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留下1亿遗产：作为女儿，我不敢继承

大家好，我是陈拙。

不久前，我的作者律师康不医，问了我一个奇怪的问题——

如果你爸爸留下了价值一亿的遗产，你会选择收下吗？

说实话，面对这个问题，百分之九十九的普通人，可能都只有唯一一个答案。

但康不医告诉我，她在一起继承案中，遇到了最离奇的百分之一。

有个富二代女孩，面对如此庞大的财产，第一反应却是，给外人算了，因为“争起来太麻烦”。

康不医说，她很久之后，才意识到阻碍女孩的是什么。

不是为争夺遗产用尽手段的亲人，也不是在法庭上面对的不利证据。

而是父亲用过去三十年，在她潜意识中种下的一种观念。

这个念头，让她在人生任何关键时刻，主动放弃自己的利益。

2020年夏天，我还是个实习期的菜鸟，听从指导老师安排，接待前来咨询的当事人汪阿姨。

她似乎有天大的委屈，眼圈一直是红的：“康律师，我今天来就想问问，我被人告了怎么办。”

她大概从没来过律所这种地方，两只手牢牢抓着护在胸前的包，腿紧紧并在一起，局促地半坐在会客室的沙发上。

汪阿姨六十来岁，染黑的卷发用2块钱一盒的一字夹挽在耳后，打扮挺朴素的。她说话语气又软又轻，是个慈眉善目的老人。

然而此时的汪阿姨，已经深陷遗产争夺的纠纷。

她被两个侄子告上了法庭。侄子们说，汪阿姨刚去世的老公，生前签署了一份赠与合同，要把总价一个亿的别墅、土地、商铺、企业都将全部由侄子们继承。

汪阿姨拒不执行，她认为合同有假。但是她还在纠结要不要反击，毕竟这是自己的侄子，不想要和他们撕破脸。她的言语中，似乎对自己要争夺这份遗产，感到羞耻。

她无时无刻不透露着瞻前顾后、畏畏缩缩的情绪，哪怕她和女儿，本该是遗产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即便我一直强调，姐姐们，这可是一份价值一个亿人民币的巨额遗产！

我一度认为自己这辈子都无法理解这个女人。

大年初三，本来是各家走亲戚的时间。侄子来到汪阿姨家，要求她配合过户房产、土地。大侄子一手拿着赠与合同，一手指着汪阿姨，一下又一下，恶狠狠地拍桌子。

走的时候，门被摔得特别狠。那一声巨响，把汪阿姨的心脏吓得突突了好几天。

此时，距离汪阿姨的老公李老爷子去世，刚过去两个月。

“如果我老头还在，两个侄子肯定不会这么过来欺负人。”汪阿姨眼泪溢满眼眶，又大颗大颗地落下来：“他叔叔刚走，就来跟我们娘俩要财产。”

汪阿姨从没见过这份合同，李老爷子生前也没向她提过。

说实话，不管这赠与合同是真是假，我有点理解她的侄子，那可是足足一个亿。都说有枣没枣都要打一杆子，争比不争更符合人性。

何况侄子手里有巨额财产赠与合同这一“尚方宝剑”。

汪阿姨是从自己丈夫开始说起事情原委的。

她老公李老爷子因为肾癌去世，走的特突然。早上吃两口饭，上了个厕所，人就倒地上，再抢救都没救回来。一提起丈夫，汪阿姨就止不住泪：“自从老头子走了，我的天也塌了。”

本来她还在想过几天给李老爷子办出院，回家过年的。

我提醒她多说一下案子的情况，汪阿姨才哆哆嗦嗦地拿出一打资料，是各种房产证的复印件。我一数，差不多有整整十套！地址和不动产证号看得我眼花缭乱。

诉状显示，两个侄子要求汪阿姨交出这些房产，仅房产信息就足足占了四五行内容。

汪阿姨还拿出了赠与合同的复印件。

一共两页纸，行文用语不是特别专业，看着不像律师同行写的。上面显示李老爷子要把自己公司名下好几套别墅，三套独立门市房、三整层的建材市场都交给两个侄子。

公司名下的山庄需要划分，土地河流以北归两个侄子；河流以南归一个叫李卓强的人所有。

“李卓强是谁？”我问汪阿姨。

汪阿姨说是她和李老爷子的女儿，是他俩唯一的孩子，现在已经嫁人生子。我心想，这名字实在是太爷们了，就这么想要一个儿子吗？

同时我不由得腹诽：“是亲闺女吗？这么多财产就分了一点点给自己亲闺女。”

李卓强分到的财产，占山庄土地的四分之一。至于价值，大概还不到全部财产的百分之一，也就是李老爷子这一亿元只给女儿留下了不到一百万。

汪阿姨不相信自己的老公会把一生的心血全部赠送给两个外人，她觉得合同有假：“这肯定不是我老头儿写的。”

看到合同上的内容时，我第一反应是这也太不合理了。

如果合同是真的，我能想到的理由就是汪阿姨和李老爷子的夫妻关系不好。

但汪阿姨说她和李老爷子结婚以来，一直是男主外、女主内，从来没红过脸。她说这话的时候表情很认真。

自从汪阿姨结婚后，就安心照顾小家，生下女儿李卓强，更是成了名副其实的全职太太。

她不工作，也不过问李老爷子公司的事，闲暇时炒炒股挣点零花钱，生活重心一直在女儿和丈夫身上。后来女儿结婚生子，她就负责带外孙。

李老爷子做的是木材生意，与客户谈判、签合同都是自己操持。汪阿姨连李老爷子一年赚多少钱都不清楚，也不知道家里这些财产是怎么来的。

李老爷子患病之后，公司大部分业务都停了，家里的生意一落千丈。汪阿姨一心扑在李老爷子的治疗上，每个月陪他去北京问诊或者住院，坚持了两年多。

李老爷子最多的时候一天得打八九个吊瓶，天气冷了，汪阿姨就把吊瓶放到自己怀里焐热。

汪阿姨不到1米6，李老爷子却是个1米8的大个儿，其实汪阿姨挺难扶动李老爷子的，但是她一直扛下来了。

汪阿姨一直向我倾诉夫妻感情有多好，侄子们有多坏，却说不出什么对打官司有用的事情。

随着汪阿姨说的越来越多，我心中的疑问也越来越强烈：为什么李老爷子要把财产和一生的事业留给两个侄子，几乎没给感情很好，付出特多的老婆女儿多留点？

这个家里藏着事儿。

不容我多想，汪阿姨说自己有证据能证明那个赠与合同是假的——合同上签字的时间有疑点。

因为签订日期正好是李老爷子在北京动手术的日子，老爷子全身插管，吃饭都得靠胃管打进去，怎么可能从病床上爬起来给合同签名。

汪阿姨越说语气越急促，顾不上哭了，找出病历向我证明手术时间是合同落款的那天早上。

但这并没有什么用，实际签字时间的提前或延后，无法证明合同是真是假。最重要的，还是看合同上说要把财产交给侄子，是不是李老爷子的真实愿望。

比如说，发现签名是造假的，就能证明这个合同不是李老爷子所愿。

我们仔细研究了合同上的签名。李老爷子叫“李茂昌”，签字很有特点。“李”的一撇正好和“茂”的一横连在一起，连笔连得龙飞凤舞，最后的“昌”字却规规整整。

我问汪阿姨，这是不是老爷子签的字？

汪阿姨和李老爷子做了快50年夫妻，她很确认，赠与合同上的签字就是李老爷子的。

而且我们发现，合同上不光有李老爷子的签字，还有两个公司盖的章。伪造签名可能容易，但是本该李老爷子持有的公章又怎么解释？

汪阿姨一脸茫然，她知道的太少了。

她觉得公司的刘会计一定被侄子们收买了。这个会计本来是李老爷子的心腹，最后带着公章、营业执照、房产证一起向对方投诚。

我本来还想问公司经营情况，听到这里就全都咽回了肚子里。

要是我，早去把公司公章、营业执照、房产证收到自己手里了，就算抢也得抢来。

现在，要啥啥没有，关键的几样东西都在对方手里。我拿啥和人家打官司？靠哭靠给法官讲感情吗？

汪阿姨，很奇怪。

从侄子上门拍桌子要财产，到他们要去法院告汪阿姨，这中间足足有好几个月。汪阿姨却什么也没有做，仿佛钱对她来说，不是最重要的。她更在意的是合同的真假，她坚信，自己深爱的丈夫不可能更爱侄子，明明应该爱自己和女儿。

我把情况反馈给指导老师，他还是在外地远程指导，让我找汪阿姨的女儿李卓强聊聊。

不管这份赠与合同是真是假，汪阿姨和女儿李卓强才是排在第一顺位的继承人。从法律上看，她们有资格争取这份财产。

至于我们律师如何辅助反击，身为这个家唯一一个孩子的李卓强，她的态度很重要。

我和李卓强约在了咖啡厅，其实我已经很久没来过咖啡厅了。

实习的工资实在太少，我租的房子只有一扇小窗通风，夏天热得要死。为了省点电费我不舍得开空调，每个月省吃俭用才能撑到月底发工资。所以那时我几乎参加不起30块钱以上的活动。

为了显得正式些，我穿上了我最贵的西服——打折买的。眼线往粗了画，希望能显得凌厉强势些。

对于独自见李卓强，我心里有点毛毛的，不知道她这种富人家的孩子好不好沟通。没想到李卓强特别爽朗、健谈，她说话的时候总是自带三分笑意。

她看起来也就30多岁，身量很高，皮肤是健康的小麦色，穿着宽松棉麻套装，大方舒展。

李卓强是三甲医院的医生，不过从临床转到行政了。我也是学医出身，同样的学业背景让我俩看彼此都很亲切。

她跟我吐槽了临床医生的辛苦，羡慕我转行当律师。又说行政口虽然挣得少点，但是不加班，也没那么多辛苦。听起来，她对现在的生活还是挺满意的。

李卓强不光名字像男生，性格也像男生。说起去世的父亲她也很难过，但比汪阿姨洒脱得多。

见面之前，汪阿姨告诉我，那个可能带着公章投靠侄子的李会计，和自己的女儿之前有联系。我想了解背后的信息，李卓强紧紧蹙眉——她知道的比汪阿姨多一点，但多不了多少。

李老爷子生病后，再没精力处理公司事务，就把公章留给了刘会计。这个会计雇了10多年了，老爷子很放心，说不准也留了一些老爷子签过字的空白纸。

老爷子刚去世的时候，刘会计帮了李卓强和汪阿姨很多，她本来很感激刘会计。

她拿出聊天记录给我看：“刘阿姨，谢谢你跑前跑后的。”

刘会计回复了一句“应该的”，还加上一个抱抱的表情。

后来，汪阿姨发信息让刘会计还公章，李卓强也问公章的下落。

刘会计在微信里说：“李卓强，关于印章，我还是强调之前的观点。我不是非要拿着（我知道它现在竟然成了烫手的山芋了），我必须看到你们能明明白白地签字说明，我才会安心给。”

刘会计强调：“印章对你们有用，但是对我无用。”

话虽如此，但如果刘会计和李老爷子的侄子们达成同盟，这公章可就有大用了。现在，公司名下的所有房产证和重要文件，都掌握在他们手中。公章想怎么盖就怎么盖。

对方的行动很快速，砸掉了办公室的玻璃，值钱的东西没拿，只拿重要文件。

李卓强和汪阿姨发现时，啥证据都没有，报警后拿了回执，这件事就不了了之。

我真的无语了。这对母女到底懂不懂世间险恶？李老爷子去世后，一个忙着伤心、一个忙着上班，半年里谁也没管过那坐拥上亿资产的公司。

就连被起诉这事，李卓强也显得很心大。

李卓强的眼神平静，没有对一个亿的渴求。和汪阿姨一样，好像这一个亿有也行，没有也行。

她没有抱怨堂哥们为了钱不顾亲情，只是感慨自己和哥哥嫂子们的关系变得冷淡了，本来关系不错的刘会计变得言辞闪躲，她还抱怨自己母亲整天哭哭啼啼。

她希望回到之前的生活里。

很残酷的是，没人告诉她，之前的日子已经回不去了。往往一个家族中最有威望的人倒下，原先家族里构建的关系就会重新洗牌。不是他们变了，而是他们不再伪装了。

卓强，他们是豺狼，不再是你的哥哥嫂嫂了。

我三下五除二，查房产、查公司档案、查公司流水，咔咔地往前赶进度，想在开庭前给母女俩争取一些能对抗的武器，不然怎么和全副武装的侄子打？

最关键的赠与合同案那边，我使尽浑身解数，拼命往后拖。

希望在决战来临前，李卓强和汪阿姨不至于全无还手之力。但我做了再多，心里都有点担忧，我好像比母女俩更着急，我好想跟她们呐喊，支棱起来，争原本属于你们自己的东西。

我在这个案子里，明显付出了超出一般律师工作界限内的感情。

因为我真的羡慕她们，甚至嫉妒她们有“争”的权利，却没有珍惜。

那段时间，我姥姥因为胃癌住院了，所幸还能做手术。姥姥住的医院离我的律所很近，但那时候是疫情，只能一个人陪护。陪护人选，是我妈。

姥姥一共三个孩子，我妈是老大。那时候，姨妈陪姨夫在外地治病，舅舅因为工伤脚不好在休养，只剩下我妈。她冒着丢工作的风险，求着领导请了长假，专门陪床。

我一方面担心姥姥的病情，一方面担心妈妈陪床太辛苦。因为没什么钱，请不起护工，我能做的只有隔三差五买点吃的送过去。

我记得当时要给姥姥的吊瓶加热，妈妈让我买个热水袋，必须是布的能挂在吊瓶上。买来以后，我妈说用不了让退掉，我思前想后也没好意思去退。我记得，那个热水袋是25块钱。

当天晚上我没吃饭，想把这钱省出来。

我当时就想，如果有钱就好了，妈妈不用担心被单位扣工资和劝退，可以给姥姥请两个护工，用最好的药……

一个亿可以解决这世上99.9%的烦恼，可是为什么会有人不怎么在意？

我被穷为难过，所以我天然地和李卓强不同。我不可能不在意。

我爸妈都是普通人，为生计奔波一生。学习上、工作上他们给不了我更多的庇护，一切只能靠我自己。

我的目标向来很明确，在关键问题上是不内耗也不纠结。

上学的时候我喜欢争奖学金，我狠狠心可以杜绝所有娱乐活动，天天上晚自习就是为了拿一等奖学金。

我早在大一就知道自己想转行，但是我想告诉其他人我不是学不好医学，而是我不想学了。

快毕业的时候，我能把学校图书馆里所有的求职书都看完并认真做笔记，最后从100个候选人里脱颖而出，拿到全球五百强外企的offer。

我也豁得出去，可以放弃自己学了多年的专业，一头扎进未知的法律行业，就是为了争一个更好的未来。

所有的好东西，自由、胜诉、尊严，都是要靠“争”才能得到。

虽然打赢了官司，这一个亿也不是我的，但是我仍然想赢，仍然想争。

如果换我遭遇汪阿姨、李卓强的情况，别说一个亿了，几万块钱我都不同意给侄子们。明明是我照顾家里，老公才能放心去挣钱。

既然老公把我当外人防着，既不告诉我家里有这么多钱，又要把钱留给所谓的“长房长孙”，不顾自己的发妻和亲闺女，我非得争到底不可。

虽然挺不理解的，在这个案子里，我就想争。

我习惯了全力以赴地争。

争夺一亿财产的决战，开始了。

庭审当天，汪阿姨怕心脏出毛病，李卓强要上班，都没来现场。我当时都无语死了，这时候还上什么班？上班能挣一个亿吗？

我看向对面，李老爷子的两个侄子都到场了。

李老爷子兄弟俩，弟弟也就是李老爷子经商，哥哥从政。哥哥当领导当了一辈子，如今已经退休。

李老爷子这两个侄子都很出息，大侄子年纪轻轻就当上了领导，二侄子官位低一点但也是好部门的公务员。

大侄子看起来斯斯文文的，头发梳的规矩，戴着无边框的眼镜，穿着深色夹克，皮肤是常年坐办公室晒不到太阳的白。

他看起来比同龄人要年轻七八岁，浑身气质很儒雅，我实在想象不出来他对汪阿姨拍桌子时的凶恶表情。

二侄子唇边还有没刮的胡茬，看起来整个人好像没睡好。他没怎么说话，穿着打扮也没那么考究。气场上明显矮了一截。

大侄子在法庭上讲了另一个故事。

赠与合同中的别墅，是他父母，也就是去世的李老爷子的大哥大嫂出的资。三层楼的建材市场本来是烂尾工程，是他父亲联系香港的投资方出资拯救的。

虽然这些财产都写在了李老爷子公司名下，实际上是李老爷子替他父亲代持，所以现在的赠与合同是有理有据的。

我心头跑过一万头草泥马！难道是说，李老爷子留下的财产本来就是大侄子他们家的？

我不禁想，汪阿姨和李卓强母女俩知道这些情况吗？她们对待财产这么佛系，难道是因为怕受到牵连？

大侄子说，被质疑造假的赠与合同，早在两年前就已经在他们家手里了。他说早就给汪阿姨看过合同，汪阿姨没有异议。

不对吧！汪阿姨说在李老爷子去世前，她从来没见过这份合同，也没听李老爷子说起过。

到底谁在说谎？

法官一时之间也不能下定论，这个赠与合同是真是假需要回去研究，就宣布了休庭。

汪阿姨一直在向我絮叨被侄子告上法庭，一家人撕破脸的不高兴、不堪。李卓强则是真的淡定，如果我讲她可以听一听，不讲她也不好奇。

汪阿姨告诉我，自己不知道李老爷子和他哥之间的经济往来。

我问是不是有可能赠与合同上写的就是李老爷子的真实想法。

李卓强明白了我问题背后的意思。她悄悄跟我说：“可能真的是俺爸的意思，他确实非常喜欢我两个堂哥。”

她又自嘲般地说：“俺大爷老说我是个女孩子，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

李卓强总是气不过，有时候当着李老爷子的面，以为李老爷子会帮她说两句，但李老爷子听了只会笑笑，不多说什么。

“哪怕都是我爸的财产，他肯定也是愿意给两个哥哥一份的。”只是谁都没想到，能狠心到没怎么给自己的亲闺女留。

旁边一辆车缓慢驶过，明明暗暗的车灯在李卓强的面上扫过。她的面容平静，看不出悲喜，像是在陈述一个和自己无关的事实。

我想她对自己的父亲，是失望的。

李卓强一直很崇拜父亲。她的人生大事，基本都遵从了父亲的建议。

大学专业选择临床医学，是听父亲的。进入医院找个稳定体面的工作，是听父亲的。嫁入与父亲是世交的家庭，当然也是听父亲的。

她做着无数人理想中的工作，不必为生计发愁，丈夫虽经常出差但十分疼爱她，婆家也好相处，孩子已经七岁。李卓强很满意现在的生活。

李卓强看起来挺男生气的，没想到是个乖乖女。

失去了父亲，李卓强的情绪很复杂。她苦涩地说：“以前有俺爸，感觉大家都挺好的。俺爸一走，什么事儿都有了。”

仿佛她父亲就是她的人生和家庭的定海神针。

李老爷子在世时，两家人每年都在一起过年，做一大桌子菜热热闹闹的。李卓强是家族里最小的妹妹，大家都疼爱她。

当年她高考选专业，堂哥特别上心地出主意。生娃坐月子，嫂子送来的小衣服足够孩子穿到两三岁。李卓强是家里唯一的医生，她也会极力帮助家人，回报家人。

可能是想起汪阿姨天天以泪洗面，李卓强抱怨道，“现在弄的哥哥不像哥哥，嫂子不像嫂子”。

“争什么争，都给他们得了，太烦了。”这是会面结束，李卓强给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我睁大双眼，李卓强没有多余的表情，我也分辨不出是不是玩笑。

如果是，这大概是我听过最昂贵的玩笑。

我突然懂了李卓强为什么这么佛系，她虽然想要那一个亿，但她已经习惯于接受父亲的安排。哪怕这个安排极度不公平，哪怕是将一个亿的财产拱手让人。

李卓强是重男轻女土壤下生长的牺牲品，即使她懂事、听话、争气，但她潜移默化接受并遵守了这样一个原则：女性要遵从父辈夫辈的意志，不争才是美德。

即使没有一个亿，李卓强仍有着普通人挣一辈子也挣不来的遗产，还有体面的工作。

但我作为一个女人，我的心中充满了对李卓强的同情和不甘。

赠与合同开庭期间，我姥姥在医院化疗，陪床的依旧是我妈妈，舅舅舅妈别说来换班，住院快期间只来看了一两次。我让姥爷找舅舅换班，姥爷就说：“养儿养儿，儿子就是用来养的。”

说这话的时候我不在面前，不然我真要替妈妈和他吵一架。

妈妈说姥姥也很难伺候，姥姥疼的时候会拧妈妈来缓解痛苦，疼得妈妈直掉眼泪，妈妈再抗议姥姥还是拧。

我听了很生气，我想如果是舅舅陪床，姥姥一定是不舍得拧他的。

最让我觉得离谱的还不是姥姥的偏心，是妈妈的逆来顺受。

医院的事我气了很久，忍到姥姥病完全好了，我和姥姥吵了一架，想在家庭财产分配这件事上，替妈妈讨一个公道。

“我不贪图这套老房子，钱可以捐但我必须得要。我要我妈妈尽了孝道应得的那份财产，她付出的比舅舅多的多，得到的确比舅舅少得多，凭什么？”

凭什么儿子哪怕不付出也能获得最多，凭什么吸女儿的血去养儿子。

姥爷只会咒骂，说我：“书都念到驴肚子里了。”姥姥则是抹眼泪，冲我嚷：“给你们分，你拿走吧。”

妈妈生气地说我不该顶撞姥姥，让姥姥上火。说他们老一辈就是那个思想，说她也不想要什么，家里的一切，都给舅舅就行。

我在这个问题上再强硬也没招，妈妈就像个扶不起的阿斗，带不动。

其实李卓强说的我也很理解。我们这个北方城市，是国内出了名的“男性就是比女性要尊贵一些。”

有好几次我正吃着饭，姥爷突然把吃完饭的空碗拿到我面前。我不解地望向他，他还会轻抬一下头，但就是不说话。

这时候妈妈或者姥姥就会习以为常地从我面前拿过碗，去给姥爷盛饭。

我从来没见过姥爷自己盛饭，也从来没见过他让舅舅或者弟弟盛饭。我很不理解，问妈妈为什么，妈妈只会让我别问了。

这里农村的那些女人不上桌的传说我也是见过的。

一日三餐，男人总会自动出现在桌上，最后上桌的一定是姥姥、妈妈、姨妈这些女性，哪怕舅舅就是个厨师也不会去厨房帮把手儿。

我想现在李卓强大概和我妈一样，有过不甘心，但更多的是逆来顺受的服从，习惯了自己作为女孩得到的总比男孩少。

哪怕那是她应得的。

开完庭没几天，汪阿姨和李卓强又来律所找我。我以为汪阿姨有什么新证据——毕竟一开始我就管她要证据。

汪阿姨拿出一张旧的银行转账回单，上面手写着“金色花园100万给刘菲搞理财”。

这个刘菲，是李老爷子大侄子的妻子，在银行工作。李老爷子生前给她打了一百万现金，因为刘菲说放在她这理财利率高风险小，一年就能归还本息。

当时两家关系好，一年到期了李老爷子也没往回要，继续由刘菲打理。

汪阿姨一开始悲痛欲绝，没想到这笔钱。后来她想起来要了，却要不回来了。

李卓强也去要过，刘菲说是她公公，也就是李老爷子的大哥不让给。

气得汪阿姨发微信问：“哥，今天我跟刘菲电话，让她把在她那理财的一百万转给我。刘菲说你不让转，我不知是否是你的意思，请您明白告诉我。”

汪阿姨等了三个月一直没等到回复，我一看汪阿姨发信息的时间，那时候大侄子已经在起诉汪阿姨了。

但是这个证据，也太瞎了。

转账回单能证明李老爷子确实给刘菲转过100万，但是转账的性质不明，李老爷子自己写的也没用，这属于单方陈述。实际上就是没有其他证据，证明这是委托理财。

我也是服了，真是一点直接的证据都没有。

汪阿姨哭哭啼啼说侄子一家的“不人道”，她说这100万，不一样。

写在转账回单上的“金色花园”，其实指的是小区里的一套房产。那是汪阿姨和李老爷子买的第一套房子，买房的钱是李老爷子下海经商挣的第一桶金。女儿李卓强不仅在这里念完了小学和初中，这里更承载着关于家庭的众多美好回忆。

后来他们虽然搬去了更大的房子，但这套房子一直没舍得处置。直到房子的年数长了，老两口才恋恋不舍地卖了100万。

“那是我的养命钱啊，他们还要占！”汪阿姨哭嚎着近乎崩溃，差点背过气去。

比起赠与合同里那些房产、土地，这套房子的价值可以说不值得一提，但是汪阿姨偏偏像丢了孩子一样，无助地话都说不利索，一个劲儿念叨大侄子“太贪了”。

可是她没有任何证据能描述这100万的性质。对我来说，又是个头疼的案子。

汪阿姨握着我的手，让我一定要在这个案子上多费心，她就靠我了。

我认识汪阿姨好几个月了，面对一个亿，她只会哭。现在她好像不一样了。

汪阿姨终于要努力去争取了。

赠与合同的官司那边，进展并不顺利。母女俩最纠结的是李老爷子什么时候签的字，现有技术鉴定不了。退而求其次，法院准备鉴定合同到底是先打印出来的，还是先签的字。

如果签字在先打印在后，那合同一定是伪造的。

与此同时，要求返还100万理财款的案子先一步开庭。汪阿姨高度重视这个案子，最应该被关注的一个亿反而被她抛诸脑后了。

李卓强拿出来一份和她大伯，也就是李老爷子的大哥的聊天记录。上面说李老爷子生前曾帮他大哥保存过一笔钱，正好也是100万。

虽然和李老爷子给刘菲理财的100万用途不同，但大家都是一家人，可以算是李老爷子已经把钱还给他们家了。

长长的聊天记录我打印成三整页a4纸，当时并没觉得有什么用，只是有点可笑，有钱人家的事就是复杂。

开庭的时候刘菲去了。刘菲身量很高，有一米七五，长发被发箍绾到脑后，保养得相当不错。

让我大跌眼镜的是，刘菲竟然说这不是李老爷子打给她的理财款，而是老爷子生前送给大侄子一家商铺，但是老爷子一直在收房租。大侄子拥有这家商铺的所有权，应该拿回老爷子收走的房租，正好一百万。

我傻了，这一家人是想把汪阿姨母女吃干抹净啊。

刘菲确实有一份100万租金的租赁合同，商铺的房产证也确实是大侄子的名字。我在庭上微信问李卓强，李卓强也不知道对方这是闹的哪一出。

汪阿姨气得捶胸顿足，良久说不出话来。李卓强则是少有地露出忧色，问我胜诉把握有多大。

我已经感觉到，对方明显想把黑的说成白的。这时，李卓强提供的聊天记录就起了大作用。

第二次开庭前，我去电信公司给李老爷子大哥的手机号充了5块钱话费，得到了一张写着手机号和他名字的缴费单。

我当庭给法官展示了通过手机号搜索到李老爷子大哥的微信，证明了李卓强提供的聊天记录是真实的。

在此之前，他们为了推翻这个证据，故意修改了微信名字和头像。然而这种行为真的非常幼稚、可笑。

这笔钱现在有三个说法，我们说是打给刘菲的理财款。

而刘菲的说法是房租，她公公的说法是这100万是拿来抵旧账的，他们自己人都两种说法，足以让法官知道这家人在撒谎。显得我们说法更像真的。

法官训斥似的说：“让刘菲找他公公确认（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不确认我也能判了。”对方律师低下了头，没说话。

休庭后我气鼓鼓地写了5000多字的代理词，法院最终采纳了我的意见，判定刘菲不能证明这100w是租金，刘菲没有合理理由收这笔钱，所以要退还给母女俩。

汪阿姨胜诉了。她抱着判决不撒手，嚎啕大哭。

李卓强冲我笑了一下，说了声辛苦，随即去安慰起了母亲。

这对母女，终于为自己争取了一回。

赠与合同那边，鉴定结果出来了，是先打印再签字的。换句话说，李老爷子先看到了合同内容，后签的字。无法证明合同是侄子伪造的。

法院以此认定，赠与合同上的内容反映的是老爷子的真实想法。

汪阿姨和李卓强，输掉了价值一个亿的财产。

汪阿姨愣了一下，然后细细看判决书，改口说这个字不是李老爷子签的，坚持要上诉。我之前明明问了她不下十次，汪阿姨一直坚持说就是李老爷子的签字。

我知道，汪阿姨不相信也不能接受，李老爷子没把她们母女当最亲的人，宁愿把一切都托付给侄子，也不留给自己的亲生女儿。

不继续上诉，就意味着汪阿姨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

李卓强没说是否上诉，只是说“搞不好真的是我爸的意思”。

我有个有钱的亲戚，同样是个企业家，去世时留下了不薄的家底。当时他们家也有传男不传女的思想，但女儿积极提出了自己的正当诉求，最后姐弟俩平分了财产。

我还记得妈妈跟我说这事的时候，话里话外透着指责和鄙夷，认为女儿不该去争，让人笑话。

那时候我已经成为律师，还给妈妈普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但妈妈不以为意。我当时只觉得我妈中毒太深。

但是我猛地想起来，我妈虽然也被重男轻女的思维影响着，但她从来没有嫌弃过我是个女孩子。

我爷爷总是说,“孙子是眼睛，孙女是眼皮子”，意思就是孙子比孙女金贵得多。那时我刚出生，我妈对爷爷这套说辞很生气。

有次我爷爷边念叨“我要看看眼皮子”边进屋要看尚在襁褓中的我。我妈就挡着爷爷，愣是不让他看。

我不知道在我成长过程中，妈妈替我挡掉了多少类似的揶揄和不怀好意。来自外界的大部分对于女孩的恶意，妈妈都帮我屏蔽掉了。

在妈妈的保护下，我没有被男尊女卑的声音吞噬掉。

虽然妈妈在面对长辈时，无法摆脱这些所谓的“传统”，但她让我有了一个健康成长的环境。

所以即使面对老一辈时我妈很无力很委屈，但我不会被PUA，而是尊重自己的感受，习惯性地、大声地去表达不满。

后来我上学时读波伏娃，她写道：

“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

“我绝不让生命屈从于他人意志。”

“要做你自己。不要去追逐外界强加给你的目标，不要屈从既定的社会结构。”

时至今日，我依旧觉得，我配得上最好的。

打完这个案子，我的实习就到期了。我也离开了指导老师的团队，独立执业。

独立是个挺难的选择，毕竟那时候我还是个没啥资源的年轻律师。留在团队里还有工资拿，独立了连下个月的房租在哪都不知道。

我的爸妈，也在那时候，顶住经济上的压力和老人的念叨，帮助我付了首付，房产证上只写我一个人的名字。我在律所实习，每个月工资2500，我爸妈从来没怪我挣不了多少钱，反而默默背起了每月5000的房贷。

现在想想我爸妈也太豪横了。

我很幸运地活了下来，现在甚至活得还不错。这几年我的事业有了发展，余下的房贷自然由我来还，而且已经差不多要还完了。父母和我所思考的，是如何共同撑起一个家，在自己能力的范围内去添砖加瓦。

除了感谢我自己去争、父母的托举，也多亏了指导老师对我的“放养”。

我的指导老师是律所的主任，是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第一次全国律师资格考试中，第一批获得律师证的律师，执业年限比我岁数都大。

我们私底下都称他“老王”。老王的好处是给予实习生高度信任，无论多难缠多大的案子都放手让我们去做。

坏处是他天天在外面出差，我见到他的次数屈指可数，常常是几个月见一面，都是临开庭他才回来。

我几乎得不到什么及时的指导，实习期全靠自己摸索。对于我一个非法律专业的人来说，要不是有律所其他律师指点，我大概会崩溃死。

有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案子，涉及几百号投资人以及四千万的窟窿，他放心让我自己去二审法院阅卷、提交证据、与法官沟通。

在这些大案的锻炼下，我成长飞快，实习期一到我就独立了。

我独立执业一年的时候，李卓强约我喝过一次咖啡。这时我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担心消费超过30元了。

虽然她们争回了100万，但后续由其他律师代理的二审、再审都输了。李卓强找我，想问问还有什么办法。

大侄子已经顺利地把房产转移到自己名下了，汪阿姨天天在家看赠与合同上的签字，越来越怀疑李老爷子的签字是被模仿的。即使输了一次又一次，她还是不愿意接受判决。

虽然绝大部分财产都没了，但母女俩还有几个商铺和一套别墅，足够她们生活。李卓强其实早不想继续打官司了，她现在做的这些，只想让母亲心里好过一点。

她们这个大富之家的事情，我真的没啥好办法。

后来李卓强有问题还是会问我，我执业两年的时候，她给我带来一个炸裂的信息。

她的堂哥，也就是李老爷子的大侄子，去世了。

我被震惊得半晌说不出话。

据说大侄子早上打篮球时猝死，去世时才50岁，还刚刚升官。

我以为母女俩会很解气，李卓强却边说边哭。两家人早就不说话了，但出殡那天，李卓强还是去送了最后一程。

李卓强说，虽然不知道他们内部如何分配财产，但是这一个亿的财产的大部分已经转到了大侄子的儿子名下。二侄子因为只有两个女儿，没分到多少钱。

李卓强看着伯父白发人送黑发人，还有未成年的外甥，也就是这个家族的“长子长孙”，她在想，“争再多钱，有什么用呢”？

李卓强只想要自己的亲人。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原来侄子家也不是光欺负李卓强，而是坚持践行了“长子长孙继承制”。

被这套思维笼罩的家族里，曾经站在财产争夺战胜利一方的二侄子，不过是个备份。他只有女儿，甚至不是一个合格的备份。

我觉得始终觉得，李卓强和汪阿姨就应该大大方方地争财产，不应该再产生耻辱感，仿佛做了什么天大的错事。

争不争得到是法律上的事，但不争就是在否定自己。

因为她们要争的不仅仅是一个亿的财产，更是在争一个妻子全身心奉献给家庭所应得的认可，争一个女儿作为继承人所应得的尊重。

然而一切都晚了。

李卓强、汪阿姨看重的几十年的亲情、爱情，都是假的。在李老爷子的人生和他规划的传承中，妻子和女儿只是过客，是用来过家家的玩偶。

这个真相，远比大富之家为了一个亿的财产大打出手，更残酷。

现在李老爷子死了，失去继承权的李卓强和汪阿姨被赶出了所谓的家族，已经没有一家之主和长子长孙来安排她们母女俩了。

她们是不是就能过上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了？

我对这个问题，满怀期待能得到一个正向的答案，但现在做任何的回答，都为时过早。

李卓强是个很容易感到满足的女孩。

她习惯了扮演一个乖巧的女儿，懂事的妹妹，虽然活的比大多数人好得多，但是康不医仍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不太对。

就像康不医的妈妈一样，明明是重男轻女思维的受害者，明明知道自己正面临不公，但她已经学会了忍耐，从心理上放弃了反抗。

李卓强也一样，她从心理上早已放弃了争这一个亿。

与其说“容易满足”，不如说这是一种“羞耻”。

她对争夺权益感到羞耻，对大声表达自己的诉求感到羞耻。

虽然不争也依然可以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但总是缺少了一点精气神。

或许每个人，都有选择不争、不抢、不说的权利。

但康不医也想提醒一句：“被阉割掉野心和叛逆的人生，会很无趣。”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编辑：老腰花、卡西尼

插图：大五花

本篇12124字

你今天已经阅读了约35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