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琳·达扬：怎样不谈论加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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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不谈论加沙

科琳·达扬/文

王立秋/译

Colin Dayan, “How Not to Talk about Gaza”, Boston Review, November 1, 2012, https://www.bostonreview.net/articles/how-not-talk-about-gaza/。

科琳·达扬，美国范德堡大学人文学与法律教授，著有《法律是一条白狗》、《残酷与非常规的故事》和《海地、历史与众神》等。

王立秋，云南弥勒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比较政治学博士，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讲师。

一

谈论加沙就像谈论神。我们面对的，是不可言喻的东西。我们不能谈论我们看到的。不然，我们就会被指责缺乏常识，未能对一个不可控的问题采取务实的态度。

那个问题是什么？巴勒斯坦人就是问题。和今天世界上其他很多人一样，巴勒斯坦人被有权力的人打上了“恐怖分子”的标签，这样致命的武力就成了常态，人们就可以不加区别地对平民和非平民加以极端的暴力或惩戒性的漠视。问题不简单。如果我们假装它简单，我们就有为那些用不公正的标准来要求以色列，或更糟糕地，质疑它存在的权利的人辩护的危险。而在抗议以色列政府政策、对其残酷暴行表示恐惧的时候，我们又会有被谴责为“反犹主义”，或更糟糕地，被谴责为“自我仇恨的犹太人”的危险。

关于犹太复国主义历史和巴勒斯坦民族运动威胁——或者更直白地说，关于以色列的目的和乔纳森·S.托宾所说的“与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者的看不到头的战争”——的陈腐争论无视了四十年来，以色列在被占领领土上的支配具体来说意味着什么。在这些争论中尤其被掩饰的，是自2000年9月巴勒斯坦人第二次起义爆发以来，被用来控制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形形色色的罕见的暴力。以色列以“安全”之名实施了一种永恒的紧急状态。野蛮的武力，与对歧视、监控、消灭的系统实践并存，有时甚至达到了灾难性的程度。在隔离墙——它们无处不在——背后生活着被排除到包容区，以色列国之外的被限制、被封锁的人。

二

怎样谈论第二次起义的开始呢？在阿拉伯语中，起义(انتفاضة)的意思是“抖落(shaking off，摆脱)”，就像抖落手上的尘土那样。2000年9月28日，艾里尔·沙龙前往耶路撒冷旧城区的阿克萨清真寺(Haram al-Sharif)或尊贵圣地。在这场精心策划的侮辱和挑衅行动期间，他宣布“圣殿山在我们手上”，这让人想起1967年，当以色列军队占领巴勒斯坦在1948年没有被他们征服的最后一部分领土时播放的广播。和以色列国内的很多事情一样，政策往往被选举左右。但肆意的暴力不断加深的循环从未停止过。次日，以色列军队向阿克萨清真寺院内手无寸铁的示威者开火，杀死七人并打伤一百多人。在西岸和加沙地区，以色列军队用真枪实弹来对付扔石头表示抗议的群众。5个月后，2月6日，沙龙当选以色列首相。5月18日，以色列首次出动F-16战机打击巴勒斯坦目标。

我谈论第二次起义最初的景象不是要为接下来几年出现的针对以色列人的自杀式袭击开脱，而毋宁说是为了引出一些令人不安的问题，关于致命武力的使用，关于蓄意羞辱的限度。对巴勒斯坦人来说，沙龙践踏阿克苏清真寺的神圣岩石是一种无法容忍的侵犯。除由此引发的武装斗争外，在他挑衅后发生的事情看起来也是不可避免的。以色列开始修建一道事实上吞并巴勒斯坦大量领土的隔离墙。虽然号称这只是出于安全考虑而修建的“保安围栏”或“墙”，但这种在话语上的刻意混淆或委婉说法并不能掩饰其真正目的。2003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约翰·杜加德写道：“必须面对的事实是，我们当下在西岸见证的，是打着安全幌子进行，明显的领土吞并行为。”

三

随着以色列扩大其打击目标的范围，每当我听到无人机、阿帕奇直升机或F-16战机空袭加沙的声音，目睹远处发生的爆炸，或面对轰炸的图片和视频的时候，我都不由得想问：这样肆意的伤害，以色列得到的这种免责待遇，在历史上有先例吗？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看着以色列行动，随着伤亡人数的增加，我想起最近一次对加沙的攻势(指2008年)是怎样不被报道的。在开放人道主义援助通道的第二天，以色列就开始用F-16战机轰炸加沙，表面上的借口，是为了阻止巴勒斯坦方向以色列发射火箭。浓烟滚滚，炮弹如雨，人们在被粉碎的金属和混凝土中奔跑。妇女和儿童，无辜的人和有罪的人一起被杀死。袭击是在正午开始的，当时警校学员正在毕业，女人们正在露天市场购物，孩子们正在离开学校。

我生活在一个似乎与正在发生的事情丝毫无关的平行宇宙。在越来越多的平民被以方过度的暴力针对的同时，当时的外交部长齐皮·利夫尼却宣称，“不存在人道主义危机”。第四天，在不断扩大、愈演愈烈的屠杀场景中，《纽约时报》报道了它所谓的“加沙冲突”。在当时和在现在一样，平淡的语言使读者不必直面事实。在涉及以色列是怎样对待巴勒斯坦人的时候，人们通过委婉的说法来逃避问题。当平民碰巧是巴勒斯坦人的时候，关于针对这些大量平民的公然暴行的公共话语就变得闪烁其词和不置可否了。作为对哈马斯火箭袭击的回应，残酷和冷漠也随之而变得正当了。

2008年12月30日，在以色列国防军发动代号为“铸铅行动”的攻势的第四天，在我从东耶路撒冷美国殖民地酒店前往特拉维夫机场的路上，天空下起了雨。我乘坐的出租车的司机在东耶路撒冷旁的谢赫贾拉生活，不久前，以色列的推土机又在那里拆除了更多巴勒斯坦人的房屋。当我问他支持哈马斯还是法塔赫的时候，他回答说：“我支持我的妻子和孩子。”在谢赫贾拉，翻倒的土堆、铁丝网、垃圾和玻璃碎片不断地提醒他，没有什么是安全的，没有什么是确定的。

443公路到机场的路边高墙林立。实际上，以色列人在开车去特拉维夫的路上甚至看不到阿拉伯人的城镇。第一次来的游客会认为，除这条路外，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之间什么也没有。这个耗资30亿的高速公路和“绕行公路”系统把定居点街区和特拉维夫、莫因迪、耶路撒冷的都市区域融为一体。但每一个巴勒斯坦城市、城镇或村庄，都形成了一个破碎的风景，被分割成一个个按以色列的方式定义的，彼此之间只有微弱联系的“州”。

在那天，两年来我第二次离开了以色列。直到2006年到耶路撒冷见我丈夫家人的时候，我才回来。我父亲虽然是犹太人，却一点儿也不想去以色列。他在叙利亚的阿勒颇出生、长大，到今天都还在说阿拉伯语；喝阿拉克(ﻋﺮﻕ)，一种蒸馏过的茴香味甜酒精饮料；玩被他称作“塔乌拉（طاولة，意为桌子）”的十五子棋；还会在一天中时不时地哼起宣礼员的唤礼声。他珍视和他的童年相关的一切。在亚特兰大——他称之为“南方的沙漠”——他会为纪念这一切而封斋。1967年六日战争后，当阿拉伯朋友来访时，他把自己的姓氏从“达扬”改成了“塔维尔”。这些朋友是他的救生绳，给他带来了音乐、塔乌拉和好的谈话。这些东西是我记忆中我父亲不幸一生——我一直觉得我的父亲一生不幸——中仅有的幸福。

四

和出租车司机聊天让我了解到众所周知，约翰·伯格在描述这片土地上巴勒斯坦人生活的美丽和奇迹时说到的那种“不败的绝望之姿”。就像司机告诉我的那样，“故事可能是残酷的，但它们也是真实的。它们有历史。”以色列、定居点——马阿勒阿杜明、阿里尔、莫迪因伊利特、贝特伊力特——被占领的领土，每个地方都有故事可讲。

那故事是通过地景来讲的。生命是怎样变成消耗品的？巴勒斯坦人被赶出自己的家、自己祖辈居住的土地并被打上外人和敌人的标签，被当作多余的人给关起来。即便他们曾经居住的街区还在，它们也遭到了破坏，到处都是废墟。被连根拔起的橄榄树。成堆的腐烂果树的树枝和树干。混凝土板像墓碑一样插在地上。栅栏、墙、路障、土山、检查点、壕沟——我们开车驶过一片障碍物的荒野，就好像某个疯狂的巫师决定在最小的空间内实施一切种类的隔离。

五

在2012年的今天，在炸弹继续袭击加沙的同时，不断飘落的传单也在警告平民，让他们不要拦路，向他们保证他们不是袭击对象。可他们无处可去。在照片上，警示传单像雪花一样飘落。“给加沙地带居民的重要通知”，它们如是宣称。它们把暴力怪到哈马斯头上，警告公民远离哈马斯的设施：“为你自己的安全，对你自己负责，不要在哈马斯和其他对你安全构成威胁的恐怖组织的行动人员和设施附近出现。”对安全构成威胁？在这个名为加沙的露天监狱中，一百七十万人进不去也出不来。以色列用孤立和不承认的策略来应对巴勒斯坦人对占领的抵抗。自哈马斯在2006年1月赢得巴勒斯坦选举并在2007年6月控制加沙地带起，加沙人就一直处于被围困状态，就一直面临着暴力——定点清除和随之而来的“附带伤害”——的威胁。

“加沙人不该受苦”，埃胡德·奥尔默特在2008年对加沙发动的长达三个星期的攻势开始的第一天如是说。换言之，这些过度的暴力不是惩罚性的。甚至服从也不会让它们停止。在那次攻势进入每一个新阶段之前，都会有传单对“本地区居民”进行有礼貌的警告。它们重复着违背现实和理智的话：“为了你自己的安全，请你立刻离开本地区。”离开去哪儿呢？哪儿也不安全。恐怖的地方就在这里。

六

至于11月20日，根据以色列自己政府的数据，它自发动当前的攻势以来，已经实施了1350次袭击。报复的激情取代了一种既无限又任意的正义。这肆虐的激情算计了无数事物，吞没了一切个体。为什么不该批评以色列？以色列的支配，它在面对自己显而易见的暴力上的无能，骨子里是这样一种防卫的政治救赎论证：以色列需要重建威慑，这样才不会再有火箭射过来。奥巴马也像谈论一个有自卫权的国家的正确应对一样谈论当前发生的事情。

但在无差别的杀戮，在“抹平加沙”——艾里尔·沙龙的儿子，吉拉德·沙龙在11月18日《耶路撒冷邮报》上的评论中如此写道——的叫嚣之外还有别的选择。正如许多人已经指出的那样，在以色列决定杀死艾哈迈德·贾巴里之前，哈马斯就已经同意非正式休战了。就释放被俘虏的以色列士兵吉拉德·沙利特事宜与哈马斯谈判的格尚·巴斯金解释说，“在贾巴里遇害的那天早上，他刚收到一份提议延长与以色列停火时间的草案，里面包含核查意图和确保遵守协议的机制。”那么，以色列国防军是在报复什么？为什么要剥夺一个民族的全部基础设施？就像理查德·福尔克在《Democracy New!》节目上接受艾米·古德曼访谈时问的那样，这么搞怎么可能“带来安全”呢？

七

“我却要降火在加沙的城内，烧灭其中的宫殿”（阿摩司书1:7）。

以色列每次针对加沙的攻势都有一个名字，这个名字所传递的信息不只是给那些被封锁在那里的人的，也是给以色列国内的其他人，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的。这些名字能告诉我们什么？2006年6月27日的“夏雨行动”。2006年11月1日的“秋云行动”。“云若满了雨，就必倾倒在地上。”传道书中的传道者——Koheleth——如是说。这些名字几近于抒情，像俳句一样，预示着自然出了问题：不滋润反而烧焦大地的雨；预示恐怖的云。这恐怖是如此无情以至于在它之后任何季节都不能幸免。不再有秋。也不再有冬。

“铸铅行动”则引出一个不同的联想链条。不但让人想到圣经中与迦南人和非利士人作战的古代以色列人，还让人想到很多别的变形。我想到在出埃及记中，在主把以色列从敌人手中救出后，摩西所吟唱的歌：“你叫风一吹，海就把他们淹没；他们如铅沉在大水之中。”铅，在炼金术中又称“土星之盐”，预示着黑暗和不幸。变成铅，被埋入深海，或被塑造成新的形状的身体，不再是按神的形象来塑造的，而是变成了低贱的金属，不自然的，是时候毁灭的事物。

也许，这些命名仪式使我们离开实际的、不可否认的经验事实——我们所看到、听到、知道的——的领域，把我们引入肯尼斯·伯克所说的“向上之路”的术语。在超越纯粹经验的东西，回应更高的召唤的同时，我们也悬置了我们的判断。随着我们进入一个对他人封闭的特殊领域，显而易见的伤害也消失不见了。我们忘记了那些微不足道的，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在最新的神罚面前，它们不值一提。

以色列为当前对加沙的攻势选取的圣经代号是希伯来语的עמוד ענן，它的意思不是官方翻译的“防御之柱”，而实际上是云柱。（通过把云偷换为防御，）我们因此而得以忘记建筑物燃烧、炸弹坠落、无人机开火造成的烟云。防御是神的保护之云，在逃脱埃及奴役期间保护以色列的孩子不受伤害的云。我们加入他们，不受我们有福的庇护所之外一切的伤害。误译加倍了代号原本意图产生的效果，同时又改变了它的用途。在明晃晃的现实——以色列显然是在用不对称的武装力量来针对加沙人民——面前，以色列制造的火柱和烟柱，就这样被重塑为一种不惜一切代价的，正当且必要的防御。

谈论加沙就像谈论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