的语言差别理论对早期集句文本的生产模式予以考察之后，坚定地认为集句是具有高度创新性和完美合法性的文学形式[12]。这暗含“釜底抽薪”式的策略：如果说集句不是原创的、合法的文学样式，那么请你在人类从古至今的文明之中，找出一个真正具有原创性和合法性的文学文本来。这使我们沉默。顺便说一句，正是因为这种原创性的争议，集句创作在浪漫主义时期还受到到了著作权法理上的挑战[2]。

看了“结构主义”“互文性”那些令人眼花缭绕的理论阐发，我们准以为学者们如此器重集句诗是受了后现代诗学的影响。这也许是的。但公平地说，这种超越性的眼光原不始于今人。1842年，英国就出现一本名为《乔治·克鲁克香克画集》（George Cruikshank’s Omnibus）的奇书，这本书奇就奇在它专辟了《原创诗》一章，由一系列集句诗构成。自我评注开宗明义称“以下这些诗歌与此前公众视野内的任何东西都无相似点”，还介绍了该章的第一首原创诗《人心颂》，一首源文本来自当时受版权保护的出版物的集句诗，其中偏偏还包括了华兹华斯《不朽的暗示》里的诗行——也许不说所有人都知道，华兹华斯是一个执着于永久版权保护的狂热分子。这几乎是一种“挑衅”。妙的是，该集句诗的自注极尽辩驳、讽刺与调侃之能事，最后甚至说：“几乎很少有现代诗人追求最伟大的艺术——偷窃艺术了；在所有的文学假借或抢劫行为中，不带一丝一毫伪装、含糊、毁损的假借或抢劫要好上一千万倍。”[2]87-88他的意思是，我们平时总强调创造性，但创造性究竟有几分呢？“偷窃”了人家的东西，而藏头露尾、涂脂抹粉，“伪装”为自己的创造，最是卑鄙可耻；但偏是充塞人间，随处可见。现在，“我”就诉你我的一切诗句来自他人，然后再来光明磊落地创作。依此说来，集句诗作者不但创造力十足，而且德性上佳。此中端有至理。

考虑到中西方都有极其长远的集句传统这一事实，也许我们更该发问：集句是否可能是一种表征？它是否是一种隐喻，暗示了文本、文学乃至文明的某种特性？这一发问未免很突兀，但我们不要忘了黑兹利特（Hazlitt）在《时代精神》一书里酸拜伦的那句话：

他从来不跟同类交流；总是遗世而独立，没有同伴或同伙——

“就好像他是他自己的创造者一样，

再没有别的亲属。”[2]83

引号里的这段文字则出自莎士比亚晚年的悲剧《科利奥兰纳斯》。这大概是黑兹利特对贵族天才的讽刺，告诉他们不要忘了，他们早从古人或同俦那里汲取了太多的养分。兴许出于这个缘故，《特朗普靓诗》的编识语并不敢公然掠美，称那些靓诗是自己的，而是老老实实地“承认”特朗普久已是一位杰出诗人。不幸的是，在几乎所有读者听来，这话都充满着怪味。

【注释】

[1] 参见高峰枫《文字游戏与价值重估》，载《国外文学》2015年1期。

[2] Mark A Mccutcheon, "The Cento, Romanticism, and Copyright," ESC: English Studies in Canada 38, 2012, pp.71-101.

[3] Anke Rondholz, The Versatile Needle: Hosidius Geta's Cento “Medea” and its Tradition,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2012.

[4]M. D. Usher. Homeric Stitchings: The Homeric Centos of the Empress Eudocia, New York: Rowman and Littlefield, 1998.

[5] Anthony Kaldellis, The Homer encyclopedia, Wiley-Blackwell, 2011, p.157.

[6]R.P.H.Green eds., The Works of Ausonius, Oxford, 1991.

[7] G. Hugo Tucker, “Justus Lipsius and the 'Cento' Form,” in E De Bom, M Janssens and T V Houdt, eds., Masking the Realities of Power: Justus Lipsius and the Dynamics of Political Writing in Early Modern Europe, Brill, Leiden/Boston, 2010, pp. 163-192.

[8] D M Jones, “Aphorism and the counsel of prudence in early modern statecraft: the curious case of Justus Lipsius,” Parergon28(2011), pp.55-85.

[9] J Waszink, “Instances of Classical Citations in the ‘Politica’ of Justus Lipsius: Their Use and Purposes,” Humanistica Lovaniensia 46, 1997, pp.240-257.

[10]Saint-Amour，the Copyrights: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 Ithaca: Cornell up, 2003, p.45.

[11] McGill, Virgil Recomposed: The Mythological and Secular Centos in Antiquity, Oxford, 2005, p.156.

[12] Marie Okáčová,. "Centones: Recycled Art or the Embodiment of Absolute Intertextuality?." Kakanien Revisited 11(2009).

作者：潘静如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原载《中国图书评论》202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