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文翻译】《不，马克思主义不是经济决定论》（No, Marxism Isn’t Economic Determinism）利利安·西塞奇亚（Lillian Cicerchia）

原文：Cicerchia, L. (2021). No, Marxism Isn’t Economic Determinism. [online] jacobin.com. Available at: https://jacobin.com/2021/10/axel-honneth-marxism-economic-determinism-recognition-moral-psychology-critical-theory [Accessed 11 Sep. 2022].

作者：利利安·西塞奇亚（Lillian Cicerchia）

译者：許顓頊（they/she）

译注：institution 译为制度，体制，机构等；idealism 译为理想主义或观念论；idea译为理念，想法等；constraint 只译为约束；recognition 只译为承认。

批评理论家阿克塞尔·霍耐特对马克思阶级斗争的否定，导致他遮掩了统治之现实（obscure the reality of domination），并从而忽略了，该如何处理这一现实，这一问题。

不，马克思主义不是经济决定论

（No, Marxism Isn’t Economic Determinism）

批评理论家（critical theorist）阿克塞尔·霍耐特（Axel Honneth）指责马克思主义对人类解放有一个狭隘的经济理念（a narrowly economic idea of human emancipation）。这是错误的——并且他自己的工作就可以用来进行对于，社会冲突（social conflict）和进步如何真正发生（how progress really happens）的一种更为结构性的理解（a more structural understanding）。

法兰克福学派（The Frankfurt School）重新对社会主义产生了兴趣。在中断了四十年之后，它的后人现在愿意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即必须存在着可以替代资本主义的东西（an alternative），且解放运动（emancipatory movements）可以为争取这替代物而奋斗。正如阿克塞尔·霍耐特（Axel Honneth）在他的《社会主义的理念》（The Idea of Socialism）中写道，“广泛的不满（discontent）仍旧是怪异般的沉默和内向的（oddly mute and introverted）......它完全缺乏进行超越当下（the present）的思考和想象一个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的能力”。而现在有一种新的共识（an emerging consensus），即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应该反转（reverse）这种趋势。

霍耐特的转变（shift）肯定是受欢迎的。实际上，他是最有影响力的批判理论家之一，曾在2001年至2018年期间追随麦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的脚步，担任法兰克福著名的社会研究所的所长（the director of the famed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 in Frankfurt）。

这种影响也应该告知（inform）我们对霍耐特今天所进行的批评理论的方向的评估（evaluation）。他的遗产在很大程度上是将这一传统从卡尔·马克思（Karl Marx）转向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近年来，他也采取了实用主义转向（a pragmatist turn），但他完完全全没有重新考虑（reconsidered）他的整体轨迹（his trajectory overall），即把批评理论扎根于理想主义/观念论（idealism）。然而，其它想要奋起迎接想象一个非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挑战的人确实应该重新考虑这种方法（approach）。

霍耐特对转向诉诸于马克思的反对（objections）基本上是几代人在学术圈的礼节习俗（de rigueur）——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还原的、经济主义的、决定论的、生产主义的、同质化的，等等（casting Marxism as reductive, economistic, deterministic, productivist, homogenizing, etc）。在这里，我们关心的不是在这些问题上挑战霍耐特，而是在一个不同的且更基本的方法论层面（a different and more fundamental methodological level）上对他进行批评（critique）。更重要的是，霍耐特如何利用马克思主义作为衬托物（foil），导致他遮掩了（obscure）统治之现实（the reality of domination）并从而暂搁了（bracket off）关于如何解决这一事情的问题。

霍耐特把马克思主义描绘成这样一种理论，即它的经济主义（economism）使它看不到霍耐特他自己的观点所阐明的（illuminates）广泛的、解放性的视野（the broad, emancipatory horizons）。然而，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优点（the virtue of contemporary Marxism）恰恰在于它坚持分析制度约束（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这样的分析并不像霍耐特所想象的那般离实用主义那样遥远，而且还告诉了我们一些比，他提出的关于我们在改变世界时所面临的障碍，在政治上更显著的（more politically salient）东西。

阶级还原论（Class Reductionism）？

根据霍耐特的说法，马克思主义是有问题的，因为它使用了一种站不住脚的结构-功能主义逻辑（an untenable structuralist-functionalist logic），或者说它只考虑了为资本积累的利益服务（serve the interests of capital accumulation）的规范和价值（norms and values）。它也是功利主义的（utilitarian），因为它把阶级斗争（class struggle）看作是由经济利益所驱动的以结构为条件的竞争（structurally conditioned competition）。霍耐特认为，“关于阶级斗争的马克思派学说（Marxian doctrine of class struggle）之所以失败，首先是因为它把所有群体或阶级之间的冲突都看作是出于经济动机（economically motivated），而历史现实（historical reality）则表明，对不公正的经历和对受挫的希望的经历（experiences of injustice and of frustrated hopes）有着更为庞大的激励力量。这结果并不好，因为马克思主义过早地、武断地（prematurely and arbitrarily）限制了解放的范围（the scope of emancipation），也限制了对非经济的统治形式（noneconomic forms of domination）进行批判的基础（grounds）。根据这种解读，马克思使我们忽视了自由的主体间结构（the intersubjective structure of freedom），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未能设想在阶级社会的衰败之后的（beyond the downfall of class societies）人类繁荣（human flourishing）。

在《不尊重》（Disrespect）和《对承认的斗争》（The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这样的开创性文本（seminal texts）中，霍耐特声称，不尊重和羞辱的感觉（feelings of disrespect and humiliation）——而不是经济利益（economic interests）——才是社会冲突的根本动力（the fundamental drive to social conflict）。霍耐特用黑格尔的主人和奴隶情景（Hegel’s lord and bondage scenario）来说明统治性群体（领主）（dominant groups (the lord) ）将规范（norms）视为自然之物本身（natural things-in-themselves）的倾向，而被压迫群体（仆人）（oppressed groups (servants)）则以一种挑战排它性实践的、不同的变革性的态度（a different, transformative attitude that challenges exclusive practices）与规范相关系（relate）。霍耐特后来认为

经常发生的社会斗争的根源（the source of recurrent social struggles）被认为存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中，即任何处于不利地位的社会群体（any disadvantaged social group）都会试图诉诸于已经制度化了的规范，但这些规范是以霸权性的方式（in hegemonic ways）来被解释或应用的，同时，以通过依靠这些规范来为TA们自己被边缘化的需求和利益（their own marginalized needs and interests）提供道德上的证明（a moral justification），来使得那些规范与统治性群体相对抗（to turn those norms against the dominant groups）。

对霍耐特来说，对承认之要求的道德视野（the moral horizon of demands for recognition）有可能是无休止的（potentially interminable）——为一个比马克思主义更广阔的解放理念（more expansive idea of emancipation）打开了概念之门（the conceptual doors）。但这个理念（idea）不仅是道德上的。正如霍耐特清晰表明的，这些道德异议（moral contests）也通过挑战凝聚了体制（cohere them）的规范来形塑体制（institutions），比如在律法中（the law）。因此，解放是被统治者为获得承认而进行的斗争（a struggle of the dominated for recognition），在这场斗争中，统治性的规范被不断修正（revised），以便在主体间和制度上变得更具包容性（more inclusive）。

马克思所声称的未能发展出一种关于人类繁荣的广阔思考方式，也使批判理论偏离了其促进和支持解放斗争的使命。批评理论有一种奇特的自我认识（a peculiar self-perception），认为它与解放有某种内在的联系——具体来说，就是延续了马克思的信条（Marx’s credo），即批评哲学（critical philosophy）是“时代的斗争与愿望的自我澄清（self-clarification of the struggles and wishes of the age）”。根据霍耐特的说法，马克思主义者们在这一努力中也失败了，因为TA们想象社会主义不仅会带来阶级社会的崩溃（the collapse of class society），而且会一举（one fell swoop）解决所有的社会冲突（social conflicts）。不幸的是，TA们的经济主义使TA们无法思考解放斗争，作为社会再生产的一个不变的部分（an invariant part of social reproduction），的特殊性（sui generis）。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过早地隔绝了对承认的斗争，限制了它对解放运动的有效性（its usefulness to emancipatory movements）。因此，在霍耐特的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无法真正是“批判性的（critical）”。

然而，批判理论的麻烦在于，马克思主义仍然寻求是一种替代/不同于各种个人主义的社会理论（an alternative social theory to various sorts of individualism）的唯一严肃竞争者。霍耐特不情愿地承认（Honneth concedes），马克思做的正确的是，一种，将批判果断地，从视社会为是一种个人精神的宏观整体（a macrocosm of the individual psyche）转移出来（shifted critique decisively away from），的历史理论。其它传统，如自由主义（liberalism）、古典共和主义（classical republicanism）、或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倾向于将社会变革（social transformations）视为是个人试图从其欲望的内部异律性（the internal heteronomy of their desires）中解放出来的尝试所产生的副产品（the by-products）。无论一个人是在与一种不自由的意志（unfree will）、武断的律法（arbitrary law）、或俄狄浦斯情结（the Oedipus complex）作斗争，这根本驱力（the fundamental drive）都是为了自主性（autonomy）。相比之下，马克思坚持一种社会自由的观点（uphold a view of social freedom），群体通过斗争来教育自己，以扩大对于所有个人的自由的绝对范围（the absolute scope of freedom for all individuals）。

“霍耐特认为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以归纳到（be subsumed within）重新解释统治性规范这一理念（the idea of reinterpreting dominant norms）中，就仿佛约束（constraints）只存在于人们的想法和感受中，而不是在伴随着统治（accompany domination）的不利激励和不利约束（the adverse incentives and constraints）中”。

也正是在这个元理论层面（metatheoretical level）上，马克思主义对阶级对立（class antagonism）的所谓的狭隘关注（supposedly narrow focus）激发了霍耐特关于批评理论应该做什么的另一种想法（alternative idea）。对他来说，解决方案必须避免经济主义的马克思主义（economistic Marxism），但要牢记集体（the collective）。

霍耐特的落脚处是一种理想主义式的实用主义（idealist pragmatism）。实用主义的优点是解释了在被压迫群体中的能动主体（agents）如何内化统治性规范，重新解释这些规范，然后利用贯穿整个社会的对这些规范的相互共同期望（the mutual expectations of those norms throughout society）来给自己提供制度上的筹码（institutional leverage）。相互共同期望是解放实践的一种激活条件（an enabling condition for emancipatory practices），因为它们为挑战片面的解释（one-sided interpretations）并使它们更具包容性提供了一个共同基础（a common basis）。因此，制度可以改变，以适应在一个社会学习过程（a social learning process）中产生的新解释，而这一过程本身是固有地具有冲突的（inherently conflictual）。这个过程必须周而复始地（recurrently）挑战社会中的统治性规范，“在面对趋向发生对它们的自然化的一种顽固趋势（a stubborn tendency toward their naturalization）时”。

最终，黑格尔和约翰·杜威（John Dewey）联合起来，在一个既非个人主义也非经济主义的（neither individualistic nor economistic），关于承认的新实用主义理论（a neopragmatist theory of recognition）中取代了马克思。那么，批判理论应该做的是清晰表达和解释（to articulate and interpret）位于人类科学（the human sciences）中的对于承认的斗争（the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以产生解放性知识（emancipatory knowledge）。

道德心理学（Moral Psychology）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在批判理论中早已声名狼藉（disrepute），那么对霍耐特来说，它仍然是一个衬托（a foil），因为它有助于证明他的规范性理论（normative theory）以及（and）该理论对社会和政治冲突的有用性（usefulness）。简而言之（in a nutshell），他的观点是要表明，考虑到马克思主义的范围有限，它既不像它看起来的那样批判（critical），也不像它看起来的那样激进（radical），且这就确保（warrants）他有相对更广泛的愿景（his comparatively broader vision）。

多年来，对霍耐特的批评者们不断指出将前政治经验（prepolitical experience）作为理解不公正的一种规范性参考点的各种问题。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著名地提出，揭开所有不满的基本道德结构（the basic moral structure of all discontent）这一做法在表面上是不大可能的（prima facie implausible）。对她来说，只有将政治社会学有倾向性地还原（a tendentious reduction of political sociology）为道德心理学（moral psychology），才能使霍耐特将对承认的斗争（the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投射到每一场冲突中。其它人也注意到这一个缺乏社会学内容（lacks sociological content）的形式/使用实证方法的理论的奇异简单性（the curious simplicity of a formal theory），其留下了一个真空；即使人们同意承认最终会解决我们的问题，那又怎样？我们对承认的渴望（desires for recognition）几乎没有（precious little）告诉我们需要做什么来实现它。

在霍耐特的全部作品（oeuvre）中，有一个讽刺的转折。他的承认理论（theory of recognition）看起来似乎因其广泛的规范视野（broad normative horizon）而有别于马克思主义，但在清晰表达（articulating）什么系统机制（system mechanisms）需要改变以及什么会使这些机制改变得更好时，它也是空洞的。对霍耐特来说，解决任何的（any and all）社会冲突都涉及到对统治性规范的重新解释。毫无疑问，它确实如此；但这个最低限度的主张没有提出一个基本的政治问题：如果人们意识到在基本的社会机构/制度（basic social institutions）中遇到了不尊重（disrespect），那么是什么阻止了对承认的渴望（desires for recognition）成为有效的政治要求（effective political demands）？

在21世纪初，政治哲学家艾利斯·杨（Iris Young）开始将“结构性不公正（structural injustice）”的概念进行理论化，使用关于统治（被定义为对自我决定的制度性约束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on self-determination）和压迫（被定义为对自我实现的制度性约束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on self-realization）的规范性范畴（the normative categories of domination and oppression）来进行。然而，霍耐特却把关于什么推动着社会斗争（what motivates social struggle）的主张过度概括（overgeneralizes）成关于补救措施和目标（remedies and aims）的主张，把统治塌缩为压迫消除两者差异（collapsing domination into oppression），拒绝认可（countenance）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着有意义的差异。这是以掩盖统治为代价的（at the cost of obscuring domination）——并且从而含糊了他所指的自由或解放的含义（equivocating on what he means by freedom or emancipation）。

承认理论（Recognition theory）遮掩了统治，因为在其反马克思主义的变体（anti-Marxist variant）中，它忽略了对于整个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来说十分显著的规范性（the normative salience of an important link in the chain）；也就是说，被统治者要面临对抗的是什么，或者说什么样的约束（what dominated people are up against, or constraints）。仅仅说被压迫的群体有兴趣重新解释霸权式规范（hegemonic norms），并会因此生产，在批判理论的层面上体现出来的，解放性知识（emancipatory knowledge），这么说是不够的。很明显，有一些东西阻碍了这一点。即使我们同意（grant），在其最终意义上（in its ultimate sense），承认是自由所带来的东西，但不能因此断定（it still does not follow）这些欲望（desires）会导致任何人充分深思防止实现它的障碍。

很可能霍耐特和马克思主义谈论的是不同的问题，并且他甚至可能是对的，即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把重新解释统治性规范的斗争的无休止性（the interminability of the struggle to reinterpret dominant norms）纳入它的方法论中...不过它怎么会想纳入呢？结构性不公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关注点，而且，与霍耐特相反，如果我们坚定地致力于结构性统治（structural domination）应该停止存在——而不仅仅是一般冲突（not just conflict in general）——的想法，那么这个关注点就有很大的意义。我们不希望提出一个，将结构性不公正扎根于人类这样的存在（the type of beings that humans are）中，的本体论/存在论主张（an ontological claim）。这样做没有任何有吸引力的、不会具现化批判理论应该想要破坏的不公正，的理由（There is no attractive reason to do so that would not reify the injustices that critical theory should want to undermine）。

对于想要消除所有社会斗争和冲突的兴趣而言，并不能无条件地（tout court）照这样这么说。冲突不是不公正的必然症状（not necessarily symptomatic of injustice），冲突是由统治之关系（relations of domination）引起的，或者说，冲突的一方受到压迫。有人可能会反驳说，对霸权式的、自然化的规范（hegemonic, naturalized norms）进行挑战的许多冲突对于促进社会包容性（promote social inclusion）的有效运作的民主制度（functioning democracies）来说是健康的。在这种情况下，斗争确实可能会是持续性的（ongoing）。但是一个适当的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应该能够区分，可能会一直存在的冲突，和，人们希望不会一直存在的结构性不公正。

统治的持续存在（the persistence of domination）要求批判理论与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相介入合作（engage），而不仅仅是道德心理学，以免（lest）——对正在进行的规范解释过程的哲学重构（philosophical reconstructions of the ongoing process of norm interpretation——对于促进思考如何改变那些我们再也不能够接受的东西——没有产生什么作用。霍耐特对道德心理学的关注反而倾向于促使（motivate）一种对于规范和制度的过于宽泛的概念（an overly capacious notion of norms and institutions），使得关于约束的问题（questions of constraint）黯然失色（eclipses）。这种视角（view）是否能使它自己对社会运动有用还不确定，因为对约束的适当深思（due consideration of constraints）通常是激发政治策略的原因。

最终，规范解释的过程（the process of norm interpretation）等同于（amounts to）什么还不清楚。它太模糊了（vague），正如批评理论在促进这一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critical theory’s role in facilitating it）一样。

唯物主义时刻（Materialist Moment）

到目前为止，把论点（the argument）陈述出来的一种方式是，霍耐特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辩论不是主要（principally）关于人类动机或规范性欲望（human motivation or normative desires）。相反，它是关于，面对结构性不公正，如何思考关于改变世界的问题（how to think about changing the world in the face of structural injustice）。

霍耐特不明白为什么一种阶级分化式的结构性不公正（a class-division type structural injustice）需要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来思考我们对于解放的意愿（our interests in emancipation）。他认为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以归入重新解释统治性规范的这一想法（the idea of reinterpreting dominant norms）中，就好像约束（constraints）只存在于人们的想法和感觉，而不是在伴随着统治（accompany domination）的不利激励和不利约束（the adverse incentives and constraints）中。

然而，当代马克思派社会科学（contemporary Marxian social science）提出了一个比霍耐特所归结于它的（attributes to it），更为温和、更有政治意义的主张，那就是必须消除由阶级统治（class domination）所强施的约束（the constraints），以实现人类解放（human emancipation）这一更广泛的目标。它也不像霍耐特想象的那样离实用主义那么远。

首先，发展一种唯物主义的实用主义（a materialist pragmatism）是有可能的。拉海儿·耶吉（Rahel Jaeggi）主张通过将社会实践这一想法（the idea of social practice）与问题解决这一想法（the idea of problem-solving）结合起来，保留道德批判（moral critique）的“唯物主义时刻（materialist moment）”。社会实践是一种非正式的、重复的、受规则管治的行为（an informal, repeated, and rule-governed behavior），它是某些制度之可能性的条件（the condition of possibility of certain institution），同时没有可被简化/还原为是制度（without being reducible to them）。参与这一实践的人们心照不宣地理解TA们必须做什么才能使这一实践成功地作为其类型本身的实践（what they must do to make a practice successful as the type of practice that it is），也就是做一种判断（a judgment）且这一判断往往基于隐含于实践中的某些规范（certain norms that are implicit within the practice）。

实践也有着它们自己内部的关于解决问题的动态关系（internal problem-solving dynamics）。当人们面对约束并试图做些什么，或试图解决一个社会问题时，其结果很少是一块干净的石板/崭新无暇的（a clean slate）。相反，TA们倾向于创造，其它人必须在未来与之抗争的，新问题。同时，对社会行动者施加约束（impose constraints on social actors）的实践的隐性规范（the implicit norms of the practices）也提供了道德和意识形态资源（the moral and ideological resources），以识别出（identifying）确实存在着一个TA们必须提出解决（address）的问题。这些嵌入了的规范（embedded norms）使人们能够或不能够认识到（perceptions）存在着一个问题，或者认识到这个问题的性质（nature）是什么，这为，人们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或说服别人这个问题必须被解决，设定了专门方式（terms）。

一个唯物主义的实用主义（a materialist pragmatism）很有帮助地极少化了理想主义倾向（the idealist tendency），即有目的地（tendentiously）将社会发展（social development）解释为一个漫长的道德进步的进程（one long moral march to progress）的倾向。统治性规范是存在的，但它们的存在是对，阻碍着对它们的重新解释（hinder their reinterpretation）的约束（constraints），的回应。因此，人们对TA们的约束有各种不同反应，这些反应涉及从（run the gamut from），在意识形态上同意失败认输（ideological consent to resignation），到对不平等的深层怨恨（deep-seated resentment of inequality），的全部范围。

愤怒的社会底层人（Outraged Rabble）

这样的观点隐含在1970年代后的，许多试图阐明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关系的无声强制力（“silent compulsion of economic relations）”，的分析式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analytical Marxist social science）之中。例如，历史学家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推动了一个有影响力的，阶级斗争式的（class-struggle）、或以冲突为中心的（or conflict-centered），研究项目（research program），与早期的“关注生产力的马克思主义（productive-forces Marxism）”形成对比，后者假设为真了（postulated）技术决定论的、目的论式的历史理论（the technological-determinist, teleological theory of history），而霍耐特的批评似乎总是针对后者。

布伦纳的想法是，在每个社会中都存在着直接生产者（direct producers）之间的关系、剥削者（exploiters）之间的关系、以及直接生产者于剥削者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合在一起，使人们定期获取/使用（regular access to）土地、劳动力（labor）、工具、或再生产社会生活所必须的其它资源（other resources necessary to reproduce social life）得以可能。构成这些关系（relationships）的实践相联网络（the nexus of practices）决定了一个人对，取决于TA在这些关系中的位置的，社会产品（the social product）的获取（access）。布伦纳将这些关系称为“社会-所有物关系（social-property relations）”，以澄清它们不仅决定了个人可支配的资源（the resources at individuals’ disposal），而且更普遍地决定了个人如何获取资源和TA们的收入。

简单地说，社会-所有物关系（social-property relations）制约影响着（condition）一个人的行为，而不仅仅是其所拥有的东西；一个人的位置（position）决定了其必须做什么来获得其想要的东西。因此，我们可以预料（expect）个人和家庭们会有系统组织性地（systematically）采取一套特定的经济策略，以对应它们遭到的约束（their constraints）。布伦纳将这些策略称为“再生产规则（rules for reproduction）”，这些规则，在总体上发生（enacted in aggregate），产生了相应性的、具有历史特殊性的发展模式（corresponding and historically specific developmental patterns）。这被称为实用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pragmatic historical materialism）。

到目前为止，这后一种观点的规范性范围（the normative dimension to this latter view）还没有被充分发展出来，但不难看出它可能是什么样子。与所有的实践一样，再生产的规则及其相应的社会-所有物关系都有着规范，参与者通过根据，与结构本身一起被假定和再生产的（posited and reproduced）目的和目标（purposes and goals），来意识/认识（perceive）这些规范的失败或成功（their failure or success）。我们可以看到，在这种在历史上具有特定意义的意义上（in this historically specific sense），某些针对社会式的再生产（societal reproduction）的规范是如何出现的（例如，努力工作应该得到高额回报），这些规范构成了人们清晰表达正义要求（articulate demands for justice）的基础。

规范性和物质性（the normative and the material）在历史发展模式（ historical patterns of development）中是相互纠缠的（entangled）。这就是为什么，正如黑格尔所说，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冲突很少仅仅因为“社会底层人（rabble）”在挨饿而爆发——而是因为TA们也感到愤怒（outraged）。资源匮乏是通过规范性期望（normative expectations）来感知到的一种现实（a reality），这些期望是根植于文化的，但也（决定性地）适应了资本主义放置在每个人上的竞争性约束（the competitive constraints），而不管文化倾向/秉性（cultural dispositions）如何。

倒立着的黑格尔/归罪于黑格尔（Hegel on His Head）

历史唯物主义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坚定地致力于促进人们更好地理解在历史上特定的政治经济条件（the historically specific conditions of political economy），这些条件对自我决定（self-determination）或统治（domination）产生了同样特定的限制（equally specific constraints），这些限制遍布并抑制了（pervade and inhibit）各种解放斗争（emancipatory struggles of all kinds）。

实用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a pragmatic historical materialism）也可能以一种包罗万象的承认理论（an all-encompassing theory of recognition）所无法做到的方式来阐明规范式复杂性（normative complexity）。它将研究人们，特别是那些受到统治支配的人，是如何介入利用规范来对抗约束的（engage norms to confront constraints）。选择不多的人往往经常使用可用的正当理由（the justifications available）来游闯这些规范（navigate them），这与分享价值观和理想（sharing values and ideals）不完全是同一件事情。

另一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历史唯物主义允许一种健康的怀疑论（a healthy skepticism），例如，资本家阶级的成员（members of the capitalist class）是否真的共享一种民主自由的理想（an ideal of democratic freedom）。也许TA们以民主的名义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或者TA们对民主的让步（concessions）是更为事态格局性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more conjunctural than they are fixed）。这个世界上的资本家、银行家、和金融家（financiers）并不是因为缺少社会尊重（lack of social respect）而介入参与阶级冲突的。

总而言之，社会结构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structures）不可以被还原为（reducible to）争取承认的斗争（a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在进行这样的一种还原时，人们将错过社会冲突的大部分质地（the texture of social conflict）——即矛盾、约束、支配（contradiction, constraint, domination）——做到这点的代价是变得越来越远离关于政治策略的有意义讨论。而没有这些有意义讨论，社会主义在我们的想象中和在事实上都将仍是遥不可及的。

那么，如此一来，黑格尔的归宿就是站在他的头上倒立/错误就在黑格尔（Where Hegel belongs, then, is stood on his head）。【“stand on one's head”有“轻易完成某件事情”的意思，同时，“on one's head”有“归罪于某人”的意思。——译注】。

关于作者

利利安·西塞奇亚（Lillian Cicerchia）是柏林自由大学（Free University of Berlin）的哲学博士后研究员（a postdoctoral researcher in philosophy），主要关注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女性主义、和批评理论（critical the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