肿瘤科医生：让病人知道自己会死，才更有可能活下来

大家好，我是陈拙。

前段时间我去南方见一位医生作者，她说这两年身边亲友里癌症患者特别多。

这些人不止向她请教病情，也请教她上保险的事儿。

因为她是当地最爱研究保险的医生之一。

除了让全家参保，她还定期把自己的保单、资产、负债信息转给家人，就为了防止意外。因为她在医院这些年，看了太多意外后，慢慢明白一个道理：一生平安的人是少数派，突发意外才是人生常态。

这个医生叫王余庆，在一家儿童医院的血液肿瘤科工作。

有研究表明，哪怕是身患致命癌症的病人，告诉他们可怕的真相，反而有利于改善治疗效果，更有可能活下来。而无法接受意外的人，只会面临更大的风险。

她最常说的一句话是：“治疗成功的概率是90%，但你也可能成为10%。我们会努力让你成为那90%。”

她这么做，是因为在2015年亲身践行了这个道理。

当时，她最亲近的外公在毫无征兆下突发重症，她面临了职业生涯中一次最大的挑战。

在我还是实习生的时候，带教老师讲过医院非精神科病房的窗户为什么也全都封闭——

曾经有老人在确诊癌症后想不开，怕拖累子女，直接从高层的病房窗户跳出去了，当场死亡，该医院赔了一大笔钱。从那以后，各大医院都引以为戒，所有窗户都封上，上楼顶的门都锁上了。

当时我只把这事当做个八卦，偶尔抬头看医院顶楼，也不曾想到会有什么危险。

直到几年后的夏夜我突然做了个梦。

梦里，一个老人爬到医院顶楼跳下去了，他整个人躺在地上，额头边上一滩血，脸上血肉模糊。

我从梦中惊醒，因为这个老人的脸，像是我外公的样子。

现实世界中，外公正在离我的住所数公里外的医院住院，等待着一场肿瘤切除手术。

而几个小时前，我艰难地跟他说了真相，他患癌了。

作为一名血液肿瘤科的医生，我从来没体会过向至亲之人告知病情是这么难的一件事。

这也许是我做噩梦的原因。

我知道外公病房的窗户都是封闭的，但醒来后，我盯着天花板熬了半个小时，浑身开始冒冷汗。我找来电话号码，给外公病房的护士站拨了电话。值班护士帮我去外公的床位确认，他确实在睡觉。

我如释重负地躺回床上，才逐渐感到闷热。

夏季夜短，但我还是希望这个难熬的夜赶快过去。

我是在2015年的一个早晨得知外公患癌消息的。

刚下了夜班，还在补觉的我被家人的专属铃声吵醒，抓起枕头边上的手机看了眼，是我妈，并且有急事。

我父母和妹妹很少主动给我打电话，因为不知道倒夜班的我什么时候在补觉。如果《命运》的“梆梆梆梆”声响起，意味着他们不得不打扰我。

我妈带着点哭腔。她说外公喉咙春节后一直有点哑，最近哑得更厉害了，说话都困难。

上周去了市中心医院，做了喉镜，病理报告出来说是鳞癌。“怎么办啊？”

我马上就清醒了，从床上坐起来。听到癌症，多数人肯定马上腿软，心里会想能不能治？能治的话要花多少钱？治疗后是不是还可能复发？最后是不是吃也吃不下痛又特别痛？

我却在脑海里回想，外公今年73岁，他过去是煤矿工人，后来煤矿关闭转岗去铁路，每天抽一两包烟，喝三四两白酒，加上煤矿的工作经历，呼吸道的癌症的危险因素确实齐全了。当年和他一起出去当矿工的那群老伙计，基本上都因为各种疾病走在他前面。

如今检查出恶疾，我想，家人应该也没那么意外，但他们可能还有担忧没说出来，那就是大家都怕人财两空。

我外公有三个子女，我妈是老大，就农村做点小生意。舅舅居中，做了公务员，心思太活络，辞职做生意，赔了两套房和外公攒的养老金；姨妈老小，顶了外公的职，也在铁路系统上班，双胞胎儿子才上初中。

癌症治疗可能有不少费用都不能进医保，但这样的家庭，经济压力也是实实在在的。

我迅速在脑海里梳理完这些思路，给出了对策。

既然是癌，大毛病，来省城看吧，我在医院系统工作，总有资源找最好的医生；

癌症不同分期预后差好多，尽人事听天命，外公医保报销比例还可以，“舅舅指望不上，你们两姐妹分担一下吧，人家没医保的都要看呢。”

我一瞬间分不清楚我是在讲医嘱还是给我妈出主意。

当医生久了，我慢慢明白一个道理：“无常是人生的常态，一辈子平安才是小概率事件”

在医院每天都会发生太多意外，我用这个道理劝说过很多突发重症的患者，有些能接受，有些不接受。而无法接受的人可能会遇到更多风险。比如出现在我噩梦里的，那些跳楼的老人。

所以面对这个突然的消息，我选择了接受，也本能地代入了一个医生，跟妈妈接下来说的话，就像在为“患者家属”理性分析。

我清楚地知道，医院里见惯了的人生无常，这一次降临到了我这个医生身上。而此刻只不过是开端。

鳞癌是一种表皮细胞癌，因为外公患癌的位置在咽喉部，应该看五官科。

我给同学打了一通电话，他是五官科医生，和我私交很好，实验课经常同组。

同学正好在五官科手术做得最好的鲁主任医疗组，马上说给留床位，让我第二天带外公去住院。

在我记忆中，外公特讨厌去医院。有两次不得不去，是劈柴的时候伤到眼睛，还有一次突发头痛，按我外婆说法，当年在煤矿工作要定期筛查尘肺病他是没办法，现在可不想因为些小毛小病被医生劝说戒烟戒酒。

我说也不顶用，他每次都反驳，伟人都吸烟，还活那么久，他为什么不行？

这次我安排的检查，算是他第三次进医院，主要是喉咙出问题发不出声，影响到他正常社交才愿意来。

我一边给我妈回电话，让她协助外公外婆准备物品来省城，一边给我当时的男朋友打电话，让退票退酒店，本来那天晚上是我门诊的最后一个班，我攒了几天假，我们打算去庐山玩，8月份我就要回血液科工作。

这次来看的病有多严重，外婆是瞒着外公的。

过去，外公通过扫盲班学会认字学会讲普通话，会写的字不多，但看报纸、读工作相关各种手册没问题。

外婆识字多，所以去医院看病从来都是外婆全权负责，外公只负责当病人。

而外婆决定不告诉外公真相，外公也没想要自己看一下病理报告。外婆跟外公解释为什么要来找我：“长了个息肉，要做手术治疗，小庆在省城医院工作，可以帮你找最好的医生做手术，所以来省城。”

外公听了，眯眼朝我笑笑，像从前一样和蔼。

他还没什么痛感。外婆说，他出发的时候还让外婆装了几包烟，外婆想着，反正都抽烟抽出癌症了，现在也不差这几包。

到底要不要告诉癌症病人真相这个问题，现代医学的研究表明让病人知道自己病情是更好的选择，有利于改善治疗效果的。我作为一名医生，很明白这一点。

可我说服不了外婆。

何况我一开始也确实没想好，该怎么把这个坏消息告诉外公。

外公对外婆的说法也没怀疑，刚到我家，他就忍不住下楼抽烟去了。

住院第一天的安排就是替外公约做各种检查。

同学的医院我实习时待过，熟门熟路。

做肺功能检查，需要按照要求配合吹气，外公试了几次都做不好，医生只好叫我进检查室跟他沟通。

外公求助似的看向我，说是医生说话太轻太快，他没听清楚具体要求，让吹气就吹气，不知道不符合要求。

我只好跟医生道歉，说外公年纪大了耳朵有点背没听清。

我跟外公讲过吹气要点后，他还是做得不到位，幸好检查医生觉得结果用于麻醉评估够了，就结束了检查。

回头想，外公控制不好自己的呼吸，不是没经验那么简单的原因，也不是耳背的锅。

其实是他太紧张了，表面不动声色，只有做不到的深呼吸出卖了他。

即使我在门外，也无法缓解他独自面对这些医疗器械，不知道各项检查为何物的紧张。

一辈子抽了不知道多少根烟，但他从来没有留意过自己的呼吸。

傍晚吃过晚饭，我带外公外婆去看了看我工作的医院，很近，走路十多分钟。

外公聊到他以前在煤矿工作，每次回老家探亲都要路过省城转大巴车，车站就在我们医院附近，后来车站拆除，现在省城大变样他哪儿都找不到了。

煤矿关闭离开矿区四十多年，年轻时的老友散落天涯，我答应外公外婆，等外公治病告一段落，带他们回当年的矿区看看，也帮他们网上找找散落天涯的老友。

外公没有外婆那么兴奋，因为外公相熟的老友基本上都因病去世了。我们都心照不宣，这次是轮到外公得病了。

如果外公治愈，我希望帮他们找回记忆中的人，当作给外公外婆的礼物。

有个前辈告诉我，下咽癌的两年生存率在50%左右。我觉得预后也不算太差，积极治疗争取好的那一半呗。

第二天，CT的检查结果出来后，同学指着胸部CT，那里有两块阴影。我的心也蒙上了阴影。

我明白同学的意思，“肺里有两个结节，是癌症转移的病灶可能性大一点。”

因为这两个结节还没确定到底是什么性质，五官科医生建议外公做一个增强CT，能看得更清楚。

我却犹豫了：“如果转移到肺了，其他部位也有可能吧，只做胸部增强CT也不能排除其他部位转移，是不是直接做PET-CT更合适一些？”

PET-CT可以做到全身扫描，做一次将近九千块钱，但不进医保。

鲁主任问：“你要不要跟你舅舅姨妈他们商量一下啊？”

“我能做主，我马上就去补预缴费用。”我没迟疑。

我是家里唯一的医生，为外公决策最好的治疗方案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不能放着更全面的检查不做，这样我心里过不去。

PET报告出了，谢天谢地，除了颈部和肺部两个结节也考虑是癌症，其他部位没有转移的迹象。

随着检查越来越多，外公也变得沉默起来，我的心里开始焦躁。

同学作为外公的主管医生，一开始就坚决反对我们向外公隐瞒病情。

现在外公的检查结果出来了，如果我确定要做手术，他们会很快安排。

一旦开始，等待着外公的，不止是“息肉手术”，还有后续的胸部手术和持续放疗。“第一场手术后，他声带受损，不能说话，不提前说清楚，病人后续可能不配合治疗，硬尝试说话也不利于手术切口愈合。”

同学看我还面露难色，继续加码：“要做手术，会安排在下周二。”

潜台词是我还有时间先跟外公沟通病情，不然就下周一由他来做这个“恶人”。

我知道我必须讲，只有我才是那个有医学背景，又有足够的时间和情感来沟通的人。

我是一名儿童血液肿瘤医生，最不缺的就是对病人和家属的耐心。

面对再焦急的父母，我再喜欢的孩子，我都能做到情感抽离。

因为踏进血液科的第一天，我就做了这样的预期——无论以后你多舍不得这些孩子，他们的父母有多不甘心，作为医生，你得拼尽全力，但也得让他们知道，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不得不面临不好的结局。在这之前，我得先说服自己接受。我每天都在给自己打预防针。

但面对外公这个自己的亲人，我没有保护壳。他也没有。

我会给孩子们讲天堂，让他们去想象另一个世界的存在，而外公是无神论者。

吃过晚饭，我陪外公外婆坐在楼梯间的椅子上聊天。

这些想法就在我脑海里翻来覆去，沉默了一阵子，我的眼泪先流下来了。

我没想到脱口而出的是最公事公办的话语：“住院后做了这么多检查，你肯定也知道不是割个息肉这么简单的事情了吧？”

外公摸摸我的头说：“别哭，我这么大年纪了，最后好不好我都不怕，人总有那么一天的，你放心，你们做什么决定我都会配合的。”

才刚开始聊，已经一人一句把完美的总结陈词讲完了。

我很愧疚，我反过来成了那个需要外公安慰的人。后面我也一直不能自抑地啜泣，还是把治疗方案、生存率，医疗费用的解决方案，这些最实际的事情都说了。

我给外公做了很多预案。我曾经得过垂体瘤，做颅内手术。手术有风险，我再清楚不过，所以我只能把能想到的情况都列出来：手术后不能讲话，怎么沟通，后期还不能讲话，可以配人工发声辅助器……

周六，我妈妈、舅舅、小姨和小姨父都来了省城，加上外公外婆，我们七个人去餐厅吃了顿晚餐。

餐桌上大家都没什么话，就商定在医院所有诊疗意见都听我的，字舅舅来签。

五官科给外公排了周二的手术，周一下午同学例行术前谈话，我在上班，是舅舅签了字。

我下班赶去医院，鲁主任和同学他们拖班还正在晚查房，看到我去，鲁主任跟我说：“肺里这俩病灶，最好还是找胸外科的医生再看一下，那边说手术有价值我们再手术。”

鲁主任给外公的手术按下了暂停键。

回头想，这是外公唯一的一次生机，但我却没有抓住。

外公现在体内有两处肿瘤，一处是咽部，恶性；还有一处是肺部的那两个结节，大概率也是恶性，从咽部转移到肺去了。

还有极微小的可能性，这个结节是肺原发的，同时原发两处恶性肿瘤也不是没有可能。

这两种情况，要么是癌症很晚期了，要么是双肿瘤，说不上来是哪个更糟糕。

最重要的是，即使做完咽部的根治术，外公可能也不会延长多久的寿命。

何况，手术是有风险的，对于一名73岁的老人来说，受那么多罪，多活半个月一个月的有价值吗？

所以，鲁主任让我去胸外科的主要目的，是确认肺部结节的情况，请那边的医生也帮忙评估一下做手术的收益到底有多大。

他帮我联系了胸外科的主任，对方同意让我去问问。手术排在下午，确定要做或者取消也都还来得及。

手术那天，我一大早就自然醒了，干脆去家附近游泳池泳了个早上场，不过挺累的，游了600米就起水了，吃过早餐赶去胸外科门诊。

大概是打招呼加号的人实在太多，胸外科的主任一早上直接放了120个号子，我挂了个108号。

轮到我的时候，过11点了，平均2分钟不到看一个门诊号，这是我自己从来没有过的体验。

当然大部分病人可能就肺癌手术后定期复查开个单子看个报告或者开个靶向药。

我坐下的时候，主任问我什么问题，我准备了就三句话的病情概要，刚说第一句就被打断了。

他让我别说了，他来问。

主任带了两个学生帮忙调影像资料写病历，看完片子，他跟学生讲了好些，当然我也听得懂，然后对我说：“你跟鲁主任讲，只要下咽癌能做根治术的，就做手术，到时候再来胸外科做肺部的手术，对病人的生存是有获益的。”

我问他这么做的生存率是多少，他摆摆手，示意下一个病人进来，只告诉我：“只要下咽癌能做根治术的，就做，再做肺的手术。”

主任没解答我关于获益多少的问题。

如果时间足够，我也可以自己看文献，自己查。可当天下午就要手术，我无法再坐下来认真去探究答案了。

虽然体验非常不好，我还是选择了信任，把结果告诉同学，只是心里想做手术我绝对不会再找这个主任。

后来，我常常后悔那天的决定，如果有机会重来，我希望自己有勇气，暂停那天的手术。

下午三点多，外公进手术室前，我跟他拍了张合影。

我这一周都过得特别紧绷，睡得也不好，所以决定回家先补一觉，外婆、我妈、舅舅、姨父在病房等待。

我们商量手术当晚，因为我姨父有照顾他父亲大手术的经验，加上体力优势，由他留医院照顾外公。其他人则在外公安全回病房后去酒店睡觉。

我这一觉直接睡到半夜十一点，醒来发现我姨父半个多小时前发的信息：“外公回病房了，医生说手术很顺利，你好好休息吧，他们也去酒店睡了。”

同学也给我留了言“切得很干净，保留了一半，还是很有希望恢复说话功能的。”

我给姨父打了电话，确认了一下外公的近况，挂完电话翻个身又睡着了，心里千斤重担卸下的感觉。

手术次日我正常上班，下班了去病房看外公，他半靠在枕头上，看到我张了张嘴，但发不出声音，于是晃了一下头，算打招呼，看起来精神不错，除了脖子包满纱布看起来很不一样。

他的两只手都打了留置针，一只手在挂静脉营养，一天要连续挂十几个小时，另一只手也有留置针，间断地输抗生素、止血药等，输液的时候手活动不便。

我看外公脖子活动不方便，大概点头摇头动作都难到位，手术时留的导尿管也已经拔掉了，于是我拿了几张纸，在上面写了“是”、“不是”、“小便”、“大便”等，告诉他用纸片交流。接下来外公住院的日子，过得波澜不惊。

外婆在医院陪护，我每天下班会去陪他一会儿，姨父经常搭高铁（单程约一个多小时）来看他。

手术过后一周，我像往常一样去陪外公，等我要走的时候，他居然开口叫了我小名，声音很嘶哑，也很轻，比我这个几乎每年发作一次的喉炎专业户喉炎失声的时候还要轻，但我听出来了。

我又惊又喜，高兴得差点落泪，我早做好外公可能变哑的心理准备，想着等他手术创面恢复以后带他去找合适的辅助发声器，没想到这么快能恢复说话。

我回过神，问：“外公，你会说话了啊？”，他简单地回答“可以”。

我怕他太用力，对手术创面修复不利，让他别急着多说话。

再后来，留着胃管，护士让他尝试自己喝牛奶，也挺顺利的，呛咳不明显，先前担心的咽喉部手术影响吞咽功能也解决了，慢慢自己吃的食物量越来越多。

手术后10天，外公能自己进食，很少呛，日常交流说话没问题，虽然声音还是比较哑比较低，手术恢复得不错，脖子上不再是大片的纱布，就一小块纱布垫着气管切开的金属套管。

同学告诉我，可以出院回家休养2周，再回门诊看恢复情况，最后决定是先去放疗，还是去胸外科做肺里两个结节的手术。

出院去向，我们家人讨论了一下。

外公外婆也不想一直麻烦我，所以决定去小姨家休养。那天中午，我趁午休时间给外公办了出院手续，外婆看完结账单，把我垫付的钱全给我了。

我给他们买了高铁票，叫了辆出租车送他们去高铁站，目送出租车起步后，我赶回自己单位上班。

后来就是我隔一两天给外婆打个电话问问外公近况，他吃的食物越来越丰富，说话越来越不费力，不过声音还是哑也比较轻，所以要电话聊天他还是有困难的。

外公出院后8天，是个周六。正好是同学举行婚礼的日子，晚上我去参加同学的婚礼。

仪式还未结束，我忽然接到姨父的电话，心里咯噔一下，怕有坏消息。

现场还有人在舞台上唱歌，，我匆匆走出宴会厅接电话，电话接通，姨父单刀直入说：“你外公喉咙吐血了，大口大口的，我们已经打了120，要怎么办？”

有那么一瞬间，我大脑一片空白，不过马上缓过来，我说：“你让他低着头，血尽量往外倒，别往气管里灌才行，救护车来了先急救。我正好在我同学婚礼现场，鲁主任也在，我马上去找他，问问他后面怎么办。”

挂了电话，我又仔细看了看座位图上鲁主任他们桌的位置，径直去找他。

我把大概情况跟鲁主任说了一下，他说：“救护车到了尽快气管插管，把血吸出来，最重要的是别窒息。”

随后，他又小声说了一句：“这种情况我们以前病人从来没有碰到过哎，出院前创面有点渗血倒是会有的，长好了还大出血也是奇怪。”

我赶紧去回姨父电话，那边救护车还没到，外公已经没有意识了，四肢瘫软，外婆在一边带着哭腔叫外公名字让他别睡着。

姨夫慌张地给我复述刚刚发生的情形：

外公外婆吃过晚饭到楼下散步，外公在花坛边咳嗽了几声，觉得脖子有点异样感觉，就让外婆帮忙看一下。

一看外婆吓一跳，气管切开的套管纱布被染红了，还有血顺着脖子往胸口流。

她赶紧让外公坐在花坛沿上，自己去叫人。

而等外婆把姨夫叫下来的时候，外公已经滑到地上靠着花坛沿，面色发灰，还在咳嗽，气管套管口全是鲜红色的血，往外涌，外公已经说不出话来了。

我万念俱灰，我祈祷救护车能给外公器官插管，吸引气管里的血。

虽然以我自己曾经在急诊室工作的经验来看，院外急救的救护车大部分也就承担担架工和能合法加塞闯红灯的出租车功能，其他特殊情况的处理基本没有。

事实是十几分钟后救护车到了，没有气管插管，没有吸引器，就是赶紧抬上人往医院送，到医院抢救室又花了十几分钟，外公早就呼吸心跳都没有了。

在护士测生命体征帮忙清理气道的时候，医生口头表达无能为力，委婉建议家属拒绝心肺复苏，让老人少受罪，没有立即宣布死亡，让家属决定是不是签字自动离院回老家落叶归根。

按法律制度，如果在医院宣布死亡，遗体是不能带回家的，留在医院太平间，联系殡仪馆直接拉去火化；但我们的文化传统和殡葬习俗，遗体是要在家里停留数天，再挑日子火化、出殡的。

大出血是个出乎家人意料之外的事件，但是在花坛边等待到送到医院抢救室这漫长的近半小时，早已让有常识的外婆、小姨、姨父都明白，外公回不来了。

所以，他们签了放弃抢救的字，联系黑车连夜送外公回老家。

我再打电话给姨父的时候，他略带哭腔：“外公没了，我们决定晚上带他回老家。”

那个时候，正好婚宴散场，我在宴会厅外看到鲁主任走出来，我去跟他说了一声“我外公走了”，眼泪再也忍不住决堤了。

我们都知道，外公死于手术后的并发症。

我低声说：“我外公可能不是第一个，只是一般情况人没了，家属也不会再来告诉你们吧。”他们点点头，也很无力。

鲁主任也很遗憾：“早知道这样，就不让他出院了，要在医院出血，马上气管插管应该能救回来。”

当天我到家后给当时的男朋友打了电话，他那个时候还在读博延毕中，住在城市另一头的学校里，我要求他打车来我家陪我。

家里定好了火化和下葬日子，我看了看排班表，决定连夜赶回老家，去见外公最后一面，然后回单位上班，等到出殡的日子再回去。

早上我到家的时候，殡仪馆租借的冰棺已经到位，放在堂屋，透过玻璃看到外公安静地躺着，面色略苍白，白布盖过他的脖子直到下巴，气管切开的位置都遮住了。

我趴在冰棺旁边，双腿一软，坐在地上，抱着他头上方的玻璃。

我大概就几句话循环：“我们约好病好了带你回煤矿看看呢？”

“我是不是不应该做主做这个手术啊？”

“如果留在省城会不会不一样？”

我妈好不容易忍住的眼泪收起的情绪又被我拉回原点，干脆坐下来抱着我一起哭了。

姨父也来拉我，跟我说：“没有人怪你，这事谁都料不到的，大家知道你对外公好，医院的事情都是你在操心，怎么会怪你呢？你别再说这些话了，别人听到不好的。”

来的客人越来越多，我跟着妹妹回到房间，瘫在床上，在火车上其实我一夜没睡，就很快沉沉睡去。

忙碌确实是很好的精神麻醉剂。

我当天晚上回省城，后面正常上班，忙忙碌碌，至少上班时没有时间自责或反思。

我和我妹妹，还有小姨家的双胞胎表弟，四姐弟里确实是我跟外公感情最好。

小学时我的周末和寒暑假经常跟外公上山挖笋下河抓鱼，外公还喜欢给我讲野史，外公厨艺好还好客，我还经常带小伙伴回家蹭饭。

成年以后，我也是那个会陪外公喝点酒听他讲讲年轻时候的回忆的人。

外出旅行，我也都会给外公带点特色茶叶和酒。

外公的去世原因是手术后大出血，这个治疗决定是我主导的。虽然理性来说，我做了当时认为的最合理的选择，但却导致了大家都不想要的结局。情感上来说，我很难释怀。

要多请几天假当然也能请得出来的，但是我忍受不了在家的煎熬，也很怕去殡仪馆，见过最后一面我就没那么遗憾了。

葬礼定在1周后，8月30号，周日，我周六下夜班赶回去的，经过那么多天的反刍，我已经开始认命。

就算外公留在我家休养，事情发生的那个时间点，我也不在家，就算我能从同学婚礼现场拉鲁主任去我家，也来不及救外公。

出殡那天，天气预报下雨。

按老家习俗，挑了吉时，送葬队伍要绕村里大路兜一圈再进山谷的墓地，就那两小时，乌云散去天空放晴，露出一丝阳光。

我和妹妹披着白衣，抬着一个纸扎的亭子，里面放着遗像，抬遗像是孙辈最高规格的待遇。

那些葬礼上该儿子孙子做的事情，因为外公就一个儿子不够用，女婿、外孙女、外孙分着做掉了。他的墓碑上刻了所有后代的名字，不论男女、血亲或姻亲，这点当时我只当是寻常。

等几年后我结婚，发现婆家老人墓碑上只有儿子、孙子、曾孙子等同姓男丁的名字，我才意识到我们那小山村算是开化的了。

我作为外孙女，拥有外公治疗绝对的决策权看着如此顺其自然，但都是有迹可循的。

等我们从墓地返回家里，天又开始下雨。

外婆跟我说：“外公很为孩子们着想的，下雨天也挑了天晴的吉时上山，日子是8月30号，办完葬礼，你妹妹弟弟们明天回学校准备开学，一点都不耽误。”

虽然葬礼的日子时辰是活人挑的，但也是结合外公生辰八字选的，从这点来说，外婆说的没错。

后来，我每次回老家，都会去外公的墓地看看，看看坟前的小溪，看看对面的竹林，寻找我小时候跟外公上山挖笋的春天。

外公术后大出血窒息而亡始终是我心里一根刺。

假如我再多了解一些信息，也许这个手术就根本不值得做，哪怕要做手术，推迟几天做，外公也不一定就会碰上大出血。

我心里一直有一个猜测，因为我自己也有过术后大出血，我小姨也有过手术过程中出血多的情况，我怀疑过是不是有遗传凝血功能异常方面的问题。

但我们在医院做了所有的检查，查不出异常，我甚至趁去北京出差，做了进一步检查，也没发现问题。

因此关于遗传的这个猜测并不能完全成立。

只是出于医生的本能，我还是很想知道为什么外公病逝背后的真相。

在我的儿科病房里，有的家长，在孩子去世后仍然来跟我说谢谢。那时因为他们看到了我的努力，看到了孩子死因明确，只怪命运无常。所以他们原谅我没能挽救他们孩子的生命，也原谅自己作出的每一处决定。

作为家属，我也想要原谅自己。

而作为医生，我也应该寻找外公大出血的原因，这是给我自己最好的交代。

在2022年的9月份，我再一次接到医生随访电话。

因为替外公办住院手续时留了我的手机号，回访电话都是打到我这里，我告诉对方，已经去世，还是不时地接到电话。

第三次接到电话，我有点恼，问他们为什么不共享信息，人都没了还要一遍遍问家属，也有点理解我读硕士期间打白血病小朋友随访电话，有些家长一听说医院来电就挂了。

不过，我也知道，这些电话都是不同研究选题需要数据的医生自己打的。我多说一点，可能对他们提醒就大一点，下一次遇到这样罕见的，“无常”的病例被拯救的概率，也多一点。

所以我尽管生气，但每次都会详细回答，切问对方有没有碰到过类似我外公这种情况。对方的回答都是没有。

我仍然在等待一个答案。

这次，来电的医生告诉我：“有的，那个病人比较幸运，因为感染多住了好几天院，在医院发生了迟发的大出血，及时气管套管插管救回来了，最后检查发现是形成了小的动脉瘤，破裂后大出血。”

这种情况很罕见，距离我外公去世七年，才又发生一例。而这个病人症状和我外公很像，确实可能是出了同一种问题。

我又问：“那你们后面采取什么措施预防可能的大出血了吗？”

她说，后来类似手术病人出院前，医院会做个CTA（CT血管造影术）确认没有动脉瘤形成。

那一刻，我终于释怀了，觉得外公没有白死。

后来，在儿童病房，王余庆见到更多患者家属面对医疗决策的纠结时刻。

这个时候，医生要跟患者站在同一个战线。有的时候医生讲风险、讲并发症，家属会认为医生在推脱责任，反而会阻碍双方的沟通。而王余庆会跟家属们讲起外公的事儿。

家属都会很惊奇：原来医生也会碰到这种事情。

谁都不想坏事落到自己头上，可我们没法决定自己在某件事上的运气好坏。“就像我们当下认为这是更好的选择，但是最终结果谁也说不准的，只能说大家都尽力。”

如果让他们得知自己的医生也碰到过类似的事，做过类似的选择，家属就不觉得自己特别“倒霉”，也不会觉得医生不上心，更不会怪罪于自己没有给孩子最好的医疗资源，他们的内疚会减轻。

抵抗这世界的种种不确定性，我们能做的也只能是多做一点点努力。无论是对于亲人患病的家属，还是对于治病救人的医生来说，都是如此。

当家属和医生的身份重合，王余庆才知道，这些交织在一起的努力有多珍贵，有多值得被鼓励。

孩子去世，有的家长还是会来跟王余庆说谢谢。

“他原谅我们了，他肯定原谅他自己了。有很多人，他不原谅医生，其实很多时候他是不原谅自己，他觉得他自己可以做得更好。”

比起那句“谢谢”，王余庆希望听到更多的“没关系”，就像她跟自己的遗憾和解一样，她希望还在自责的家属把这句“没关系”讲给自己听，讲给那些努力过、也遗憾过的人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