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出庐州硬骨头—— 061 《明君与暴君：多面帝王朱元璋》
吐出庐州硬骨头
就是在洪都保卫战刚刚打响时，朱家军的东线也出了一个大漏洞——朱文正、徐达二位的岳丈、诸全守将、枢密院判谢再兴发动了叛乱，投降了张士诚。
谢氏的反叛，纯粹是由他跟元璋这个亲家的个人恩怨引起的。此前，谢氏麾下有两名心腹，这二位常派人去杭州贩卖违禁品，估计就是私盐、铁器一类的东西，此事后被元璋所侦知（后面将有专门提及，朱氏对于情报、间谍工作非常重视，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朱氏麾下的特务人员，队伍非常庞大，这是他维系个人统治的重要工具），他除了恼怒二人以身试法外，也惟恐因此泄露了机密，因为杭州是敌占区，张士诚又善使间谍。所以，元璋当即下令斩了此二人，还将他们的首级悬挂于谢再兴的门厅上，以达到威慑和警示的目的。对此，谢氏既感到痛心，也感到朱某人太不给自己这个亲家面子了。
还有一件事就是元璋擅自主婚，将谢氏的次女嫁给了徐达（谢氏女生明成祖仁孝皇后），然后才通知谢氏到应天来“听宣谕”。后来，元璋又命参军李梦庚到诸全去节制军马，而要谢氏听从其调遣，明显有不信任他的意思。
终于，谢再兴忍无可忍，他与诸全知府栾凤一合计，人活一口气，最后决定干脆豁出去了！经过一场出其不意的政变，他们擒住了李梦庚等人，并率全城军马赴绍兴投降了张士诚。
当时，谢再兴的弟弟谢三、谢五正在余杭驻守，文忠恐其有变，便率先带兵围住了余杭。文忠招降谢氏兄弟，谢五在城头跟文忠约定说：“只要你能保证我们兄弟的性命，我们就一定投降。”文忠指天发誓说：“我是总兵官，决不会杀你。”谢三、谢五好歹还有文正、徐达这样两个侄女婿，于是选择了投降。可是当谢家兄弟被押赴应天后，元璋执意要从重从严发落。文忠于是上奏说自己已有言在先，不然将失信于人，但元璋却回复道：“谢再兴是我亲家，反背我降张士诚，情不可恕。”【1】
这件事也暴露出了元璋内心的一些微妙变化：随着革命事业的进展，树立绝对的个人权威于他而言是越来越重要了。在谢氏谋反这件事情上，本来是他理亏，可是他却仍以残忍的手段处死了毫不知情的谢家兄弟，这就说明他对于背叛行为是极端仇视的，一定要变本加厉地予以惩戒，以警来者！
谢家兄弟终被凌迟处死，而打狗也要看主人，这件事情对于朱文正颜面上大概也有些损害，从而加重了他对老叔的不满情绪——但元璋也全然不顾徐达的颜面，可见女人在当时的社会地位，亦可见徐达之为人！
西线既然吃紧，谢再兴及东线的事好在未出大的纰漏，元璋就只能暂时搁下，留待来日慢慢解决。
当洪都激战正酣时，徐达、常遇春等人正加紧围攻庐州城。庐州也是一块响当当的硬骨头，其城三面环水，易守难攻。
有一天，左君弼突然在城上设了吊桥，徐达见状心想：老左这家伙龟缩在城内那么多天不出来，今日他突然如此，难道是想趁夜里劫我军大营？
于是徐达便令军中严加戒备，尤其是夜晚。果然，到了这天夜半时分，朱家军听到吊桥有声，不一会儿，左君弼的军队已经来到了朱家军大营边。但见“营中万弩俱发”，左部人马见对方有防备，便急忙退走。徐达下令大军追击敌人，左军大败，但已经由此留下了阴影，跑回城后再次选择了坚守不出。徐达部围攻庐州三月不下，对于军力与士气多少有些消极影响——但相对而言，是不如汉军所受到的折损大的。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左君弼是个小有手段的地方军阀，被元璋称之为“庐州老左”【2】，他与朱氏本是布衣之交（发迹前大概认识），初时还曾盟誓，彼此有难就要相救，后来朱氏渐渐坐大，左君弼虽然不思进取，但也担心被人吞并，所以他才在名义上投降了陈友谅，以为声援。当时其麾下的庐州各处守军少说也有十万之众，而且庐州作为左君弼的老巢，被他经营了十年之久，显然不可能轻易就被拿下，唯一可行的办法只能是长久围困。
如此一来，朱、陈两部就形成了一道非常奇特的景观：当汉军全力围攻洪都时，朱家军也正在全力围攻庐州，结果双方都被困兵于坚城之下，只不过朱家军这边没有一味强攻。
此时的双方必定也都很困惑：下一步棋究竟该怎么走呢？
从张子明的嘴里，陈友谅也许相信了朱元璋大军不日即来，但他显然并不畏惧，而是继续围攻洪都，并等待朱家军前来决战——这里其实再次体现了陈氏的赌徒心理。
因为一般来说，像这样大规模的倾尽所有的行动，事先的谋划必须审慎、精详，毕竟是输不起。然而如陈友谅的这次水师全力出击，一旦遭遇朱家军水师的全面对抗，那么如此规模的水上大战，包括各种冷、热兵器的激烈较量，必然是超出所有人经验之外的事情（这很像现代战争中由于新式武器的不断出现导致原有的军事经验和理论出现滞后性），若是陈氏行事够成熟、够稳妥，那么他就必须得给自己留条后路，以备不测：比如说假使遭遇到敌人猛烈的火攻怎么办？万一战况不利又怎么办？
相比之下，元璋的决策其实要更为理性和周祥一些，尽管他看起来也有些冒险。元璋在认真分析了当前的局势后，鉴于洪都前线的特殊情形，于是毅然决定调回徐、常主力，在鄱阳湖与汉军决一死战。当时他是这样对徐达等人解释的：“为一庐州而失江西大郡，岂兵家之法。”【3】
七月，元璋开始征召和集结徐达、常遇春、俞通海、廖永忠诸部二十万主力前往救援洪都，事实上也是准备在鄱阳湖上同陈友谅展开决战。就这样，一场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水战拉开了帷幕，它也最终决定了元末群雄的命运——经过元末十多年的战乱考验，已然锻造出了像朱元璋集团、陈友谅集团如此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因而也使得他们获胜的一方具备了问鼎中原的实力！
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其实无论是汉军打洪都还是朱家军打庐州，客观上都被证明是一种不太明智的战略决策，尤其是汉军不应该强攻坚城。
当初朱家军援救安丰、围攻庐州时，如果汉军主力趁机立即东下，攻打空虚的应天，那么形势将对朱元璋部大为不利；即使汉军一时拿不下应天，也足可凭借优势水军封锁住长江，将朱部主力阻隔在江北，日久一旦补给出现困难，必生变故；若左君弼、吕珍等人再从侧后出击，后果将不堪设想。
另外，此番朱家军主力久攻庐州不下，而陈部也多日攻不下洪都，陈友谅如果稍微有点头脑，分析一下形势，便应先派出一支较为强大的水军拦腰截断朱家军后路和南北联系，在保障了自己的补给通畅后，再带主力机动出击，一样可以达到制胜效果，至少要比后来的选择强些。
可惜，两次机会摆在眼前，陈友谅和他的谋士们都没能看清，而是劳师袭远，将主力久滞洪都并过度消耗，还拉长了补给通道使其有被截断的风险，一场重大的军事行动最终变成了鸡肋之举——当然，笔者认为在陈氏的全盘谋划中，最大的失算应该还是他对洪都的城守情形缺乏清醒的认识，其蛮干导致敌我双方强弱异势；等到被迫顿兵于坚城且明知朱氏大军会到来之后，他又不去选择及时止损、暂避锋芒，竟然不顾补给匮乏、无法持久的风险毅然投入了决战。
与之相类的是，元璋不顾刘基劝阻，决意出兵安丰的决策也非常冒险，而后来倾尽全力攻打坚城庐州更是冒险。或许是他之前太过轻敌，全然没有料到作为手下败将的陈友谅早已卧薪尝胆，打造出了一支空前强大的水军，且还能迅速出击，动作可谓神速！然而幸运的是，左君弼不是朱文正，其人本有军阀本性，又经过一番打击，以至于没有去纠缠朱家军，使其顺利转移了兵锋，且无侧翼之忧。左君弼实在是跟“自守虏”张士诚一样的，对于朱、陈之间的争霸行为，他最乐意的态度还是作壁上观，竭力维持各方的力量平衡，所以鄱阳湖大战期间他并没有积极援助汉军。
朱氏最终得以侥幸逃过此劫，实在是拜陈氏的头脑昏聩所赐。事后，元璋还有些后怕地说道：“我不当有安丰之行，假使友谅乘我出，建康空虚，顺流而下，我进无所成，退无所归，大事去矣！”【4】又说：“友谅不攻建康而围南昌，此计之下者，不亡何待！”【5】
事实上元璋说的，可能正是他没有估计到陈友谅方面准备得那么充分，假使他趁着自己还在安丰前线尚未抽身的当口，立即挥师直下应天，那确实会让应天局势非常危险，于人心、士气的打击都将会很大，尤其是政治上的震荡效应会非常大，甚至可能会产生一系列不利于朱氏的（墙倒众人推的）连锁反应。
当然，如果陈氏真的兵发应天，朱元璋也未必真就会败得很惨，胜负的变数依然可能会很大，只是朱氏的事业大概要遭遇到一次巨大的坎坷——因为就我们所了解的史实情形而言，陈友谅实在算不上一个太过难缠的对手。
【1】《国初事迹》
【2】 俞本《明兴野记》
【3】《国初事迹》
【4】《明史纪事本末·太祖平汉》
【5】《国初事迹》，《罪惟录·陈友谅传》中的记载与此类似，朱元璋当时说道：“吾恨不入刘基之言。使友谅解事，乘虚扬帆金陵，大事去矣。围南昌计之下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