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伪装成正常人，已经很不容易了

你是一个在城市角落里踱步的怪异存在，疯狂、孤独、迷惘，每一天始于夜晚，终于夜晚。你没有主动选择成为异端，是命运把你推进了逃无可逃的死角。

索尔·贝娄的《赫索格》这样开篇：“就算我真的疯了，那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刘易斯·卡罗尔在《爱丽丝漫游奇境》中写过一段对话：“你怎么知道我是疯子？” 爱丽丝说。“必须的，”猫说，“否则你就不会到这儿来。”

请收下这份书单，这些书里的角色都不太正常；不过，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鲤》编辑部

1.《献给阿尔吉侬的花束》

“如果你有机会请放一些花在后院的阿尔吉侬坟上。”

阿尔吉侬是一只小白鼠，主角查理·高登的智商仅有68，他们共同成为一场“提升智力”实验的对象。查理在经历手术后，智商飞升至185，但尽管智力大幅提升，情感上他仍然像个孩子，也因此承受着前所未有的痛苦。

他开始回忆起自己的过去，想起那些被嘲笑、被侮辱的经历。此时的查理意识到，他已经没有朋友了，他从一个和善的心智障碍者变成了一个自负的天才，内心深处觉得原来的查理并未离去，此时此刻聪明的自己只是占据了查理的身份。最终，实验失败，查理的智商又回到了原来的水平，阿尔吉侬也离开了人世。

10月3日

急速恶化。萌生自杀念头，想趁着还能掌控，也感觉得到周遭一切时做个了结。然后，我想到在窗边等待的查理。我无权抛弃他的生命，我只是借用一段时间，现在我被要求归还。

我必须记得，我是唯一有这种遭遇的人。只要我还能够，就必须记下我的想法和感受。这些进步报告是查理·高登对人类的贡献。我变得焦躁易怒，因为在深夜把音响开得太大声，已经和大楼里的人吵过几次。自从我不再弹钢琴以来，我就常常这样。一直把音响开着是不对的，但我这样做是为了让自己保持清醒。我知道我应该睡觉，但我想抓住清醒的每一秒钟。不只是害怕梦魇，我也害怕失去控制。

我告诉自己，当一切都变暗，我就会有足够时间可以大睡特睡。

2.《当她化身为龙》

“或许这就是我们学会沉默的方式——沉默是语词的缺席、语境的缺失，是构成宇宙的空洞，而其中本该存在真相。”

1955年4月25日，642987名女性化身巨龙，身后只留下火焰般的废墟、家暴丈夫的残骸，以及猥亵者的灰烬。这是史上规模最大的群体性化龙事件。

然而，社会却陷入沉默，政府的否认、媒体的封锁和大众的遗忘共同编织了一张忽视真相的网，人们装作一切如常，假装无事发生。大规模化龙日那天，亚历克斯年仅8岁，她不明白为什么姨母化龙飞走了，而母亲却没有；她不明白表妹为什么成了亲妹妹。

我遇见龙的时候，是一个闷热潮湿的下午，七月已近尾声。那段时间，雷暴徘徊在天空边缘，庞然大物般发起数小时杂乱的低吼，等待掀起反方向的旋风——让光线暗淡，对静寂咆哮，绞干空气中所有的水分，像一块巨大的吸水海绵。风暴这时仍未袭来，全世界只剩等待。空气极度温暖潮湿，几近凝固。我头皮的汗水浸入了发辫，脏兮兮的手印弄皱了抽褶连衣裙。

和此前的无数次一样，我打开后门，走进小老太太的院中。小鸡很安静，蝉不再鸣，鸟不再叫。院中不见小老太太的身影，倒是有一条龙坐在院子中央，坐在小柿子和棚子中间。巨大的龙脸上浮现出惊讶的神情，它盯着自己的手、自己的脚，脖子探向身后，试图打量它那双翅膀。我没有大喊，也没有逃跑，甚至可以说是一动不动，只是站着，脚扎进地里，盯着那条龙。

毕竟，我只是一个目的单纯的小女孩而已，不过是想看一下小老太太。我清了清嗓子，询问她在哪里。龙吃惊地看着我，什么也没说，对我使眼色，用一根手指抵住没有嘴唇的下巴，好像在说“嘘”。然后，没等我反应，它就像弹簧一样，把腿蜷进庞大的身躯，昂首向头顶的云层，展开翅膀，发出一声长啸，蹬离地面，跃向天空。我看着它越飞越高，最后化成弧线向西飞去，消失在宽阔的榆树树冠中。

此后，我再未见过小老太太。再无人提及她，仿佛她不曾存在。我想问，却没有足够的信息来组织一个问题。我求助于身边的大人，希望得到理由或者安慰，结果一无所获，只剩沉默。小老太太消失了。我看到了我无法解释的场景，却无处诉说。

3.《悲伤的物理学》

“他经历了好几次人生的跌宕起伏，连他自己都越来越难记得住哪一次才是真的了。”

这个故事的叙述者自童年起患有“移情综合征”，可以随意进入任何人、任何物体的意念中。他时而是人类，时而是其他生命或物体：如蔷薇、灰山鹑、银杏树、蜗牛、六月的云、秋番红花、早早开花的樱桃树，甚至是一场雪……

也可能那个故事是这样发展的。

1945年3月。战争已接近尾声。匈牙利一座小城里的战斗依然激烈，胜方还未确定，双方从一条街战斗到另一条街。一个保加利亚士兵身受重伤陷入了昏迷。他所在的团被击退了。小城暂时（就几天）落到了德国人手里。士兵意识恢复的时候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地下室，躺在一张旧床上，床前站着一个女人，她在给他包扎伤口。她成功地把他从人行道上直接通过地下室的小窗户拖了进来，地下室的小窗户和街道的路面是持平的。

她示意他不要动，他本来也无法动弹，失血太多。他用非常糟糕的德语，敌人的语言，总算与这位匈牙利女人交流了几个单词。又过去了几天，几周，一个月。他时而昏迷，时而苏醒，仍然徘徊在鬼门关。她坚持每天给他送吃的，给他敷药，更换绷带……到第二个月的时候，眼见着他有所好转，显然他会活下来的。女人告诉他，小城还在德国人手里，战争还在继续。

她一个人生活，是个寡妇，没有孩子，和士兵一般大的年纪，25岁左右。她爱上了这位伤员。因为他，她决定“改变”战争的整个进程。德国人并没有投降，他们又发明出了秘密武器，这样可以延缓终战的到来，前线又反过来东移了。有一次她甚至还假装有敌人来搜查房子。地下室里的男人只能听到这些声音，他头顶上的房间里有人穿着钉了马掌的靴子底踩踏地板，有人把椅子推倒在地，什么器物掉在了地上，餐具打碎了的声音……他拉上了自动扳机，随时准备好扫射最先冲进地下室的敌人，幸好，他没有被发现。

小房间里封闭的空间让他开始疯狂。唯一的一扇小窗户还被白铁皮封死了。只有一条细细的缝隙里，多亏铁皮已经弯曲了，还能透进来一丝光亮，能让人分辨出白天和夜晚。他从未停止苦思冥想一个问题，一场几乎就要结束，几乎胜局已定的战争，怎么会突然朝着反方向发展了。他在这个地下室里还能保持多久不被德国人发现？

4.《凯文怎么了》

“我终于宣告我太累了，太迷糊了，太孤单了，以至于无法继续战斗下去。”

伊娃从来没有认真想过一个孩子会给生活带来怎样的改变。她不知道怀孕意味着无私奉献、控制饮食、改变作息，连钟爱的工作都要暂时停止。怀孕以后，孩子成了她所有行动的中心，她要做的，就是像个机器般承载他、生下他。然而凯文出生后，伊娃的生活并没有变好。

凯文成长的每一步，似乎都在对她宣战：婴儿时期无休止地哭闹，中学时陷害老师，一系列离经叛道的行径在十六岁生日前发展为暴虐的犯罪：凯文公然射杀了九名师生，并且弑父、残杀了亲妹妹。凯文入狱后，面对这场毁灭性的灾难，媒体不停地质问伊娃：“凯文怎么了？”而伊娃比任何人都想知道，她是不是众人口中那个对凯文负有全责的母亲。

富兰克林，我们的儿子渐渐形成宛如黑白混合饼干一般的人格。从幼儿园就开始了（也许更早），而且，越来越糟。叫人生气的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我们只了解跟我们在一起时，别人是什么样子。这就是为什么偶尔发现你爱的人走在大街上那副陌生的样子会显得弥足珍贵。于是，你不得不听我说——我知道你不肯听——你不在家的时候，凯文说话总是酸溜溜的，带着讥讽的口气。而且不是偶尔不开心的时候才这样。也许那不是唯一真实的情况，但绝非完全瞎编。

这跟凯文在你身边时的表现完全相反——富兰克林，我对此感到恶心，似乎我要努力把你珍视的某样东西夺走。你一进家门，他的脸色就发生了改观。他喜上眉梢，昂首挺胸，龇牙咧嘴，挂着微笑。他整个的容貌洋溢着永久的被唤醒了的喜悦，就像做了太多的美容手术的上了年纪的小明星的脸。“你好，爸爸！”他会大声叫道，“今天的工作怎么样，爸爸？你给某个真正的好东西拍照了吗？有更多的奶牛吗，爸爸？有没有别的土地，或者高大的建筑，或者有好多好多人的房子？”你会绘声绘色地讲你拍摄的那几段铁路是什么样的，他会充满激情地感叹：“天哪，多棒！又拍了一个汽车广告！我要告诉学校的每一个人，我爸爸拍了奥兹莫比尔汽车照片！”有一天晚上，你带回来一份新的《大西洋月刊》，很骄傲地翻开用我们家主卧浴室做背景的高露洁广告。为了这个广告，厂家还赞助了我们粉红色的大理石浴缸。“天哪，爸爸！”凯文惊叹道，“我们的浴室进了牙膏广告，会让我们出名吗？”“可能会出一点小名吧，”你脱口而出，“要想真的在这个国家出名，你得杀个人才行。”我发誓，我记得自己希望你没有说这句话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