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司浅水《纸鱼戏言》试译
庄司浅水（1903—1991），出生于宫城县仙台市，本名喜藏。日本书志学研究家。原为京都外国语大学专任讲师。
我是从刘柠和辛德勇的日本购书散文中了解到这位作家的，二人均对其赞不绝口，辛德勇在《蒐书记》中有这样两段：
另外一段：
（买到签名本的《庄司浅水著作集》书志篇的卷3和13后）“过去买书，本来不太在意作者签名或是名家收藏印章；看重庄司浅水的签名，是因为敬重他丰富的书籍史知识，而且还非常喜欢他的文笔。庄司氏描绘出一片书的风景。”
刘柠《中危，就是在积读与藏书之间》：
我迷恋庄司久矣。窃以为，就书志学而言，举凡现当代中国，无可堪比肩者。说一句多少有些“酷评”味道的话，也许黄裳、周越然加起来，也远不及庄司的重量，也许还要加上作为藏书家的郑振铎、钱杏邨、周作人、唐弢，才勉强接近，也未可知。
我对庄司浅水其人于是十分好奇，买来《纸鱼戏言》读读。书中第一篇文章与书同名。我翻译的就是这一篇。文章并不长，一共大概四千多字的样子。因为日语水平尚浅，所以翻译缓慢，将先译好的部分贴出，鼓励自己完成全篇。原本以为文章讲的是跟蠹鱼相关的内容，还特意翻出了陈涌海的《寻蟫记》，谁知是写爱书的经历，内容倒是很浅显，不过因为日语水平很差，估计会有很多错误，请多指正。
纸鱼的诞生
纸鱼（しみ）——也写作“衣鱼”“蠹鱼”等，英语为“Book Worm”，有双重含义。第一重是字面意思，指会把书籍啃得啮痕累累的 “Anobium”（窃蠹属）昆虫的幼虫，或是名为“Onychophora”（有爪动物纲）[1]的蛾的幼虫，是书籍的敌人之一。第二重指的是爱书之人，也就是“书籍狂”或“读书狂”。
话说回来，我从小就爱书。当然，不光爱读书，同时也爱藏书。这份情感已经跨越六十载，至今犹然。而且，不知从何时开始，别人都叫我“书籍研究家”，这是世间独一无二的绝妙称呼，偶尔还有人叫我“书痴”“书狂”。我怕不是纸鱼转世之身吧？
常有人说：“爱书的人不会是坏人。”我不知道自己属不属于这一类人。但是，我从小就特别喜欢书，连照顾弟弟妹妹的时候，也手不释卷。长大以后，这份爱书之情愈发浓烈。银座的酒馆、新宿的酒吧中的美酒和香烟，对于我来说都可以书代之，书有时还能代替我的衣食，刚拿到一点微薄的薪金，就在书店里花光了。狭小的家完全被书占满了，着实令人困扰。沉甸甸的书把橱柜下面的地板压塌了，壁龛都下陷了，被房东狠狠训了一顿。
打仗的时候，要买什么“初版”“限定版”之类的书，都被认为是无聊透顶（在一般人眼里）的胡闹，令我觉得有些害臊。等到战争末期，还不知道原子弹什么时候投下，一旦原子弹爆炸了，书和其他所有的东西就统统罢休了，辛苦收集起来的书，肯定会在疏散中散的散、烧的烧，我心里已经做好了这样的准备。然而，战争一结束，房子和书都没烧毁，看到这样的结果，书籍突然又变得可亲可爱了，真是不可思议。
战争刚结束时，市面上一书难求，旧书的价格开始高涨、暴涨、飞涨，据说想要买本西田几多郎的《善的研究》，要在书店前等一晚上。时代突变至此，我之前闻所未闻的古本屋的老板，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我的，跑来对我说：“请把书卖给我吧。”见我怎么都不答应，便从薄弱处着手劝说我妻子：“太太，您家孩子这么多，只靠配给物资只怕不够吧？难免会落到要变卖衣物的地步，比起卖衣服，还不如买书呢。现在可是书价最高的时候。”
从我妻子的角度来看，比起卖掉一旦出手暂时就无法买回的唯一一件好衣服，卖掉丈夫的书当然比较不心疼。而且，书在战争之中反正要烧掉，多半只能丢掉，疏散的时候也带不走，可以说是可有可无的东西，正好可以用维持生计的理由卖掉，就和古本屋的老板达成了共同战线。“混账，这是我哪怕典当老婆也要买回的书呀，[2]是劫火余生的书，怎么可能这么容易就卖去换米呢？”我对古本屋老板说，不管怎么说，真感谢那时的大男子主义。原本就什么也没有的家，在战争结束后暂时过着一件件典当衣物的生活，愈发家徒四壁，与之相反，家中的书却变得越来越多，这种奇怪的现象，就是当时我家的风景了。
我不是那种所谓的珍本收藏家，也不以收藏初版和限定版为目标。当然，我不是不是喜欢美本、豪华本、珍本，只是因囊中羞涩，无法收藏这类书。然而，虽说只要是书，只要具有书的形态，怎样都是好的，破破烂烂的书我还是不会买的。我就是一介寂寂无名又一贫如洗的老读书人而已。
假如只是阅读的话，平装的文库本或是新书判就足够了。但是，不说“明窗净几”吧，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我觉得无论是谁，内心都希望能够读到一本纸质优良、印刷清晰、装订精致、整饬漂亮的书吧。
我喜欢说“要读书，也要爱书”，以及“没有比不读书更寂寞的人生”这样的话。怀着热爱、慈悲、亲近之心读书，这就是我对待书籍的态度。书籍对我来说是独一无二的朋友和师父，更是我独一无二的慰藉和喜乐。贫寒的书斋是我无上的安住地，无比的欢乐境。与书对谈、闻书之道、与书同游，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这更欢喜、快乐、安慰的事了。
我很喜欢乔治·吉辛（George Gissing，1857—1903）的《四季随笔》（The Private Papers of Henry Ryecroft ）。这是我从年轻的时候就爱读的一本书。在这本书中，处处都流露出爱书人的心情。摆弄着口袋里全副身家的六便士铜币，在旧书店门口每日逡巡的亨利看到了《提布卢斯》（Tibullus）这本书，到底是买书呢，还是忍受饥饿的刺痛呢，作者把他这种苦恼的心情描摹得如在目前。如果用六便士买了这本书，午饭就吃不上了。然而，亨利宁愿挨饿，也还是买下了这本书。在短篇小说集《克里斯托弗森》(Christopherson)中，乔治·吉辛也将爱书人的风貌描写得淋漓尽致。
书籍之思
如今，据说我国已经成为了继苏联之后世界第二的出版国，每年至少有两万种以上的新书刊行，我虽囊中羞涩，还是能入手自己想读的书。在书店的店头和图书馆的书架前，望着书山书海，从哪本开始读起总令我踌躇不决。尽管想要的书无论如何都能轻易到手，一百年前像这样可不容易，一般来说，书籍都被认为是很贵重的物品，无论是制作还是获取，都要煞费苦心。
举例而言，在德川末期，一册荷兰的书可能要现在的数万元或是数十万元，而且，也有不管花上多少钱也弄不到手的书。“长崎的某人那里，听说有很好的荷兰语字典。还听说大阪的某人那里有两本荷兰语的医学书。”就像这样，书是非常珍贵的，想要看到那种字典、医学书什么的，不亲赴长崎、大阪之类的地方就看不到了。
与如今不同，陆地的交通工具就只有马或轿子之类，一般则靠徒步行走。一天也好，十天也好，终于好不容易到达目的地，也不是能轻易就能看到书的。经过许多困难的手续，或需与人结下师徒之缘，或必需依靠特别的关系，也未必能达成所愿。纵使终于得到了书，接下去也依然困难重重。好几万字的原书，要用毛笔纤细的毫尖蘸墨，夜不能寐地一字一字抄写才行。
《福翁自传》中谈到，福泽谕吉年轻时当时很想买一部《通布字典》（我国最早的荷日对译词典）[3]，但是价格太高，无可奈何。当时他读书的绪方塾藏有此书，但只有在夜里私塾不用的时候才能借阅，于是他费了几十天抄写了两册副本，一册自用，一册卖给友人，充作学费。
1965年是美国第16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1809—1865）的百年诞辰，林肯在少年时代亦是家境贫寒，买不起书。他特别想读《圣经》，但甚至连这书也买不起。于是，他去了一户有《圣经》的农家做日工，以借阅《圣经》作为报酬，晚上等那家人入睡之后便开始抄经，如此数年之久。也是因此，林肯对《圣经》的内容十分熟稔。英文《圣经》的新旧约共有773693词，3566480字，只是读读就已经很费劲了，这样逐字逐句地抄写，实在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如今，我们只需花费不多，不论何时何地，都可以十分轻易地买到《圣经》了。
百年之前，著书和出版也存在着很多制约，都很不易。
主张海防设施是当务之急的“宽政三奇人”之一的林子平，他所著的《海国兵谈》一书在完卷之后，没有书肆愿意出版。于是，他决心自己筹款，自费出版，预先募集资金，因为预定的资金没有到齐，花了三年时间才终于完成。而且，是一部“纵不能招致利欲，但与自己的名望相关，对无关紧要的风闻推而察之，将异国没有而日本独有之事以及怪奇异说等汇集而成的著述”，[4]好不容易刚印制了30多部，马上就绝版了，版木被没收，其人身也遭到禁锢，作了 “无亲、无妻、无子、无版木，无钱，亦无死念”的《六无斋之歌》，来歌咏那时的遭遇。
本居宣长的《古事记传》全四十八卷，是耗费了前后34年（1764—1798）的岁月，在宣长69岁时完稿的力作，其刊行也困难重重。宣长将自己行医所得全部用作这部书的出版费，但整部书出版完成花费了32年，在宣长死后21年时才终于完整出版。
还有福山藩的儒者太田全斋，他花费了十年岁月完成《韩非子翼毳》一书，因无人出版，遂决定自费出版，他购买了两万个木活字，不足的一万个木活字则重新雕刻，靠三个不足13岁的儿子帮忙，还要照顾卧病在床的妻子，抱着当时嗷嗷待哺的幼子。就这样，父子四人血泪和流，苦战不懈，前后花费八年时间，在文化五年（1808年）才堪堪印成了20部书。书中的卷末记里详细记下了他们的一片苦心。
而今，造纸、印刷、装订等事全部机械化了，出版变得更容易了，不管是喜欢什么书，不用花太多钱就能买下，想什么时候读，就马上可以读到。
然而，据说现在的人却不怎么读书了。电视、广播的普及，让知识的吸收或许不仅限于读书就能获得了。然而，即便做不到“明窗净几”，与喜爱的书共同度过夜晚的片刻光阴，难道不是赐予我们的无上特权之一吗？
英国达雷姆大主教理查德·德·伯利(Richard de Bury，1287—1345)所著的《爱书经》（Philobiblon）是关于书籍最古老且最有名的一部书，他在书中这样叙述道：“通过书籍带来的喜乐是让人心安又神秘的事。虽然人类的无知和智力的贫乏都在书籍面前展示出来，却并不会感到羞耻。书籍没有挥舞着大棒或是鞭子，没有使用愤怒的语言，也没有赠人衣服和金钱，它是教导我们的良师。诸位无论何时拜访它，它都不眠不休，且毫不畏缩。纵使诸位说错了什么，它也不会斥责责备，纵使诸位多么无知，它也绝不会嘲笑。哦，书！它完全是自由之身，全然不受束缚，向需求它的人给予其全部，解放那些忠实侍奉它的人。假若神明没有将书籍赐予人类的话，人生将会变得多么乏味、寂寥、虚幻啊。”
我在本文开头说：“我从小就爱书。当然，不光爱读书，同时也爱藏书。这份情感已经跨越六十载，至今犹然。”我只是因着这份对书籍的喜爱带来的喜乐而求索书籍。漫无目的地在古本屋的书架前不断地游荡，仅仅如此就很开心了。而且，发现平时就在寻觅的书正在书架的一角蒙尘而待，那一刻喜悦之情油然而生，尤其当价格也像希望的那样便宜时，二重、三重的喜悦更是纷至沓来。
去逛古书展，以及浏览古本屋的古书目录，也是乐事之一。一页接一页地翻阅时，有种吉凶莫测的感觉，心头扑通扑通的。这是只有爱书人才懂得的心情。以前，我会在相熟的古本屋店头和老板罔顾时间地大聊特聊，那样令人欢喜的情景时时可见，现在却完全见不到了。如今主客都很忙，完全变成了例行公事，这样斩钉截铁地卖完了事，有种过于仓促之感，远离了那种淘书（書物漁り）的心情。
所谓淘书，得把偶尔碰运气得到的好书当作顺带的事情，事实上，长期的淘书生涯之中，这样的经验也不是一次两次就能获得的，想着随便碰碰运气时，反而能够淘到好书。同样，不能该出手时就出手，就得不到好书，特别想得到好书，就要肯出手。这不光限于“书”，面对艺术品和古董时，也是一样的。
总之要有这样的态度。美国著名爱书家爱德华·纽顿（Edward Newton）曾说：“淘书是最棒的室内游戏。”霍尔布鲁克·杰克逊(Holbrook Jackson)在《解剖爱书狂》（The Anatomy of Bibliomania）中写到：“淘书正是人生最大的运动。”漫无目的地在古本屋的书架前流连忘返，这大概是至高无上的消遣了，至少对于爱书的我来说，就是如此。
[1] 日文原文为“オエコフォラ”，蛾应不属于有爪动物纲，但此词不知还能对应哪个单词。
[2]这里的原文是：“女房を質においてもと思って買った本だ。”不知道应该怎样翻译。
[3] Doeff-Halma Dictionary，日语作“ハルマ辞書”，又名通布字典、道訳法児馬、道富波留麻。1883年完成。
[4] 这里的原文是：其方儀，たとい利欲に致さずとも、おのれの名望にかかわり、取り止めもなき風聞、推察をもって、異國より日本を襲うことあるべしと、奇怪異説など取りまぜ著述し。“其方儀”不知道是不是そなたざま，指对方之意，不知道怎么翻译这个词就没有放进去。“取り止めもなき風聞”这里的翻译也不知是否准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