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勒兹:最潜在的自闭症
志紀島啓|著
莫唯健|译
本文选自志紀島啓. (2016). ドゥルーズ: 最も潜在的な自閉症:「スキゾ」 概念の再検討.日本病跡学雑誌, (91), 31-45.
摘要: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吉尔·德勒兹深受精神分析的影响。他提出了“分裂(schizo)”的概念,将其思想具像化。然而,有不少一直以来被认为是精神分裂症或伴有分裂气质的病例,在今天被重新诊断为自闭症谱系障碍。因此,通过重新探讨德勒兹思想的基本结构,包括其时间上的变迁,本文主要研究其“分裂”概念是否真的更接近精神分裂症,抑或是指涉其他的临床结构。本文的主旨在于阐明德勒兹的“分裂”概念更接近自闭症谱系障碍。
前言
撰写哲学家吉尔·德勒兹的病迹学研究绝非易事。只要阅读相关传记,就会了解其生平事迹。他的哥哥是抵抗运动的英雄,他本人患有先天性哮喘、很少旅行、不喜欢争论,做过肺叶切除的手术,有一段时间酗酒,最后跳楼自杀。
然而,套用内海健关于胡塞尔的论文“胡塞尔的刀”中的一段话:“当我们再次从病迹学的角度审视德勒兹时,就会惊讶于线索的匮乏。为探寻创造性与病理之间的联系提供线索的事件极为稀少”。
在此,我将试图走一条迂回的路线。在病迹学中经常运用“妄想等价物”这一概念。此观点将天才艺术家与哲学家的作品等同于患者的妄想,认为疾病的本质正隐藏于妄想之中,而艺术作品则在临床水平上保护主体免于发病。就德勒兹而言,他的哲学与世界观也可以用类似的方式来理解。尤其是“分裂(schizo)”这一脍炙人口的概念,决定了其思想形象。但与此同时,我们认为“分裂”这一概念可能是理解德勒兹世界观的关键点。
在日本,“分裂”一词是从浅田彰的《逃走论》(1984年)开始在读者中流行起来的。 该书的主要参考文献是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法文原著,1972年)。革命哲学具有体现其自身的形象。马克思的“无产阶级”、尼采的“超人”以及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分裂症”皆是如此。过去,日本非常流行中井久夫和木村敏的研究范式,即将精神分裂症与“强迫症”、“固着气质”或“抑郁症”进行对比研究。但在今天,有必要阐明“分裂症”的核心,及其与“自闭症谱系”的差异。
德勒兹是法国当代思想(用新闻界的话说)或后现代主义的主要思想家之一。他也是继海德格尔之后又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与拉康和德里达不同的是,作为现代斯多葛派以及柏格森的继承者,德勒兹在20世纪下半叶从自然哲学的角度发展了自己的哲学,而不是按照海德格尔的模式。
然而,“后现代思想究竟错在哪里?”, 这个问题最终难道不应该指向德勒兹吗?近年来,在病迹学研究中出现了一些病例,如维特根斯坦。他从前被认为是精神分裂症或具有分裂气质的患者,最近被重新诊断为阿斯伯格综合症的自闭症谱系。那么,德勒兹的“分裂症”概念是否是指另一个与精神分裂症无关的对象呢?我们可以这样问。不,我们不得不这样说,即“德勒兹正是分裂症的叛徒,我们必须从德勒兹手中夺回分裂症的概念”。
关于“分裂症”,德勒兹曾说道:“无论分裂症是真是假,我都打心底里厌烦。因此,我很乐意改信偏执狂。偏执狂万岁”。此外,在《反俄狄浦斯》中德勒兹主张:“我们宁愿以绝对门外汉的名义言说。如果有人问我们是否见过一名精神分裂症患者。不,不,我们从没见过”。
尽管这些言辞带有挑衅的意味,但仍给人留下了相当轻浮和不负责任的印象。
自闭症与分裂症的绘图
自闭症与分裂症经常被混为一谈。仅从表面现象来看,通常很难区分这两者。以下是一些传统上被视为精神分裂症指标的症状。缺乏与现实生活的接触(闵可夫斯基)、自然自明性的丧失(布兰肯伯格)、谓词性认同(西尔瓦诺·阿里蒂、伊尔哈得·冯·多马鲁斯)、字面意义性、文字游戏等。如今,这些指标也常见于阿斯伯格综合征(一种智力未受损的自闭症)中。阿斯伯格综合症与精神分裂症大致看来很接近,但仍不能下定论。
“Connect-I-Cut”的小乔伊案例、伍尔夫森(德勒兹曾为其著作书写序文)、他在《意义的逻辑》中称赞过的刘易斯·卡罗尔以及赫尔曼·梅尔维尔的《录事巴托比》,这些深受德勒兹喜爱的“分裂症”系列的范例,是否都属于精神分裂症,这点有待考证。
此外,“无器官身体”真的是指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身体吗?有必要跳出基于表面症状的混乱局面,从结构上将两者区分开来。且必须认识到精神分裂症与自闭症的特殊性。
临床现场与当事者的声音
中井久夫在《最终讲义:精神分裂症的个人见解》中所描述的精神分裂症的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两点:
- 为了保持自我独一无二的个性,付出了悲壮的努力。
- 无论如何都会努力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
换言之,从这里可以衍生出“统合、责任、固有名”等问题系列。另一方面,让我们来看看自闭症患者的手记。绫屋纱月在《发育障碍当事者研究》中指出:“从各自关联性不明确,且大量产生的支离破碎的身体感觉和心理感觉出发,是不可能得出 ‘空腹’ 的结论”。也即诸冲动以及感觉的统合处于失调的状态。
唐娜·威廉姆斯在《致自闭症患者的我》中谈到了“对主体化的恐惧”。换言之,他们害怕他者通过眼神交流、拥抱和亲密接触,承认其人格身份。
此外,德勒兹的“分裂症”的特征表现为主体同一性的解构以及走向非人格化,这与中井久夫的主张大相径庭。当然,毋庸置疑的是,德勒兹的“分裂症”是一个哲学概念,而中井的主张则来自临床领域,因此抽象程度不同。然而,程度的差异不置可否,这难道不是一个更加根本的差异吗?
德勒兹思想的特征
德勒兹思想的特征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生物学的世界观、反柏拉图主义、自由间接引语和唯我论。首先,与海德格尔、拉康和德里达关注语言与律法不同,德勒兹持有生物学的世界观。这要归功于柏格森的影响。 例如,signe一词一般译为“符号”,但在《普鲁斯特与符号》中,signe不仅作为人类世界的文化符号,也作为动物世界的符号被运用。
而且,这也是一种源自尼采的反柏拉图主义的立场,其对超越性、象征的结构、等级制度以及中心对各部分的管理都持批判态度。与此相反,德勒兹对内在的和想象的事物、平面、无政府状态以及混沌持肯定态度。然而,德勒兹称其研究方法为“超验的经验主义”。这里的“超验”是指承认存在其他原则,这些原则是经验世界的基础和依据。一般来说,“超验”指的是更抽象、更概念化的向上运动。据阿兰·巴迪欧所言,德勒兹的“潜在的”概念是“翻转的(inversée)”、“向下的(en dessous)”超验。德勒兹的潜在之物在《差异与重复》的结尾处以大海的形象呈现,或者说是一种生物学的连续性,一种超越个体的集体生命,这一概念与木村敏所说的“zoe”非常相似。
此外,根据巴迪欧的说法,德勒兹的风格以“不断使用自由间接引语”而著称。在法语语法中,自由间接引语指的是一种“消除人称性,超越过去的时间性,将作者、人物与读者相连接”的方法。德勒兹在他的著作中经常不加括号地引用其他作家的作品,而且是以他自己的转述形式引用的。因此,责任所在变得暧昧不清,他者性从引文中消失,文章变得非个人化,简而言之,一切都变成了德勒兹式的。换言之,德勒兹的理论与风格是一致的。
关于唯我论,可参阅下一节的无人岛论。
唯我论的无人岛
“无人岛的原因与理由”这篇短文写于初期。同样的主题也重现在《意义的逻辑》附录的“米歇尔·图尼埃与无他者的世界”中。國分功一郎在《德勒兹的哲学原理》第二章中对此有详细的论述。其中的要点是,德勒兹从一开始就在思考语言与自我之前的生成场所。此外,这一生成场所不存在他者。“没有他者”反过来也意味着没有自我(然而,这里的“他者”不仅是指知觉领域内的对象,也指使知觉领域成为可能的结构本身)。
村上靖彦在《自闭症的现象学》中将自闭症的临床经验与现象学相结合。村上将自闭症患者的存在样态描述为“自我与他者的缺失,而非自我与他人的未分化”。國分指出,上述德勒兹的思想与村上所述的自闭症患者的思维方式极为相似。浅田彰也将德勒兹称作“激进的唯我论者,激进到甚至不再需要自我”。
《意义的逻辑》(1969年)
《意义的逻辑》是德勒兹最接近结构主义时期的文本,既带有否定神学色彩,又深受精神分析的影响。因此,拉康派研究者斯拉沃伊·齐泽克(Slavoj Žižek)对这一时期的德勒兹与《差异与重复》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主张作为精神分析批评著作的《反俄狄浦斯》“可以说是德勒兹最糟糕的作品”。 但我们的思考方向与齐泽克不同。
《意义的逻辑》中运用了表层(surface)、深层(profondeur)和对象X这些术语。“表层”对应的是语言与意义世界,“深层”对应的是前语言的诸多冲动所蠢蠢欲动的世界,而“对象 X”则是指拉康精神分析中的“阳具”。自我生成的过程大致可以解释为:处于高层(hauteur)的对象X(阳具)介入了囊括部分对象与部分冲动的深层,并赋予其秩序,从而形成了语言的表面。德勒兹运用了梅兰妮·克莱因的理论来说明深层的模式,运用拉康的理论来解释表层的能指链机制,并混合两者的理论来论述表层形成的过程(俄狄浦斯情结)。因此,俄狄浦斯王被正面地描绘成一个带来新的表层秩序的英雄,他与深层的混沌(妄想-分裂态势)和高层的罪恶感(抑郁态势)都保持了距离。刘易斯·卡罗尔是将表层逻辑推向极限的典范,而安托南·阿尔托则是打破表层、活在深处的典范。在卡罗尔那里,词语脱离了实质内容,并产生了双关语和混成词等文字游戏。在阿尔托那里,词语与语法结构皆被打破,词语变得无限物质化和音调化,只剩下呐喊与沉默。
首先,德勒兹依照克莱因的理论,将精神分裂症的原因归于前语言阶段的妄想-分裂位置。然而,内海健的以下批判也适用于此:“ ‘妄想-分裂位置’ 这一名称让人联想到精神分裂症的精神病理学,事实上,它有时也被强行应用于精神分裂症。然而,从从事精神分裂症治疗的临床医生的角度来看,这种说法是偏离正轨的。此外,克莱因并没有对精神分裂症进行过深入研究”。
更详细地说,德勒兹将深层分为两极。一极是克莱因的各种部分对象,另一极是阿尔托的“无器官的身体”。前者是一种对象关系,而后者则被假定为一个没有对象关系的身体=世界。德勒兹将其描述为“一个没有部分的有机体,没有口腔或肛门、放弃了任何摄入或投射的彻底的无器官的身体”。此外,在《意义的逻辑》中,德勒兹认为阿尔托的偏执狂式亢奋(即过度上升)的侧面,如对埃拉加巴卢斯与耶稣的认同,是不存在的。尼采与阿尔托一同被认为患有精神分裂症,其晚年的过度上升(亢奋)(这是对狄俄尼索斯等的认同),对德勒兹来说是躁狂抑郁症的症状,而非精神分裂症的妄想型(需要指出的是,宾斯万格的《亢奋、扭曲与造作》强调了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亢奋与躁狂症患者的亢奋之间的区别)。由此可见,阿尔托原本的无器官身体是过度上升到高层后的解体状态,而德勒兹的无器官身体则是拒绝上升至高层而停留在深层,并屏蔽与外界一切互动的自闭状态。那么,是否可以这样说:在《意义的逻辑》的文脉中,表层的疾病是阿斯伯格综合征,而深层的疾病是坎纳型自闭症。实际上,有一些学者认为卡罗尔是阿斯伯格症患者。由此一来,《意义的逻辑》可以视为一种自闭症理论。
阿斯伯格的矛盾性
从某种意义上说,坎纳型的主体在理念上被认为是纯粹的自闭症患者,因为其位于前语言的领域,被各种冲动和感觉的混沌所驱使。相比之下,阿斯伯格对语言的态度是矛盾的。阿斯伯格的矛盾性在于,其登陆了法则与语言之中,却拒绝高层的否定性=“父性”。这种阿斯伯格对于语言结构的矛盾性,与德勒兹对结构主义的态度相平行。
德勒兹在“我们如何辨识结构主义”一文中分析了结构主义。此文写于1967年。《差异与重复》写于1968年,《意义的逻辑》写于1969年,因此,可将这三个文本视为德勒兹在遇见加塔利前的同期思想。这一时期的德勒兹深受结构主义思想的吸引,但同时又表现出犹豫不决。换言之,他对于作为符号的共时体系的象征界(单个符号并不主动承载意义,只有基于位置和差异的关系性才是重要的),以及能指链(欲望的对象形成链条,并被逐一替换)的观点持肯定态度。但与此同时,德勒兹怀疑是否存在一种原始的缺失或一种作为“空白”来支撑整个结构的特殊符号(拉康所说的“阳具”,或德勒兹提出的术语“对象X”)。众所周知,在与加塔利合著《反俄狄浦斯》之后,他开始激烈批判其为一种“缺失的意识形态”。 接下来,让我们来探讨德勒兹在这一时期的其他思想。
在1967年的文章“我们承认什么是结构主义”中,德勒兹意识到了象征界的重要性,并评价拉康为“在对想象界与象征界的区分进行原创性分析方面最为先进的人物”。不难推测,鉴于他持有生物学的世界观,这一观点本身就很难接受。事实上,在后来的《反俄狄浦斯》中,他废除了想象界与象征界的区分。
1968年的《差异与重复》开头处明确说道,标题本身就是对将海德格尔与结构主义混为一谈的思想范式,以及对建立在“差异与否定性”基础上的世界观(换言之,否定神学)的抵抗。这一文本的目的是通过没有“原始压抑”的否定性的重复来论述欲望的流动。然而,德勒兹自己心知肚明,由于依照精神分析的理论,这一尝试并不能完全实现。
关于1969年《意义的逻辑》,宇野邦一说道:“在德勒兹独自撰写的《意义的逻辑》与他同加塔利一起撰写的《反俄狄浦斯》之间,存在着一些令人惊讶的非连续性和跳跃性。事实上,这一非连续性在《意义的逻辑》中早已显现”。
特别是《意义的逻辑》中将卡罗尔与阿尔托进行对比的第13系列,德勒兹颠覆了以往所构建的表层理论,这在其整体理论中也是罕见的。从处在深层的阿尔托的角度来看,爱丽丝是一名“不知人间疾苦,高高在上的少女”,而卡罗尔则是“典型的英国势利眼”,其游戏被认为是“孩子气的”。换言之,卡罗尔作为在表层戏耍的人物,成为了批判的对象。随后在《反俄狄浦斯》中,德勒兹已不再考虑表层的问题,并将阿尔托的呼声贯穿整个文本。而在《意义的逻辑》第28、29系列中,俄狄浦斯的典故被积极地引用,因此阿尔托的呼声所导致的裂痕在论述中被逐渐修复。
综上所述,在与加塔利相遇之前,《反俄狄浦斯》前的德勒兹被结构主义(由象征性和否定性所构成的否定神学系统)所吸引,但同时也表现出抵抗。他很难接受结构主义内部的否定性、阳具、原初压抑、阉割、父之名等概念,以及“父性元素”。这一时期的论述之所以曲折,正是出于以上的原因。在《意义的逻辑》中,“表层”和“平面”指的是从象征界中抽离父姓元素后,作为扁平化结构的最终形态的算法。
父姓元素
那么,“父性元素”是什么呢?是垂直的差异、力量、超越语言的真实之物,以及对于超越性的追求。在抽象领域,如数学和逻辑学,通常会禁止混淆各自的范畴或类别以及其成员,以维持等级结构。具体的例子有“禁止近亲繁殖”。如果没有父姓元素,虽然不会直接陷入混乱,但会产生象征秩序的扁平化和算法化。现代的拉康派称其为统计学超我(surmoi statistique)。最近常提到的象征界的功能紊乱和削弱,就是指这种情况。
从哲学上该如何理解“无缺失的算法(=扁平化)”与“孕育裂痕的象征界(=等级秩序)”之间的差异呢?可参考以下两个例子。
- 海德格尔的真理观,正确性(Richtigkeit)与敞开(αληθεια)的差异。海德格尔将本来的真理的概念追溯至古希腊时期,并在多处论述到真理应作为敞开(αληθεια)。换言之,正确性(Richtigkeit)是指一般的真理观,即“知识(=语言)与物的一致”。另一方面,敞开(αληθεια)是指“无遮蔽的事物”。用拉康的术语来说,前者是指“能指与所指的一致”,后者是指“通过象征的洞,实在之物得以显现的情况”。
- 德里达关于计算与决断,法律与正义的差异。在《法律的力量》中,德里达指出,正义不仅仅是单纯地遵守和应用既定的法律,更不是无视法律。正义是在超越法律之外,触及无法预测也无法计算的其他事物,也即不可能的事物,并作出决策的过程。
《反俄狄浦斯》(1972年)
德勒兹在与加塔利合著的《反俄狄浦斯》中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摆脱了之前的矛盾态度。然而,我们无法对其做出积极的评价。通过批判“缺失”与“否定”,《反俄狄浦斯》也在批判分裂症的特殊性。《反俄狄浦斯》在解体方面比分裂症更进一步(从坏的意义上说)。《反俄狄浦斯》顾名思义是对精神分析的批判。然而,在这里有必要谨慎对待“精神分析”的含义。关键在于对拉康的评价。
德勒兹-拉康 vs. 弗洛伊德
在《反俄狄浦斯》一书中,以俄狄浦斯情结为核心教条的弗洛伊德家庭主义或狭义的精神分析受到了严厉批判。与此同时,这本书不仅没有批判拉康,反而赞赏“拉康所走的道路截然不同。他没有将精神病的领域俄狄浦斯化,而是将精神分析的领域精神分裂化(schizophrénizer)”。如下文所述,拉康也在1970年代发表声明,动摇了俄狄浦斯情结的绝对性,并明确了自己与弗洛伊德的差异。因此,《反俄狄浦斯》的作者与拉康处于同一战线,因为他们都批判作为俄狄浦斯化主体的神经症,以及将神经症视为典范的精神分析。两者的目标都处在神经症结构之外。
事实上,拉康在《反俄狄浦斯》出版后的态度是模棱两可的。据说,他禁止自己的学生谈论这本书。而另一方面,传闻拉康约见了德勒兹,并严厉斥责了除米勒之外的所有学生,声称“我需要的是一个像你这样的人”。
弗洛伊德-拉康 vs. 德勒兹
拉康曾对自己的学生们说道:“想成为拉康派是你们的自由,我属于弗洛伊德派”。通过“回到弗洛伊德”这一口号,拉康旨在将自己定位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正统继承人。另一方面,德勒兹-加塔利对于雷恩和莱希的积极引用,表达了鲜明的反精神医学的立场。在理论上,对于拉康所奉行的精神病、神经症与性倒错的结构分类,德勒兹-加塔利将这一诊断本身视为医生和分析家的权力=暴力,并主张所有人都会经历一个解放的过程,进而生成变化为自然人的“分裂症者”,而精神分裂症作为临床病例,则被视为一种碰壁失败的案例。
弗洛伊德-德勒兹 vs. 拉康
目前为止的范式可以归纳如下:弗洛伊德与德勒兹相对立,拉康则处在两者之间。但弗洛伊德与德勒兹之间也存在同盟关系。如前所述,德勒兹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柏格森的生物学世界观的影响。而神经学者出身的弗洛伊德也带有生物学的侧面。正如日本的小笠原晋也所强调的那样,拉康逆向而行去除了弗洛伊德的生物学侧面。作为结构主义者的拉康,重视的是法则和语言等属于象征界的事物。从生物学 vs. 法则·语言这一对立轴的角度来看,拉康对立于弗洛伊德与德勒兹的同盟关系。
如此一来,《反俄狄浦斯》一书中围绕弗洛伊德、拉康、德勒兹的三角构图便显而易见。考虑到三者各自以不同的结构为核心构建其理论(弗洛伊德以神经症、拉康以精神病、德勒兹以自闭症),其立场的差异更加鲜明。
德勒兹对拉康
现在,让我们通过对德勒兹与拉康的理论对比来澄清自闭症与精神病(精神分裂症)之间的区别。二者在理论上的差异可被视为批判(或解构)神经症结构的两种不同方法之间的差异,即德勒兹的自闭症解构与拉康的分裂症解构的差异。
作为神经症主体的生成过程的俄狄浦斯情结,具有以下三个阶段:
① 诸多部分冲动的无政府状态。
② 通过想象的阳具而统合部分冲动的阶段。在具有垂直差异的象征结构中,洞敞开的状态。
③ 想象的阳具被象征的阳具替换的阶段。也即象征的阳具封堵②的结构中洞的状态。
从①到②的过渡对应于“阳具统合”与“原初压抑”,从②到③的过渡对应于“父之名的导入”所带来的阉割。拉康的精神病论中关于主体的考察仅停留在第②阶段(结构中的洞表明,随着阉割的失败,不彻底的原初压抑,也即成为母亲阳具的欲望得以维持)。相对于此,德勒兹的分裂症(自闭症)论中的主体则停留在第①阶段(到达第③阶段的是俄狄浦斯化的神经症主体)。拉康所论述的精神病主体通过了阳具统合的阶段,但没有接受阉割。而德勒兹的分裂症(自闭症)主体则没有达到阳具统合的阶段(这是否意味着德勒兹式主体为精神分裂症呢?)。对于拉康来说重要的是从②到③的过渡,而对于从不承认想象界与象征界之间的区别的德勒兹来说,这未免过于暧昧(对象X是想象的阳具还是象征的阳具,在德勒兹的论述中仍模糊不清)。
顺便一提,“父之名(nom)”是否是人们常说的作为否定性的“父亲的不(non)”呢?直接跳到结论的话,可以说只在很有限的情况下,“父之名(nom)”才能替换为“父亲的不(non)”。换言之,只在父亲介入想象的母子关系的情况下。也即在母亲几乎将孩子吞噬的混乱之中,父亲强力介入并对其赋予秩序,救出孩子的情况下。
然而,一旦到达象征界的阶段,事态就会发生转变。法则原本代表禁止。作为法则体系的象征界限制各种肆意性,这正是否定的体系。因此,从想象界的角度来看,象征界本身就代表着否定性。
但与此同时,法则对秩序又具有积极的意义,因为作为否定性的法则构成了现存的人类社会。反之,正是法则的缺失产生了法则的否定性。
“父之名”从象征界的排除暴露了法则体系在本质上是无根据的。反而可以说,“父之名”稳定了象征界整体。前者是精神分裂症主体,后者是神经症主体。因此,在象征界中“父之名”不能被解读为“父亲的不”(否定性)。只有当“父之名”被排除,洞暴露出来的状态才应被视为否定性。
如上所述,“父之名”与想象界的关系在想象界和象征界中截然不同。然而,德勒兹却无视了“父之名”与否定性之间这种相当复杂的情况,将想象界与象征界视为连续体。德勒兹通过批判“否定性”与“缺失”,也一起批判了这两个阶段。
拉康认为,“父之名”的排除,也即象征结构的核心能指的缺失,只要能够被适当填补,就可避免以虚无为中心的否定神学结构所导致的发病。德勒兹则回溯到更早的阶段,并试图解体自我的结构本身。德勒兹说道,“分裂分析的使命在于不断地解体诸多自我及其前提条件,并解放被自我所封闭压抑的前人称的特异性”。换言之,拉康的分裂症解构是通过“父之名”的排除,来相对化支撑神经症结构的父姓。而德勒兹的自闭症解构展示了对于登陆象征界本身的抵抗。
假设主体的结构是一个尖端朝上的圆锥体,那么被顶端所统合的圆形底座则可被视作是诸多冲动感觉的无政府状态。拉康式的主体在锥体的顶点有一个洞。相对于此,德勒兹式的主体只有锥体的底座(更严格地说,如《意义的逻辑》所示,存在两层底座)。在批判神经症结构时,拉康试图通过向上的方式来摆脱结构,而德勒兹则试图通过从底部向下的方式来摆脱结构。上方是作为象征界洞穴的矛盾外部,也即“虚无”;下方是生物学的,或者是器质论的实在。
拉康式的否定神学将虚无对象化并超越化。另一方面,在德勒兹的内在平面之上,虚无仅是“无”。柏格森-德勒兹将“为什么存在非无的事物”这一问题称作“伪命题”。换言之,质疑“虚无”本身是错误的。这一超越性的“虚无”正是作为否定性的父性元素的痕迹。
对德勒兹而言,精神分析是援引生物学的,前语言前自我的“生成”学科;而对拉康来说,精神分析的是“事后的(Nachträglichkeit)”学科。当倾听一位抱有症状的患者的话语时,回溯历史就会发现创伤性的事件。需要注意的是,创伤性事件不会立即产生症状。症状产生的契机是近期发生的小事件。然而,当这一起小事件与很久以前的创伤联系在一起时,就会导致疾病发作。对拉康来说,解释说明“生成”这种前语言的状况,不过是一个神话。
在德勒兹看来,精神分析的固有概念是“多型倒错的欲望”,用拉康的话说就是“冲动的无政府状态”,但对拉康来说,精神分析的固有概念更倾向于“父性元素”。通过“父之名”的导入,象征界的洞被覆盖,形成了一种幻想,神经症同化于既定的共同体秩序中,从而对“父之名”坚信不疑。然而,虽然精神分裂症的象征界仍保持着垂直的高度,但象征秩序却缺乏基础。能指系统中的洞处于敞开的状态。因此,精神分裂者不得不面对“做父亲意味着什么”的问题。
德勒兹的“分裂分析”解体了自我,并将其引向非人称化;而拉康的“圣状分析”则使主体直面无法进一步分析的症状和固有性,并认同症状(尽管德勒兹提到过“固有性”,他的“特异性”并不预设主体-个体,因而固有性、固有名、特异性、单一性等一系列词语的意义也就不同。德勒兹终究还是强调非个体性)。此外,自闭症与精神分裂者接触外界和遭遇危机的方式也完全不同。让我们举一个具体的例子。
《1951年的欧洲》
在《电影 2》中,德勒兹提到了罗伯托·罗塞里尼的电影《1951年的欧洲》。 影片的粗略情节如下:由英格丽·褒曼饰演的女主角是一位资产阶级女性,她在失去孩子后去工厂顶替认识的一位贫穷妇女。在那里,她被工厂的情况所淹没,变得茫然迷失。一段时间后,褒曼逐渐意识到“工厂里的工人就像囚犯一样”。于是,她决定像一个虔诚的圣徒一般生活。与此同时,她也偏离了资产阶级的生活轨道,逐渐转向疯狂。
在讨论这部作品时,德勒兹强调了改变女主人公生活方式的事件。这并不是她的表哥——一位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新闻记者——的口头启发,也即通过逻各斯或意识形态,而是通过工厂里的各种感知。众多工人的集体攒动,高耸入云的巨大建筑物与机械装置的威严。喧嚣的汽笛声与喷涌而出的蒸汽声响震颤着大气层。机械的金属轰鸣声...... 德勒兹敦促我们关注的正是这些事物。
这些事物到底是什么呢?换言之,这个工厂的场景充满了对于自闭症者来说,容易引发极度恐慌的感官刺激。
两种危机
在接下来的一段话中,德勒兹以自由间接引语的方式援引了柏格森:
“通常,我们只能感知到老生常谈的事物。然而,如果我们的感觉运动图示失效或损坏的话,另一种图像类别就会显现。这是一种纯粹的光学-声音图像,是一种没有隐喻的完整图像。这一图像在字面意义上的过剩恐怖或过剩的美之中,以及在根本不合理的特性之中,使物显现于自身当中。因为无论是在善的意义上还是在恶的意义上,它都不必被“合理化””。
这里的“感觉运动图示”指的是由“经济利益、意识形态信念和心理需求”等构成的选择性知觉。选择性知觉功能障碍是自闭症的一个重要特征。《电影 2》中没有使用“自闭症”一词。然而,在阅读这些描述时,我们很难不联想到自闭症者的认知特性。
自闭症的危机源于各种冲动与感官选择性整合失调的混乱,而精神分裂症的危机则威胁到超我的“享乐律令”与统觉。自闭症危机的导火索是来自外部世界的刺激,而外部世界本身是无意义且物质的,它打破了生物所安居之处的平稳恒常性,即德勒兹所说的“被动综合的至福状态(béatitude de la synthese passive)”。
与此相反,精神分裂症发作的契机与社会性认同有关,当潜在的精神分裂者作为社会成员被要求以适当的方式行事时,就会爆发危机。其涉及世界意义的根源、意义的边界,尤其涉及父亲(的名字)的缺位。雅斯贝尔斯将出现在精神分裂者生活史中伴随身体感觉的异常,并暴露出世界的无意义性的事态称作“基元现象(elementares Phänomen)”。随后,拉康继承了这一思想。在基元现象中,往常的辩证法因果性出现了停滞,“虚无”袭击主体。这可以视为否定神学结构在精神分裂症主体的身体层面上的具体体验。基元现象是一次性事件,是一种切断主体前后生活的特异经验,是一种迟来的阉割,是幼儿期原初压抑不全与阉割失败的事后性对应。此外,中井久夫借鉴了沙利文的朋友约翰·瓦索斯的绘画,将类似的情况描述为“伊卡洛斯的坠落”。伊卡洛斯的死亡源于他过于接近太阳,而太阳是处在超越性高位的真正存在。
在《差异与重复》一书中,德勒兹主张,移置与凝缩的重复使人觉得似乎存在事后的原初压抑,也即他不接受否定作为“起源之地”。然而,这与精神分裂症的人格结构和生活史中必不可少的基元现象互不相容。德勒兹自以为是在谈论“精神分裂症”,却没有触及精神分裂症的基元现象。这说明德勒兹在理论上并没有接受精神分裂症。那么,他到底想谈论什么呢?
结论
回顾德勒兹的思想生涯,可以说他几乎始终如一地建构了自闭症的唯我论哲学理论。直到晚年,柏格森的思想仍潜移默化地影响其理论。德勒兹可以说是“柏格森最优秀的继承人”,“无论走到哪里,他都是一名柏格森主义者”。他曾一时接近结构主义和否定神学,但在其内在思想中也与其保持着距离。在《反俄狄浦斯》中,对精神分析的批判是以“分裂症”的名义进行的,但德勒兹的“分裂症”是一个与自闭症相混合的概念,其重心反而在自闭症一边。德勒兹所批判的是,作为精神分裂症的固有特征的“父之名”的缺失,也即结构根源上的否定性。
正如拉康所言,“俄狄浦斯情结是弗洛伊德的一个梦,需要像任何梦一样被解释”,因此“不能被原封不动地使用”。同样,德勒兹-加塔利的《反俄狄浦斯》也是五月革命和反精神医学的一个梦,受到时代与背景的制约,不能随意模仿。这也表明,精神分裂症的理论必须从德勒兹拒绝高度的磁场中解脱出来。
在今天的临床上,精神分裂症的轻症化日益显著,甚至出现了精神分裂症可能消失的传言。与此同时,精神病理学领域以及哲学等邻近的领域对自闭症谱系障碍的关注与日俱增。米歇尔·福柯曾在一篇称颂德勒兹的文章开头写道:“终有一天,这个世纪将成为德勒兹的世纪”。这句话同时展现了福柯的慧眼与反讽。这一时代将何去何从?我们必须在这个问题的基础上,重新探讨福柯所言的现代意义。
注释:
1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研究对象并非德勒兹本人,而是他和加塔利提出的哲学概念“精神分裂症”和“分裂”。本文将不使用“统合失调症(精神分裂症的日语)”一词。原因稍后会有解释,但目前应该说明的是,“从症状上看,这个名称与自闭症没有明显的区别”。
2 德勒兹提及了贝特海姆的小乔伊案例,并将其作为欲望生产的一个例子。而实际上,小乔伊属于自闭症谱系范畴。
3 德勒兹认为《爱丽丝漫游仙境》第一部分的第1-3章,从克莱因的角度看“充满了精神分裂的元素”。 不过,总体而言,他认为卡罗尔是一个倒错者,因为这部作品过渡到了表面。
4 德勒兹将巴比托描述为一位带有“精神分裂天职(Vocation schizophrénique)”的医生,而不是一名患者。
5 一般而言,如果将阿尔托和施瑞伯这种“异常精神病”的案例排除在德勒兹所举的例子之外,那么之后的案例就会显得能量不足、行动乏力、毫无挣扎。为此,千叶雅也将德勒兹的intensité解释为“弱度”而非“强度”。
6 拉康派的埃里克·洛朗(Eric Laurent)将自闭症患者的身体描述为真正的“无器官的身体”。 原文为“Le corps-autiste serait le vrai <corps sans organes>”。
7 虽然本文有所简化,但我还是想补充一些中井的主张。“第一个提出精神分裂症实际上不是「精神统一病」的是神田橋條治。或者说,一旦精神分裂就会非常棘手,因而患者竭尽全力寻求统一,但反而可能因此面临解体的危机”。换言之,从后述的“伊卡洛斯的跌落”中可以看出,精神分裂症的核心危机至少有三个阶段:(1) 致力于统合而过度上升,由此被吸引至根源部分、(2) 在根源部分面对虚无与死亡等否定性、(3) 遭受解体的危机。
8 斋藤环阅读威廉姆斯的记述之后,在《文脉病》一书中使用了“对主体化的恐惧”这一表述。“正如书籍原名《Nobody, Nowhere》所暗示的那样,她一直希望自己是 ‘无名氏(Nobody)’。这种 ‘对主体化的恐惧’似乎在她的回忆录中随处可见”。
9 有研究表明这种差异是德勒兹与德里达之间的差异。
10 在德勒兹对《追忆似水年华》的解读中,提及了“社交界的符号”与“爱的符号”等概念。但在结论中,“符号”一词被直接用于描述蜘蛛的生态。
11 关于批判柏拉图主义的文章,可参考《意义的逻辑》附录中的“柏拉图与拟像”。
12 根据原书第 11 页的脚注,这篇论文是上世纪50年代为一家杂志撰写的,但从未出版。 这意味着最初期的未发表论文是在死后发表的。
13 东浩纪在《本体论的,邮便的》一书中将德勒兹在《意义的逻辑》中的思考解读为“否定神学”。东浩纪为了增强其观点的合理性,引用了樫村晴香的文章“德勒兹错在哪里?”。但只要阅读樫村的论文,就会发现她的论点并不能佐证东浩纪的观点。理由是其中展示的对立模式并非如东浩纪所言,是“尼采与弗洛伊德的无政府状态”对“海德格尔、拉康、德勒兹的否定神学”;而是尼采对精神病、弗洛伊德对神经病、德勒兹对不同的事物(部分冲动的无政府状态)。
14 “自大(Verstiegenheit)”是宾斯万格用来描述精神分裂症的特征之一,在此我将效仿加藤敏。将使用“过度上升”的翻译,以指代“与真正存在相遇的强烈意志和激情”。
15 德勒兹曾说:“在想象界与象征界之间,我们无法承认任何本质上的差异、边界以及界限”。
16 此外,阿尔托对卡罗尔的评价也是矛盾的。 在翻译卡罗尔的诗歌过程中,他观察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真实(verité aveuglante)”。 或许,阿尔托也曾有过一段青春型精神分裂的时期。我们可以认为,阿尔托的青春型精神分裂与刘易斯·卡罗尔的“阿斯伯格”之间存在着某种共鸣。
17 原文是“C’est quelqu’un comme vous dont jai absolument besoin.”
18 原文为以下讲座的发言 “C’est à vous d’être lacaniens, si vous voulez Moi, je suis freudien.” Séminaire de Caracas,1980.
19 更严密地说,从主体指涉自身的结构来看,顶点和底面是互通的,因此不是一个圆锥而是克莱因壶。但就本文而言,有缺失的圆锥模型就已经足够了。
20 这种所谓上方和下方的两种不同的批判风格,起源于萨德的讽刺与马索克的幽默之间的差异。可参照以下两处引用:“我们一贯将反讽称作超越法律、追求更高原则,且只承认法律为次级力量的运动”、“受虐狂只从反面攻击法律。我们所说的幽默不是从法律上升到更高的原则的运动,而是从法律下降至其各种归结的运动”。
21 在《意义的逻辑》中,因事故导致的身体残疾和酗酒与精神分裂症被一并讨论。在《千高原》中曾提到过“实验性精神分裂者的药物成瘾的身体”,对于精神分裂症的提及相对减少,而对药物成瘾的分析则得到了发展。德勒兹的兴趣不在于能指,而在于器质论和生物化学领域,这也体现在他对毒品的看法上:“欲望为直接知觉供给力比多,这确实是一件奇妙而美好的事情,是一片未知的大陆”。换言之,德勒兹所推崇的不是精神分裂症的固有性,而是对正统文化的瓦解,以及对分节化和中央控制的逃逸。
22 这是一个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形而上学问题,20 世纪的海德格尔在其《形而上学导论》的开篇部分将其称为“哲学中最根本的问题”。 最初的演讲发表于1935年。
23 德勒兹的观点是基于柏格森《创造性进化》第四章开头的论证。这与海德格尔在注释22中的观点直接对立。
24 摘自1954年5月5日的发言。
25 摘自1957年3月6日的发言。原文为“toute l’interrogation freudienne se résume a ceci:Qu’est-ce que est qu’être un père?”
26 1976年11月16日有以下发言:“认同症状”、“与症状相处,这就是分析的终结”。
27 可参照以下段落:“固有名并不能指代个人。相反,当个人在最严苛的非人格化锻造结束时,向渗透到各处的多面体敞开自己时,他就获得了自己的固有名。固有名是对多面体的瞬间把握。”
28 原题:《1951年的欧洲》荣获1952年第1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国际最佳影片奖,英格丽·褒曼获最佳女演员奖。
29 例如,正常人即使在嘈杂的环境中,也能选择性地听到面前人物谈论重要事件的声音。然而,众所周知的临床事实是,自闭症患者很难感觉到这种“图与地”的区别,也很难发挥某种过滤作用。
30 拉康把德语的elementares Phänomen(基元现象)翻译为法语phénomène élémentaire。
31 临床上公认的症状包括头骨破裂等异常感觉、即使在地板或地面上也会有跌倒的感觉,以及有一股异常的力量入侵身体的感觉,这种感觉无法与疼痛或快感区分开来(当然是带有性意义的)。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都是强烈的、致命的和无法体验的经验,在这些体验中,表象不再起作用,而本应感受到这些体验的主体本身也被抹杀了。
32 1970年4月15日的发言。原文为: “complexe d’OEdipe,c’est le rêve de Freud. Comme tout rêve, il a besoin d’être interprété”。
33 1970年2月18日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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