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Kreß｜自关涉的否定作为自意识——统一亨利希底两个基本思想之尝试（一）
摘要：亨利希的部分工作旨在将黑格尔底工作重构为基于一个自包含的概念性发展，这个发展基于规定性(Bestimmtheit)和转向自身关系的否定之想法。亨利希在别处（主要是在其费希特解读中）还解释了为什么自意识底结构对当代哲学分析来说是个挑战。但他没有将两个探究连接起来——虽然黑格尔自己将自意识视为“绝对否定性”在真实世界中最重要的表现。我底论文探索否定性底逻辑学如何转变为对黑格尔底现象学和“实在哲学“中的自意识的一种理解。论文还探索了一种可能性，也就是将作为有限精神底特征的自意识不仅与黑格尔底否定性之概念，而且与对黑格尔“达到‘绝对’知识”之宣称的一种相应解读相统一。
亨利希底哲学全集中，历史性研究主要是关于德国唯心主义，而文本诠注性的、系统性的研究则关注这个主线：如何从第一人称透视出发来理解自意识底内部复杂性，如何由被意识的生命底自领会这个问题出发系统性地把握自意识底内在纠缠？除了先验统觉底认识和道德理论性地位以外，自意识和主体性对亨利希来说构成了下列问题底焦点：生存性的自领会、行动定位、感受学[美学]、社会，以及上帝思想和形而上学。
在《费希特底原始洞见》中(Henrich 1967)，对费希特底思维运动的重构已经不可忽视地与其自己对于澄清自意识现象的哲学努力纠缠在一起了。现今亨利希本人也批判地看待这个对诠释和自己底系统性问题构想的综合。然而正是因为这个联合，该文本才造成了引起了如此多的主体性理论上的“Heureka”，以至于哪怕仅仅出于这个原因，也不能说这个联合是一种不幸或根本就是非法的。最终费希特再次着重呼吁其读者，不要单单接纳其思想，而是要在自己底思维中将其再生出来——这无非意味着，主动地在自身之内将其生产出来。《费希特底原始洞见》不只是复活了对费希特的哲学讨论，还脱离了文化和学科底界限来要求这样一个洞见：在自存在和自意识底问题中，哲学底一个基础问题和一个生存性的“人类问题”相连，这个“人类问题”不允许被忽略，也无法通过更换理论模型来解决。
亨利希发挥了主体性理论上的动机，而这是与时代主导性的哲学潮流相反的；在后者中，语言分析和交往理论视意识和自意识为陈腐的问题。他底恒心底结果我们都已知晓：受他与Shoemaker、 Castañeda和Chisholm的讨论底推动，该主题在分析哲学中再度被发掘，被细分为更多子题、细节问题和主义，并构成了欧陆哲学和英美哲学底对话底一个焦点。在这个对话中，Frank对分析哲学和现象学方法之间的辩论的延续、对费希特对早期浪漫主义的吸收和移植的回忆是决定性的一部分。
在主体性和自意识的问题中，不仅不能摹绘一个共有的问题描述，而且一旦作出概念性的差分化就会产生更进一步、更微妙的差分化，从而从不同方面再度构成了新的杂交。关于知识底来自自身的、内在复杂的构成状况【Verfassheit】的问题——至少这一点上没有争议——无法在外在观察之路上被回答。
它必须是这样一种自关涉，在其内知识由之明确地、如其所是地被获得——又是以这样的方式：事实和由之而来的知识不是彼此相继，而是在自行领会的必然性中彼此相连。(Henrich 2019, S. IX)
自意识不能根据意向性底模型来说明，而是——作为一个来自自己的知识——永远要同时（既在逻辑上又在时间上）被理解为来自于自己。费希特为自己设立的任务是用演绎程序作为手段来解释这个复杂性。虽然在他终身修订的解决手段底所有版本中亨利希发现了一些解释缺陷，但亨利希仍然把他拔高到这个地位：将关于第一人称透视下知识底内部结构之问题放到了哲学思维底中心，从而奠定了主体性理论底尺度的那个思想家。康德明确地将“我思”作为明显的执行限制在一个认知功能上 (Henrich 2019, S. 59)，黑格尔最终将自知归属于概念底概念(Henrich 2019, S. 301, vgl. 128)。
相反，将大全一体之思想动态化为一个在自身中将自己差分化着的体系、发展出一个能够准确表达辩证思维的自有的术语学，这在亨利希都是黑格尔底功绩；它起到的作用是，针对19和20世纪自然主义和还原主义的哲学趋势做出反应并设置立场。为了“唯心主义底当代化”，亨利希发展了一个论证重构底自有程序；它能够说明，何种意义上黑格尔接通了自然的、与语句对事实的关涉相连的思维底基础形式，并出于其自有动力（由这个连接底扬弃而来）将其逐渐改组。亨利希对黑格尔思想形象底重构底主张是尤其严格的。与此一贯地，他拒绝根据严格推导规则之数学模型将辩证法形式化之尝试，因为这与将黑格尔思想形式底要素还原为诸如历史、社会或语言等内容性现象领域的更新趋势同样不充分(Henrich 1982b, S. 140-141)。方法和体系形式据说不能彼此孤立开来，因此必须被把握为相互要求彼此的统一体。
亨利希将黑格尔底思辨程序刻画为针对二元主义式的“世界秩序中的个别物之存在学”的一元主义的反构想。康德将认识限制在带有对象性主张的经验底可能性之上，并将秩序支柱归于知性；而一元主义的存在学则反过来将个别者从普遍者底特殊化中派生出来。
在对黑格尔的诠释中，亨利希着重于对思辨性思想形象的详细的、论证性的理解以及作为有限者底自扬弃的绝对者之构想，以便说明：黑格尔最著名的概念杂技是以某种方式（在方法论上受约束的论证中这种方式也可以得到理解）来重新理解其先行者底理论模型底内在不一致。由于黑格尔本人偶尔会丢掉论证底清晰性，这些东西就必须要在亨利希的一个自主的论证道路上产生出来。根据黑格尔自己的阐释，纯粹思维仅仅“观看”着诸范畴底自发展；而与此相反，亨利希强调了黑格尔在对抗自然的思维形式时达成的构造成果(参见 Henrich 1982a, S. 212, 1976, S. 144)。这绝不意味着任意性。毕竟，黑格尔在与康德和费希特的观点，已经将“自然意识”展示为其对象的构造者。亨利希重构了黑格尔底构造模型，其目的在于在逐个步骤中使得黑格尔在正题式描述笔法中大概仅仅申明了的概念推移和过渡变得可以理解，并明确黑格尔底概念动力底那个构造原则：“黑格尔底基础操作存在于他处理否定的方式中。”(Henrich 1976, S. 213).
以他底开创性成就（一方面是他对黑格尔的分析式理解，另一方面是自意识之理论）为背景，他对黑格尔“从未脱离自意识底反映理论、从未因此而担心整个黑格尔主义在意识理论中仍然是教条主义和非生产性的”的评价必然很有刺激性。
在“反映理论”之标题下，亨利希——在与Manfred Frank的广泛一致下——拒绝这种著名的解释尝试：将自我意识视为对先行实存的、被思维的我或自身的事后反映底产物。两人都一再有力地表明，这种解释自意识底起源和构成状况之尝试不可避免地以困局告终。
但对此种理解下的反映理论归于黑格尔的做法，我谨提出反对。这个反对底理由分为四个阶段：在第一节中我将大致概述，黑格尔底绝对否定性之模型可以被理解为费希特底提问底延续(1)。在第二节中，亨利希聚焦于本质逻辑底开头的对否定理论的研究会成为中心(2)。在第三节中，概念逻辑以及《精神现象学》（相比《逻辑学》，它被亨利希更少注意）里对自意识的构想将会得到粗略考察(3)。目标在于证明：亨利希在否定理论上的研究将同时掌控着黑格尔对自意识的构想的动态形式原则明确化了。关于亨利希自己底自意识之构想的回问随之产生(4)。
1 从绝对自我到绝对否定性
考虑到他对黑格尔底逻辑学、法权和宗教哲学、感受学及德性构想的重大贡献，亨利希对《现象学》和关于自意识的章节的处理相对较少就是令人惊讶的事了。尽管他自然而然地强调自意识与思辨性思维之间的指示关联，但他对黑格尔在这个问题上的模型的态度似乎是谨慎乃至矛盾的。如果我们承认，根据黑格尔底观点——这也完全符合亨里希自己底看法——“自意识不能出于自身而变得可领会”，如果我们进一步承认黑格尔声称用绝对否定性之模型掌握了现实性底逻辑的和存在学的背景结构，那么——假若说这种结构不该在他底自意识之构想中发挥作用——情况就很难得到理解。
作为亨里希对费希特和黑格尔之间的差别底强调底替代方案，可以支持这样的论点，即绝对否定性之模型（即使其术语并非如此）已经在费希特底原理底三元组中就绪了：在这里自我为了其自设定底缘故而无法避免去对设一个非我，从而非我重又被宣布为内在于自我的设定。这个在自我内部的对立与内在地被追求的自我底纯粹同一性相矛盾，而这种困局是无法解决的，因为自意识恰恰要求这种对设。对费希特底核心概念（“自我”；“作为自我的自我”；“设定”；“返回自己”）的明显采用在《精神现象学》和《逻辑学》中可以作为进一步的证据来证明这个假设：黑格尔把费希特底提问变成他自己底提问，以便把它转变成一种语言和描述形式，后者能够在其内在地承载了矛盾的（这在黑格尔那里意味着思辨-逻辑性的）状况中阐明“我”这个现象。那么，任务就是构想一个这样的自我：它不是作为一个假想中被孤立的在体，只有通过返回自己才最初获得自意识；而是作为运动的反映底表达，“它在作为返回时，才开始是那（进行）开始或（进行）返回的东西”(Hegel 1978, S.251)。
一个“直接的”返回之悖论性思想当然已经摆在费希特底眼前，该思想——从黑格尔底视角来看——虽然语言上在存在逻辑的领域中运动，但在概念性的透视中已经超越了该领域。根据费希特底观点，自我在自己内部自行与自己相区分，从而生成了区分开的（两）方面作为其本身底内内部区别，因而它也以此在区分动作中延及并团结了诸方面。费希特也承认，自我底活动不可能是有计划或有意识的，而是自我献身于活动或者说就是活动。黑格尔可以继承这个模型，在存在学意蕴和一些复杂化上扩展它，最后把它——相当接近于后期费希特——转变为精神之概念。因此，在黑格尔底“同一性与非同一性底同一性”以及后来的“绝对否定性”和“绝对区别”之公式中，我们可以重新识别出到费希特那设定着自己并与自己对设着的、在纯粹同一性和自相区分之间振荡着的自我底不踏实的同一性。
接下来我简单地试着展示出亨利希对黑格尔底否定理论的重构，从而最后说明，在何种程度上绝对否定性底形式“解释”了黑格尔对作为实在哲学性现象的自意识的构想——更确切地说：自意识和绝对否定性之构想如何相互联系，以至于是唯一的论证过程底两个元素。因为黑格尔所说的解释描述的是知性底“同义反复的运动”，也就是借助一个由知性本身设定的区别同时表达“那区别不是事情本身底区别”(Hegel 1980, S. 95)
2 亨利希对绝对否定性的重构
亨利希解释说，黑格尔在与康德底认识论二元主义划清界限时，试图从唯一的基本概念中发展出思维和对象性之基本概念。如果要避免认识与对象之间的实体性区别的前提，而不抛弃这种区别本身，那么在神学中确立的、实际上费希特已经主张了的三一式的自相区分构想，就提供了作为自关涉的否定底定向模型。然而否定一词表现得具有极大的弹性，很难将其限定为一种含义。由于黑格尔没有解释如何更准确地理解“否定”、“否定性”和“否定者”以及如何将这些版本彼此区分开来，因此理解起来并不容易。
就斯宾诺莎而言，否定性首先意味着规定性，也就是由“相对于他者的被规定者”被刻画并可被识别，这就是质；接着是他异性、区分、对设，然后在自关涉的用法里是“对自己的漠不相关性”、“被规定的规定性”、“与自己的不相容性”、“自身底对立面”(Henrich 1978b, S. 220)。在《现象学》底前言中黑格尔把“分离之活动”和“知性底力量与劳作”联系起来(Hegel 1980, S. 27)，几行之后又把“思维底、纯粹自我底能量”和“否定者底力量”联系起来(Hegel 1980, S. 27)。另外并非不重要的是，通过让否定底逻辑性的和评估性的意义汇合在异化（即恶与坏）之中，黑格尔还整合了否定性在日常语言中的、道德上受强调的用法。
意涵多样性对应于一种模糊的规定性，它允许人们根据语境在不同的含义变体之间来回移动。人们可能认为这是精确性底不足，但这似乎完全是黑格尔有意为之的，并用于它底语义转移。所有使用方式底共同点是内部差分和不一致底含义，它使每一个定义底尝试意外地骤变其反面，从而破灭了合知的性一致性期望。这样，黑格尔就把费希特底自我普遍化为一切现实性底形式结构，据此一切
存在的东西都在其自身表明：它在与自己的等同性中是不同且矛盾的，而在其差异性和矛盾中与自己是同一的，且在其自身是这个从一规定向另一规定的过渡底运动，这是由于每个东西在其自身是自身底对立面。(Hegel 1978, S. 261)
除了单纯的“直观的-系统化的” (Henrich 1976, S. 213) 应用以外，亨利希还致力于明确否定动力底基本模式，他在本质逻辑底开头清楚地看到了这个模式。除了已经提到的概念上的多义性之外，这里的困难在于强行把否定想成是自动的和原始的，也就是说独立于一个与之互补的概念、一个要被否定的命题或论断。而且，将这种勉强的做法明确化，根本不是亨利希在解读上的开创性成就之一。在与黑格尔在方法上的自我理解保持明确受控制的距离的情况下，他拿起日常用法和命题逻辑中对否定的理解，以便在方法论上有序的步骤中解释，黑格尔如何将否定思考为脱离了对逻辑上或时间上自主的相关项的任何关涉，从而是“自律化的”。“否定连同支配着它的规则必须作为唯一术语而足以作为基础”(Henrich 1976, S. 214)。
亨利希将黑格尔底独到构想底动机定位在黑格尔在康德底二元主义认识模型中诊断出的解释缺陷。诚然，黑格尔称赞康德的“最深刻和最正确的洞见之一”乃是“将统觉底综合性统一体认作‘我思’或‘自意识’底统一体”(Hegel 1981, S. 17–18)。然而与此同时，它将其限制在“单纯”主观者底受限领域，据此，认识和被认识者归根结底仍然只是被外在地归属于对方。为了能够把知识和认识把握为一个奠基自身的或自承载的结构，不祥的存在性剩余——康德底在己之物或费希特底阻滞——必须在其阻抗性中被消解，并作为一个环节整合到知识之概念中。通过用一个内在地在主体性和客体性上进行区分的唯一概念结构来取代认识和对象底星座，黑格尔实现了了决定性的步骤，即奠基了一个出于自身的转化。
亨利希没有把费希特底三元原理称作黑格尔底处理模式底先行模型，而是拿命题逻辑中的否定作为解释模型，这一点起初并不明确。在“黑格尔底基础操作”底“附录”(1976, S. 230) 中，他指出这种策略在他看来适合于向分析地社会化的盎格鲁撒克逊听众（该文本最初就是作为讲座为他们构思的）介绍黑格尔。这样他可以让人理解：与那些熟悉经典逻辑的人底期望相反，黑格尔底否定并不意味着对一个陈述的否认或一个否定的谓词，而是一种作为所有述谓底根基的操作——恰恰是“黑格尔底基础操作”。
据说，命题逻辑的否定有三个本质上的特征，黑格尔在构造自关涉的、自律的否定时与之类比：“(1)否定否定了某东西。(2)否定可以应用于自身。(3)否定底自指的用法产生一个结果”(Henrich 1976, S. 214)。以这个形式上的共性作为背景，产生了两种否定概念之间的对照，这又被亨利希——明显是轻描淡写地——称为“偏离”：在命题逻辑里，否定被应用于一个先行于它的主张或或者一个先行的否定的陈述，它因而在逻辑上依赖于它们；而自律化的否定，作为黑格尔底形式原则，不处在任何相关中。从中产生了进一步的修正等级：
当(ad 1) 否定要被思考为虽然否定了某东西，但又不处在与事先提出的主张的关系中，那么它只可能被设想为作为逻辑形式关涉自身的、也就是否定着自己的。在命题逻辑中否定底否定(ad 2)关涉于一个事先已经实行的否定之个例，而黑格尔那里的否定底否定严格地表现出自关涉。因此在自关涉中，否定所否定的是作为否定的否定本身。这可以这样理解：它将自己区分为两个方面，也就是进行否定的否定和被否定的否定。两者都是唯一的关涉自身的否定底方面，就这个情况而言可以作出推论：它们中的每一者都否定地关涉另一者。它否定地关涉他者，这样一来，它便是否定地举动。若这个对它来说否定的举动被设定在它自身之中，那么就可以说，它否定地关涉自己。因为这个自归属在否定底两个方面被执行，那么两者（进行否定的和被否定的方面）就要被理解为自关涉的否定底两个实例化。就当前达到的中间成果而言，亨利希引入了自律的否定底倍增之说法，以便使其功能再度对照于命题逻辑中的双重否定：在命题逻辑中否定构成了一个形式算符，要被应用于一个持存的命题。第二个否定否定了第一个否定，并由此再度生产出了先导的那个命题；这里不涉及自指之嫌疑。那么，命题逻辑中的否定是可以任意地重复的：在命题上可以连接一个原则上不封闭的否定序列。在黑格尔那里与此相反，自律的否定——据亨利希说——一开始就被想成自关涉，因此它必须被刚好构思为双重否定。根据亨利希，自关涉的否定将自己倍增是就被区分为进行否定的和被否定的而言。这样，在认识学的及存在学的视角下，黑格尔底绝对否定就不意味着对一个先行的陈述（或先行的持存者）的否认，而是作为每一个持存、认同和述谓底形式发生器起作用。
亨利希将倍增的自律的否定底结果(ad 3)刻画为一个就它而言双重的东西：a)一方面，两个自关涉的否定表明为没有区别；双重的自律的否定底结果因此在于其倍增底自扬弃或同一性。如此，否定就出于其倍增而突变为其直接的对立面：直接性，同一性，存在。b)另一方面，可以进一步区分进行否定的否定和向被否定转变着的否定，以至于可以说，出于那自律化的否定而生成了对他者的关涉。自关涉的否定中的无区别性导致了一个无中介性或直接性，后者本身也就是作为一个否定的表达被识别。
双重否定在它底两个方面上（相互表现为他者底他者）表明为进行否定的和向被否定转变着的——由此表明为最高程度上冲突的：它在一方面指示其对立面，也就是直接性，后者在命题逻辑式的否定中对应于肯定底重建。在黑格尔那里与此相反，它“不仅是预设，而且不过是其自关涉底后果” (Henrich 1978a, S. 217)。另一方面，双重否定底结果指示着区分、差分、中介。黑格尔将出自自关涉的否定的直接性称作“被反映的直接性”，区别于存在底“简单的直接性”，亨利希称之为“直接性2”。这样，亨利希通过比较黑格尔底和命题逻辑底否定，确证了黑格尔底基础命题：“无物不是在对自身的关涉上身处于一个差分关系之中。于是所有的自肯定都被理解为否定底否定” (Henrich 1978b, S. 184)。
在他进一步的论述中，亨利希细致地阐释了“自身底他者”、设定和预设间以及直接性与中介间的辩证如何根据自关涉的自律的否定之基础模型来构思。我仅限于概述：直接性意味着无预设性。只能在对他者的关涉中被思考的东西，便是被中介的东西(vgl. Henrich 1976, S. 216)。如果说一切直接性都必须在自关涉的否定（关涉自己的否定，故也就是被扬弃的否定）中被赢获，那么直接性底设定便是在此中产生。被设定的直接性也为着被扬弃的否定而被预设——但一个预设重又是一个设定(vgl. Henrich 1978, S. 280)。若“否定”被“他性”所替代，那么就得到了一个两位的关系：
自关涉底出现是因为“别于什么？[谁底他者？]”这个问题不能通过提及“别”一个他者来回答，而只能通过重复这样一个东西来回答，第二个他者本该是对立于这个东西的他者[...]因此不仅第二个他者之说法要被拒绝，而且第一个他者也要被“别于”这个关系本身替代。[…]而这恰恰意味着，如今关涉中的他性承担起自己。(Henrich 1978a, S. 263)
总起来说，根据亨利希底重构，直接性在这个意义上可属于绝对的自律的否定：它作为继续规定底唯一原则被引入。作为关涉自身的否定，它必须被倍增。在倍增中它继续保持为直接的，因为它不关涉他者，而只关涉自己。但中介也必须得到认可：一方面，直接性本身就是一个否定概念，只有在缺乏任何外部关涉的情况下、在否定底自关涉中实现的直接性才能被视为无中介性。然而恰恰就是这种自关涉表明为在自己之内有差分的，因为它将自己区分为进行否定的和被否定的。
亨利希将他的分析聚焦在本质逻辑底开头，在那里黑格尔发展了作为自关涉的否定的反映。现在借助这个操作性的基础模式，存在逻辑中的诸过渡可以被回溯地阐明了。自关涉的否定作为自规定底模型最终在概念底逻辑中被完成。概念在其构形或自开显过程中并非向他者“过渡”或“映现”，而是停留在自己那里，这是通过它在其开显中自行规定和继续规定自己。黑格尔把这种继续规定底方式成为“发展”，因为在过程底每个阶段上，过程底整体都被包括在概念塑造之中。
亨利希底程序——“深入逻辑学底精细结果，也就是说，在评注中发展出理解文本意义的其他可能并借助论证来在它们之间作裁决”(Henrich 1978a, S. 304)——典范性地为此作出了贡献：将黑格尔从信徒和反对者底两极分化中解放出来，让他在论证上得到分析。但亨利希底文本不仅不比所评注的黑格尔本人底文段更好理解，还不厌其烦地考察那些人们在肤浅的阅读中忽视的或用言辞掩饰的困难问题。如果没有这样的复杂处理，抵消各种实质性立场（如马克思主义和生存主义）对黑格尔的意识形态性挪用这个目标就不可能实现。但是，亨利希自有的术语学也可能引起一些理解上的困难。尽管他一再强调黑格尔底绝对否定性是用于解释自关涉的模型，但语言上还是在很多地方唤起了这样的印象：自关涉反过来是由自关涉的否定所导致的。黑格尔本人所说的不是“自律的”而是“绝对的否定”，这不成问题，只要自律性可以完全归于绝对否定性——类比康德底理性概念。反之，否定底倍增这个说法（在黑格尔那里同样很难找到）可能导致实体主义的误解。关于“将自己预设为被扬弃的、预设为自己底否定者”(Hegel 1978, S. 252)的外部反映，[黑格尔]才说：“它在这个规定中被倍增了，在一回中是作为被预设者或己内反映，后者是直接者。在另一回中它是否定地关涉自己的反映；它像关涉它底非在一般关涉自己”(252–253)。由接下来的段落可知，那被设定者，也就是直接性，被理解为存在。这样，存在就被回溯地解释为被反映预设的否定者、同时作为否定者已被扬弃的否定者。
所以黑格尔那里的第二个否定不能被想成是第一个旁边或之后的第二个，而是整个振荡运动（它在否定-自己中是直接性（在被反映的直接性的意义上）或与自己的同一性）意义上的绝对否定性。所以，被反映的直接性不能被理解为简单直接性旁边的第二个直接性。它虽然一方面本身作为简单的而起作用，但它同时表明自己是通过绝对否定内部的自扬弃而被设定的。
绝对否定性底这个系统性地悖论性的结构在亨利希那里被理解为逻辑学底操作性的基础模型。这个模型——或多或少明确地在“概念”和进一步的“判断”和“推论”中被“固定”(Henrich 1978a, S. 298)——也控制着实在哲学。因此阐释底目标不在于其[悖论性结构的]消解，而在于把握住其特有的体系学，这种体系学在客体性底语境中表明是高度可修改的[可样式化的]。
亨利希没有评论他1973年在牛津和1974年在华盛顿的演讲得到的反响。人们很想知道，他为听众考虑而联系命题逻辑之做法是否达成了将黑格尔从无理之嫌疑中解救出来之目标。1970年代以来，尤其是在数学和逻辑学底证明理论以及物理学和生物学中更新的理论方法底影响下，哲学中对悖论的态度也有所改变。它们不再从一开始就被列为为谬误底结果，而是也被接受为一种现象底标志，这些现象无法通过日常的和科学的奠基程序之标准化手段进行解释，从而推动了进一步的理论发展。在修改过的术语学之下，自治的自律的否定看起来不再是黑格尔独有的特征，而是也被用于描述日常经验中造成改变的二难困境。亨利希本人指出了自关涉的自律的否定与语义学悖论的接近性。A. F. Koch试图用集合论中的未奠基性之概念使自指的否定变得可信。为了刻画经验性过程底自指地生成的自有动力——从神经生物学到心理学再到社会底子系统——，有了由神经生物学家Humberto Maturana铸造并由Niklas Luhmann引入系统理论的术语“自创生”【Autopoiesis】。 系统理论认为悖论恰恰是自创生系统底特征，类似于黑格尔，它触发并推动了分化和转化之过程。将这里由自指底问题而生的悖论同时把握为统一和区别之意愿，虽然可以被推移到其他层次上，但不能被消解。Luhmann底“悖论管理”在黑格尔底视角下对应了“巧妙的反映”，它将矛盾在“表象规定”底形态下表达出来。然而鉴于问题描述是有限的，黑格尔承认对矛盾的技术上高超的处理只有受限的合法性：“因此，有限的物在其漠不相关的杂多中根本就是：在自身有矛盾、在自己内是折断的，并向它的根据返回”(Hegel 1981, S. 289)。相反，进行把握的思维底计划包含了对思维底执行的理解。亨利希对否定理论的研究从本质逻辑底开头到“进行规定的反映”一直追踪着思维底计划，以便按顺序来破译悖论底逻辑性的体系学。
他还对概念逻辑进行了一些展望：“‘普遍者’和‘个别者’相互关涉的方式是被这个概念构成所要解决的任务所引领的：把握自律的否定”(Henrich 1976, S. 224)。
节选自：Kreß, A. (2022). Selbstbezügliche Negation als Selbstbewusstsein. In: Frank, M., Kuneš, J. (eds) Selbstbewusstsein. Abhandlungen zur Philosophie. J.B. Metzler, Berlin, Heidelbe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