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译齐奥朗：本雅明•方丹 ——罗林街六号（选自《赞赏习作：随笔与肖像》）

本雅明•方丹——罗林街六号[1]

那张脸沟壑纵横，极为瘦削，长着千年皱纹，却绝非一成不变，总会被最具传染力和爆炸性的折磨激活。那张脸我百看不厌。我从未见过外表与言说之间、面相与话语之间能和谐若此。随便想到方丹说过的一句话，他那张威严的脸就会浮现在我的眼前。

那时，我常去看他（我是在占领时期[2]认识他的），每次都打定主意只待一小时，可一待就是整个下午，这当然是我的错，但也有他的原因：他喜欢聊天，而我又没有勇气、更不愿打断一场让我精疲力竭却又欣悦无比的独白。然而第一次拜访他时却是我在一直说个没完，因为我想问他一些关于舍斯托夫[3]的问题。当然，我现在可以吹牛说我没打算问他什么问题，而是想向他诉说我对这位俄罗斯哲学家的喜爱，因为方丹是舍斯托夫的门生，不仅忠实，且受其影响颇深。还有一件事也许值得一提，两次大战之间，舍斯托夫在罗马尼亚非常有名，他的书比在其他地方更畅销。方丹可不是浪得虚名的，而且，当他得知我在他的故国有着和他同样的经历时也大为惊讶……这难道不是一件令人不安乃至巧合的事么？不少读过他的《波德莱尔传》（Baudelaire）的读者都被他论述“厌倦”那一章所打动。至于我，我一直将他对这一主题的偏爱与他的摩尔多瓦血统联系在一起。作为神经衰弱的天堂，摩尔多瓦是一个有着令人无法忍受的荒凉魅力的省份。1936 年，我曾在当时的首都雅西[4]待过两个星期，如果没有酒精帮忙，我恐怕会陷入最软弱的沮丧当中。方丹在书中引用摩尔多瓦“厌倦诗人”巴科维亚[5]的诗句是很自然的，因为那是一种虽没有“忧郁”精致但却更为尖刻的厌倦。对我来说，没有那么多人因此而死简直是一个谜。正如我们所见，对“深渊”的体验源远流长。

他的文章和舍斯托夫一样喜欢从引文开头，这是他的捷径：藉他人之文章，却总能从中引申出意想不到的结论。虽说是发微，可其中总有些令人着迷的东西。他很敏锐，的确如此，甚至有滥用一己敏锐之嫌，这显然是他的恶习。一般说来，他不太懂得适可而止——他有变奏无穷的天赋——听他讲话会让人觉得他是讨厌句号的。他的即兴创作如此，他的书如此，他的《波德莱尔传》也是如此。有好几次他告诉我说，他觉得应该把那本书中的若干页删去，可他没这样做，这的确令人费解，因为我们知道他的灾难当时已迫在眉睫。他已感觉到自己正受到威胁，确实如此，但我们能明白，他的内心早已屈从于作为受害者的境遇，因为，若没有与“既来之则安之”（l’Inéluctable）的这种神秘默契，没有对悲剧的某种迷恋，我们就无法解释他为何拒绝未雨绸缪，为何连搬家这样最起码的事也不做（据说当时他的门房已经把他告发了！）。对一位远非幼稚的人来说，对一位其心理和政治判断皆表现出非凡洞察力的人来说，他这种“安之若素”（l’insouciance）的态度实在太过奇怪了。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最初拜访他时，他有一次在列举了希特勒那些不胜枚举的恶习之后，以其远见卓识向我描述了德国的崩溃，细节之翔实，让我像是即刻目睹了一场精神错乱的爆发似的。而那还只是一种预想。

文学方面，我并不总是与他品味相投。他曾极力向我推荐维克多•雨果的《论莎士比亚》（Shakespeare），一本几乎不忍卒读的书，这让我想起一位美国评论家最近在评论《忧郁的热带》[6]一书风格时用过的一个词：the aristocraty of bombast——夸夸其谈的贵族。该表述令人印象深刻，虽说用在此处有些不大公允。

我非常理解他对尼采的偏爱，他喜欢通往尼采的捷径，因为那比通往诺瓦利斯[7]的捷径要密集得多，而且他对通往诺瓦利斯的捷径还做了一些限制。事实上，他对作者说了什么并不感兴趣，反而对他可能会说什么、可能隐藏了什么更感兴趣，从而使自己的研究方法与舍斯托夫的研究方法一脉相承，即通过灵魂漫游，而非学说。他对某些极端情况、某些令人着迷之奥秘的敏感无人可及，一次他告诉我，有个白俄认为妻子欺骗了他，却默默忍受了十八年。经年累月的无声折磨之后，终于有一天，他再也受不了了，便向她坦白了这一切，随后，在确定自己所有的猜疑都错了之后，他已无法忍受这个想法无端折磨了自己那么多年，随即走进隔壁房间，朝自己的脑袋轰了一枪。

另一次，在回忆布加勒斯特岁月时，他让我读了一篇抨击他的下流文章，作者是大诗人但更是抨击文章的老手图道尔•阿尔盖济[8]，当时他正因政治原因在监狱服刑（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次日）。方丹那时还非常年轻，便跑到监狱里去采访他。作为回报，那位老兄竟然给他画了一幅漫画肖像，画得很下流，我一直搞不懂方丹为什么会拿给我看。他那时就是这么超然……但对于那些自以为寻觅到了什么、总之是皈依了什么的人，他便没那么雍容大度了。他曾对鲍里斯•德•施洛泽[9]抱有极大的敬意，可当他得知这位翻译过舍斯托夫的大师级翻译家居然投入了天主教的怀抱后，感到极度失望。他简直不敢相信，他将此事视为背叛。对他来说，寻觅远不止是一种必要或痴迷，这种不断的寻觅乃是一种宿命，是他的宿命，哪怕在他的表达方式中也能察觉得到，尤其当他激动或是在讽刺与喘息间犹疑不定时更是如此。后来我总是自责，为什么当时没有把他的那些谈话、那些独特的想法记录下来，那是思想的飞跃，那思想向四面八方飞奔而去，不断地与暴政和显而易见的虚无抗争，既渴望着其中的矛盾，又好像害怕成功。

我仿佛又看到他在一支接一支地吸烟。他总是说空腹吸烟最舒服。得了胃溃疡后也没戒烟，只是说以后再说，而他对自己的那个“以后”已然不抱任何幻想了……他的一位老友的妻子那时就对我说过，她没法喜欢他，因为“他的脸色太不健康了”。的确，他的脸上没有任何健康的迹象，但他身上存在的一切已然超越了健康和疾病，仿佛两者都不过是他经历过的某些阶段而已。凡此种种，都让他更像是一个苦行僧，一个活力惊人、神完气足的苦行僧，这让人在他说话时忘掉了他的脆弱与病痛。但他沉默时，他对自己的命运也仿佛置之度外，有时会让人觉得他好像在不知什么可怜的地方或是偏远的地方徘徊。英国诗人大卫•盖斯科因[10]（他的命运后来也很悲惨）曾告诉我说，舍斯托夫去世那天，他在圣米歇尔大道（Boulevard Saint-Michel）偶然碰到了方丹，此后几个月，方丹的形象在他脑海中始终挥之不去。所以大家一定也很容易就能理解为什么这个可爱的人会在三十三年后的今天又奇异地重回我的脑海，而且为什么我每次路过罗林街六号时都心情沉重。

一九七八年

[1] 本雅明•方丹（Benjamin Fondane，1898-1944），罗马尼亚哲学家、诗人、剧作家、散文家、文学评论家、电影导演和翻译家。犹太人。1938年入籍法国。1944年死于奥斯威辛集中营。罗林街（rue Rollin），巴黎街道名，在第五区，本雅明•方丹故居在这条街的六号。

[2] 占领时期（l’Occupation），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自1940-1944年德国对法国的占领时期。

[3] 舍斯托夫（Léon Shestov，1866-1938），俄国思想家、哲学家。

[4] 雅西（Jassy），罗马尼亚第二大城市，1916-1918年曾为罗马尼亚首都，现为罗马尼亚雅西县首府。

[5] 巴科维亚（George Bacovia，1881-1957），笔名乔治•瓦西里乌（George Vasiliu），罗马尼亚象征派诗人，被视为罗马尼亚现代主义的先驱。

[6] 《忧郁的热带》（Tristes tropiques）是法国作家、哲学家、人类学家、结构主义人类学创始人、法兰西学士院院士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y-Strauss，1908-2009）的回忆录，结合了旅行回忆和哲学冥想，出版于1955年。

[7] 诺瓦利斯（Novalis，1772-1801），原名格奥尔格•菲利普•弗里德里希•弗雷赫尔•冯•哈登柏格（Georg Philipp Friedrich Freiherr von Hardenberg），德国浪漫主义诗人、作家、哲学家。

[8] 图道尔•阿尔盖济（Tudor Arghezi，1880-1967），罗马尼亚诗人、散文家，被认为是二十世纪罗马尼亚文学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9] 鲍里斯•德•施洛泽（Boris de Schloezer，1881-1969），法国作家、音乐学家和翻译家，原籍俄国，十月革命后移居法国，曾向法国读者译介过大量俄罗斯哲学和文学名著。

[10] 大卫•盖斯科因（David Gascoyne，1916-2001），英国超现实主义诗人。后精神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