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过无痕
多伦多下雪了，只是小雪，早上起来地上浅浅的一层白。起床后帮妈妈烤了她想吃的紫皮小红薯，然后开始换衣服出门跑步。今天上午最后一门批判哲学课的成绩出来了，这学期的课成绩都还不错，所有课程都拿到了A+，最重要的临床课期末考也得了满分，可我到底有多长时间没出门跑步了？
以前，我总是在山道上跑步，感受季节的轮回交替，而现在我只能站在病房尽头的落地窗前，看秋色还有几分残留。“外面天气很暖和，你看秋天还在。”我总是这样跟病人说。然而天越来越黑，夜越来越长，冬天终究还是来了。
夏天还没结束的时候我打算好好安排秋天的生活，一开学就意识到运动、饮食和学业，根本不可能三足鼎立。于是我舍弃了运动。快到期末的时候，吃东西也没法按照我想的来了。所有的人都被压力和忙碌折磨得不成样子，周围的人都病倒了，最夸张的一天，组里只剩下三个人还在坚持。我每天不停地吃东西，在医院吃，回家也吃，仿佛已经退化成一个简单的容器，机械地行使着输入输出的功能，仿佛只要这样，所有的一切就会按章有序不出差错地一直运转下去。
我觉得自己也快被逼疯了，考最后一门临床课的那天早上，我在地铁里坐过了头，整整三站。冲到考场，老师问我是不是也被火车延误了，我说不出话来，只找了个位子坐下默默涂起了答题卡，好像在梦游。然后考试结束了，所有的事都戛然而止了。我又可以自然地套上连帽长袖和腰包，穿上跑鞋出来跑步。跑步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又活过来了，还是一个人，而不是一台日复一日运转的学习机器。
雪还在下。细密的雪花轻轻地飘落，落在我的头上、身上、眼睫毛上，它们没有带来一丝寒意，只让我感到脸颊在被温柔地触摸着。我记得很多前的那个冬天，有一个夜晚，我也是这样在外面跑着。那个夜很黑很冷，零下三十度，我穿了很多层衣服，裤子也穿了两层，用帽子和手套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地上厚厚的积雪，Queen‘s Park一个人都没有， 我围着最外面那圈八百米小道跑了整整四十圈。跑着跑着，我突然有了一个想法——我要这样奔跑着去更远的地方，我想要冲破日常现实的边界，看到地平线另一边的世界。那时候离我最近的“远方”是开车一小时之外的一个多圈赛。
2014年的初夏，我在离多伦多大约七八十公里的Ancaster的小树林里完成了人生的第一个百英里Sulphur Spring 100。我还记得，那是接近正午的时候，从林子里出来爬上最后那个大坡，光线穿过窸窣作响的树叶， 把三叶草的每一片叶子都照得亮晶晶的，就如同那一刻我心里的光亮。那幅画面仿佛定格在昨天，想想竟然已是十年前了。
过去的十年里大概有一半的时间，超马尤其是超长距离的山地赛占据了我生活中很重要的位置。从一开始的茫然无知满怀热情，到每个周末都在Rouge Park和Seaton Trail来回刷圈；从凌晨三点起床，独自开车两个小时去蓝山拉练，练一整天4000米+/-爬升，一直跑到成为当天的“景点”，连最晚离开的游客都在纷纷忍不住打听：“她到底跑到第几个上下了？”然后，再摸黑开车回多伦多。直到后来，我梦幻般地完赛了2015年那场对于当时的我而言本来不可能完成的Fat Dog 120。
2019年底是我状态最好的时候，那时候已经报名了向往已久的比利牛斯山脉的Ronda dels Cims，期待能在这条极具挑战的赛道上与世界上最优秀的越野跑者同场竞技。还有连续参加了好几年的当地赛Seaton Soaker 50公里，我渴望在这里拿到自己长距离比赛的第一个冠军。然而转过年，2020年的冬天还没结束，一切就戛然而止了。箭在弦上却无处可发，等到一切都过去，越野跑的世界重回正轨，之前计划中的比赛都永远地消失了，我的想法和生活重心也已时过境迁了。
100英里赛对于我一直有着特殊的意义。在漫长的旅程中，尤其是100公里之后，一切都会充满不确定性。在山野之间，一个人是既强悍又渺小的。你一定要有那样的强悍和清醒才能克服所有的困难抵达终点；同时你也必须意识到自己的渺小卑微，内心充满敬意，才能被山接纳和守护。绝大多数时候，我的目标就是完成比赛，有时候根据状态，也许会对自己有更高的目标，譬如努力跑进40个小时，或者38，甚至36。但大部分时候，对我这样一名普通跑者而言，这更多的是一段与自己的对话，一场孤独而漫长的旅程，与竞技几乎无关。
只有一次例外，那次是参加一个本地50公里比赛，也是这比赛的最后一届。赛前我没什么想法，只是觉得这个冬天至少每周都跑了步，成绩应该会比上一年好些吧。那比赛的赛道一圈25公里，总共两圈。第二圈刚出发没多久的一个上坡，一个相向而行的徒步老太太凑近来，冲我小声说：“你现在是第三名，第二名在你前面一点点。哎呦，挨得可真近哪！”我至今都记得她说话时那狡黠又饶有兴趣的目光。
我自然明白她的意思，也绝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没过多久我就看到女子第二名在我前方不远处，当时她身边还有两个陪跑的男选手。我尾随了一小会儿，然后在一个长下坡突然开始加速，超过他们后一直保持那个速度，直到确认他们看不见我，才恢复到对我来说可以长时间维持的配速。
后来我把这个名次保持到了终点。上次在体育比赛中取得名次，还是华科大校运会上的女子100米冠军。赛后我意识到，自己已经在象征跑步赛道两极的100米和100迈这两个项目中，都站上了成年组的领奖台。尽管都只是小赛场，还是让人颇有几分自豪。不过更好玩的，是终于有机会在比赛里尝试竞技的策略和技巧。
2018年秋天的Haliburton Forest 100只是一场看似普通的安省当地赛事，但对我而言却有不一样的意义，那几乎是我越野跑生涯的一个转折点。2017我连续退赛了自己的两场主赛，终于开始直面力量训练不足这件事。我当时十分幸运地在离家很近的地方找到一个CrossFit健身馆。僻静小商场里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小馆，其实驻扎着很多顶尖的CrossFit高手（我们那有人在Reebok Open加拿大男子35-39年龄组排位第二，还有人是前塞尔维亚国家短道速滑队队员）。
那是个不错的运动社区，有绝佳的训练氛围。在那里我很虚心地学习，训练中进步很快，我的杠铃各项很快达到了体重级别的advanced level，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所有学员里“跑”得最快的人。那一年，一整个训练季我几乎没有码任何跑量，真正的跑步训练少得可怜，最长也没超过10公里，然而我还是非常顺利地完成了那场百英里。尽管因为疏忽，后半程在低温中拉伤了小腿，我还是以不错的成绩获得了女子第四名。我开始明白，在多伦多周边这样平坦少山的地区，也可以通过科学的方法高效且安全地为超长山地赛事进行训练。这种突破不仅让我对自己的能力有了全新的认识，也对未来的赛事充满了信心。
2019年深秋，我参加了加拿大西海岸Whistler的WAM 100。那时我刚刚和朋友们从冰岛背包徒步回来，在多伦多待了几天后，又继续往西飞。那次比赛是我第一次独自旅行参加48小时级别的超长山地赛，也是我的最后一场比赛。我清晰地记得终点的情形：那是个阴冷的凌晨，傍晚时分下了雪，后来又开始下起了大雨，到处都湿漉漉的。我孤身一人，谁也不认识，唯一能依靠的只有赛前寄存在起点的大背包，那里面有我的睡垫、睡袋和充气枕头。那次比赛我没有同伴也没有后援——这完全是我自己的决定。也许当时我就是想用这种方式，更强烈地感受到自己，感受自己的独特性和可能性。
比赛结束后，我拖着大背包去了更衣室，那时我感觉有三种强烈的欲望同时向我席卷而来——我要睡觉，我要吃东西，我还要洗澡，可我没法做所有这些。我凭本能选择了最简单的——睡觉。我在更衣室里找了一个隔间，甚至连衣服都没脱，就径直钻进了睡袋。酸酥的疲惫感从每一条骨缝、每一寸肌肉蔓延开来，瞬间将我包围。我还没来得及细细体会，就被浓重的黑暗吞噬了，只能将自己彻底交付给这团黑暗。
等我醒来已经是第二天上午了，从门缝漏出去的睡垫暴露了我，我听见外面有人在小声评论“好聪明，这里既暖和又干燥”。也许外面还在下雨吧，来不及多想，我又昏睡过去，一直到下午比赛关门后才醒过来。走出那间小更衣室时，外面雨已经停了，天还阴着，空气中夹杂着草木和烟火的味道，我看到一些晚到的选手裹着睡袋半梦半醒地坐在门廊下睡觉，廊檐还在滴滴答答地落着水，不远处的篝火升起细细的白烟，偶尔发出几声“噼噼啪啪”的爆裂声，橙红的火光映在围坐在那边的一些选手疲惫又满足的脸上。我看着这一切，感觉在内心深处，又有一些东西在无声中悄然改变了。
百英里赛对于我而言从来都是不一样的存在，尤其是那些关门时间在48小时以上的比赛。这样的赛道要么有累积8000米以上，甚至过万米的爬升，要么有非常挑战肌肉和韧带极限的崎岖路面，或者两者兼具。我想这个世界上是不存在任何一场“容易”的百英里赛的。这不是田径场，也不是游乐场，这里永远都是试炼场——考验每一个人的身体，勇气，想要完赛的欲望和决心，以及你究竟如何理解“坚韧”的含义。
跑超马的人常常带着一种近乎天真的信念，这种信念被很多人戏称为“迷之自信”。我们渴望见证奇迹，尤其是那些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奇迹。可能刚刚才被一场比赛虐得体无完肤一败涂地，睡一觉醒来，就开始在心中憧憬下一场，甚至是一场更具挑战的比赛，还坚信自己能够完成，反正我们好像也很能承受失败这件事。
奇迹的确时常上演。有时候，我们清楚地知道自己做对了什么；有时候，却根本不明白发生了什么，或者以为自己知道，但后来再也无法复制了。我想，这才是真正的奇迹——比起那些精心规划的成功，这种无法预测的瞬间往往更让人兴奋。
超级马拉松是我见过的，最能深刻解构年龄这件事的运动之一。我见过太多优秀的高龄跑者，70岁、80岁还能完成百英里赛，或者还在为此奋斗的人比比皆是。美国最早一批跑越野的传奇人物，如今很多都已步入古稀之年。比如Tom Green，他在1986年成为第一个将“超级马拉松大满贯”（Grand Slam of Ultrarunning）从疯狂想法变成现实的人。后来，他经历了各种意外——跟腱手术、被树干击中导致颅骨骨折、内耳受损、听力丧失，还因大动脉受损引发血栓和中风，被迫重新学习走路，要靠婴儿推车步行。然而意外发生两年后，他冲过了Yeti 100的终点，那年他67岁。他今年74岁了，依然在跑，去年还完成了好几场24小时定时赛。
至于我自己，现在我不知道该如何定义自己的年龄，因为这个概念在我心里已经解体了。很多时候我甚至忘了自己几岁。如果你问我今年多大，我没法马上回答你，我甚至真的要在脑海里列竖式计算一下，用当下的年份减去我的出生年份——我只记得我的出生年份，我不记得我的年龄。而在跑超马之前我也是可以和其他人一样脱口而出的。也许是因为，只有出生年份是真正客观的，而年龄，尽管看似是个数字，却并非如此。
以前在多大铁三队训练，每周二是我们的间歇训练日，我们会练各种中长距离，400米到两公里不等。有时候我们也会一起练短距离冲刺， 100米或200米组训。每当这时，我会感觉自己整个身心都充满了力量。我会尽情狂奔，享受强健的心脏和肌肉所给予我的自由，仿佛回到了20岁，甚至10岁。那是一种非常美好的感觉。
现在和我同在一个项目中的同学，大多数都比我年轻很多。有时候我会注意到我们的兴趣爱好好像不太一样，也许是因为文化背景或是成长年代的关系，但这些想法很快就被我抛之脑后了。一起上课、实习，被不近人情的课程进度折磨到痛不欲生时，我和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我们一样地赶论文，一样地准备根本没有任何复习时间的考试，一样地被击打被催促被折磨，一样地被迫适应，一样地在睡觉、压力和健康之间坚守平衡。也许唯一的不同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超马选手，曾经经历过那样的风雨洗礼，我的身体里应该有一些更深的东西来应对，所以我一定可以坚持到最后不垮掉。
疫情之后，我的生活重心发生了变化，我改变了职业方向，生活的很多方面也随之转变。如今我的最后一场百英里赛也已经是五年前的事了。当我还是一名“在役”超马选手的时候，我总是在训练、比赛和恢复，然后开始下一个轮回。我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去真正感受超长距离跑的经历到底带给了我些什么。然而，在暂时离开赛场后，那些体验却以更为清晰的方式出现和映照在我生活的各个层面，以致于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它们是我至今为止所获得的最为重要的人生体验和隐喻。
超马真正教会了我如何面对挑战——不仅在精神层面，也在实践层面。所有成熟的超马跑者在赛前都会精确地计算配速，合理分配体能，设计补给策略和备选方案。然而，一旦踏上赛道，我们的关注点就会变得非常单纯——只为看得到的目标努力，专注于何时能到达前方最近的那个补给站，当下即完成。在超马的赛道上，人往往与孤独相伴。即使有志愿者、后援和陪跑，一路上真正能依靠的始终是自己，也只应该是自己，每个人都必须学会与自己独处。每一场比赛中总会有低迷的时刻，但只要还能继续，就应该坦然面对，而不是患得患失。低谷不会一直存在，身体有着自己的韧性，精神也是，只要不放弃，总能熬过去。
超马是一场浓缩的人生抗争，而生活中的痛苦更是无边无际的。我在生活中曾经历过比任何比赛都更加艰难和漫长的时刻。然而，那些在山道上刻骨铭心的经历，曾经那样坦然面对挑战无所畏惧的自己，都成为了最深刻、最鲜活的记忆，这些记忆所带来的信念感常常是在绝望时刻支撑一个人继续前行的力量，这是任何让人折服的理论或书本上的道理都做不到的。
我非常热爱的一位作家厄休拉·勒古恩，她写了很多极为出色的科幻和奇幻作品，其中一本令我难忘的科幻小说是《黑暗的左手》。这本书充满着哲思和美感，其中一个场景曾深深打动了我：来自外星球的艾和冬星上的伊斯特拉凡一起滑雪穿越戈布林冰原。艾一开始对此很疑虑，伊斯特拉凡用一句“我想我们可以克服。”简洁回应了他。在旅途中，他们面对自然的压迫与未知的威胁，不断与极端的寒冷、饥饿、孤独和绝望作斗争。正是在这种日复一日的前进中，在与自然和自我的较量中，他们渐渐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节奏——一种在艰难中与环境共存的方式。我爱极了关于这段旅途的长篇描写，也许是因为它以一种深沉而独特的方式注解了我所理解的超马精神：在看似不可能的境遇中找到可能，在极限中寻求平衡。
而在现实中，真正的跑者同样在探寻跑步之外的意义。北京有一位超马跑者叫北窗，他是国内最早活跃在越野跑领域的那批人之一，跑过包括戈壁长征在内的很多国内外长距离赛事。后来，他不再参加长距离比赛，也不再为训练而跑。他在北京组织了几年光猪跑，周末带着儿子边踢足球边跑步。他说，越野跑是为了追求自由，如果跑步成了画地为牢的事，他就开始厌倦了。他是一个内心有力量的人，意识到问题后便选择舍弃。有一段时间，跑步圈开始反思那种高涨的亢奋热情，一个时不时就会冒出来的主题问句就是“跑步究竟能不能让你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我也曾觉得跑步是生活的解药，它让我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帮我找回激情。我是一个高度敏感的人，在赛道上我的敏感性受到滋养，会感到与世界达成了更深的连接，而其中所呈现出的，也是我认为的最好的自己。后来我逐渐意识到跑步和生活的确并不那么互通，跑步所激发的信念感确实没法直接转化为在生活中拥有勇气的保证，确保你在生活里也是一个强者。甚至有时，跑步像是一种麻醉剂，帮人暂时缓解痛苦，逃避生活的难题与困境。但麻醉剂并非毒品。就像接受手术的病人需要麻醉剂一样，它让我们能够承受暂时的痛苦，恢复力量，继续前进。跑步或许无法直接解决生活的所有问题，但它是一种让我们重新站起来的途径——让我们找到短暂的平静和喘息的空间，积蓄面对更远路程和更难挑战的勇气。只要内心保持自由，总有一天，我们能将跑步中学到的坚韧与信念，带入真实的生活，从而成为一个坚强、真诚且完整的人。
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很多我刚开始跑越野跑时认识的人，都已经不再活跃在超马赛场了，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仍然在跑步，只是以不同的方式。前几天我在很久没登录过的微博上，偶然发现以前认识的一个国内早期很活跃的超马选手疫情期间也转行了。她理工科出身，后来进入跑步行业，现在已经拿到兽医执照从事起了宠物医生的工作。这些人就是这样折腾不息的。人很难也不会是全然割裂的，你是一个怎样的跑者，你拥有什么样的内核，终究还是会在你的人生轨迹中体现出来。
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还有一个美国跑者，Dan Baglione。在我帮“爱燃烧”写Barkley赛事文的那些年里，还曾经写过他的故事。他并不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跑者，赛事成绩平平，但对跑步充满了热爱。从50岁起，他每年参加各种超马比赛，从50公里到100迈，成绩大多都是垫底。75岁那年他第一次参加Barkley，用了整整十小时只带回来一页书。第二年，他更是登峰造极，花了将近32小时才被一辆四驱越野车护送回营地。因为惊动了搜救队，被公园方终身禁赛Barkley。后来他依然时不时回去观赛，穿着一件印着“我被Barkley禁赛了”的T恤。他也从未停止跑步，85岁那年还完成了一场百英里赛。
2017年，已是胰腺癌晚期的他，经历了旅途的千辛万难，终于出现在“A Race for the Ages”的起点，这是他最后一场比赛。一周后，在他87岁生日当天上午，他冲过了生命的终点，没有留下遗憾地离开了。Laz在怀念Dan的文章里写道：“我和Dan，我们都认为，我们希望最终留下未完成的目标，未实现的愿望清单。因为，如果一切都已经完成了，你还能做什么呢？只是坐着等待死亡吗？” Laz说Dan一直活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选择去做自己决定要做的事情，无论路途与结果，只要怀有目标，便是对生命的最大尊重。像Dan这样超马跑者的一生，不在于完成了多少场比赛，或者积累了多少里程，而是用每一步丈量了生命的厚度。
相比Dan，Tom Green这些终生跑者，我的超马生涯不过短短十年。十年的时间转瞬即逝，这十年里我跑过很多步，也写过很多关于跑步的文章，如今它们都已成为过去，然而那些记忆从未离开过我。
我记得怎样一个人独自穿越高山山脊上的冰暴带；我记得怎样在炽热严酷的蓝山晒烤场里苦苦煎熬；我记得WAM 100公里之后，怎样一步步坚实有力地爬上垂直爬升1200米的黑梳山，感觉整个世界都在我的脚下，我也记得上山后又怎样被笼罩在浓雾里茫然四顾。我记得怎样被Killarney的黑夜一次又一次折磨到怀疑人生；记得International Appalachian树林里的令人窒息的黑泥潭和“肉虫珠帘"怎样让我直面自己的底线；记得Fat Dog最后二十迈，那些极致的希望与绝望，是怎样地拉扯我撕裂我，闪电湖前最后下山的长坡上，我又是以怎样的姿态在自由飞翔。
我记得怎样一次又一次深刻地理解了无限和有限。
我记得那些时刻。在瑞士艾格小径，与一群牛狭路相逢互道早安的时刻；在意大利Col Loson垭口，被几个热情的跑者围着拖着背包又唱又跳的时刻；在落基山Lake Ohara山区，被那里的山径艺术惊奇到说不出话的时刻； 在日落的纪念碑谷，被印第安车队护送回入口的时刻；在新界山脚下迷路，漆黑中一只陌生的黑猫默默走到我身边陪伴我的时刻；在黑梳山顶落雪的黄昏里，感觉到被一只没有瞳孔的眼睛注视着的时刻。
我记得那些在高山上送别夕阳迎接日出的时刻。那些去远处训练回来，开车在高速上眼前升起巨轮红褐色明月的时刻。那些闻到夏夜甜味的时刻。那些与幻觉共处的时刻。那些被禅意围绕的时刻。那些和一头鹿对视许久的时刻。那些遇熊的时刻。那些内心汹涌的时刻。那些听到湖的叹息的时刻。
我记得，在许多清晨里，我从雪地上跑过，一夜大雪后，大地洁白无暇。我回头，看见身后留下长长的足迹。一阵风吹过，雪又重新覆盖了大地，一切了然无痕。可那又怎样，只要我们走在一条有心的道路上。而或许唯一值得接受的挑战就是，走完它的全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