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序一篇

近一年多一直在做的项目，《梁书今译》*，今年有望出版，自为译序，以志初心。

《梁书》为“二十四史”之一，是一部记载我国南北朝时期南朝梁代（502-557）史事的纪传体断代史。与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相似，《梁书》也是一部凝结两代史学家心血的史书。它由姚察、姚思廉父子相承编纂修撰，成书过程颇为曲折，历梁、陈、隋、唐四朝，前后耗时近八十年，于唐贞观十年（636）才告修成，成书次年姚思廉即病逝。这部史书的编修耗时，已超过其所记朝代之历年。

南朝梁，亦称萧梁，是南朝的第三个朝代。它享国不足一甲子，又承续了永嘉之乱以来中国南北分裂对峙的基本格局，但改变了宋齐皇室相残、废立频仍的乱象，于北方政权内部动荡、战乱纷起之际，保持了中国南方数十年政局的大体稳定，社会经济获得发展，文化艺术、思想学术等领域更是出现了前代未有的繁荣景象，后世史家评价其“自江左以来，年踰二百，文物之盛，独美于兹”（《南史·梁本纪》）。尽管常常被夹在南北朝中贴上“乱世”的标签，萧梁实是汉唐之间历史天空中一抹短暂而绚烂的华彩。

《梁书》共五十六卷，含本纪六卷：《武帝纪》三卷，《简文帝纪》一卷，《元帝纪》一卷，《敬帝纪》一卷；列传五十卷：第一记七位后妃生平，第二记三朝太子事迹，第十六记太祖五王（武帝的五位兄弟），第十七记长沙嗣王等武帝诸侄，第二十三记高祖三王（武帝的三个儿子），第三十八记太宗十一王及世祖二子，第四十九记宗室悖逆者，末卷详述侯景之乱，其余列传在单传、合传之外尚有类传八卷——《孝行传》一卷、《儒林传》一卷、《文学传》二卷、《处士传》一卷、《止足传》一卷、《良吏传》一卷、《诸夷传》一卷。

姚察父子编修《梁书》，主要取材于国史，又博采梁、陈、隋历代史家如谢炅、许亨、何之元、刘璠等所著梁史，“编次笔削”而成。姚察本身是《汉书》名家，遍览坟籍，博闻强识，姚思廉从小接受汉史传授，尽传家业。《梁书》拣择精练，用墨简洁，列传采取类叙之法，而且经常较完整地引用诏书、奏议，这些特点都反映出姚氏父子对《汉书》等经典史乘体例的有意识的继承。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评价《梁书》史论与编排时说它“持论多平允，排整次第，犹具汉晋以来相传之史法，要异乎取成众手，编次失伦者矣”，这个评价是很准确的。

尤值一提的是，虽然《梁书》创作于文体普遍骈俪化的时代，姚察父子在书中除引文之外，叙事议论大都采用散体，凝练古朴，行文爽劲。《卷六》末尾，监修官魏徵总结梁朝兴亡得失的论赞文字仍取骈四俪六的形式，两相对比，可以见出姚氏父子在史传文体文风上的独到追求。正因如此，清代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赞誉“《梁书》虽全据国史，而行文则自出炉锤，直欲远追班、马”，并将姚氏史著视为中唐古文运动的先声。

译者长期从事跨文化传播与翻译工作，这部《梁书今译》，是译者在汉语古籍今译方向上的初次探索。在翻译过程中，深深感到汉语古籍今译是一项貌似基础而实则具有很高门槛的工作。今译的出发点在于普及，但今译的前提是对古籍文本完整而准确的理解，如果做不到，则今译之“信”就无从谈起。这就对译者的知识储备和学术功底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可以说，古籍今译本身也是学术研究的一个环节，有着很强的学术性。同时，一部优秀的古籍今译作品，还必须在准确理解原始文本的前提下，对译文进行创造性的塑形和打磨，追求“达”和“雅”。在这方面，古籍今译也遵循所有语种翻译工作的普遍规律，也需要灵活采用“归化”、“异化”两种策略，力求用晓畅得体的现代汉语传递出文言古籍的文学特性与文体格调。译者水平所限，错漏疏失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方家不吝赐教指正。

汉语是一条古老而美丽的河流。几千年来，她历经改道，过去的百年中，她的样貌和生态尤多嬗变改观，蓄纳了许多新的水体，滋养着更加广众的人群。愿我们的今译工作，能开浚一条通往上游故道的清流，帮助读者领略她博大幽深的风景，并唤醒对这条长河的珍惜。

二〇二四年一月十五日

*《梁书今译》为暂拟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