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贵的病历：医生在上面写了5个字，帮患者赚了50万元

大家好，我是陈拙。

前阵子有个朋友给我讲了这个关于“一字千金”的故事。

这个朋友就是律师康不医。

她本科学医，毕业转行当律师，可以说是先后挑战了国内最难的两个学科。毕业后她也没浪费自己的天赋，成天跑医院，帮患者维权，或者帮医院洗冤。

她总是提醒那些即是患者，也是客户的人两件事——

第一，医闹没好处。

第二，所有病历都别丢，上面的每一个字，都可能很贵。

因为上了法庭，得靠字条上的诊断，判断一次医疗事故，到底是医院还是患者自己的责任。所以康不医对这些字据很慎重，她知道，一字之差，可能就改变了一个家庭的命运。

而她打过的这类官司里，有一起让她一度崩溃，甚至觉得“我的良心真有点看不下去了”。

这一次，她接受了保险公司的委托。公司要她做的，正是在法庭上，让法官不相信病历上的那些“昂贵”的字。

坐在会议室里，我打开面前的彩印小册子。

映入眼帘的是一张孩子的照片，应该是出生没多久拍的，小宝宝手上还带着祈福的红绳，粉粉的一团，缩在被窝里。

旁边写着父母给他的寄语：“淘宝，爸爸妈妈希望你健康快乐地成长！”

孩子姓陶，就起了这么个小名，拿主意的孩子父母一定是挺爱逗乐子的人，不求孩子功成名就，只要健康快乐。

但就这个小小的愿望，也没有实现。

半年前，这个叫淘宝的孩子因病毒性脑炎抢救无效死亡，他在世界上只活了不到三年。

我面前的这本册子，是淘宝父母为他购买的重疾险保单。孩子病逝后，孩子父母拿出了这份保单，要求保险公司理赔50万人民币。

没想到，保险公司告诉他们，赔不了。

双方决定诉诸法院，这份保单被送到了我的办公桌。

我是一名律师，这次，我要代理的不是这对年轻父母，而是保险公司。

这官司要怎么打，我的良心真有点看不下去了。

淘宝父母购买的是每年保费上万的重疾险，作为“金牌客户”，保险公司给他们的保单都是彩印的小册子。册子的头几页，印着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也就是淘宝父母和小淘宝的照片。

淘宝父母肯定也是不怎么拍照的人家，印在保单上的是结婚照，男人穿着浅蓝色的西服，留着平头，脸圆鼻子圆，对着镜头露出意气风发的笑容，女人则靠在旁边，笑颜甜美，烫着小卷的头发很精致地盘起。

两个人都很年轻，眼神明亮。

我看着那几张照片，心里好像被重重一锤。淘宝是这对年轻夫妻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孩子，三岁夭折，保险公司这时候拒赔，说是趁火打劫也不为过了。

坐在我对面的是保险公司客户部经理李玄，看我的目光停在照片上，他轻声说：“这个孩子走得太快了……我们真的想卡理赔也卡不上。”

卡不上？还有这样的事？

李玄说，事实上，他们翻遍了合同，想要找到为这对父母赔款的依据，是真的没有。

淘宝父母给孩子买的保险叫做“重疾险”，听起来只要孩子生了重病就给赔付，但实际上，保险公司和普通人对“重疾”的理解并不一样。

保险的本质上是平时花小钱，当要用大钱的时候可以支出大钱。但并不是所有“重疾”都等于花大钱。

李玄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跟大部分律师不一样，我本科是学医的，学过五年医科，也许不是律师里最懂法的，但我懂医。

医疗界有一个不能说的潜规则——病比死更贵。如果是真正的急病，人两腿一蹬死了，虽然伤心，虽然失去了一个劳动力，至少积蓄还在。但如果人得了那种要死不活的病，成了植物人、残疾，患上癌症，护理、放化疗，那才是无底洞，能把一个家拖到负债累累。

重疾险应对的是后一种“重疾”。治疗过程越长、越昂贵，重疾险赔付得越多。

淘宝的问题就出在治疗过程太短。

我取出文件夹中的病历材料，只有薄薄的几页纸。简短而枯燥的医学名词，在我脑海里迅速展开成一幅画面，我仿佛又闻到了医院走廊里的消毒水味：

2021年2月5日，因为孩子连续三天呕吐、肚子疼，淘宝父母带着孩子去了离家最近的医院。

医生给他们开了几样助消化的药，看来，这时医生应该是认为孩子就是普通吃坏肚子而已。

但两天后的凌晨3点，淘宝父母半夜惊醒，发现孩子正在床上抽搐，口吐白沫、口唇青紫。

他们再次把孩子送到医院急诊，这次医院给的诊断是“上呼吸道感染”，后面打了一个“？”，意思是无法判断。

当日凌晨5点，患儿被转入我们当地最好的医院。

病历显示，入院时，患儿抽搐不已，瞳孔散大，对光反射迟钝，持续高烧39度到40度。而且，患儿全身布满紫色花纹——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死亡花纹，意味着血管内已经出现缺氧，这通常是一些危重疾病的表现。

孩子一入院就被送入了儿童重症监护室，并且下了病危通知。这家医院也终于给出了真正的诊断：孩子得的是病毒性脑炎。

病毒性脑炎，是一种病毒引起的脑部急性炎症。在孩子免疫力比较低的情况下，从食物、伤口带入体内的病毒都可能沿着血液游走侵入大脑，引发疾病。这种疾病治疗窗口期极短，一旦错过，致残率和病亡率高得吓人。

小淘宝在 ICU治了30个小时，这几个小时里，呼吸机、抗生素、心肺复苏全用上了，可以看出，所有人都在争分夺秒地抢救这个孩子。

但当我的目光落到病历底部，却看见了一行字：“下午3点，家长拒绝一切治疗，要求出院，报出院”。

我的呼吸一窒，用笔圈出这句话，打了三个大大的问号。

在孩子抢救最紧急的时候，家属主动出院了？

医生把孩子出院时的状况写成了一长串病名，我只看到一句话：一旦出院，这孩子必死无疑。

李玄的回答肯定了我的判断。死亡证明的时间，就打在孩子出院后不到一小时。那个时间，甚至不够他回到家。

小淘宝死在了出院的路上，短暂的一生，不足1000天。

孩子父母为什么急匆匆地抱着孩子出院，我不想妄加揣度，但事实是，这两天的治疗，孩子从生到死，总共只花费了1.5万元。

而他们想要的保险赔偿是50万。

要知道，国家甚至有法律规定，针对未满10岁的未成年人，人身意外保险最多赔20万。因为未成年人毫无抵抗能力，赔偿金如果高，很容易引起杀人骗保之类的事情。

说句难听的，如果花几万生个孩子，“意外死掉”可以赚几十上百万，很多人性是经不起这么考验的。

重疾险之所以不受这个金额限制，就是因为它不是“赔命”，只是补偿治疗费用。没有花销，就没有赔偿。

小淘宝的这种情况，保险公司认为无法按“重疾”赔付，只能退回所有保费。

但孩子父母完全不接受这个结论。

我大概能从起诉书中看出来他们是怎么想的。他们认为，这个病既然都能把人害死，不就是最重的“重疾”吗，凭什么不赔？

李玄满面愁容地告诉我，他们已经给孩子父母解释了很多次了，孩子父亲在会议室里拍着桌子骂他：“买的时候说这也赔那也赔，现在孩子死了你告诉我不赔！”

李玄脸上有些苦笑，但也没有生气的神情，只说，我们这个工作就是挨骂的。

其实我之前来这家公司，也撞见过他“挨骂”。保险公司都是玻璃门，我来开会，就看见他和一个穿着十分朴素的人在会议室，一坐一站。对面的人指着他的鼻子狂骂，各种方言词往外飚，脏到我甚至听不懂。

李哥顶着唾沫星子，面不改色地弯着腰去给他倒了杯水，一直在很慢地说话。等我开完会回来时，对方已经走了，李哥一个人坐在沙发上，好像在发呆。

当时我就觉得，有些钱真是我挣不来的，这工作要是我干，挣的钱还不够治乳腺增生的。

后来有一次我们一起出差时，我顺嘴问李玄，为什么做了这份工作？

他说也没什么特别的，他是家里唯一的儿子，毕业时家里逼他回了老家，但在外地待了那么久，回来以后人脉经验什么都没有，唯一向他抛出橄榄枝的就是这家保险公司。算是知遇之恩吧，他一待就是八年。

我有在保险公司工作的朋友告诉我，这项工作也不是完全的受打击、挨骂。有些案子的一开头，事故发生，当事人六神无主的时候，理赔人员会赶到现场，两手一挥说你去治，费用我们来处理。那种给别人提供支持的感觉特别好，觉得自己像一张可靠的安全网。

保险公司的保单、秩序总是特别复杂，她也特别兴奋自己理清里面的规则，在其中找到准确的一条，帮投保人完成理赔的过程。就像在编织这张安全网。

但她也面对过一些骗保的案子。有一次，她发现对方拿着摔伤的X光片，号称是出了车祸，要求车险理赔；她拒赔后，却被领导谈话，领导告诉她，对方是公司的大客户，人家要赔你就赔吧。

她非常不服气。如果大客户、如果会闹就可以拿到赔偿，那不会闹的人怎么办？真正受害的人怎么办？

李玄说，在这个案子里，他其实完全能理解这对父母的丧子之痛。他们现在其实是希望法院或者对方律师，只要能够找出一个合理合法的赔偿由头，公司都愿意掏钱。

而我也要尽自己的责任，去把这个道理争明白，不能让这个事情变成“按闹分配”、“按惨分配”。

合同、法律，看起来是最无情的东西，但无情也意味着它公正，不会偏袒任何人。

为了维护这样的公正，我必须站在那对刚刚失去孩子的父母的对面。

拿到案件的10天后，案子就开庭了。

我和同事以及李玄到法庭的时候，孩子父母和他们的律师张律已经到了。

我一进法庭，明显感到有目光如芒在背，孩子父亲在恶狠狠地盯着我们。

我苦笑着和同事说：“你猜原告会不会正在心里骂咱俩，代理邪恶的保险公司。”

同事看了一眼对面，语气有些严肃地说：“小心点吧。”

我知道同事为什么让我小心点，孩子父亲看起来真的有点像街上那种“社会人”。脱下了婚纱照上的西服，他留着平头，身上戴着大金链子、穿着皮毛外套，脸上也没有笑容，看起来有几分凶相。

而孩子母亲一直低着头，比起婚纱照上精致甜美的笑容，此刻五官都仿佛有些模糊了。

我想起病历上那一句“主动出院”，努力控制着心里过分的揣度。

今天是正式开庭前的准备环节，我们是被告，也不需要准备什么证据，主要就是为了看明白对面打算打什么牌。

重疾险赔付的一百种疾病中有“病毒性脑炎后遗症”一条，我估计他们会往这个方向打。那样我就会反驳他们，后遗症是后遗症，脑炎是脑炎，这根本是两种东西。

但收到对方的证据目录后，一看开头，我就懵了。

对面的张律根本没提“病毒性脑炎”，而是认为孩子符合保单上的另一条——“弥漫性内血管凝血”，所以保险公司应赔付保险金。

“弥漫性内血管凝血”是什么？

我的第一反应是抓起保单赶紧翻了翻，还真有这条。再假装看材料，迅速查了查“弥漫性内血管凝血”。

一看解释我傻眼了，这根本就不是一种病，而是一种症状啊。

“弥漫性内血管凝血”简称DIC，简单来说，就是人的凝血功能被过度激活了。

那什么情况下会出现“过度激活”凝血功能呢？答案是，只要是人到濒死，可能十个有八个都会。

血液是人的动力来源，很多疾病发展到后期，人快死的时候，就会自动激活体内的凝血功能保命，接着就可能出现“弥漫性内血管凝血”。

所以说，这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种症状，就像人濒死时就会瞳孔散大。

荒谬的是，保险公司竟然把这个写上保单，那还搞什么险种签什么保单，我把人一刀砍死你也得赔。

我仔细看了一下保单上的规定，还好，不算傻到家，保险公司针对这一条还是有限制条件的，要求患者处于DIC的“中期或后期”，并有因此输血的病历，才算数。

事实上，病历上只会写因某某疾病进行输血，就像没人会说“我因为病人瞳孔散大给他做心肺复苏”一样，也没有医生会说“我是因为病人出现DIC所以给他输血”，所以这项规定根本达成不了。

可能正因为这项条款从未被激活过，所以也没人发现，保险公司傻不拉几地给自己挖了这个坑。

结果今天就被对面的张律钻了空子。他把申请赔付的理由换成了这一条，而且，他竟然拿出了一份我从未见过的诊断证明。

诊断证明是手写的，大概写的是某某患儿因某某疾病在我院住院治疗，特此证明。上面列了13种疾病，前12种都和我手上的住院病案一致，就是最后加了一个“弥漫性内血管凝血”。

虽然是手写的，但盖着医院的章，签着医生的字。

开庭前我就查过，对面的张律和我一样，也是学医出身。怪不得他在几百条规定中，一眼抓住了这个DIC。

一场保险诉讼，竟然成了两个“前医学生”的pk。

我感觉，原告为了这一天开庭，应该是准备了很久。

同事看我刷刷查资料，偷偷提醒我说，对面出具新证据，我们没准备也很正常，反正这次只是提交证据，实在不行就回去查查再说。

我说不行，保险公司的人在旁听席看着呢，丢不起这个人。

我趁着对面读证据目录时迅速打了草稿。

我首先质疑了对方出示的病历为什么是手写的，为什么之前没有提供？

其次，手写病历上写了DIC，但没有写是前期还是中后期，也没有说病人曾因此输血，不符合保险条款的规定。

对面张律反驳说，保险条款这么写，主要是为了证明这个疾病“严重”，患儿死了还不能证明严重吗？

我说保险条款不是为了证明严重，而是为了证明你治了这个病、花了钱，“‘重疾险’是以被保险人的存活为前提的——”

原告席上突然传来一声怒吼：“你以为我想要我的孩子死吗！”

我从激烈的法庭交锋中猛然惊醒，满庭的工作人员也是一副吓一跳的表情。我和张律两个医学生，争起来全是医学名词、法律名词，庭上大部分听不懂的人早就放空了。

没想到孩子父亲一直在听。

台下保险公司的李玄好像也愣了一下，有些不自在似的，换了一个坐姿。

我注意到，孩子母亲低垂着头，肩膀在轻轻发抖。

情绪不意味着对错，可是，情绪也是最真实的、最理所应当的存在。我闭上了嘴，默默坐下。

质证环节就这样结束了。我跟在同事身后，默默走出了法庭。原告走的另外一边，没有为难我们，但显然也不想见到我们。

这时候我也没有时间去关心他们的心情了，我更在意一个问题：那张手写病历，是哪里冒出来的？

伪造证明骗保可是刑事案件。

手写病历上有医生的署名，我在孩子最后就诊的这家医院的儿科见到了这名医生，一个很温和的中年男人。

面对我的问题，他很爽快地回答，这份证明是他在孩子出院五个月后单独手写的。

理由是，孩子父亲来医院哀求他，说保险公司不给理赔，“我寻思帮帮他，就写上了。”

我震惊得不知说什么好。

医生看着我的脸色，似乎自知理亏，解释道：“弥漫性内血管凝血不算是个病，可以说是一个过程，人死之前基本上都要经历过这个过程。”

他的意思是，孩子死前确实有这一症状，他这么写，从事实层面我也不能说是造假，所以他既敢做、也敢认。

问题是，从逻辑上说，既然这种症状很多人死之前都会有，难道重疾险都给赔吗，那这些合同约束还有什么意义？

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保险公司的李玄，没想到，李玄没有生气，反而问了我半天DIC到底是什么。

听明白之后，他认真地说，这就是保险合同的漏洞，他要回去跟总公司反映这件事。但就这个案子，我不必为此生气，“输了也不冤”。

他说，保险尊重合同，不应该是只尊重于自己有利的合同，我们可以说投保人是特殊情况，撞上了保单上不理赔的那种情况；对方当然也可以钻我们的空子。

写的时候是什么就是什么，哪怕写错了也得认，这也是合同精神。

他还宽慰我说，我们也不是必败，手写病历上不是没有标注前中后期吗，从这个角度，我们也还可以一争。

我和写病历的医生要了手机号，告诉他我可能会把这个号码提供给法院，让法院向他核实病历是后补的这一事实。如果到时候接到电话，希望他如实作证。

医生痛快地答应。

抛开立场不谈，我觉得他很勇敢。他完全可以不管这件事、不给自己找这个麻烦。他甚至都不确定这件事会不会对他自己有影响，就决定签上自己的名字，帮那对父母一把。

这样的对手，我更应该堂堂正正、全力以赴地去打。

正式开庭已经是冬天。这一次，原告方只有孩子父亲来了，母亲没有来。

在法庭上，我首先出具了证据，证明病历虽然不是伪造，但也是“人为制造”的。

更重要的是，保单有规定，要求DIC达到中期或后期，并有因此输血的记录，病历上并没有这一条。

这两点加在一起，我有信心锤死对方。

没想到，对面张律不慌不忙，正式开庭，他终于亮出了底牌：

“按照国家银保监会颁布的《健康保险管理办法》的规定，保险公司不得以‘诊断标准与保险合同约定不符’为由，拒绝给付保险金。”

根据这条规定，有没有前中后期、有没有因此输血，都只是医院和保险公司的诊断标准不一样，保险公司不能因此拒赔。

这项规定之宽泛，简直像我在跟人家拼刺刀，争论是前期还是中后期，人家直接来个核武器，说管你有没有，你就说孩子生没生这病吧，生病你就得赔。

这不是纯流氓吗？

我看法官皱起眉头，似乎真的被张律说服了，赶紧打断：“等等，这是银保监会的规定，不是法律规定，不能直接作为裁判依据！”

这项规定之所以宽泛，是因为这就不是法条。银保监会是监督银行和保险业的单位，没有任何执法权。

他们出的规定类似于行规，就像砂锅必须搭着蒜泥卖，你非不搭，他也不能把你怎么样。正因为没有惩罚的权力，所以像这种大笔一挥把半本保单变成废纸的规定它也敢说。

张律拿这样一条效力不高的规定来混淆视听，我担心的是，法院不会真的采纳吧？

张律面色不变，点点头说，这确实只是银保监会的规定。但是，银保监会出这么一条规定，也是有理由的——为了公平。

保险公司有那么多部门、那么多员工，每天穷尽办法研究，在保单上增加种种细则。一份保单好几百页，没办法读完。DIC是什么，DIC分几期，这根本不是一个普通人可能知道的东西，连学过医的人都要现场查，可是要从保险公司手里拿到赔偿，就得掌握这种知识。

就像一个身家显赫的贵公子和一个普通人比速度，贵公子直接开着车走，普通人是慢，是输了，但这公平吗？

否认这些细则，就像禁用贵公子的车，把双方拉到一个水平来比，才算公平。

可什么是公正呢？

最后的陈词，我回到了重疾险的合同精神：“所谓重疾险，是为了鼓励人们积极治疗、保障被保险人治愈后的生活的。”

“本案中，住院病案、出院记录中写明，是家长拒绝一切治疗，抱走患儿。患儿家属根本没有进行积极治疗，如果公司赔付保险金，是不是在鼓励这种放弃？”

说话时，我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原告。我知道，和上次一样，就算我们争论的东西再晦涩，这个父亲也会认真听。

果然，我话一出口，对方就怒吼起来：“你凭什么说我的孩子我不救，我怎么会不救！！！”

“我不想要你们的钱，我就要我的孩子！”

“你知道我们家怎么过的，我的孩子走了没几个月我爸也走了，我送完孩子再送我爸爸啊——”

“买保险的时候你们说这也赔哪也赔，现在！出了事了就什么也不赔！”

怒吼声回荡在法庭里，甚至压过了法官敲法槌的声音，法警拉也拉不住，最后还是对面律师站起来，轻轻按住了他。

张律看着我，一字一句地说：“被告的代理人刚才所述内容，是对我方当事人一种侮辱。”

他表情很平静地说：“被告律师做了一种假设，假设患儿的死亡，是由于家属拒绝治疗造成的。但事实上，当时的治疗医生明确告知患儿的父亲，已经没有任何救治希望了。”

“从出院情况就可以看到，出院时患儿瞳孔已经散大，对光反射消失。”

“家属是迫不得已放弃了治疗。”

我想起李玄告诉我的那个场景，孩子是在出院路上，在孩子母亲怀里停止了呼吸。

“患儿去世至今，患儿的母亲一直高度抑郁，无法从这种痛苦中走出，今天甚至不能来开庭。被告代理人在庭上做该种陈述，我们认为是非常不恰当的。”

我低下头，轻轻掐住了自己的手心。

法官没有当庭宣判，直接闭庭了。人们开始收拾东西散开，人群中，原告席上那位父亲直直向我走过来。

我倒不后悔自己当众质疑他骗保，在其位谋其职，而且总要有人提出质疑，但那几步，我心里真有点毛毛的。

孩子父亲终于在我面前站定。他情绪不再激动，只是声音不大地陈述：“你知道吗，医生让我进icu看孩子的时候，我看见我孩子的胸因为做心脏按压，凹陷下去一大块，肋骨断了五根。”

“医生说，再这样下去也没有意义，别让孩子受罪了。”

他不是想省钱，甚至可能不是不知道这样会导致得不到赔偿，他只是不想让孩子再受罪了。

我张了张口，发现说不出话来。

最后我问他妻子怎么样了。

男人苦笑了一下：“她想孩子，天天晚上睡不着觉，抑郁症，现在还上不了班。”

孩子离世已经两年了，他们这么年轻，我以为都该有了新的宝宝了。我甚至怀疑过他们是故意骗保，没想到听到这样的答案。

男人扭头离开了。我呆呆地坐在被告席上，良久说不出话来。

开完庭后，我给保险公司李玄打了个电话，问他公司是否愿意接受调解。

李玄在电话那头轻轻吸气，说事情到现在这样，他也很想调解，但他们只是市级公司，需要由省公司定夺之后他们来执行。

这是一个系统，它庞大，鲜少犯错，也不会因为个人的同情心而暂停。这也是他们无法让步的原因。

四个月后，判决送到了我的手机上。

是败诉。保险公司输了，被判理赔50万元。

法官最终采纳了张律的意见，认为保险公司不应多加规定，患者病历上确认患有DIC，就应按DIC赔付。

我看过不少保险案的判决，无论从医学还是法律的视角来看，都可以说，这份判决写得简直牵强。但当我把这份判决发给李玄时，能感觉到他似乎松了口气。

他没有追问一句，就答应去给总公司做工作。几天后，李玄告诉我，公司接受了这个判决结果，决定不上诉。

以前这种官司，保险公司基本要再上诉，不管有没有胜率，都要打一个二审，反正他们有的是钱和时间；这次法官根据银保监会的一个规定来判，可以说有很大漏洞，但保险公司竟然认了。

我不知道是因为他们尊重合同、自认倒霉，又或者是整个系统中的每个人，都稍稍地越轨了一分、动摇了一分，最终导向了不一样的结果。

李玄告诉我，这起诉讼的相关资料，他已经反映给了总公司。除了DIC的BUG以外，他还提出，总部应该规范业务员的行为，应该强制要求，每次向客户介绍保险的时候，业务员必须把所有条款、所有疾病和相关的限制条件都解释清楚。

我们争论过的很多焦点，比如病毒性脑炎要发展到后遗症才给赔付，重度昏迷要经过评估才算“重度昏迷”，都要一一讲解，全程录音录像，讲到客户懂了为止。

他说这不应该是一件困难的事，“你就讲得很好”。

那个贵公子和普通人赛跑的比喻，他听懂了，他想给普通人一辆车。

这场官司输了，但我总感觉，比赢了更开心。

我知道50万比起一个心爱的孩子的生命，分文不值，可我还是希望它能稍微保护到那对年轻父母的心；我也希望，这场诉讼能保护到其他人，比如李玄、比如张律师，比如我自己，它会告诉我们，把道理讲明白，我们可以保护到更多人。

康不医曾经问我，读者们会喜欢律师的故事吗？我问她为什么会有这种担心？

她说，她打起官司时，可能一门心思都在研究法条是什么、问题在哪里，总想讲道理、讲规则，以至于有时候甚至会被身边的朋友质问：“你都没有情绪的吗？”

她担心读者们也不喜欢这样的她。

可是有没有情绪，并不等于这个人是否善良。

这个世界需要一些人充满情绪，但也需要一些人坚持原则、保持理性。因为我们不能靠一个热心人24小时无休去帮助所有人，但我们可以寄希望于一个足够完善的规则，形成安全网，可以兜住所有人。

就像这个故事里一样，最好的结局不止是这对父母拿到了50万，而是在这个基础上，以后还会有千千万万的人可以得到更详细的讲解，可以更明白自己如何通过保险规避风险、如何得到赔偿；在他们遇到意外时，即使不闹、不卖惨，也有安全网，接住他们。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编辑：卡西尼 小旋风

插图：大五花

本篇8992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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