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深圳做垃圾分类督导员的14个月
从2021年秋天,我的父亲母亲又一次从陕南县城来深圳后,母亲找到了高级写字楼的保洁工作,父亲则选择在与我租住房子一条马路之隔的豪宅小区做清洁工,每天工作8小时,月工资3300元。如今,三年时间过去了,父亲仍旧在豪宅小区做清洁,工资没变。
父亲的工作岗位是机动工,随时听候派遣,没什么安全感。他扫花园,扫楼层的楼梯道及走廊,擦玻璃,清扫蜘蛛网,扫外围道路,清理水沟……清洁是把混乱变得有序,总是代表着新的,更美好的生活。对父亲而言,清洁是“苦役”,不是体力上的“苦”,更多是伴随着清洁工作过程中而带来的驯化、对自尊的伤害、主管的辱骂,以及随之而带来的精神压力。我父亲“任劳任怨”“不知变通”,在不平等的职场氛围中,常常受到阻碍,莫名承受很多本不应该承受的道德侮辱。
“无权无势无技术,只能做这些”。与母亲要留在深圳做保洁相比,父亲似乎决心不强,他没法像我母亲一样,在人际交往中,在附近中感受到快乐。每次和母亲出门买菜,他总是待不了多久便要提前回家。他也很少主动和他的同事们建立深度联系。相比关心附近,父亲更关心他内心的感受,相比在人群中,他更喜欢一个人呆着。他喜欢捡拾各种垃圾回家,把它们分门别类整理,整整齐齐码在阳台上,攒到一定量,便会打电话给整天骑着三轮车在香蜜湖附近收垃圾的阜阳大叔,每次卖几十元不等。
在深圳的家里,父亲是一个“失语者”,他的很多意见和争辩被母亲无视了。我给予他的建议,他也并不会听从,我有时候觉得他很脆弱,远没母亲有力量。父亲是家庭“受害者”吗?但有时他看起来又很安于现在的生活。我有时又觉得母亲才是“受害者”,一辈子为家庭牺牲,把什么都要包圆。我内心的不安时而涌现时而又按压下去。有太多“没办法”让我们一家人都很难过上理想中的生活,我们常常像欺骗自己一样安慰:能像现在这样已经不错。
他和母亲的对话总是夹枪带棒,很少有好好说话的时候。
我母亲常常很自豪:“我到哪里都能发家,我把你爸用得紧,我也用自己用得紧。”
母亲这话让我有些难受。“用得紧”的意思是按照她的“算计”在运行,没有浪费每一天,每一天都做了事,赚了钱。
我父亲有时候瞧不上这种自豪:“你的腿是怎么坏的?不是被你自己‘用’坏的?”
他表达爱的方式很笨拙,有时候有点像是诉诸暴力。比如,他喜欢在散步的时候猛地掐我母亲一下,把她吓一跳;他喜欢捏我母亲那宽大的蒜头鼻,“哎哟”直叫他才松手。
他总是很难参与进我和母亲的谈话,有时候聊着聊着,他嘴里会冒出一个在教科书或新闻联播里才会出现的政治名人的名字,拿这些人的经历与我们正在谈的东西做比较,这常常引来母亲的鄙视和嘲笑。
在深圳的家庭生活中,父亲的沉默与直截了当的反驳经常让人生气,但这同时也是一种抗争。
父亲与母亲抗争,也欣赏母亲的能干,比如母亲从大字不识,到学会写日记。他总是用怀着爱意的眼光在我母亲旁边看着她在手机上打字。
当母亲因为不认识字要向父亲求教,而父亲表现出不大积极时,母亲就很生气。
“你上高中了!教一下怎么了!”
但父亲其实只是想逗逗母亲。
在深圳的日子,父亲每天在豪宅小区里工作8小时,顺带捡拾一些他看得上的垃圾回家。他对生活没有太多意见,用一种放任自由的态度从不干涉儿女,过一种很有秩序的生活,有时候会让人认为他在逃避。
2022年9月开始,父亲每天下午五点半结束小区楼栋的清洁工作后,晚上七点至九点会在小区楼栋下的架空层负责垃圾督导工作,每小时20元。在他看来这是一份“便宜”钱,是主管“看了面子”才会派给他做。
跟我母亲一样,在父亲看来,凡是比他在矿山、建筑工地干的活更轻松而赚来的钱都算是“便宜钱”,做清洁工也是赚一份“便宜钱”。他们总是在与过往“更苦”生活的比较中,萌生出对现在生活的感激以及接下来的希望。
成为小区的垃圾分类督导员后,父亲每天的工作时长从八小时变成十小时,每个月多领1200元由街道办发的补贴,但常常领不到足额,因为如若忘记在“深分类”小程序上打卡,劳动便不作数。
这份垃圾分类督导员的兼职,父亲干了14个月,除了因疫情风控和强台风天气被耽误的那些天,他几乎没有间断。
一
2023年12月1日傍晚,我回家后,发现父亲也在家里,这是不常有的事情。一般来说,他要九点多才能回家。父亲告诉我,他被告知,小区里不再需要督导员,第二天不用来了。我们得知消息后,第一时间表达了开心:“恭喜老爸获得了晚间自由!”
父亲从得到和失去这份垃圾分类督导员兼职工作的14个月时间,是深圳这场垃圾之战从轰轰烈烈变得平静的过程,也是垃圾分类“督导员”这份工作从有到无的见证。
2020年9月1日,《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正式实施,开启了深圳垃圾分类历史上重要的一步。其中第五十五条规定: 建立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督导员制度。市主管部门应当制定督导员工作规范,由区主管部门和街道办事处组织物业服务企业、志愿者组织等根据需要安排物业服务企业员工、志愿者、住宅区居民等担任督导员,引导居民按照要求分类投放生活垃圾。组织物业服务企业安排督导员的,可以采用购买服务的方式。
在实际落地的过程中,大多由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聘请。父亲所在的豪宅小区,这项任务落到了负责小区环境绿化的外包公司头上,于是,督导员便从小区清洁工里选聘,因为有每小时20块的补贴,来申请的清洁工很多。如深圳很多小区一样,在这里做清洁的也大多是五十至六十岁之间,来自全国各地的老年人,在就业选择上,他们的余地不多。
父亲在2021年10月入职的时候就知道有这份兼职,差不多一年后,还是因为负责其中一栋垃圾督导的阿姨在晚间找到了时薪更高的家政工作,他得以顶替空缺。
得到这份兼职的时候,父亲的主管提醒他:“事好做,可要记得打卡。”他当时不以为意。父亲对主管说:谢谢你给我弄了一个这营生。
主管帮父亲提交了个人信息,在“深分类”小程序上获得了“督导员”的准入通行证,被拉进了“福田区督导员群”。
父亲所在的豪宅小区由香港开发商在2000年前后建造,政府指导价约每平米13万,以大户型居多,少有外露式阳台。住在这里的大部分人,用时髦的话说是深圳的“旧贵”——那些在80年代投身改革开放,抓住深圳一路狂奔机会的先行者。
设置垃圾分类投放点的架空层位于楼栋出入口的前方,上下班必经的空地上。一排箱体式垃圾桶靠墙摆放,从左往右分别是红、蓝、 黑 、绿四种颜色,蓝色垃圾箱占地面积最大,其次是黑色。它们分别用来投放有害垃圾、可回收物、其他垃圾以及厨余垃圾;垃圾箱的表面有图标提示,不同类型的垃圾投到不同的箱子。
每天晚上开始上班后,父亲要先在“深分类”小程序里点击“开始督导”。要在“福田区督导员群”上自己穿着红马甲和一排垃圾箱的合影,证明到岗。这张合照通常由所在楼栋的保安小哥帮父亲拍。两小时结束后,必须要在小程序里上传厨余垃圾分类照片,最多一桶,最少也要大半桶,证明督导成果,然后点击“结束督导”才算完整工作,街道办以“打卡记录”来按督导次数算补贴。
父亲视力并不好,每次打卡,他都快把眼睛贴在手机屏幕上。用食指重重地点击,按照指令进展下一步。父亲年轻时都是在山野里,与大自然动物植物为伍,即使后来到了矿山、工地,也没有经历过用手机上传工作证据的事情。在城市,他要学会适应这种程式化的工作监控。
父亲重点关注的是厨余垃圾的分类。绿色存放厨余垃圾箱上贴着的浅绿色a4纸,上面写着:
厨余垃圾投放时间
07:00—09:00
19:00—21:00
在父亲19:00—21:00这个工作时段里,要保证绿色垃圾箱里的厨余垃圾重量能够达标。
之所以如此关注厨余垃圾,这跟督导员的工作要求有关。父亲所在的小区要求每天被分类的厨余垃圾必须达到大半个绿色垃圾箱的体量,街道办的垃圾分类执法人员会经常突击检查,合格后,父亲才能在发工资时拿到20元每小时的足额补贴。
垃圾箱附近的墙上贴着垃圾分类的宣传海报,上面详细介绍了什么是厨余垃圾,以及厨余垃圾的分类方式。
厨余垃圾:容易腐烂的食物残渣、瓜皮果核等含有有机质的垃圾,剩菜剩饭、 果壳、菜帮菜叶、 茶渣 、果皮等。
分类方法:厨余垃圾应当沥除油水,去除食品包装,餐具制品、大块骨头、贝壳等杂质,在指定时间段投放至专用收集容器。使用一次性收纳袋收纳的,应当将收纳袋另行投放至其他垃圾收集容器。
住户们大多数时候对墙上的宣传视而不见,也不会严格去进行分类。为了让厨余垃圾的重量达标,父亲其实承担了一部分将其他垃圾里面的厨余垃圾分拣出来的工作。
父亲还需要填写《福田区垃圾分类xxx街道督导员记录台账》,每天至少要记录25个来投放垃圾居民的垃圾分类情况。在这两小时的时间里,他要对来投放垃圾的居民进行垃圾分类指导,把不同的垃圾投往“正确”垃圾箱。
本质上而言,督导员也是分拣员,真正的“垃圾制造者”并不用承担实质的垃圾分类责任。
二
14个月,400多天,父亲不仅是做了一份“督导员”的工作,他其实也在经历一种生活。在家中“沉默如金”的父亲,在那里要跟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在那片空地上,他遇到了各种个样因“垃圾分类”而连接起来的人和事。
他会遇到严格遵循垃圾分类要求的阿姨。他在日记里写:有位80岁的阿姨,她是位教师,她来豪宅买房时工资才几千元,那时的房价是三万,东拉西借买了一套给女儿。她还说,那时没钱亏了,要是能买两套就好了。阿姨像我妈妈的样子,她家能回收的回收物全部都留着放在一块,估计能卖几十元,就打电话叫收废品的来收。
我做垃圾分类督导员的时候,没看到她投其他垃圾,就只有一袋厨余垃圾,她的垃圾往桶里一倒,没有一点纸巾、塑料,分得很细致。她总是投垃圾的最后一个,我总把她的垃圾接过来倒在桶里,她总是说谢谢。
不按规定分类的人总是让父亲生气又无能为力,他写到:
也有一部分人,说了他也不听,总是把垃圾混在一起乱放,要是说多了他还反过来找我不对的地方。遇到这种人只有默默地帮他把垃圾重放。督导员按规定是投垃圾的来了,督导他什么垃圾放什么桶内,可他走来,往垃圾台上一抛就走了,他的意思是你做垃圾分类有钱,就得投放垃圾。
一天晚上,一位业主放的厨余垃圾里面乱七八糟的。我说,这不行,要把杂物捡出来,他说,怎么了,要捡你捡!
第二天,主管说我被投诉了。这人看我坐在那里,拍了照发到管理处。主管开会说,有人做个垃圾分类像个大爷坐在凳子上一动不动。随后,保安给我说,这种人惹不起的,你把他搞烦了,他会叫你干不成,只有受点气,把钱挣到手。
当初被父亲轻视的“记得打卡”的提醒,变得像紧箍咒一样。他因为错过了几次打卡而懊悔,他对此看得很重:“白白守了两个小时,气到身上发抖出汗”。
下班之后,第一件事非得打卡,一做别的事就容易忘。
一次,老婆要我和她一块去买菜,想着要买菜,下班就赶紧去了。菜买回来十点多了,一看手机没打卡,补不了。老婆说,想买便宜肉吃,结果成了贵肉。
第二次,还没下班,老婆打电话,家里马桶坏了,马桶搞好忘了打卡。
又一次,垃圾桶捡了一个包,包内有五十二元钱,也没等到失主,又忘了。老婆说,外财不富命穷人,我说,狗嘴不灵,让她说中了。哈哈。
后来,儿子给我的手机换了个开机屏保,蓝色的背景板上用白字写着:记得打卡。从这开始,每天晚上的四十元就都到腰包里了。
根据《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未按规定分类投放生活垃圾拒不改正的罚50元、情节严重的罚200元。
实际执行中,这往往做不到。也许是为了树立反面案例,我父亲在日记中自述,他做了一件本意并不想干的事情。
有一天,主管提前把我们的身份证收走说有用处,过几天,来了几个市容管理的人,叫我们投垃圾不按照规定投,拍上照片。
又过了一个星期,通知叫我们到十里左右的管理局立案。主管给我们说是替业主立案,假罚五十元,钱由我们的管理处出,只是替业主跑路而已。
我们到了之后,工作人员引导我们坐在旁边的凳子上。他就去安排工作去了,过了一会,来了几个人,一个审判长,一个秘书,指导我们怎样回答,也有录音的,一个个审问,愿意接受处罚吗?提前就给我们说了愿意,我们按照对好的答案演了一场戏。这一来一去就花了半个班的时间。
这让我想到,我上初中时的学校流行公开课试讲以此作为参考要素来评选优秀教师。即上课时,后排会坐一排来听课的校领导,为课堂打分。我们的老师要上公开课之前,提前好几节课开始演练,指定问题,让特定的同学来回答特定的问题,提问的时候,那几个被指定的同学会互相交换眼神,差不多同时举手,有时候还会规定左手右手,其他同学不过都心照不宣配合着完成一场表演。我也曾是那个被指定回答问题的学生。
我想我父亲做的这件事以及这件事里牵扯的人都算不上有什么大错,我们都处在一种形式主义的教条中,成为一定程度的受害者,也没有坚持正义。
三
在清洁工作场域中,我把母亲视为弱者,常常去帮助母亲。只去过几次父亲的工作现场,去的时候也谈不上帮忙,更多像是观望。也许,在内心中,我总是一直默认,父亲是强大的,父亲的腿并不像母亲一样有滑膜炎,所以他不需要额外关注。我总是跟他有所疏离,某种程度上,我只赋予了他父亲的身份,很少去考虑作为一个老年漂泊在深圳工作的人,他的心路历程是怎样的?
他每次总是潦草地吃晚饭,提前二十分钟从家里出发,其实我家走到垃圾分类投放点只需要五分钟,连相熟的保安都调侃父亲太准时。父亲做督导的大部分时间里其实是在“等待”。有人来投放垃圾的时候,父亲便站起来笑着在一旁看着,他无法“理直气壮”地去劝说。当发现投错垃圾桶或分类并不标准的时候,他等人转身走掉后,又重新拿出来分拣重新投。如果有他认识的业主多向我投来好奇的目光,他会跟人介绍说:这是我女儿。等人走后,父亲会跟我分享来投垃圾的人住着多大的房子,家里是否有保姆等信息。
厨余垃圾的重量总是不够,尤其是工作日更少。遇上街道办执法人员来检查,通常也是应付。
检查主要是看投放点的垃圾箱台面是否干净,不同类别的垃圾分类情况,拍下每个垃圾桶内部的照片留痕,还得拍一张父亲和垃圾桶的合影,检查台本的填写情况。来检查之前,小区的管理处会提前得到通知,为了满足厨余垃圾的分类每栋必须有满桶的总量要求,父亲被要求把厨余垃圾桶下部用旧衣服放在下面作支撑,上面再装上厨余垃圾,以求通过检查关。如若无法通过检查,不仅父亲会被主管训话,小区物业管理处也会有麻烦。
小区里举办了好几次垃圾分类公益活动,每次活动都有一些小礼品送,父亲都积极参与。他获得了一个水杯、一个用来夹垃圾的钳子、一个红白格子围裙、一双袖套,一盒京都念慈庵止咳糖浆。
小区里还设有垃圾分类体验馆,邀请一位做过多年垃圾分类志愿者的退休干部来给督导员们讲课。父亲觉得她说话很客气:“小区连续多年都在深圳的垃圾分类评比中获奖,这是在座全体辛苦得到的。”
因为父亲同时也是小区里的清洁工,很多居民都认识他。也许是因为他安静、做事认真的特质,当他在那里进行垃圾分类督导的时候,很多人会把手中一些能够回收或重新使用的“垃圾”送给父亲,大部分是保姆送给他的。他收到过快要过期的猪肉、鱼以及蛋白粉;鞋底有些磨破的运动鞋、穿旧的衣物;茶壶、香烟以及花瓶等。面对这些“馈赠”,他大部分时候都是很谦卑地接纳并表达谢意。他会在做分类的时候捡到一些小东西:魔方、新华字典、自行车灯、钢笔、指甲刀……
每天晚上九点下班后,父亲做好垃圾投放点的垃圾分类,经营小区垃圾房的雨虹阿姨一家,会把分好类的垃圾拖到垃圾房再重新按“能否卖钱”分拣。垃圾房也是小区里的“专项垃圾暂存点 ”,专项垃圾指的是一些大件,如床垫、桌子、椅子、电器、花瓶,装修废料等,雨虹和家人有时候会帮忙把这些从楼里运出来,收取一点人工费。
其实最有垃圾分类动力的是保洁员及清洁工群体,因为可回收垃圾可以卖钱,但是父亲所在的小区同样不允许清洁工捡垃圾,这会耽误他们正职。同时,因为雨虹阿姨的垃圾房就是用来回收垃圾的,他们承担了分拣员的工作,只拿了很低的工资,大部分收入要靠卖垃圾赚钱。一定程度上,清洁工如果捡了可回收的垃圾来卖,那雨虹阿姨一家的收入就要减少。本质上,清洁工和垃圾房的分拣员是竞争关系。垃圾分类的链条上关系了千千万万人的生计,不是那么容易说改变就改变。
晚上十点至凌晨三点,巨型的垃圾车会上门把厨余垃圾和有害垃圾运到郊区焚烧或填埋,当雨虹的垃圾房关门,一家人准备回到出租房休息的时候,超级城市新的一天又将开始,新的垃圾也将重新被制造出来。
失去“督导员”的工作后,父亲去询问了他认识的其他同样在做督导员的清洁工,发现他们也同样在同一时间被告知不用再做“督导员”。他们的看法非常实际又很切中要害:没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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