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杀害的妻子们都经历过什么？｜新书《隐秘的终点》
“我打了我的妻子。”
1月16日，美国加州当地警方接到报警。调查人员赶到现场，注意到嫌疑人的右手“极度肿胀并呈紫色”，询问之下，这名来自中国的谷歌工程师这样回答。
很快，“谷歌中国籍工程师杀妻”的消息传遍社交媒体。死者是嫌疑人的妻子，被发现时躺在卧室地板上，头部受到重创，地板、墙壁和卧室门的背面有大量血迹。现场没有发现武器，但调查人员称，他显然徒手杀害了妻子，“反复击打她的头部”。
此前，两人从清华到赴美留学都在同一专业，后来均成为谷歌工程师，几个月前刚买了房子。附近邻居表示，二人刚搬来时还给街坊邻居送饼干，态度友善有礼貌，不曾听见噪音或争吵。
但当地检方称男方涉嫌多次殴打妻子，蓄意谋杀，已对其起诉谋杀重罪。检察官杰夫·罗森称此事为“家庭暴力致死事件”。指控书显示，该罪行涉及严重暴力、严重身体伤害威胁，显示了嫌疑人“高度残忍、恶毒或冷酷的行为”。
在许多人眼里，这起事件的特殊之处在于双方的高学历与精英身份：受过高等教育，男方怎能做出这般惨无人道之事，而加害对象正是自己的伴侣？女方有经济与人格独立的条件，但为何没能更好地保护自己，逃脱家庭暴力的威胁？家暴倾向能否识别，又怎样应对？遭受家暴的她们曾经经历过什么？
普利策诗歌奖得主娜塔莎·特雷休伊在年少时期也曾目睹过继父对母亲的暴力行径，在反复的周旋与逃离后，她的母亲最终还是死于继父的枪口。面对生与死的重负，她选择回避这段经历。直到三十年后，她重返案发现场，翻阅信件、日记和警局档案，才在回忆录《隐秘的终点》中首次公开这段经历。在回忆与现实的交错中，她重现了家族昔日的南方生活、母亲作为黑人女性的人生经历，以及后来不幸遭遇家暴的悲惨历程，阐述了家庭暴力对个体造成的创伤和持续影响。
文 | 娜塔莎·特雷休伊 译 | 黄茜
十一月，在向法院提出申请之后，母亲要求的离婚终于得到批准。我母亲，乔伊(作者的弟弟)和我搬到位于石山的纪念馆路上的一间新公寓。一直等到法院签署了判决，我们才回家收拾剩下的东西，将房子打扫干净，以便售卖。我们得迅速行动，因为乔尔(作者的继父）已转入退伍军人管理局医院，从那里——违背精神病医生的意愿——他可以随时登记离开。母亲让我负责清理地下室，那里堆叠着一箱箱需要被分类的旧文件。虽然我从没告诉过她，但这是我第一次发现乔伊是我同母异父的弟弟，而并非我一直以为的，是继父和前妻生的孩子。我长久地盯着那张把她列为“母亲”的出生证明，难以理解母亲为何从未把这件事告诉她的母亲。外祖母和我一样，以为乔伊是另一个女人生的孩子。
当我走到户外，将一些东西放在搬运汽车上，获知这一秘密带来的震惊很快被另一种尴尬取代。我母亲取出了乔尔藏在书房栏杆后面的每一本色情杂志，将它们堆在路边的邮箱旁。整整五堆，每堆四英尺高。眼见住在附近的男孩们上前抢夺，然后骑着自行车一哄而散，我的羞愧感无以复加。
我母亲着手将更多我们要丢弃的东西放在路边时，她看起来无所畏惧。仿佛，一旦她决定逃离，便不再对掩藏在那幢房子里的污秽秘密感兴趣。她在做一次彻底的揭露：我们与乔尔生活的真相此刻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在那邮箱铭牌的正下方。格里梅特。
……
在1984年的情人节，乔尔第一次试图谋杀她之前，我们只有短短两个月的喘息时间。那天早晨，我正在我位于公寓最里边的卧室里换衣服，准备出门上学，乔伊来敲我的房门。他原本坐在厨房餐桌旁吃早餐。“我刚看见妈妈和爸爸上了同一辆车，开走了。”他告诉我。我立刻知道出事了，我想乔伊也觉察到了，我不想表现出担忧的样子。“好的，”我说，“回去吃完你的早餐。我来处理。”
我首先给外祖母打了电话，接着又打给受虐妇女庇护所。接电话的女人安静地听完我的描述。“也许他们只是到什么地方去聊聊。”她说。
我对这个回答并不满意。我知道庇护所的人应该更明白是怎么回事，而这一次，我希望有人正确地回应我说的话，并且做点什么。
“不，”我说，“我母亲绝不会跟他上同一辆车，绝不会跟他去任何地方。绝不。”
打完电话以后，我把乔伊送到巴士站，然后自己去了学校。很奇怪，在我终于听见我母亲的消息之前，我不记得那天学校里发生的任何事情。我只记得傍晚我再次见到她的那一刻。她看起来疲惫不堪，行动缓慢，步子有些蹒跚。当我上前抱住她，她的身体颤栗不已。
以下是让我至今难忘的细节——关于她在那天遭受的折磨，她只向我透露了很少的一部分——当乔尔推测我与乔伊已出门上学，他把她带回了公寓。忽然有人敲门。她告诉他，那是她叫来维修洗碗机的工人，她得去开门。在此之前，她一直在拖延时间，试图延长自己的生命，甚至不惜与他做爱，而他却把自己的无能怪罪在她身上。接着，门被敲响。我们的洗碗机没有出问题，她也没有打电话找人维修。但她知道，如果不去应门，乔尔觉得修理工会自行破门而入。不，敲门的只可能是警察，而在那一刹那，她说，她知道自己得救了。
迪卡布县警察局 案件号：84-037377 讲述人：格温多琳·格里梅特 地址：纪念馆路5400街区，18-D号 性别：女 身高：5′7″ 体重：117 种族：黑人 记录人：调查员H. P. 布朗 日期：1984-2-14 时间：11：03
1984年2月14日，大约早晨7点15，我离开公寓，正准备进入我的旅行车。小乔尔·格里梅特，我的前夫，从我家公寓附近的灌木丛中现身，来到我的车旁边。我问他想干什么。他说想谈谈，命令我上车。我拒绝了。他打击我的头部。我尖叫。他再次击打我，并说他带着枪（他的夹克衫口袋里有一支看起来像枪的东西指着我），如果我再叫喊，他就向我射击。我试图劝阻他，告诉他我们的儿子正隔着窗户看着他。他转身朝孩子挥手。接着他拿走了车钥匙，打开后座车门，强迫我进入车内。此时我才看见他有一把刀。我告诉他，由他来驾驶旅行车是不合法的，但他置若罔闻。我问他我们去哪儿；他说想跟我谈谈，他会开车带我去办公室。我问他怎么到的这儿，他没有回答。
他开车沿纪念馆路行驶。当我们靠近285号公路时，我告诉他，沿纪念馆路一直开可以更快将我送到单位。他拐向285号公路南段，上了科温顿高速公路，接着驶出高速路，绕到285号公路北段，然后再度返回纪念馆路。我们沿着纪念馆路开到了电影院五号剧场。他开进去，接着又开车返回我的公寓。他让我进屋，打电话给办公室，告诉同事我将在半小时以后到达。他的手放在电话线上，以便在我说出任何不该说的话时掐断它。接着他让我坐下——我坐到沙发上——脱掉外套。在这期间（现在7点50分，他必须确定孩子们在我们返回之前已去了学校）他喋喋不休地说要去伤害我身边的人：他指的是我女儿（不是他的女儿）和我母亲。他说他一直在跟踪她，我的女儿，（之前他也告诉我他在跟踪我）可以随时枪杀她。他指示我去卧室，坐在床上。我照办了。他一拳打在我的嘴上，另一拳击中眼睛附近，然后几次用拳头击打我的头部。我开始尖声呼喊。他再次击打我的肾脏，威胁说如果我不闭嘴，他就打断我的腰。
我试图与他讲道理，但他反复说，他无法信任我，他应该在我离开他之前就把我杀了，等等。接着他问，我是否知道我将怎样死去。我说不知道。他说，我将死得非常平静，并取出一支注满透明液体的针管。他问我知道那是什么吗。我说不知道。他开始絮叨我如何夺走了他的一切，以及他现在已经性无能。我把它看成一个暗示，赶紧说那不是真的，以便争取时间。我告诉他，他不应该死（那将是一场自取灭亡的谋杀）。他告诉我，他有我公寓的钥匙，他曾经进来过。为了证明所言不虚，他背诵了几封他偷看的我的信件。接着他点燃一根细长的香烟。我问那是大麻吗？他说是的。我问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吸大麻的，他暗示从我离开的时候开始。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根绳索（或者扯碎的衣服），企图将我的双手绑起来。我们扭打，他揍我，把我从床上扔到地板上，用脚踢我。
那一刻我格外害怕。因为他承认精神病医师说他应该待在医院里。他甚至说上周五他去了医院，因此无法在附近“监视我”。我说服他在死前与我做爱，他照办了。接着，我告诉他我不希望乔伊回到家里看到那样的场景，他应该把我带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他说我会逃跑的，但是不用担心，他会“搬走”我的尸体。接着他拿起针管，开始把液体推进我的血管。我试图说服他去寻求帮助，一再告诉他我将和他共同努力。他拒绝了，说他想要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明天他将死去，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在彼岸世界重逢。正在那时，警察敲响了房门。我告诉他是修理工来了——他们无论如何都会想办法进来的——然后抓起我的睡袍，他让我等着，但我跑向大门，打开了它。
格温多琳·格里梅特
在乔尔被定罪以后，我再度感到了我们第一次逃离时的那种释然。这一次，他不再存在于我们的世界。不再可能与他在街头偶遇，他也无法再伤害我们。
在他们结婚这么多年之后，我母亲和我再次变得亲密起来——正如我们刚到亚特兰大的那几个月一样，那时我还是个小孩子。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不断回忆起的那个场景当中，她扭动腰肢，我跟随音乐一边笑一边拍手。那是1984年盛夏，收音机里播放着“莫里斯·黛和时代乐队”，那首歌的名字叫《鸟》。
而现在，我母亲终于在空中翱翔，她的欢乐长了一双翅膀，无边无际，无拘无束。
……
在被杀害前几天，我母亲与石山司法巡回区的迪卡布县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合作，搜集证据以敦促法官签署对乔尔的逮捕令。自打从监狱释放以后，他就不断给她打电话，并且如资料记载，“发出恐怖主义的威胁”。地方检察官需要的是证据——不仅仅是她的证言——因此，助理检察官在她的公寓里安装了一台连接在电话机上的录音装置。每当乔尔来电，她得手动将它开启，在接听其他私人电话时再将它关闭。
在以下精简版笔录里，母亲与乔尔的一次对话被打断：那是我从学校致电，告诉她考试什么时候结束，还有她可以在什么时候接我回去过暑假。那是1985年6月4日，我最后一次与她说话。
……（录音记录略）
因为通话录音获取的证据，地方法官在1985年6月5日凌晨1点签署了逮捕令。被派往监视我母亲公寓的警察还是在清晨时分离开了——虽然他的任务要求他留下来。那天早晨晚些时候，在警察监视的空档，乔尔来到了她的公寓。
解剖记录显示她死于两次近距离枪击，分别射中脸和脖颈。一颗子弹穿过她举起的右手，射入她的头部。它嵌入头颅底部，在她血红色花朵形状的胎记后方。
（节选自娜塔莎·特雷休伊《隐秘的终点》，上海三联出版社，2024.1）
普利策诗歌奖得主、美国桂冠诗人 娜塔莎·特雷休伊作品首度译介 《纽约时报》《时代周刊》《华盛顿邮报》等 数十家媒体评选为年度最佳图书之一 种族主义、混血身份、女性经验、家暴伤痛…… 三十年后重返案发现场 直视深埋的创伤记忆 思索生命何以重塑
《隐秘的终点》 [美]娜塔莎·特雷休伊 著 黄茜 译 ISBN：9787542681201 定价：49元 出版时间：2024年1月 策划：风之回响RESONANCE 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
作者简介
娜塔莎·特雷休伊（ Natasha Trethewey），美国诗人、作家。美国西北大学温伯格艺术与科学学院董事会教授。2020年博比特国家诗歌终身成就奖、2007年普利策诗歌奖获得者，美国第19任桂冠诗人。著有非虚构作品《卡特里娜飓风之外：密西西比海岸的沉思》（Beyond Katrina: A Meditation on the Mississippi Gulf Coast）；诗集《纪念碑：新诗选》（Monument: Poems New & Selected）、《奴役》（Thral）、《家园保卫者》（Native Guard）、《贝洛克的奥菲利亚》（Bellocq’s Ophelia）、《家务劳动》（Domestic Work）等。
内容简介
“你知道有一个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意味着什么吗？”
十九岁时，娜塔莎·特雷休伊的母亲死于继父的枪口，她的世界从此被彻底颠覆。面对生与死的重负，她选择回避这段经历，掩埋悲伤。时隔三十年，她终于重返案发现场，翻阅信件、日记和警局档案。在回忆与现实的交错中，她试图重现家族昔日的南方生活、母亲作为黑人女性的人生经历，以及后来不幸遭遇家暴的悲惨历程。
本书是普利策诗歌奖获得者娜塔莎·特雷休伊首次完整公开这段经历，讲述家庭暴力和种族主义对个人及社会造成的创伤和持续影响，探索这段记忆如何重塑自己的生命，使她成为一名诗人和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