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记】

罗志田：《科举制度废除在乡村中的社会后果》，《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第191-204页。

191 科举制是一项集文化、教育、政治、社会等多方面功能的基本建制（institution），上及官方之政教，下系士人之耕读，使整个社会处于一种循环流动之中，在中国社会结构中起着重要的中介和维系作用。这样一种基本建制的废除，不啻给与其相关的所有成文制度和更多约定俗成的习惯行为等都打上一个难以逆转的句号，也产生了涉及各层面的广泛社会后果。

一、对乡村教育的影响

192 中国传统政治基本上是一个不特别主张“作为”的“小政府”模式，因“作为”方面的要求不高，故产生与此配合的轻徭薄赋政策，不提倡政府与民争利；而教育体制也与此行政、税收取向配套，大致符合以农业为主的生产方式，全毋需高投入，政府支出的份额亦甚少。但新学制的教育成本就远高于科举体制下以民间为主的读书系统，可能远超出当时中国社会习惯的负荷。

192-193 过去操办地方塾馆（对应于官立或公立学堂的“私塾”是后起的称呼）多为自愿或半自愿的私人事业，往往是创办者多出资，而伴读或借读者所交束脩多带补充性质，贫富的负担通常是有差别的；且还有宗族或地方的各类公田及“宾兴”等民间建制，对贫寒而真能读书者而言，上升性社会变动的机会始终存在。新式学堂较前花费大得多，特别是平白增添了可能是专职的管理人员，资金乃成大问题。更重要的是办学已成集体或官方之事，这一由私向公的转变可能减弱民间的积极性。

193-194 当年除少数官立学堂经费较有着落外，公立者势必涉及地方“公款”的支用。私立者除换汤不换药类学塾改办者外，真正要达到官府规定的水准，开办费至少需银数千两，用于平时开支的“每年经常费至少必一二千（两）”。以这样的规模言，有能力“不惜自己出钱”的士绅恐怕屈指可数。通常也只能是先集资创办，后因无力维持，“遂不免要求地方公费之补助。但地方公费各有所归，必无闲款可以指拨；即有可归学务上动用者，亦已为官立、公立各学堂所挹注，必无余力再及于此。其结果遂以无补助而至停办”。

195 清季设学堂时，对各级毕业生都有相应的“奖励”措施，可授以适当的功名，学历高者尚可能得到实职。但或者这些条款宣传得不够广泛，或者乡民对新政缺乏实际的信任，以中国传统对读书的重视，一些乡民竟然谢绝免费读书的机会，科举制废除对社会及大众心态的冲击强度，似乎还在我们过去认知之上。或因民间有这样的心态，废科举不过几年，学堂与私塾竟又形成竞争局面，有时私塾还略占上风。宣统三年即有人注意到：“昔之学生，大抵出私塾而入学堂；今之学生，乃有出学堂而入私塾者。”

195 亲私塾远学堂的风气至少在农村是长期延续的，20世纪20年代毛泽东看到的湖南农民，对“洋学堂”仍然是“看不惯”。因为“乡村小学的教材，完全说些城里的东西，不合农村的需要。小学教师对待农民的态度又非常之不好，不但不是农民的帮助者，反而变成了农民所讨厌的人。故农民宁欢迎私塾（他们叫‘汉学’），不欢迎学校（他们叫‘洋学’）；宁欢迎私塾老师，不欢迎小学教员”。又约十年后，有人对江苏江宁县淳化镇进行调查，农民仍然认为“新式学校是洋学校，所读的书是洋书，多不适合他们的需要”，故许多人宁愿把孩子送入私塾。

195-196 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从思想观念到实际治理的方式都有其发生发展的统系，且有其社会基础。古人以为，实际的政治管理必须在教化可及的基础上。这一观念也逐渐社会化，成为上升性社会变动的主要途径。落实在体制上就是从汉代发端到唐宋成熟的通过考试选官的科举制，任何编户齐民只要能通过一定层次的考试就可以担任一定级别的官员，这样一种“布衣卿相”的梦想曾经是四民之首的士和可望进入士阶层的乡村农业中产阶级的持续追求，可以说是典型的“中国梦”。

196 当然，科举制的开放性很多时候是理想大于实际的；且随着中式者的积累，获得举人以上的士人中也只有一小部分人真能得官。但正如前引《中外日报》的文章所说，这样明知有些侥幸的体制“足以相安千余年而不见其不可终日者，则以若辈虽多终身不得之人，而要无日不有可得之理想，故其希望之心不绝。即此希望之心，彼乃借此以养生尽年，而得以悠游卒岁矣”。伴随着不甚高之教育投入的是上升性社会变动的不绝希望，正是科举制保障了这一梦想的持续，并以一定数量的成功范例鼓励之。

197 梁启超说，科举制“实我先民千年前之一大发明也。自此法行，而我国贵族、寒门之阶级永消灭；自此法行，我国民不待劝而竞于学”。但随着布衣卿相梦想的保障不再，而新式教育的投入又日益昂贵，乡村中人读书的愿望减低（如前述一些家庭宁愿放弃免费读书的机会），而读书的代价则增高，那些仍希望走此路的寒门之家比过去更困难了：清季官立学堂虽不收费，但办学层次较高，数量亦少；而民间之塾馆改为学堂者，基本是收费读书，且因变为他人“代为之延师”，就学者的花费多是平均分摊的。

197 新学制最大的问题，就是贫寒而向学之家的子弟失学愈来愈普遍。还在废科举前两年，陈黻宸在和孙宝瑄论及拟议中的废科举时就说：“学校兴办不善，科举岂可骤废。科举废，天下更少读书人矣！今之学校，非强有力者、广通声气善钻营者，往往不能入。此种学校何益天下！使并科举废之，而天下寒贱之士缺望，将皆废书不观矣。”废科举后，举人李蔚然也指出，科举诚多弊端，但尚能“公平”对待贫富。而“今学堂学生，近城镇者入之，僻远不与；有势力者入之，寒微不与”。两人皆观察到新学制对贫寒之家的实际排斥现象，而李蔚然更预见到后来日渐明显的城乡差别。

二、城乡疏离与乡居精英的流向城市

197 废科举一个影响深远的社会后果即中国的城乡渐呈分离之势。传统中国士人以耕读为标榜，多数人是在乡间读书，继而到城市为官。旧制或候缺或丁忧或告老，读书人多半要还乡。新制则“学生”与城市的关联越来越密切，而与乡村日益疏远；大学（早期包括中学）毕业基本在城市求职定居，甚至死后也安葬在城市，不像以前一样要落叶归根。前者不止是人员的流通。它还意味着信息、资金等多渠道的流通，使整个社会处于一种循环的流动之中。后者实际意味着以前的循环流动在很大程度上逐渐衰歇，并走向中止（这当然有个过程，且各地情形不一）。

197-198 废科举后不久，即有人担心，“吾国官无大小，所居者城市也。今日大声疾呼争权利以兴学者，皆城市之民也”。官立和层次较高的公立学堂也多在城镇，即使“偶有一二富乡，搜集种种捐款，建设一二学堂，所教者绅族也、富室也；林林万众，裹足不入”。若“长此不改，一二年后，城市大乡，贵族学校林立，官可以报绩，绅且据以自豪”，而乡间恐怕“除百一绅富家外，大多数学龄童子皆将不识一丁”。乡村“读书种子既绝，而市民、非市民之阶级，由此永分：市民之学堂日益增多，非市民之负担日益增重；市民有权利而无义务，非市民有义务而无权利”；其潜在的祸患难以量计。这一担忧与前引举人李蔚然的观察是吻合的。

201 当时上海《民国日报》的一篇文章说，尽管不少读书人喊着“到民间去！到乡间来！”的口号，实在的现象却恰相反，“年年大批的毕业学生自乡村跑进都会，不见一个返到乡间”，甚至“乡村小学的教师宁愿来都市为书局报馆抄写”；致使乡村颓败，“只剩下少量的具有一八世纪头脑习惯的人在过着十八世纪的生活，用中古的技术求得生产来供给自己”。问题是不但“没有一人关心及乡村，总集团于都会”，这些18世纪的村民“还要供给都市”。作者认为，“这样畸形的偏重的趋势再不能继续下去”，各方面的人都应到乡间去工作，以“造成美丽的安适的丰富的乡村”，更要“让乡村与都市平行的前进”。

201 故章太炎指出：“自教育界发起智识阶级名称以后，隐然有城市乡村之分。”所谓“智识阶级”，其实就是新教育建制的产物。太炎敏锐地认识到，由于“城市自居于智识阶级地位，轻视乡村”，进而产生了整体性的城乡“文化之中梗”。后来逐渐引起世人注意的读书人之“脱离群众”，部分即因传统的耕读生涯中止所致；民初的读书人学西人提出“到民间去”的口号，虽未必皆去乡村，多少仍提示出城乡的分离。

三、余论

203 从孔子以来中国士人最向往的政治模式可以说是一种“士治”的秩序：不仅因为各级“大夫”多从士来由于小政府的传统，基层地方大多在官督之下实行自治，起着关键作用的乡绅之核心成分就是士人，故“士治”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当实际的。

204 当清季学外国图富强，小政府不得不行使大政府的职能时，不仅会与民争利，且呈现出变“士治”为“官治”的倾向。惟因当时学西方立宪，又推行新式的“地方自治”。中外新旧两种自治”的对立一面是明显的，却也有着未必是主动的“配合”：官方仍像以前一样将地方事务责成士绅操办，这等于让士人“自改革”以调整“士治”。科举制废除后，甚至可能变“士治’为“绅治”。随着乡绅成分的转化，“士治”与“绅治”的紧张和冲突势不能免。

204 民国代清之后，这些问题就遗留给新政权来处理。北洋政府在很大程度上——特别是办事的思路和方式上——延续了清季的模式，大体是“士治”向“官治”过渡，而以“绅治”为补充。国民党则不同，其在广州已尝试推行一种结合英美与苏联的政治模式，上层权力日益集中在基层也力图实现近于“官治”的“党治”。故国民党当权后乡村的问题较前更复杂，在士人大体从乡村权势淡出后，往往体现为“官治”与“绅治”的冲突。

204 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是一多层面的体系，表面看去似不怎么紧密相连，实则内在联系丝丝入扣。晚清到民初各社会群体间这样的竞争与互动，还需要从基层进行具体的区域性探索和重建。应说明的是，在公路和铁路尚少，机动车为少数人所使用，以报刊为表征的舆论之涵盖面和时效都相对有限的时代，乡村本不怎么互通，中国“地大物博”的多样化和歧异是非常实在的。故城乡差别的最后确立和士人从乡村权势中淡出皆有一个过程，且各地可以很不相同。

204 科举制废除的一个重要社会后果即乡村中士与绅的疏离，“乡绅”的来源逐渐改变，不再主要由读书人组成，特别是下层乡绅中读书人的比例明显下降，乡绅与书本“知识”的疏离可能意味着道义约束日减，其行为也可能会出现相应的转变，容易出现所谓“土豪劣绅”。结果是“劣绅”及其伴随的“土豪”、“土棍”、“地棍”、“土劣”等用语日渐普及，从一“独夫”的帝王统治变为“千万无赖之尤”的混治，恐怕是导致后来所谓“社会矛盾激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204 其实，废科举不过是20世纪一系列“斯文扫地”活动的开端。当乡村社会的斯文扫地渐成定式之时，各类新型的乡绅也会成长起来，其中固然包括使乡村“黑暗”的劣绅，也会产生出些不代表“斯文”但行使着传统乡绅之基本正面功能的人，例如“修桥补路”一类社区事务的组织（通常也包括民间信仰方面的组织）。随着“乡绅”的来源逐渐改变，基层的“士治”可能变为新型的“绅治”。在整个世纪的系列斯文扫地活动之后，乡村既遭受了疏离于“知识”的痛苦，也会开始真正尝试一种无士的自治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