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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录】离别新圩去江英（81）

三色堇吴幼坚 2024-04-28 01:23:56 广东

题图：冬红花阿坚2023年12月23日摄于广州东山湖公园。

第80篇回忆录提到知青离开新圩公社，转到江英公社，这事还得从1970年12月初县里召开的四级干部会议说起。阳山县对我们这28个广雅知青确实很重视，下乡一年后的1969年国庆，公社分管知青工作的老邱带队，一群知青去县城游览，县革委会报道组的摄影记者老赵，为我们拍了一辑照片，田间读报那幅还发表了：

知青们在阳山县城外农田摆拍（前排坐者左一是公社干部老邱，后排坐者右二是吴幼坚）。

我们风华正茂热血满腔，在那辑照片中都笑得很开心（可惜我常闭着眼睛）。照片被几位知青收藏，陈挺还把它们贴在本子上。她回忆道：“不知是谁提议为照片题诗，一组小诗就在吴幼坚、罗伟平为首的集体智慧中诞生了。诗中虽然不乏‘携手并肩夸壮志，展望全球红旗飘’的时代印记，却真实地表达了广雅知青‘立下愚公志，誓改穷和白’的胸襟情怀。”几十年后陈挺扫描了题诗的照片，我读到似曾相识的句子，记得有些是我写的。哈哈，那时的诗简直是喊口号！在《展望共产主义远景》那幅照片中，抬手指向前方的是陈挺，站她身旁的是我。《我们走在大路上》这幅不属于同一辑照片，看环境应是在新圩拍摄的，看大家笑逐颜开，感觉内心也阳光灿烂。

插队两年我们都对新圩有了感情，大部分知青参加四级干部会议，却没料到即将要离开新圩。新任县委书记张仕儒来自韶关军分区，据说曾是军医，有知识分子加军人气质。会议期间，钟如芸、杨小杨和黄小励找到张书记，表达希望能到更艰苦的地方去锻炼的愿望。钟如芸和余颖华报名来阳山前，曾去广州西片军训团表决心，我只是向广雅工宣队长提要求，她俩“走后门”比我还厉害！小杨回忆道：“钟如芸提出想去桂花、大岗等新圩的山区。张仕儒说好啊，要去就去江英，不要去桂花、大岗，并说和两个公社都说说，安排好后尽快成行。说干就干，张仕儒一贯是雷厉风行的军人作风，没过多久我们就接到了集体迁往江英的通知，像下达给部队的集结令一样，通知要求我们春节前必须抵达江英。翻查当年的日历，1971年春节是1月27日，也就是说从议论这件事到我们抵达江英，不过短短一个多月时间，所以有些人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就到了江英。”

新圩、连陂的干部都很舍不得知青离开。徐婉玲回忆：“大队潘支书说：‘我们有什么地方对知青不好的，可以提出来，让我们改啊，为什么要离开新圩呢？我好不容易才把你和翟广两人留下来，绝对不放走。’”小杨回忆：“一天，公社吴和蒙书记来到九队，与我和李志远同煮同吃，边吃边谈，晚上就睡在我们那间陋室里，谈至深夜。吴书记虽然没有直说，但想让我留下的意思表露无遗。”尽管对新圩依依不舍，但21位知青服从安排转往江英。除何莲彬已调到县报道组，古汉岗（古大存孙子）作为工农兵大学生回广州读书外，五位知青留在新圩：公社播音员陈挺、大队干部徐婉玲、赤脚医生翟广、连陂电站沈苏民、代课老师卢学光。

临别之前，两个大队都欢送知青。新圩大队知青原打算按以往聚餐做法，凑物凑钱请大队干部吃告别宴。不料干部们一摸知青养的鸡就嫌太瘦，他们要另找几只肥鸡，还买来猪肉、油豆腐，采摘新鲜瓜菜。大队妇女主任、大队支书等主厨，为我们张罗送别宴。那天在大队部厨房，以长木板为餐桌，用脸盆盛肉菜，干部与知青齐齐起筷，但心情都无法欢喜。潘支书叮嘱要去江英的10个知青，今后常回来走动。

离情别绪也萦绕在知青心头。徐婉玲与尹泉香是高二甲同班，来到新圩又分到同村，是同一户的好姐妹、好知己。婉玲忙大队工作，泉香就把家里内外和自留地弄好。翟广和胡珊妮都是新四级女生，在杨梅坑队组成一户，干农活之余还养一头猪。两人把番薯苗剁碎晒干，每天抓几把煮熟，再抓几把米糠，混上吃剩的麦羹，往猪食盆一倒便大功告成。后来嫌煮薯苗太烦，干脆把生薯苗切也不切直接扔进猪栏，任小猪自己啃。这样养猪长得慢，所谓“石头猪”。其他知青不时支援些米糠之类，“石头猪”总算达标，送去食品站屠宰，拿回一堆皮多肉少的猪肉。知青们齐聚杨梅坑包饺子，不一会饺子消灭精光，每人再来两碗饺子水。李志远直挺挺躺在女生床上，大叫：“我宣布，现在进入不舒服时期！”这些趣事大家都记得，谁也舍不得离开集体。

陈挺有一段纪实：“1971年1月，广雅知青的大队人马要迁到比新圩困难、艰苦的江英公社，我和翟广、徐婉玲、卢学光、沈苏民却被挽留在新圩。送别那天，虽然照相机留下了我们笑着在汽车下和他们握别的画面，但是，当汽车一溜烟地跑得无影无踪的时候，我和翟广、徐婉玲坐在公路边掉眼泪。我们实在舍不得这个集体分开，心里好生难过。春节的时候，我和翟广、徐婉玲去江英探望他们，几乎走遍所有集体户。”

陈挺提到的送别画面，被照相机定格了。动身前，大部分知青在公社院内唱歌，许光远拉手风琴（琴是我从广州家中带来的）、陈挺指挥的画面，也被拍摄下来了。10年前，为编写《广雅知青阳山情》这本书征集老照片，我发现好几幅新圩知青合影、知青与干部合影里都没有我。奇怪，怎么我老是缺席呢？连离别新圩赴江英这个转折点，也没见我露个脸？大合唱里出现23个知青，但是没有我。有人提醒：“是不是你本人拿相机为大家拍照啊？”有可能。当年相机是贵重物品，公社不可能拥有，拍照主要靠我的相机，而120胶卷价格不菲，每卷只能拍12幅，舍不得让我和别人对换再拍一幅。那么，车上车下握别的照片是谁拍的呢？21位知青到达江英后那幅满地物品的照片，又是谁拍的呢？那时不像现在人人有手机，随时随地都能拍照。如果是我用相机里最后一张胶卷，留下初到江英的第一幅照片，那就非常及时，值得表扬！至今还没人说明那照片出自谁手，但它确是宝贵的历史实录。

余颖华的《按需分配》写得很好—— 1971年初，阳山知青在新圩落户两年后，大部分人又转到了江英。知青户发生了变化，家庭财产诸如锅盆碟碗还有“生产资料”箩筐桶铲锄等须重新分配。

　　记得那天，大卡车把我们连人带物卸在了江英公社大院的地坪上，满地的锅盆碟碗，箩筐桶铲，这是我们在阳山安家后的全部财产。不过，谁也没记认着哪些是自己的东西，哪些是别人的物品。这些家庭财产、生产资料，有的是下乡时新圩公社给配置的：如床板、长凳、书桌、水桶、扁担、大锅。有的是各知青户下乡后自己购买：如盆、碟、碗、筷、水壶、茶杯。

　　重新分配组合的各个知青户按各自的需要，嘻嘻哈哈地选择生产和家庭用具，多人的大户如寨狗磅一户拿了个大锅，不记得谁家心甘情愿拿了个小锅。大家互相谦让着，赠送着，你的也是我的，我的也是你的，完全没有多要多占、挑肥拣瘦、嫌少厌差的概念，但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高尚意识。总之，那一幕再普通不过，平静不过……

　　感谢不知名的“谁”，用相机拍下了那难忘的一景：满地的财产，满脸的笑容，我们已到更艰苦的山区安家……别谈如何高尚，什么情操，但那张照片却真实地反映了阳山知青们的单纯和友情，真实地反映了那时阳山知青间的共产主义、按需分配状况。这状况支持着我们走过那人生最艰苦、最彷徨的一程。

　　我们的知青户结构，随着知青被招工、招生，一个一个离开而解体，除黄启枝和钟如芸自立门户外，没有人为解散的。在阳山以后的工作中，我有机会接触到阳山本地的知青，才知道他们基本上在下乡一年内都因为家庭贫富或思想分歧等等原因分家，各自开伙。

　　以后，每当遇到人们为调工资、升职称而不顾交情，撕破脸皮，我脑海里就一次次地重播江英公社地坪上那一幕。这世界上，有的东西失也易得，有的东西失而难复。（引文完）

我们不可能时刻展现笑容，在江英的日子里，知青们遇到比在新圩更多的困难，且待我继续写苦乐参半、含泪带笑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