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井久夫｜霸凌的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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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井久夫｜著

莫唯健｜译

简介

《霸凌的政治学》是精神科医师中井久夫全集的第六卷，其中收录了从1996年至1998年撰写的论文和散文。据我所知，许多曾经从事精神医学研究的人同时也精通文学。其中，中井最为突出。例如，该书还收录了他依据自己翻译希腊和法国诗歌的经验而撰写的三篇论文。此外，书中还收录了1995年阪神淡路大地震后中井在当地开展的救援工作，以及对灾民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进行的考察。这些未必与精神医学有直接关联，但却在同时充满了没有精神医学就无法实现的洞察。

与本卷标题同名的“霸凌的政治学”这篇论文也是如此。虽然这篇文章篇幅较短，但具有与标题相称的内容。重要的是，其中论述的不是“霸凌的心理学”和“霸凌的精神病理”，而是“霸凌的政治学”。“因为霸凌与权力相关，所以政治学必然存在。儿童中霸凌的政治学是相当精巧的，它让我们知晓儿童也具有政治性存在的一面”。

霸凌不仅仅是“欺凌”，而是对一个人彻底的「奴隶化」。它是通过以下过程实现的。第一阶段是使被霸凌者「孤立化」。第二阶段是使被孤立者更加「无力化」。在这一时期通常会施加暴力。第三阶段是「透明化」，在这一阶段，第三者无法看到霸凌行为。受害者被强加不可能的任务，孤立无援，既不反抗也不逃跑。而且，他们甚至可能加入施暴者的行列。在这一阶段，还存在金钱的剥削。

第三者无法观察以上的过程。只有当受害者自杀时，霸凌的事实才得以公之于众。而且，几乎在所有情况下，父母和老师都只是大为震惊。当然，从霸凌中解脱出来的人也会患有PTSD。中井大概是通过分析受心理创伤折磨的患者而发现这一过程的，但最重要的是，他多年来一直在反思自己在童年时代遭遇的霸凌。中井表示：“我甚至有些担心，在这里写出来的话可能会被政客滥用”。不过，我希望这篇论文能在学校和其他场合得到阅读。不仅如此，这还应该作为政治学来阅读。因为在我们生活的时代，看不见的「奴隶化」正悄然进行着。

——柄谷行人，日本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和文艺评论家

2018年5月19日刊载于朝日新闻

1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霸凌是日本特有的现象。我曾经询问过美国相关方面的专家，得到的回应是：固然存在许多霸凌（bullying）事件，但这边学校里的拉帮结派才是问题所在。发现持枪进入校园的情况之后，就在校门口进行检查，这是一部分高校的实情。这的确很严重，枪支问题暂且不谈，在日本，从榨取高额金钱的情况可以看出，霸凌一方的部分也在帮派化。

就国外而言，英国的数个精英公立学校的霸凌问题也广为人知。英国数学家兼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在自传中回顾道，在上剑桥大学预备高中期间——由于这所高中也是培养高级军人的的预备学校，因此霸凌情况也更为严重——每天被霸凌后就走向夕阳，并抱有自杀的念头，但想“多学一些数学之后再死去”。看过《战场上的快乐圣诞》的观众可以发现，对在公立学校被霸凌的弟弟见死不救而产生的罪恶感，是如何将主人公缓慢地推向死亡。原本，之所以他头以下的部分被活埋，陷入被霸凌的状况，是因为他冲动地亲吻了日本将校。当时，这一将校强迫与荷兰士兵发生同性恋关系的朝鲜人军属切腹自尽，而在他的脑海中，这一场景与曾经忽略掉的弟弟被霸凌的场景相重叠。这是一种对和平直率的恳求，主张“人类不应自相残杀”，而这出乎意料的行动，大概是由竭力控制的冲动所塑造的。然而，亲吻暴露了受惊的日本将校潜在的同性恋感情，而受到耻辱感驱使的将校，为了掩埋被掘出的感情，转而将主人公的英国将校活埋。我是这样来解读的。

如此一来，霸凌的效果不仅限于当时当地，也会终身影响一个人的行动。众所周知，杀人是犯罪，而军人上战场时就不算犯罪。霸凌相当大的一部分，如果不是发生在学校就会构成真正的犯罪。而且，如同过去在军营里对下等兵施加霸凌仍可以逍遥法外一般，许多人共享着一种错觉，即学校也是法外之地。

2

有必要将霸凌的情况与非霸凌的情况区分开来。玩笑、打趣、恶作剧和戏言等均不属于霸凌。判断霸凌最简单的基准，就是观察其中是否存在相互性。让我举一个捉迷藏的例子。在普通的捉迷藏游戏中，扮鬼的角色依据石头剪刀布之类的规则来轮流交替。如果从一开始就决定谁扮鬼，就属于霸凌。在搬运东西或跑腿的过程中，有相互性就是正常的，没有的话就是霸凌。当捉迷藏游戏转变为霸凌类型时，有趣程度就会大打折扣，而一部分人的权力欲望却得到了膨胀。对多数人而言，没有成为牺牲者带来了安心感。许多人从中学到了站在有权者一边的好处。

儿童的社会具有权力社会的侧面。儿童在家庭和社会中拥有的权力越少，对权力的渴望就越强烈。儿童在家里的权利受限，父母掌握的权力越大，孩子对权力的渴望就越强烈。

关于被霸凌儿童的研究很少。他们只出现在家庭暴力虐待的研究里。或者，即便他们想发声，也因没有发言权而感到无能为力。譬如，有多少孩子在家里想对父母或者婆媳之间的争执说点什么，却无从说起，痛苦不堪。

并非所有这样的孩子都会成为霸凌者。他们更有可能成为被霸凌的一方，也更有可能因此患上神经症。最近，在对入院患者进行病史调查时，有大量令人愕然的被霸凌体验。此外，以某种方式克服霸凌，这也可能影响个人的职业选择。20年前，我曾从精神科医师同行那里偶然听到，周围（包括我自己——我是一个名正言顺的被霸凌者）存在许多小时候被霸凌的同事。有一名精神科医师曾是霸凌者，他说为了弥补曾经造成几个孩子厌学的罪过，现在专门接诊儿童。

然而，不存在教授霸凌方法的补习机构。观察霸凌者的手段，就会发现他实际上从家庭内的霸凌，例如配偶者双方、婆媳、父母与其兄弟姐妹之间的霸凌学到了很多。不仅是方法，还有威胁的眼神和杀气腾腾的话语。虽然有些难以启齿，但这些霸凌者也从一部分教师的态度中学到了不少。一部分的家庭和学校就是热情细致地教授霸凌的学校。

不仅如此，许多儿童不被允许的事情，成人却被允许，孩子每天都品尝着不公平的滋味，暗地里认为这并不合理。孩子认为，大人能够在家庭和学校里施加霸凌，而自己却不能这样做，这也是不合理的一部分。大人们虽努力不让事情败露，但这是损益的问题，道德情感则是另一回事。孩子们认为，这同在禁烟学校的教师办公室里烟雾缭绕是一个道理。

3

权力欲是一种怎样的东西呢？人类有许多欲望。以佛教为首的诸多宗教探讨了如何处理欲望的问题。而欲望中也有睡眠欲，满足这一欲望一个人就够了，不需要给他者添麻烦。食欲也基本相同，但存在主动或不知不觉间抢夺他人食物的情况，也存在不得不牺牲他人生命的情况，因此，食欲没有睡眠欲那般天真无邪。情欲的话基本是两个人之间的问题，不一定如自己所愿，在很多情况下比睡眠和进食更能够在自己内部引起矛盾。然而，权力欲牵涉的人数远非这些欲望能够比拟，实际涉及的人数几乎不受限制，没有上限。其快感在于使不如意的人或事顺从自己的意愿。与其直面自己内部的矛盾，不如以追求更多权力的形式来延缓冲突，因为人们很容易认为，一旦获得更大的权力，矛盾肯定会被轻易地解决，甚至没有必要解决。这种无休止的追求意味着没有“到此为止”的结点，表明在权力欲望中没有真正的满足。权力欲不同于其他欲望，不是真正的快感。而且，正如《淮南子》中所说的：“有不足之处，方能成全”。

睡眠欲、食欲和情欲是有满足感的，得到满足之后就会放弃追求。但也有例外。睡眠欲暂且不谈，有时对食欲和情欲的追求是无止境的。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来说，当这些欲望特别成问题时，往往是因为这些欲望沦落为了权力的工具。例如，当情欲成为支配对方的手段时。在这种情况下，情欲本身所带来的纯粹快感就会消失，真正的目的是不顾对方的感受而让对方接受自己的欲望。以食欲为例，“凯撒的餐桌”汇集了古罗马时代所有地域的珍馐美味。印度孔雀舌头本身的味道并不重要。很多事物都可以成为权力欲望的工具。教育、治疗、护理和传教等等。许多宗教至今仍未将权力欲望视为最大的烦恼，这的确不可思议。当然，权力欲本身是无法消除的。如何驾驭欲望是问题所在，但从个人、家庭到国家和国际社会，很难说人类找到了控制权力欲的方法。歧视纯粹是权力欲的问题。与攀爬社会阶梯相比，确保有比自己地位低下的人更为容易且轻松，而且与竞争不同，其结果不可能适得其反。这也是被歧视者和受压迫者往往成为歧视者的微妙之处之一。

我非常尊敬的美国精神病学家哈里·斯塔克·沙利文 （Harry Stack Sullivan）指出，在小学阶段，孩子们在游戏中不仅仅是不择手段地胜出，而是放弃强硬态度，在遵守规则中发现真正的满足。许多人说这种情况几乎在四年级就出现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漫画《哆啦A梦》中上五年级的孩子们已经算是晚熟了。所以，哆啦A梦这个来自未来的机器人，利用各种小玩意儿来教导他们努力遵守规则的乐趣，以及赤裸裸的权力欲望是一种损害，并告诉他们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如果说从四年级开始，孩子们才能按照规则玩耍，那么前一年的三年级一定非常重要。事实上，从儿童的绘画来看，遵循透视法的过程从三年级开始，到五年级完成（进入青春期后会再次发生混乱）。能够绘制透视图，也即能够在脑海的抽象空间中以整合的方式，按照事物的轻重缓急、优先顺位等顺序来进行表现。能够按规则行事是其中的一部分，这表明能够在脑海的空间里以透视法配置这些事物。观看棒球比赛，就会发现这是对如何应对非常精密的远近法时空的不断变化这一挑战的回应。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这也是一种高技术含量的回应。

如今的孩子们对电脑游戏的偏爱，证明了按规则游戏的乐趣并未消失。然而，在主体之间那座不断晃动的临时桥梁上，它缺乏维持平衡的人际关系元素。精密机械这一对手比任何独裁者都更不妥协。

4

因为霸凌与权力相关，所以政治学必然存在。儿童中霸凌的政治学是相当精巧的，它让我们知晓儿童也具有政治性存在的一面。儿童社会实际上是一个政治化的社会。就所有成年人在孩童时期都会首先作为儿童经历政治性社会而言，少年少女的政治社会或许是政治社会的原型。

为何霸凌难以理解呢？这是因为其过程遵循一定的顺序，这一顺序实际在政治上非常巧妙。我甚至有些担心，在这里写出来的话可能会被政客滥用。

我暂且将霸凌的过程分为「孤立化」、「无力化」和「透明化」这三个阶段。我想还有很多其他的划分方法，但现在就按此说明吧。事实上，这是一种政治性征服，也即奴隶化的过程。

首先是「孤立化」。

没有被孤立的人偶尔也会遭遇霸凌，但不会成为长期的霸凌对象。而且，也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为了剥夺重整旗鼓的机会并对其进行持续性霸凌，有必要使其孤立化。因此，霸凌最初的着眼点即“孤立化策略”。作战的策略之一，就是目标化。让所有人知道谁被刻意针对。这样做的话，没被针对的人就会感到如释重负，并与目标对象保持距离。对于那些仍然没有保持距离的人，则向他们暗示这是一种损失，万一犯错的话就会身败名裂。

然后就开始公关宣传，声明被霸凌者是咎由自取。这种宣传从细微的身体特征和怪癖开始，随后发展至难以启齿的行为和美丑问题等等。这迎合了周围人的歧视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那些想当领导却当不了领导的人对权力的饥渴感。

这一公关宣传也面向年长者。一不留神，甚至教师也会卷入其中。不，即便留神也会卷入其中。不经意间的一句：“这样说来，那个家伙的确如此”，甚至轻微的点头或默默的聆听，都会让施暴者有一种获得千万盟友的感觉，让旁观者可以袖手旁观。

不仅如此，公关宣传也会逐渐使受害者对自己被霸凌这一事件深刻地感到无能为力。受害者从自己的视角出发，拼尽全力对这种不合理的情况做出自己的解释：为什么是他或她而不是其他人被霸凌？公关策略深入人心。受害者越来越相信自己是一个活该被霸凌的、丑陋的、没有魅力的、不讨人喜欢的、没有生存价值的、形单影只的存在。受害者的执念不仅实际上使受害者看起来就是如此，而且还鼓励了加害者和旁观者。甚至连老师在家长联系簿上记下的孩子缺点，都会与公关宣传的内容一致。这会使孩子孤立于家庭。

受害者最初试图通过纠正自己的行为或辩护来摆脱这种状态。这有时会成功，但有时会导致更多不愉快的情况。当一个外国人日语流利时，周围的人就会对其小缺点越来越敏感。这与运用不同方言的新生试图改变自己的言说，完全是同一种情况。在对细微差异的敏感背后，运作着主观歧视的意识。在英国，语言的阶级差异很是显著，普通人会嘲笑印度人的英语。纽约的意大利移民则会模仿并嘲笑黑人的英语。

不仅如此，受害者不得不一直提心吊胆。对周围人、对自己的举止、措辞与行为都变得小心翼翼。结果，受害者就会陷入一种警戒的超觉醒状态。他无法从紧张感中解脱出来，甚至受害者的自律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和免疫系统都会发生改变，这种身心的紧张会被周围人察觉。焦躁易怒、战战兢兢、东张西望、面色苍白、汗流浃背等生理反应在这种场合出现是理所当然的，但这种状态会使周围人避而远之。此外，受害者自身也无法游刃有余地应对周围的人和事。

然而，受害者却不能有半点松懈。加害者的压倒性优势在于可以自由选择攻击点。可以自由选择攻击的焦点、方法、场所和时间，在选择具有压倒性优势的时间、场所、方法和焦点之后，加害者就可以进行攻击。想公关宣传时就在大庭广众前进行，要使对方臣服的话就选择其孤身一人的场合。如此一来，使受害者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感到孤立无援的作战策略，就是“孤立化策略”。

5

但在孤立化的过程中，对方在精神上仍没有屈服。其有可能在秘密瞄准反击的机会。加害者仍不能高枕无忧。接下来，加害者要做的就是使对方无力化。

「孤立化策略」已经包含了无力化。孤立能够大幅削弱其力量。然而，「无力化策略」不止如此。简而言之，这一策略旨在使受害者在心里意识到“一切反击都是徒劳”。为此，必须以过剩的暴力惩罚其反击，并让其反复体会孤立无援的滋味。反抗的细微征兆也会成为严惩的对象。此外，故意找茬说：“你内心想反抗，对吧”，并对其进行惩罚也是有效的。这会使得受害者比加害者更加关注自己的一言一行，甚至自己的内心所想。即便加害者的主张只是推测，正中靶心也是理所应当的。受害者当然想反抗对方，逃离现状。因此，受害者暗自发怔。加害者炫耀自己“什么都能看透”，受害者则错误地相信加害者具有洞察人心的能力。与之相比，即使很想读懂加害者的内心也无能为力的受害者，就会确信自己是可悲又劣等的存在。最后，当有人向他们指出这一点时，即使没有想到，也会愧疚地自觉似乎想过反抗。就这样，受害者逐渐被驯化。

受害者向大人投诉这件事必须受到专门的惩罚。这不是为了加害者的人身安全。通过孤立化策略，施暴者已知道成年人对他无计可施。与之相反，受害者被灌输的道德教育是，“与大人说话是怯懦和丑陋的行为”。受害者逐渐将这种“道德”和“美学”融入自己内部。他自己也开始认为向成人求助是丑陋不堪的。此外，在孤立化策略期间，他已经形成了一种坚定的信念，即霸凌具有一种成年人无法干预的结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不幸的是，成年人往往不能有效地进行干预。在每个阶段，受害者都会不断向周围的人，尤其是老师和父母发出“看看这一情况吧”的信号。然而，这种信号被接收的几率并不比漂流者的信号在太平洋中心被捕捉到的几率高。

实际上，对加害者来说，这里也是关乎成败的重头戏。如果在这里失败，加害者的威力就会大幅减弱，其恢复也非常耗时间，有时无法复原，就会被孤立，甚至一不小心转变成被霸凌者。

因此，在这一阶段可能会发生最严重的暴力行为。在孤立化阶段，特别是初期，如果施加暴力会成为众矢之的，加害者反而会被孤立。施暴者的目中无人只是装腔作势，其自始自终都在留意公众舆论。其中包括以老师为代表的成人世界与同学世界双方的舆论。不过，既然孤立化策略已经成功，就不必像从前那样担心了。孤立化策略正是为此而进行的策略，这既是直接针对受害者的策略，同时也是对于社会的策略。至少是将社会纳入考量的策略。如果对霸凌心生不满的人以及有时想出手制止的人，自认为没有干预的价值并袖手旁观，那对加害者而言则大局已定。

只要在这里施加足够多的暴力，之后仅仅是施暴的威胁就足够了。如果能够随心所欲地施加暴力，加害者便不会频繁地施暴。以暴力而辛苦维持的权力是一种危险的权力，从权力欲的观点来看，这绝非是令人愉快的权力。要更进一步，自发的奴隶化才是理想状态。

其实，越接近这一理想，加害者的被害妄想就会变得越发严重。斯大林就是一个例子。归根结底，这是基于加害者的认识，即人类无法成为这种奴役者。原本，人类就无法通过自由意志完全自发地放弃自由。埃里希·弗罗姆所说的“逃避自由”的诱惑只不过是在真正进入奴役的大门之前才具有魅力。过了这一大门，就会后悔道“完了，不应该是这样的”，但大都为时已晚。一部分受害者可能成为加害者的手下，他们大概也会一直想“不应该是这样的”。

6

自此以后，霸凌会逐渐「透明化」，不再被周围人所察觉。其中一部分是源于旁观者的共谋。就如同古都风景区“看不见”电线杆，市中心的繁华街道“看不见”流浪汉，善良的德国人“没见过”集中营一般，由于“选择性非注意（selective inattention）”这种人类的心理机制，即便存在霸凌，也只是被视作自然的一部分，风景的一部分。抑或完全看不见。

有责任的大人也准备了各种借口：从“孩子的世界不容大人置喙”，到“自己也是被欺负长大的”、“都是为了孩子好”、“那个家伙没有气势”等等。这并非荒唐无稽，而是有一定的道理。然而，无论多有道理，狡辩就是狡辩。仅此是狡辩而已。

但是，第三者看不见不仅意味着第三者“没有看”。事实上，由于这一时期进行的“透明化策略”，就算稍微看见过也会逐渐看不见。在这一阶段，受害者孤立无援，无法反抗或逃脱，变得自暴自弃。受害者渐渐瓦解了自己的自尊心。

此外，受害者的世界开始变得狭小。与施暴者的人际关系是唯一有内容的人际关系，大人与同学们变成了非常陌异的存在。他们开始显得遥远，确实非常遥远，就像另一个世界的居民。

从空间上看，没有加害者的空间反而成为了没有现实感的空间。不，即便被家人带去国外旅游，加害者“也是在场的”。空间里充满了加害者的临场感。无论何时何地都无法逃离加害者的眼睛，加害者的眼睛逐渐变得无处不在。这与独裁国家的人民感到独裁者的眼睛无时无处不在有着相同的心理机制。

在时间上，受害者以为与加害者的关系会永久持续。例如，就算心里明白两年后就会毕业，这两年后仍是“永恒的彼岸”。在此，我必须指出，孩子们的时间观念使时间单位看起来比成人的时间要长得多。心理治疗师密尔顿·埃里克森（Milton Erickson）曾斥责他的弟子将与一名儿童患者的面谈延长了两个星期，并断言“两个星期对孩子来说就等于永恒”。这种时间感觉的落差如此严重，以至于“与年龄的平方成反比”。

此外，遭遇霸凌的时间，就像痛苦的时间一样，似乎更加漫长，永无止境地漫长。这更加凸显了时间感觉的难以忍受。

受害者会逐渐认为，如果那天没有受到那么多的欺凌会更好。如此一来，与施暴者碰面而没有被霸凌的日子就宛如恩宠一般。受害者开始逐渐将这份恩宠，感受为由施暴者授予的且难能可贵的恩惠。由于与加害者的人际关系已经成为了唯一的人际关系，因此受害者对加害者的情绪、细微的表情和动作都变得异常敏感。受害者的所有感情都依存于加害者的一颦一笑，并以此为行事的准则。受害者也逐渐在情感上隶属于加害者。为了强调这点，加害者往往会夸张地表现自己的喜怒无常，让受害者无法预测。预测是一种在面对压倒性敌人时最后的主体性行为，因此封堵这条路，会带来扰乱受害者知性的效果。如果受害者是知性的少男少女，这种预测无能性将使其对自己丧失信心。

如此一来，加害者通过些许恩惠，譬如“今天就饶过你”这种恩惠，就能够在执行“透明化策略”时指望上受害者的全面协助。受害者有时也会在大人面前显摆“友好关系”，有时表现玩得愉快，有时也会做加害者的小跟班。这也是加害者企图让世人目睹的事情，即受害者加入了施暴者一伙。由此，“受害者”的身份，作为最后堡垒的这一资格也被无情地剥夺了。

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他们即使在炫耀自己的友谊时，眼睛里也没有笑意，即使在欢快地玩耍时，也缺乏对游戏而言必不可缺的动感灵活。即便混入了加害者的行列，只有那个孩子身体僵硬。然而，这些细节也只能引起最敏锐的成年人的注意。即便引起了注意，由于选择性非注意，大部分成年人也会像对待电线杆和犹太人那样，视而不见。此外，一旦到此阶段，当大人询问“是否有被谁欺负呢”，孩子也会极力否认，往往变得怒不可遏。在家里的话，在愤怒之余甚至会施加暴力。这是一种“现如今为时已晚”的感觉，但也是一种对丧失的预感，预感到由于大人的介入，自己将让渡处理自己事物的最后主动权。在无法指望通过让渡获取任何好处的情况下，轻易地转让而失去残留于自己内部的最后能量，这种丧失感对许多幸福的成人来说是难以理解的，但无论如何都必须要理解。

在“透明化策略”的执行过程中存在“剥削”。特别是大量的金钱剥削。这不仅仅包含了实际利益的意义，也会给被害者带来进一步的巨大打击。受害者为了筹集资金，会放弃所有的娱乐活动，首先支出零花钱，然后就是存款。之后，要么从家里偷盗，要么做扒手。受害者不仅丧失了资源，被赤裸裸地剥削，更对家庭和社会犯下严重的罪行。对他而言，这是自尊心的极度丧失，是对家族的背叛，是无法挽回的“罪过”，与家族和社会的最后羁绊被自己一刀两断。在此阶段，「孤立化」和「无力化」已然完成。丧失了资产和权力的受害者感到自己是一个奴隶和罪人。

然而，最能够击垮受害者防线的，莫过于加害者将其拼命筹到钱在短时间内挥霍一空，仿佛一文不值，甚至将钱烧掉或丢弃。加害者的这一举动是为了向受害者表明，他的献身行为对加害者来说根本不值一提。对受害者而言，这一瞬间让他们深深地体会到施暴者是多么强大，而自己是多么渺小和微不足道。当孩子发现自己在拼命完成一项通常会受人嗤笑的不可能任务时，就会极其厌恶自己。

在儿童的世界里，法律的实施被延期了。然而，反过来说，这也是一个无法地带。既没有保护儿童的“儿童警察”，也没有可以上诉“儿童法庭”。儿童的世界比成人的世界更加赤裸，前者具有暴力社会的一面，而且没有出口。当然，我也遇到过这样的人，他们说即使在战争期间，也不知晓粮食短缺，他们的家人或亲戚中也没有人上过战场。如此一来，大概也有许多不知道儿童社会另一面的成人吧。然而，对深陷其中的人而言，这种“没有出口”的感觉几乎可以类比集中营。这绝非是被体验为可以重获自由的思想改造集中营，而是种族灭绝集中营。其中的墙壁虽是透明的，但却比肉眼可见的铜墙铁壁更加牢固。

7

在外面被霸凌的孩子有时会成为内部的暴君。但在很多情况下，在家人面前持续扮演“好孩子”的角色，是他们最后的尊严。当失去最后的尊严时，就会诉诸自杀。通过自杀而获得解脱的幻想在「无力化」阶段就被滋养，自杀幻想也具有暂时推迟自杀行为的效果。在这一幻想中，通过自杀就可以揭发加害者。此外，家人也会第一次了解自己的处境，同学和老师会觉得“一切都完了”并致以歉意。事实上，自杀幻想是在极度狭小的世界里唯一通向“外部”的路径。

在集中营里，从这种状态出发再进一步的话，就会彻底沦为没有自尊心和自己决定性的行尸走肉。至此已感受不到被殴打的痛感，严刑拷打就像是加诸于他者身上一样。诚然，在霸凌中是不会直接剥夺生命的。而且，也有人认为还有家庭这一归属的场所。但在霸凌的情况下，令人难受的不仅仅是直接或间接的暴力。在霸凌中，特别是在“透明化阶段”中令人难受的，是“不可能的任务”。孩子以自己的社会性生命为赌注而艰辛完成的不可能任务，对加害者来说却轻如鸿毛，这等于是对自我价值的全然否定。我想强调一件事实，即许多孩子实行自杀的契机，在于背负了无论如何也无法完成的“不可能任务”。即便这一“不可能任务”得以暂时执行，对受害者来说也带有在家里“市民权”的决定性丧失的性质。

8

鉴于之前的记述，我想为“霸凌的政治学”打上句号。事实上，加害者绝非孤身一人，而是由头目领导的小集团，但关于这一小集团的动力学以后有机会再做说明。偶尔，在阪神淡路大地震后学习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过程中，我在小学时代被霸凌的体验就会栩栩如生。在我62岁的内心里，霸凌的痕迹几乎仍未风化。由于当时是战争期间，一部分老师也添油加醋地说道：“像你这种文弱书生根本不能为国效力，所以得修理你”（我的父亲当时在战场上）。由于学区划分的原因，就与朋友们分离并独自一人去上农村的小学。在那里的霸凌对象最初是工人的孩子和我等少数的异端分子，但随着城市化进程，城里的孩子也增多了。这是一个边界地带，一些孩子从这里撤离，另一些撤离到这里。在东京区域，这相当于武藏境和调布。随着疏散儿童的加入，我成为了疏散学童的“内部人士”，从而共同避免了农村成员的欺凌。在疏散儿童的团体战中，我扮演的角色是背着当地孩子，从池塘里采集莲子和菱角等食物，教授他们如何安全回家以及藏身之处。

但意外的是，在疏散儿童之间出现了霸凌者。他不仅身强力壮，还是我们分团里（模仿希特勒青年团的“大日本少年团”的分团）唯一的高等科学生（相当于初中一、二年级），在八年义务教育制度下，国民学校（小学）分为六年初等科和两年高等科。他按资排辈当上了分团长，并被作为天皇延伸的老师正式赋予了一些如同当时邻里组长的小权力。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站在了这个暴君一边。他还有一个忠实的弟弟。他高等科毕业之时，正好是我初等科毕业的时候，所以我的命运是直到毕业也没能逃脱他的魔掌。只要读完初等科六年就可以上初中。

有好几次，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年幼的孩子们在这个过程中被欺负。通过让自己遭受更猛烈的霸凌，我试图弥补自己内心的罪责感。我能生存下来的原因之一，就是帮暴君做作业。尽管这伴随着一种耻辱感——文艺复兴的知识分子在暴君的宫廷里大概也尝过这种屈辱的滋味——，但对当时的我来说，这是他给予我的恩惠。另外有一点，如今回想起来，我从未对分团里的任何人施加过暴力。这让我勉强保住了自尊。但鉴于我是一个文弱书生，这是为了表明我做不了，而不是不会做。这可能增加了些对我的暴力，但我更善于忍耐。不过，这可能是源于我获取了以下能力，即自己发生了解离，并像旁观者一样从外部眺望被霸凌的自己。

最后，或许是最重要的一点，我现在想，当时和比我低一年级的疏散学童有一种结对子的感觉。虽然没有机会与他深入交流，但也算同甘共苦。战后，我们各自去了不同的中学，我记得收到过他的一封信，信中透露他也是如此。

不过，一旦美国空军的空袭程度愈发严重，防空警报鸣响的话，就不用去上学。警报声几乎每天都有，因此来自分团的压力有所减少。战争结束的那天，上学时我发现黑板上“神州不灭”这四个字早早就被抹消掉了，首先想到的就是如此一来，“大日本少年团”也会随之消解。一旦社会发生巨变，掌握小权力的人就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改头换面为一个卑怯的人类。

写到这里，人们可能会立马发问，解决对策是什么呢？在现阶段，我只想援引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研究者朱迪思·赫尔曼（Judith Herman）的话，首先是安全的确保，孤立感的消解，成人要负责任地保证他们不会再被孤立，而且要落实到位。对大人抱有不信任感是理所当然的。在确保安全之前不要刨根问底，这一点也很重要，但成年人需要明确说明的是，无论受害者是怎样的人，霸凌在本质上是一种恶行，是货真价实的犯罪，而且要在道德上站在受害者的立场。首要目标是让受害者知道，在霸凌这种陷阱一般的结构中，自己才是牺牲者，并减轻他们的罪责感、卑微感和道德自卑感。不可思议的是，抱有道德自卑感的往往是被霸凌者而不是霸凌者。如果没有落实到位，任何进一步的对策都是纸上谈兵，其本身就是罪恶。我衷心祝愿通过各方面的努力，像我这种到花甲之年仍深受霸凌影响的情况不要再次发生。

我感觉被霸凌的孩子或许比任何人都能理解这篇文章。我也斗胆写下了自己的亲身经历。此外，如果能对那些不了解「透明化」的理由而感到困惑的家长和老师有所帮助，我将感到非常欣慰。

尽管几乎是我自身所体验的状况，但将被霸凌的体验转化为文字是非常艰难的。之所以能多少将其言语化，是受到了朱迪思·赫尔曼的书籍《心理创伤与恢复》（日语版三津书房，1996年）的很大启发，在震灾后为了学习我就翻译了这本书。谨此致谢。此外，我参考了几本关于集中营体验的书籍，其中描绘了最严重的霸凌状况。

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