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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时，美国为什么没有像援助韩国一样直接出兵援助？

常盤貴子 2024-05-17 14:12:48 北京

美国对中华民国和大韩民国采取不同的军事援助策略，本身有复杂的因素，需要带入历史情境去理解1945-1949年和1950年美国对中国的认知。

1945-1947年的美国出兵意愿

二战给美国带来的困难

解放战争期间的美国出兵中国的束缚首先是因为二战的负担。二战结束后，美国虽然本土几乎没有受到损害，但是美国军人复员规模巨大。1948年美国陆空军减少到1945年的11%，海军人数减少到12.3%，海军陆战队减少到17.9%。

战后美国的兵员大幅减少，1945-1948年一直处于下降的状态。杜鲁门政府面临要求减税、通货膨胀和财政赤字几重压力，也制约了美国出兵的能力。美国参加二战之后，财政赤字持续扩大，1942年和1943年分别达到15%和30%，1944-1945年略降至22%，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从1941年的43%升至1946年的120%；二战期间预算赤字占GDP比例也达到历史独一档的30%左右。美国人直接烧钱调兵遣将是不可能的，只能选择由美国出钱、出武器，由他国出人、出力的办法。

美国的外交思路

美国外交思路也影响美国出兵的意愿。王立新将美国在二战结束前后的外交政策提炼出自由主义的因素，摆脱了二战前外交孤立主义的美国，倾向于推动国家之间和国家内的矛盾沿着非暴力的方向发展。解放战争初期尚且处于冷战前，美苏矛盾不算尖锐，现实主义政治观念还没有占据上风：

其二，对制度与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视和民主和平论的思想把美国传统的使命观整合到美国外交政策中去，在国外促进自由不仅仅是完成美国的理想，而且与美国的安全息息相关，这使输出民主和支持国外自由事业的思想在二战后几乎得到举国一致的支持。同时自由主义国家安全观强调通过自由理想的传播与民主共同体的扩大来维护美国的安全和利益也使美国外交政策更具干涉主义特征和强烈的意识形态输出色彩。美国在二战结束前后主要是以自由国际主义为指导思想来设计战后国际秩序的，这一指导思想与威尔逊主义是一脉相承的，特别是威尔逊主义中的国际合作、民族自决、集体安全、自由贸易等自由主义思想在战后重新复活，同时美国又吸取了一战后美国拒绝承担国际义务和各国贸易保护主义导致30年代的经济和政治危机的教训。

这种理念在资中筠那边被总结为”自以为无所不能和要以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的强烈欲望“。因此，美国对华政策有”充满悖论的政策目标“。美国政策的目标是要避免中国内战，促进两党和谈同时又要尽一切力量维持国民党的统治;而国民党的目标是武力灭共，美国正是其借助力量。

美国避免中国内战的目标促使1944年赫尔利访华，并直接参与和斡旋国共和谈中。这段时间内，美国大使表现出对中国内政的不熟悉，赫尔利表现出对国共分歧的实质并不理解的情况。赫尔利1944年11月和中共达成了一致并签署了协议，但是随之遭到国民政府的拒绝；之后1945年初赫尔利斡旋第二次和谈，同样以无果告终。在第一次谈判和中共达成协议后，由于从美国民主政治的观念来理解这一协定在统一和团结中国两大政党问题上的意义，赫尔利也极其兴奋地陶醉于自己所取得的胜利之中，结果到了重庆就被泼了一头冷水。美国人对中国复杂的政局和两党实际诉求分歧的不理解，因此一直斡旋失败，却也不放弃自己推动和平解决两党矛盾的看法。

尽管赫尔利促进国共和谈失败，美国政府依然没有放弃对国共和平谈判的期望。1945年12月，杜鲁门总体派马歇尔作为特使，接替赫尔利斡旋两党谈判。同时，美国发表对华政策声明，推动国民政府政体从一党训政导向美式多党竞争体制。赫尔利和马歇尔斡旋国共和谈反映战后自由主义外交理念的延续，美国人在解放战争爆发的1946年6月以前一直没有放弃调停内战的努力，这就表明1945-1946年战后“空窗期”（二战结束到冷战爆发前），美国并没有出兵干涉中国内政的动机。

二战后美国外交优先级上，欧洲也比中国高。战后初期美苏争夺的战场主要是欧洲，苏联在近东地区那些雅尔塔体系尚未予以确定或调整的地区表现出不满意和扩张意图，虽然并不等于斯大林就想改变雅尔塔体系和美欧全面对立和对抗，但是战后苏联在其周边地区广泛追逐政治和经济权益的外交行为加强了西方国家的集团意识，加快了西方国家反苏联盟的形成。

因此，在美国的对外战略中，欧洲远比亚洲重要。面对战后老百姓质疑援助欧洲是否是浪费税金，为了推行援助欧洲、广泛卷入国际事务的国际主义政策，杜鲁门政府实际上开展了战后历史上最大的公共关系运动之一，以动员民众和立法机构支持政府的对外政策，包括后来的马歇尔计划。因此，对国民政府的直接军事援助在优先级上也不够高，美国人没有闲心派部队登陆中国支援国军作战。

美国对中国的评估

除了国内矛盾和外交理念的制约，美国人中国的评估也影响美国对出兵中国的决策。1947年3月间，临时代理国务卿艾奇逊在国会回答议员质询时说:

中国政府目前处境与希腊政府不同，它没有濒临崩溃，它没有面临被共产党击败的威胁。与共产党进行的战争就和二十年来一样地进行着。

可以看出，根据当时美国估计，中国的内战还要拖相当长一个时期国民党既不能以武力消灭共产党，共产党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取得胜利，将出现僵持或割据局面，因此美国派兵参与并无必要。

在1947年6月美国国务院关于支配军队规模主要因素的报告，美国人认为解放军在内战第一年主要使用的武器是日制武器，而在未来一年，解放军弹药会成大问题，在东北缴获的日本弹药存货可能将会消耗殆尽。美国人也不看好解放军的粮食供应，他们认为迅速不受限制的扩军的进一步障碍可能是共产党区域,尤其是华北的粮食供应短缺。美国人总结认为解放军的扩充与国民党军力的下降有着直接关联。也就是说,解放军扩军与它从国民党手中缴获武器的速度直接相关。美国人相信国军战场表现的改观取决于南京政府表现的改观，一旦国民政府的基本的弱点（指战略制定、指挥官选择和物资供应等问题）得到克服,美国人相信解放军军事胜利的模式会发生重大改观。

从这份报告中，我们可以读出：美国人认识到解放军在这段时间的多次胜利和国军的失利；美国人不看好解放军的弹药供应和粮食供应；美国人还是相信南京国民政府能打赢战争，但是前提是要改革自身。总体来说，美国人认识到国民政府的问题，但是美国人还是相信国民政府的实力和优势。

美国人对苏联对华政策的认识也影响他们直接出兵支援中国的看法。在1947年9月15日中情局关于苏联实现在华目的的报告中，CIA相信，在解放战争爆发后，因为美国对华政策变化不大，苏联对华政策同样变化不大。苏联出于避免和美国直接对抗的风险，以及中苏条约对苏联的约束（中苏条约规定苏联尊重中国主权,不干涉中国国内事务,只向中国国民政府提供道义支持和军事援助），倾向于避免直接行动。通过避免采取公开行动,会加剧中国国民政府对苏联的畏惧,并破坏政府任何获得苏联在东北问题上合作的希望,莫斯科将处在更加有利的地位：(1)促进中国政府反对任何加强日本在亚洲地位的和约建议；(2)扮演亚洲大陆保护者的角色，反对“美国支持的日本帝国主义”。

美国人还认为，苏联更着重于自己在东北地位安全,而非中国共产党军队在中国本土的地位或命运。只要国民政府看来无力重建对满洲的控制,可以料想苏联会继续避免针对该政府的公开行动。但是，但是如果通过大量的美国对华军事援助计划和国民政府的主要改革增强了国民党的潜能,到了威胁东北现状的地步,可以认为苏联此时有可能采取直接行动对付这种威胁。因此，美国人不仅不能派遣军队参与内战，甚至太多的军事援助都是不应该的。固然苏联担心美国，但是美国也不想看到苏联直接下场进入中国作战，不在中国问题是激怒苏联是很有必要的。

1947-1949年美国出兵意愿

凯南的现实主义遏制政策的影响

冷战全面爆发后的美国对华思路离不开凯南的现实主义遏制思路。作为现实主义者，凯南认为，美国的国家安全依赖于在世界各种力量之间建立平衡，即依赖于世界的均势。同时，并不是所有地区都对美国具有同等重要性，美国对苏联扩张的遏制应该是有选择的，主要限于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若干地区，包括大西洋共同体、地中海、中东以及日本和菲律宾。而其他地区，无论属于哪个集团都不会对全球的均势具有影响。凯南还认为，其他国家的国内制度不是美国外交政策应该关注的问题，美国应该坚持“传统的不干涉其他国家内部事务的政策”，“不能认为我们天然地有义务采取措施影响其他国家内部事务的进程”。

1947年杜鲁门主义出台后，美国从道德上开始遏制共产主义的发展，杜鲁门认为美国的政策“是支持自由的人民”“抵制武装起来的少数人和外来的压力企图强加给他们的奴役”，“支持自由的人民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来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以此为标准，美国应该大力支持那些“非自由”地区政权下的人民，自然中共也不例外。但是凯南对遏制各国共产主义的政策观点是不一样的。在凯南的观点中，中国对美国的战略重要性不够。他认为，共产党在这里的进展当然是不幸的，但可以忍受，而共产党在欧洲的任何扩张则是对美国的致命威胁。凯南批评杜鲁门的国会演说时说，杜鲁门使用这种总括式的语言是极为危险的，很容易被理解成美国承担反对任何地区共产主义的义务。

凯南等人对国民政府的援助的论点是“美国应当提高最低限度援助，从而满足美国民意。如果有可能，阻止中国政府突然的完全崩溃”但是，确保国民党的完全胜利是“完全不可行的”。这就是“最低限度援助”的来源。在凯南的现实主义遏制政策的影响下，1948年马歇尔向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介绍中国一揽子援助时，他的陈述避开了对共产党长期前景或中国对美国战略重要性的评价。马歇尔陈述的主旨仅仅是，在当前情况下，中国问题“实际上是无法解决的”。华盛顿既不能完全从中国撤出，也“不能在此之上无止境地耗尽资源”。马歇尔直言不讳地强调，美国把大量军力和资源消耗在中国无疑对苏联有利，或引起一种反作用，“导致另一种西班牙式的革命或广泛的战争”。因此，马歇尔最终的援华法案由1.25亿特别赠款和2.75亿经济援助，参议院外委会有关报告中明确说明:“假设国民政府愿意时，可以用于采购军需用品和装备。”同时又说明赠款的措辞不应解释为任何美国军队在中国从事战斗任务。可见美国人在军援上的谨慎程度，就算一定程度上需要军援，也必须假装不以此为目的。

在马歇尔的影响下，国会中许多人开始对向一个越来越被认为无望的事业投入资金产生怀疑。虽然马歇尔并没有按照凯南希望的那样，完全放弃对国民政府的援助，但是马歇尔已经限制了对华援助的规模，并且很大程度上打击了美国人对援助国民政府的信心。在凯南的影响下，美国人对逐渐走向失败的国民政府的直接军事援助兴趣越来越冷淡。

美国情报的影响

美国对凯南的逐渐接受，一定程度上是对中国局势恶化的反应。1947年12月《中国事务处助理处长赖斯关于影响中苏关系的因素的报告》提到，国民政府的地位正在不断恶化:或者垮台,或者降格为一个地方性政权；显而易见蒋介石不会长期执政。美国人担心国民政府会因为战争的失利接近苏联，远离美国，从而结束内战。1948年4月的《国务院情报研究所关于对中共政权普遍反应的报告》认为，中共已经从大多数人口中得到了可观的经济和军事上的支持，中共在农村的统治相比于城市更受欢迎，但是依然存在支持的摇摆性等风险。当年5月《中情局关于中国的调查报告》中对国民党政府批评颇多，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

由于军事力量和资源的衰竭,在不接受外界援助的情况下,中国国民政府没有多少希望去扭转或者遏制目前的骚乱以及共产党影响力扩大的趋势。另外随着中国政府形势的日趋恶化,中国与美国在国际事务上传统的合作可能会发生动摇,因为国民政府会倾向于坚持机会主义路线以避免与苏联的直接冲突。

CIA还担心如果美国援助一定程度上促进国民政府的稳定,苏联人采取对抗的前景也会增长,并且这一系列的事件可能会引发美苏利益在中国的直接碰撞，这也会限制美国人出兵中国。CIA的报告同样关注中苏关系，他们相信解放战争引起的国内混乱会阻止共产党中国发展成为苏联有效的政策工具，避免中国成为苏联附庸。国内战局问题逐渐让美国人怀疑对国民政府的援助是否具有效率。在1947年上半年，美国对国民政府的援助目标还是“阻止共产党统治中国”。自1947年10月下旬起，美国国务院开始“重新审定对华政策”。这时有两点已经明确:一是美国在华短期目标是“阻止中国完全为共产党所控制”;二是国民党如没有外援要扭转共产党得势的趋势希望甚小，而“显然外援的来源就是美国”。为了审查美国援助是否有效率，才有了上文马歇尔的援助计划，以及凯南主义逐渐走入主流决策圈中。

乔治凯南的影响

提到凯南主义的影响，必然少不了1948年10月凯南提交、戴维斯主笔完成的NSC34，即《国务院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给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戴维斯阐述了他对中国现状和未来的观点。戴维斯对中国的未来非常不看好，他基于对中国落后的经济和人口因素，认为中国未来的政治可能性是骚乱或者威权主义。民主不可能植根于如此暴虐的环境之中。威权主义可能会通过剧烈的方式打破这种循环,比如通过暴力的“社会主义化”。这种方式最好不过是以给整个社会结构带来沉重和长期拖延的损失而生效;最糟糕莫过于激起使整个国家再度陷人无政府状态的暴乱。

戴维斯对国民政府相当悲观。在“和现在构成一样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是否能够实现自我拯救“和”美国援助能否扭转内战的进程”两个问题上，戴维斯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第二个问题回答为“或许会,但是除非美国提供必要的尽可能长、尽可能多的大量援助。”凯南不仅认为想让国民政府胜利的援助是”接近几何级数“而非”算术级数“的。凯南和戴维斯在这篇报告中完全批判了深度介入乃至派兵的观点，他们强调：

全面援助等同于公开干涉。公然介人会增加对干涉者的反抗。新民族主义的不同分支以及传统中国人的仇外力量将有可能聚集在共产党周围,而共产党与苏联的联系,在中国人看来则被共产党强烈的反帝主义所遮掩。美国的公开干涉,就像美国军事上增强蒋介石一样,趋于从政治上加强共产党的地位。

凯南主义者们还认为，就算美国人不计成本击败中共，扶持蒋介石政权，他们也不认为莫斯科不会干涉甚至尝试控制当前政权：”革命是否再次被克里姆林宫所利用“会是个大问题。因而,给予国民政府全面援助,是一场耗资巨大、投入无限和危险的行动过程。美国政府确实不能以美国的威望和资源进行豪赌。

不过，凯南对中共政权也不看好。他和戴维斯认为，中共缺少管理城市的经验，而且通过社会主义以进行集体化和工业化，会对人民产生大量的负担，凯南等人不认为苏联会援助中共，那么中国是否有足够的人口和经济活动空间去成功完成这项如此奢侈的事业是一个问题。另外，中国民族主义和共产党与苏联的关系也会给中共的未来产生阴影。

总而言之，凯南对中国本身的经济环境非常不看好，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执政后的未来都蒙上一层阴影。对于国民政府的援助，美国的“军事力量不可能成为有效加以使用的方式”，”在争夺中国的战斗中,最为有效地利用我们的力量将是通过政治、文化和经济的形式“。凯南认为美国需要通过经济援助，扩大美国在国民党的影响，避免国民党完全崩溃或者完全倒向苏联，中国只有作为苏联政治军事力量的可能附庸的时候，对美国才会产生巨大的风险。与此同时，美国不能对国民党做出不可挽回的承诺，宁可放弃他们也不能乱下承诺。

NSC34，及其配套的NSC34/1等文件，代表了凯南主义对华政策的成因和政策建议。在1948-1949年这个时间点上，凯南等人已经对援助国民政府胜利的可能性失去了信心。他们完全放弃了出兵援助的想法，仅仅期望通过有限的援助产生恩惠，避免国民政府彻底倒向苏联。对于凯南而言，只要中国不完全倒向苏联（成为苏联的附庸），那么其未来的发展就是可以接受的。哪怕中共上台，大量政治和社会矛盾也让凯南相信新政权不可能一帆风顺，因此美国大可不必将海量资源放在中国，而是要考虑离间新政权和苏联的关系，避免中共成为苏联的附庸。司徒雷登等在华美国人的报告也和凯南形成呼应，表明这段时间国民党政权是无可挽回地走向失败：”中国大部分人民和几乎全部官员都听任共产党早日获胜，他们相信立即结束战争对每个人的利益都是最好的。”

随着1949年3月批准NSC34/2。有关对中国大陆国民党政权的援助问题终于结束了。凯南和戴维斯自1947年底起，建议最低限度援助和逐渐脱离政策，最终占了上风。美国政府在凯南等人的影响下逐渐放弃了大陆，也标志着美国不可能出兵援助国民党。

意识形态的矛盾

在这一段问题上，我不会做出较多的叙述， @干支在这个问题上有比较多的叙述。简而言之：国民党政权本身是”革命政权“，他们的革命体现在他们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推崇，对一党训政的推崇，因此对自由主义是绝对反感的：

蒋介石肯定没有背叛革命，而就算背叛革命那也只能是背叛国民革命而不是背叛无产阶级革命，毕竟作为一个国民党人，坚持三民主义（或者说孙文主义）是唯一真理，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而批判马列主义在内的其他主义是各种程度的谬误毫无问题。很多人认为蒋介石在此书（《中国之命运》）中反对自由主义的观点造成了当时国内文人以及英美对蒋乃至国民政府的不满，可问题是自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就不断的宣扬反对自由主义的观念，文人与英美即西方国家不可能不知道。

高老师在《太子孙科》中也提及自由主义理念在中国是受到现实政治约束很大，最后必然失败：“孙科在民国史上的际遇表明，在蒋介石占主导地位下的国民党上层集团中，国民党内的自由派不能真正影响国民党的决策“”孙科自由主义的高峰时期是美国对华影响较大的抗战后期，此亦表明国民党内的自由主义的非本土性。一旦美国出于自身需要调整方针，国民党内的自由派马上就陷入困境。”

既然国民政府从来都不是一个自由主义政权，那么美国人为什么要全力支援国民党政权呢？虽然说这固然是遏制共产主义发展不假，那美国肯定优先援助西欧和日本那些和美国共享相同价值观的政权，或者直接由美国扶持改革的政权，而不是国民政府这种改革缓慢的政权。从凯南的报告中，我们也可以注意到他们对”恐惧和恩惠“左右国民党政府的对外政策的重视。可见，对美国来说，蒋介石政权虽然需要援助，但是并不是很容易扶持和左右的对象。

美国对外援助的利益交换逻辑

凯南在对援助国民党政权提出了一些先决条件：美国对支援物资的处理上”支持专门和有限度的计划，拥有清晰的社会经济目的，保证它们在美国技术的监督和援助下进行”，凯南的支持者戴维斯也赞同这一点。美国人这种观念并非战后才出现，从二战期间对华援助政策中就暴露无遗。齐锡生对史迪威在华活动的分析中提出：

然而美国政府即使加大了投资，还是需要让中国人相信，只有后者探取了某些具体改革行动作为回应时，才能得到美国援助。利益交换的成功与否于两个国家彼此间有无互信，而且可以在付出和回报之求得平衡，彼此都接受交易的公平合理性。

美国人在援助中国的过程中，虽然手握海量资源，却经常要求中国政府按照美国的意愿行事，做出许多文不对题的行为。而在抗日战争时期，美国对中国政策的决策就呈现自相矛盾的情况。齐锡生批评美国战时对华政策是指出，美国对华在政策层次上，它缺乏清晰的理论依据，“利益交换”概念模糊不清，领袖们常异想天开，不肯虚心勤奋地去务实求知，乃至自作聪明，还自以为是。哪怕在战后，美国来华的军政要员也不乏这种粗暴的作风，例如1947年7月访华的魏德迈的发言让蒋介石大为恼火，中共更不必多说。

因此，在二战之后，美国人对下达承诺更加谨慎，对华援助更是认真计算。但是利益交换的底层逻辑并没有改变，因此考虑到蒋介石政权的性质、美国参与中国可能产生的巨大的成本，美国都没有必须派兵支持蒋介石的动机。资中筠描述为”美国既要援蒋反共，在中国推行美国所喜欢的制度，又力不从心，而且对蒋政权没有信心，需要给自己留退路。这是它的基本矛盾。“

总而言之，美国没有直接出兵中国，主要因素是：二战对美国经济带来的冲击使得美国大规模裁军，并且减少海外军事行动，更多通过援助而非出兵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美国在二战后冷战前在全球推广自由主义外交政策，相比于直接参战，更倾向于推动和谈解决问题；美国和苏联争夺重点在西欧和近东而非远东地区，因此对远东地区的重视和投资不如近东和西欧，自然不可能出兵。这三点使得美国错过解放战争爆发前的调兵机会。在解放战争爆发初期，美国对国民政府的实力有一定的信心，哪怕1947年连吃败仗，美国人也认为国民政府最多和中共处于相持阶段，不至于快速崩溃，也不必出兵增援。

冷战爆发初期美国的战略受到凯南的现实主义遏制战略的影响，在凯南的观点中，美国对外战略中隐藏的恩惠政策（利益交换）暴露无遗。随着1947-1948年国民政府逐渐由攻转守，凯南等人认为国民政府现在的实力很难自行赢得战争，美国援助国民党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因此增加援助并非正确选择。就算援助，也要实行恩惠政策，左右国民政府的政策制定，避免中国沦为苏联的附庸，强化苏联的实力。国民党的非自由主义政权本质恐怕也让很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国民党的援助不是那么热心，自然就不可能直接出兵援助国民党。至于1949年国民党败局已定，美国就更关注如何撤出大陆，而非出兵。

1950年美国为什么出兵

由于知乎朝鲜战争研究者颇多，我也不在此献丑了。仅仅稍微提一些原因。

丢失大陆后对外战略的变化

丢失大陆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凯南的声望，国会对马歇尔对华政策存在大量批评声音。学者的大量研究已经表明，在冷战初期，国会远比行政当局更加强烈地从意识形态角度僵化地看待战后美苏之争，把共产主义视为铁板一块的，认为所有共产党都是对美国利益的威胁。很大比例的一般美国人也相信新中国是“苏联在中国的政权”。1949年10月30日—11月4日进行的关于承认新中国问题的民意测验中，反对承认新中国的人有42%，支持者只有20%；1950年6月的调查显示，60%的人反对新中国代替台湾政权成为联合国安理会成员。1950年底中国卷入朝鲜战争后进行的盖洛普民意测验中有超过80%的被访者认为中国这样做是出于苏联的命令。这段时间对中国的敌视强化了民众和精英对负责对华外交的政策不满，最终导致凯南现实主义遏制战略的倒台和新遏制政策的出台。

当1949年底，凯南离开政策设计室的时候，其思想对美国遏制战略的影响大大减弱了。1950年出台的NSC68文件标志着美国遏制战略的重大转变。美国遏制战略所针对的范围不再是有选择性的若干战略要点，而是遍及全球。贯穿该文件的是两极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对抗：“本纲要的成功最终全赖美国政府、美国人民和所有自由国家的人民意识到冷战实际上是一场关系到自由世界存亡的真正的战争。”该文件也基本没有涉及如何鼓励和利用共产主义阵营内部分裂以削弱苏联的力量。因此，在这一文件的指导下，美国决心参与朝鲜战争遏制朝鲜半岛共产主义的扩张。

凯南虽然支持对朝鲜的干涉，但是他反对越过三八线。而在沈志华那里，虽然美军的参与已经让斯大林开始考虑把中国拖入战争的问题了，但是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迫使毛泽东迅速做出参与战争的最后决策：如果中国不出兵，其国家安全和主权完整就将面临严重的威胁。周恩来在10月3日召见印度驻北平大使潘尼迦,通知他,如果联合国武装部队越过三八线,中国将出兵越过边境,保卫朝鲜。从凯南对战争的看法，我们可以注意到美国在推广其”道德外交“的时候，凯南还是注意到现实主义外交，不惹恼中国人是很重要的。但是其他美国人不是这么看的。

对朝鲜战争爆发意义的认知

由于把朝鲜人民军越过三八线的行动视为共产党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展开进攻的序幕，甚至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美国政府对此做出了迅速而强烈的反应，派兵援助朝鲜。例如艾奇逊认为美国投入军队去重新占领三八线是很有必要的，假若中国人介人，美国同样要出兵。但是在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的背景下，美国为了避免苏联参与而形成第三次世界大战，因此不赞成对中国本土全面进攻。在艾奇逊这里，不管中国军队是否参战，美国都必须介入朝鲜战争。

中国军队是否会参战的看法

在美国介入朝鲜战争初期，美国人对中国军队是否参与抱有怀疑态度，因为在美国人看来，中美开战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美苏开战，实质上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真的愿意冒着这种风险开战吗？CIA是怀疑的；CIA认为苏联如果要求中国军队参战的情况下，中国军队还是会参战的，但是CIA认为这会带来中国军队被苏联控制的风险，因此可能性很低。因此，虽然艾奇逊不在乎中共是否派军队参战，但是CIA还是相信中共大概率不会直接派兵参战，因此美军直接派军队是完全可行的。

1950年9月的情报认为”中共将以更间接的方式介人朝鲜的冲突“，CIA还认为北京是苏联的”代理人政权“，这也让美国人相信中国不会参战。10月20日志愿军已经开过鸭绿江的时候，CIA还是认为，”采取这种行动（直接参战）的最佳时机已经过去了。在这个时候,苏联和中国都不愿冒越来越大的风险,因中共直接介人朝鲜将促使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在中美已经交火的10月28日，CIA依然对PVA有没有大规模参战心存疑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