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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一日三餐，是这样复杂的一件事

单读 2022-04-14 17:47:36

在超级大都市上海“买菜难”“吃不饱”，是不可思议的事，却在上海封控期间每天上演着。这篇文章来自上海一位饱受抢菜折磨的市民，她详实记录了自己和朋友们在抢菜时遇到的种种难题，以及几近崩溃的精神状况。

原本的社会运行方式停摆后，与朋友、邻居和附近的人彼此互助变得尤为重要，与此同时，上海城市里原本被折叠的不同空间、人性的阴暗面也展露了出来。原来我们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竟是如此的难得脆弱。

2022春，上海买菜记

撰文：荷可乐

4 月 10 日，六秒钟的全家便利店进店音被上海市民反复转发——“咪哆唆哆来唆来咪来唆哆”。

这六秒钟听起来真实又遥远。它本在我的生活里俯拾皆是，微不足道；但此时，这六秒好像是鸡毛掸子，掸掉我记忆上的尘土。它唤醒了一种最普通的日常：我走出家门，走在马路上，转向一家全家便利店，六秒进店音在我进店时响起，然后落在我身后。我在蓝白绿的货架上挑挑拣拣，在三列冷藏橱面前寻找新款饮料，最后，我选择了可口可乐。

在上海，这个全球运转效率最高的大都市，两千五百万人分工精细，协同互补，缔结契约，遵守规则。在这里，人们以为一切都有迹可循，理性足以创造生活。面对新冠疫情，上海市政府长期以“精准防控”的手段去维系市民的普通生活：每个人的生活都尽在掌控。

然而，2022 年，上海疫情的“倒春寒”击碎了都市生活的幻象。生活不全然掌握在我们手中，但我们仍然以安全感作为千百万人的财富与共同的生活理想，我们想方设法维系生活的如常，努力阻止厄运的入侵。

在上海施行全域静态管理之时，每位上海市民至少经历了半个月努力买菜的日子。我们知道上海物资充沛，但我们仍然为买菜牺牲了睡眠，付出了心力。我们在买菜中重启了邻里关系，重审自身的物质需求，我们也在买菜中真切感受到了何为供需关系，何为分工协同，何又为政府保供。

原来一日三餐，是这样复杂的一件事。

4 月 8 日

在上海，有一些好消息。几个朋友收到了来自京东和天猫超市的配送，其中一单是周三下单周五到。我第一次收到了盒马的蔬菜盲盒，就像庞博去年的脱口秀，我祈祷盲盒里能给我加块葱姜蒜。

这是老谢用纽约的 IP 地址帮我抢到的菜。在社交平台上流传着一种说法，上海之外的朋友们，更容易抢到上海的菜。

连续十天抢菜失败，让我身处疲惫和烦燥。终于，在 4 月 6 日深夜与老谢视频时，我连珠炮般地批评他作为上海土著，人在国外，明明占有时差优势，却从来没想着帮我抢菜；批评他每天听我抱怨抢不到菜，却只是听听而已，根本不能感同身受上海市民的痛苦。

老谢被我凶懵了，赶紧定好闹钟，承诺在 4 月 7 日清晨帮我抢菜。

4 月 4 日晚十九时，上海市政府宣布全城继续实施封控管理。此后的每一天，买菜变得越来越难，眼见着盒马从三分钟内都有机会，变成窗口期只有三十秒，至于美团买菜，已经提前十分钟就已经被人们点击到卡住。

抢菜之前，我以为抢菜是短跑竞赛，努力跑起来，都有个成绩；抢菜之后，我意识到抢菜是过独木桥，多数人刚出发就被挤下去了。每天，我都会看着一溜儿彩色的食品图变成水印色，配着两个字“失效”。它宣告了我为过上普通生活而付出的努力都只是：失效。

为了买菜，我每天有三个闹钟：十二点抢山姆或者美菜、六点抢美团、八点抢盒马。其中，盒马开放运力的时间从七点调整到八点，堪称人性化改进。至于由公司创始人亲自总结抢菜攻略的叮咚买菜和平价好物奥乐齐，在浦西尚未封控前，就已关闭我家附近的线上平台。

老谢抢到了 69 元 4 斤的“蔬菜吃好点套餐”，包括三个西红柿、三个红薯、三个黄瓜，和一把韭菜、豆苗（烂了大半）和芦笋。想到这些菜只够我家吃两天，我仍然无法摆脱因为抢菜而混乱的生物钟、夜不能寐的焦虑，我忍不住诘问，为什么不买那个 59 元 11 斤的“普通蔬菜保供应套餐”？

“给你吃好点。”他说。

“现在主要是买多点！”我说，“我真的不想再抢菜了。”

八点十分抢完菜，刷了会儿朋友圈，一条接一条，都是抢不到菜、团购失败的哀嚎，一个朋友说现阶段唯一的解决路径，或许就是照着前天上海电视台的教学，进行辟谷了。继续刷，刷到前一天晚饭点，一位宝山顾村的朋友发照片说自己只有酱油拌面吃，打个蛋都觉得奢侈——家里只剩五个鸡蛋。

又迷迷糊糊睡了一个小时，闹钟九点五十把我叫醒。我打算看第 146 场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的直播，副市长陈通将就全市生活物资保障做出发言。

这场发布会非常上海，政府所释放的信号有逻辑有方法，对解决采配效率不高、物资供应节点缺乏、运力不足、价格违法等问题都给出了解决方案，最后感谢市民朋友的包容和体谅。当天，上海市商务委电子商务处发布了《释放电商平台保供能力有关事项的通知》，对放宽电商平台在防控期间的运转给出了细则。次日，拼多多、饿了么以及京东到家上线更多生活必需品，近期共计将新增抗疫保供人员 3000人。

再隔一日的发布会上，副市长宗明哽咽着说，近期上海市政府有很多事情做得很不够，离大家的期望有很大差距，一定尽全力改进，感谢广大市民和一线防疫人员。

这样的上海政府令上海市民熟悉。也正因如此，多年来，上海市民对上海政府倾注了许多信任。因而，民声不仅有愤怒，还有困惑和震惊，上海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4 月 5 日成为买菜难的升级日。许多浦西市民，比如我的邻居们，曾根据 3 月 27 日晚间“上海发布”的信息，认为浦西将在 4 月 5 日解封。尽管他们曾拥有四天的时间去储备物资，或是仅仅储备了四天，又或是因为当时买菜难已经开始，或受限于居住条件——冰箱不够大或是合租房间太小——无法储存足够量。

买菜的第四阶段

这二十多天，我在买菜上经历了四个阶段：如平日般挑挑拣拣、放开标准但控制分量、应买尽买和时刻刻都在买，即动态买菜。

动态买菜是桃子告诉我的。我问她如何塞满冰箱，她说就得早中晚都想着买菜，随时随地都刷盒马和叮咚。听完这话，我顺手刷了下盒马，真刷出来一块肉。

桃子已经被封了近 40 天。3 月 4 日，桃子的小区因阳性感染者而被封控，足不出户 14 天。那时候她乐观地觉得只有 14 天，盒马下单都只买半周的量，单件数量为 1，吃光了再买新。“有一天，我们突然就买不到绿叶菜了。”她看着的盒马购买记录对我说，“我有逐渐感觉盒马的菜越来越少，但我只是单纯地觉得是我打开得太晚了。到了 3 月 13 日，我们在叮咚与盒马上都买不到绿叶菜了，我无头苍蝇似的在嘉定区的‘我嘉生鲜’上下单了一个蔬菜礼包，但已经不是当天可以送达。”

邻居赠予了他们两把绿叶菜。3 月 18 日，解封后，桃子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山姆超市买了超过两千块的食物，包括十斤绿叶菜。从山姆回家后，他们小区于 3 月 19 日再次被封。她对在山姆没再多买点感到后悔，“现在买完菜都会后悔，觉得为什么不再挑战一下极限，多买一点”。

3 月 21 日，桃子给自己下单了睫毛膏和眼线笔：她觉得自己很快就要去上班了。但她后来能做的，依然是在家里买菜。

作为一名高考优胜选手，桃子以自筹复习资料、积极迎考的严肃态度对待囤菜：在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平台上搜索攻略，逐条检验网传的《买菜战术手册》是否靠谱（结论是靠谱）。她总结出多条买菜经验：比如下单最少两份起，四份也不嫌多；比如在盒马开放运力前五分钟频繁点击“结算”，最少点击十分钟，最多的一次，她半个小时点了近五百下。

在我与桃子认识的 11 年里，我从未见过她囤货。她的眼影只有一盒，粉底液不用完不换新。她习惯随手下单：网购的便利制造了物资充盈的幻想，无需储存，点击即得。

但日渐危机的买菜形势改变了这一切：桃子每天都在买菜。为了储存这些超量物资——囤菜必须往一个月囤——她又开始学习各种食物的储存方法，比如香蕉剥皮放进冷冻室。

4 月 1 日，是桃子本月最好买菜的一天，东西多，下单快。她顺利下单了四次盒马。现在想起来，她都觉得愧疚：她买了一单泡芙和麻薯，对宝贵的运力真是浪费。

现在回看，当桃子感到菜越来越少，运送越来越慢时，正是此番买菜难的开端。她所在的嘉定区最早出现病例，该区域的生鲜配送也就最早遭遇疫情难题。4 月 7日，美团公司副总裁毛方在接受上海新闻广播采访时说道，因为疫情封控，一旦仓和前置仓有阳性感染者，就会全部被封，而骑手所处小区一旦被封控，运力也就随之降低。

就在买菜变得越来越难的时候，桃子依然坚持每天和家人一起做每顿饭，正餐至少三个菜。

电影《饮食男女》

“好好做饭对我来说特别重要，这是我现在唯一可以掌控的东西。这两年多来，我能掌握生活的多少呢？”她说。

居家办公模糊了工作与休息，生活里不再有新行程。隔离久了，桃子逐渐失去了对时间的感知：不知道日期，也不知道星期。“人需要对生活有一些掌控力，有一些逆向的坚持，这样你才有真实的感觉，否则就会完全变成一个随波逐流的行尸走肉。"

净流出

3 月 27 日起，我，一位拥有四天囤货自由的浦西市民体验到了每日抢菜失败和供需关系波动时的市场价格变化。菜场里的青菜涨到 15 元一斤，老板喊着“赶紧买赶紧买，等下 100 块一斤也买不到了！”；知名生鲜电商实体店里的肉铺子，卖出了菜场感：一天一个价，不去柜台结账，在肉铺现结。

3 月 31 日，封控前一夜，朋友圈里甚至透着一丝欢乐。朋友们如同过年一样，晒出了各自的晚餐，信心满满迎接即将到来的四天封控。哦不，有一位朋友信心稍显不足。她囤了不少菜肉，甚至囤了四个马芬蛋糕，准备一天吃一个，以甜食调节情绪。她在封控前连续下馆子，直到最后一刻才居家做饭。然后，她发现，她这个平时不太下厨的人，除了盐，其他调味料都用光了。看，总有人备考了三天，最后忘记带准考证。

不过这次考试，很快就超纲了。

封控时间拉长，目睹自己的物资处于“净流出”状态，而自己身处买菜失败的循环，对未来的担忧，让我越来越“小气”。

当我发现最后一块冰鲜肉发臭时，内心挣扎再三，决定准备通过厨艺来掩盖臭味。然挽救失败，必须倒掉，我心生懊恼，觉得自己不仅损失了一块肉，还浪费了葱姜蒜；有天晚上饿了，打开橱柜发现只剩一盒酸辣粉，思来想去，还是舍不得吃掉这个盒马、美团上买不到的酸辣粉：万一，这个月我会有更想吃酸辣粉的时候呢？

在不能产生“净收入”前，1kg 排骨解冻后，要一切四，三份放回冷冻柜；而在团购成功鸡蛋的那天，我早餐多吃了一个荷包蛋；日常不太吃主食，现在顿顿一碗大米饭：光靠菜肉吃饱，饶是桃子家的库存也撑不住。

但最心痛的是，封控前买来的五斤春笋，想省着点吃。不料在家放了十天，剩下的三斤已经全部发黑发霉。哎，听说杭州每天十万斤早笋驰援上海，啥时候我能被援一下。

我那些已经当妈妈的朋友们，或是批评孩子弄掉了一块肉，或是以前给孩子煮多了就会倒掉的米线，现在也要留起来再吃一顿。而上海自然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在 4 月 8 日发布了科普文章《囤的土豆发芽了直接扔？还能挽救一下！》，一位全国马铃薯专业委员会委员告诉广大因为团购蔬菜包和接收社区慰问物资，而家中常备土豆的上海市民：薯皮变绿都不能吃，如果只是长出细小的白色嫩芽，可以挖掉芽，继续食用。

朋友

3 月 29 日，我点进阿汉的豆瓣主页，发现他的签名被换成了：多发点朋友圈，让我多看看你们。

我想起他身在浦东，已封十天。

阿汉善良又敏感。每一次我们走到外滩，遇到那些高价给游客卖花的小妹妹或是阿婶，他都会买下。他总觉得大家生活不易，掏出几十元，哪怕被宰也心安。有回我们从外滩走到九江路，路遇流浪汉、醉酒打电话哭诉的男子和在找工的大婶。阿汉说，我白天被资本家鞭挞，晚上还要看到可怜的人，为什么这么惨。他说他觉得最难受的不是有钱人比他有钱多少，而是没钱人比他没钱那么多。

3 月 30 日凌晨，我问阿汉，你吃的咋样，他说最新的要求是足不出户，点不到外卖了。我说我帮你买点，他说：“吃的另说，精神比较崩溃。”

“我给你打个电话吧！”我说。

“我精神崩溃不是因为没人说话，纯粹是因为未来的前景不明朗和对周遭环境的过分共情而已。”他说。

阿汉曾经确诊重度抑郁，暂缓过国外学业，但我以为他已经康复许久。

我开始帮阿汉抢菜，如上所述，我屡战屡败。我给阿汉发了许多买菜链接，毫无疑问，在四月初的上海，仍是屡战屡败。阿汉甚至新买了一张 260 元的山姆会员卡，但在买完那天，山姆就暂停了他周边的配送。

外卖已经叫不到了，阿汉只剩半袋冷冻水饺。他有 24 个小时没吃东西了，也感觉不到饿。

“累了，宁愿饿着也不想抢东西了。”他说。

“我帮你买！！”我说。

“那也是不用啦。还是有更需要的人。”他说。

“我只管我身边的人啊！”

我突然想起一位写内参的朋友，他说最近翻出前年批评武汉、去年建言西安的文，今年虽是笔力老道，但站位是不行了。再也不考虑国际观瞻和战略大局，只想琢磨怎么让人买上菜排好队。

我去找小池，问她储存的够不够，能不能分点给阿汉。我们三个是大学同学。但若不是我想起来去问，阿汉自己断然不会求助，这似乎是一些抑郁朋友共性。

小池是位优秀的金融女。有时候我会因为她做事太认真而感到压力，但现在，我觉得我想错了。

小池把自己一半的囤货都分给了阿汉，装了五个袋子，共计十公斤，包括红油抄手、冷冻水饺、包子、虾滑、猪蹄、酱肉、腊肠等等。她叫了一单闪送，不断提高加价，直到 300 元才等来接单。

阿汉开了一下午的电话会——居家工作提高了沟通成本，降低工作效率，但 KPI 要求不变。他错过了闪送大哥的电话，在送达一小时、志愿者收工后，才去到小区门口收货。

可是，这五袋食物并不在门口的桌子上。闪送大哥有拍照为证，自己已经送达目的地；志愿者前来帮助寻找，却毫无头绪。

我提出报警，被拒绝。“算了。别找了。我累了。这种时候也没办法怪谁，我自认倒霉，大概是我做错了什么事情应该受到惩罚。”阿汉说。

我也累了，一种彻头彻尾的无助油然而生。

“我想加阿汉小区志愿者的微信。”仍有精神气的只剩下小池。

此后的发展，称得上神采奕奕。小池加了志愿者，替阿汉向对方道歉，然后请对方把自己拉入阿汉小区的团购群——阿汉鲜少与邻居来往，更不知道自己小区有团购群。

“@阿汉，给你团购了牛肉筋头巴脑 2 斤、肋排 2 斤、黑椒牛仔骨 1 盒、西冷牛排 2 盒。快给我钱！”

“@阿汉，你们小区团购好好！我刚给你团了三盒蛋糕和甜点！”

“我觉得看着这么多人过得开心，我还挺高兴的。”阿汉说。

韩剧《海岸村恰恰恰》

随着情况好转，连阿汉也有力气去关心别人了。他的一位朋友连续三天物资告急，慌乱到在交友软件询问附近的人，有没有团购。

这时的阿汉已经对团购流程稔熟于心。他在“快团团”上搜索小区名，然后联系开团负责人，好家伙，居然有十几个团购群。就像小池帮助他那样，他先帮朋友团购了几单，再将朋友拉入。

一种固定的“自救”程式就这么产生：求助、被拉入身边的团购群、团购、重获生机。

微信群

3 月 17 日，周兰的小区被封控了。她以为这不过是 48 小时内两次核酸检测，却不想浦东疫情走势难料，48 小时再加 48 小时，再加 48 小时，再加 48 小时……直至今日，他们已经被封控了二十天。

我翻了翻聊天记录。3 月 15 日，我俩在杨浦区的韩国烤肉店饱餐一顿。封控前最后一顿外食，吃了不少肉，倒也令人满意。

周兰与丈夫住在张江，都是博士毕业，分别从事医药与文学的研究工作。与多数浦东居民一样，最初他们能叫外卖，也能买到盒马和叮咚。当盒马越来越难抢，他们能通过京东、山姆和淘宝下单成功。因为封闭缘由是 48 小时两次核酸，他们小区一直不被认为是封控管理小区。对于何时解封，从物业到居委，都没个说法。

“知道 27 号浦东要全域封控的时候，尽管我们没抢到什么东西，但因为实实在在收到了政策，这一次大家都觉得很开心，毕竟已经封了那么多久，浦东应该是解封在即。”周兰说，“所以 28 号到 31 号，其实买菜压力不大，六点和八点半下单都能买到。我们买得也很克制，追求每天都吃新鲜菜。而且我们能看到联华超市一直在补货，所以我们知道物资是不缺的。”

“我们浦西在封控前就开始抢菜了，你没看到么？”我问。

“我们知道，但我们觉得之后会解封的。而且觉得上海的物资很充沛，根本没想到后来出现运力问题。”周兰说。

在周兰的翘首期盼中，3 月 31 日晚，上海市宣布了浦东的三区封控政策，唯有一整个街镇都没有阳性感染者，才能划为可以自由出入的防范区。而对于日增两千例的浦东来说，没有任何一个街镇是零阳性。

“那时候大家有点慌了，因为至少还要再封闭 14 天。肉和菜已经吃完了，米面还有，活下去没问题，但是正常吃东西比较难。”周兰说。

4 月 1 日到 3 日，夫妻俩连续三天五点多起床，没有抢到任何菜。周兰焦虑得给我打了一个长电话，而当我询问她的具体地址以提供帮助时，周兰坚决不说。

尽管王振医生说要多求助，无论是心理焦虑还是现实难题，在当下一定要多求助。但我的朋友们，好像都不愿意说出口，他们总觉得有更需要帮助的人。他们这样有收入有住所的年轻人，总不该成为受助者。

“最开始两天又两天，我们觉得我们就是靶向药治疗中的靶点，自认倒霉。但我们觉得精准防控是上海的探索，我们支持这种探索，哪怕牺牲一些自己的日常生活，也无所谓。中国最终要放开，也必须有城市做出探索。但慢慢地，我们发现浦东几乎封了大片，但我们还是很乐观，觉得浦东的牺牲是为了保住浦西的自由。但最后，浦西的自由也没保住。”周兰说。

4 月 3 日，黎明前的黑暗。周兰与邻居们加上微信，拉了个群。一晚上，群里进入了将近两百人，大多是年轻租客。周兰问临近小区的朋友要来卖肉大哥的电话，准备团购肉。还有群友联系了附近的鲜奶屋和水果铺，对接团购。

“有个邻居说她买多了鸡蛋，可以分我一板，35 元 30 个，放在我家门口。我拿到的时候，眼泪都要出来了。”周兰说。

她转发了群聊记录给我，里面的年轻人说自己有蔬菜和肉，但不会做饭，能不能换点水饺汤圆。“水饺汤圆吃光了，但能给你一个汤锅和盐，你自己炖肉。”群里有人回答。

“到上海来为了高薪，结果刚来就隔离，现在二十天了。”有人说。

小区里有通行证的外卖小哥也在群里。连着两天，他都帮居民们原价代购。但很快，根据上海市商委制定的电商平台保供细则，他不符合外出跑单要求，4 月 7 日后不可离开小区。

在他跑单的前一夜，群里不断有人@他：

“注意安全 @外卖小哥。”

“太感谢了，这么晚还在为我们奔波。@外卖小哥”

周兰发给我一张照片分享快乐：照片上是六瓶果味气泡水。“还有香油、生抽、洗洁精，外卖小哥跑了很多家，菜给大家买齐，每家只收了二三十的跑腿费。”她说。

卖肉大哥也在群里。“老板能搞到生抽不？”有人问他。

“自己有点，给你了。” 卖肉大哥说。

卖肉大哥来到周兰小区时，已经是 4 月 4 日凌晨三点半。“我们已经睡了，居然有邻居等到了三点半。邻居根据接龙信息帮我们和另一户人家一共要了三份，我们今天去领肉，168 块将近 7 斤。还让我们先挑，我们要感动哭了哎。”周兰说。

一个略显夸张的说法是：现在上海各个小区最受尊敬的人，是团长。在许多时刻，是团长发起的团购缓解了居民的物资紧张，比如那位吃酱油拌面的宝山朋友，在小区团购中，吃上了肉。

团购的成功率不高。居委会不允许、物流阻碍、平台爆单、人数不够都可能成为失败原因。但这并没有打消上海市民积极团购的意愿，相反，大家去联系了更多的团购，开拓更多的可能性。

于是这样的段子应时而生：“我已不记得我在哪个群，群主是哪位，接了什么龙，买了什么东西，付钱没付钱，转账还是现金，送货不送货，哪天送货，自取吗，哪里自取……”

市场价格

这些天，为了被绞杀的自由与时间，我身边很多女生都哭过。我的朋友小白无缘由地哭，哭着冲窗外大喊，把空荡道路上熄灭的声控路灯给喊亮了。

“你还记得我们天天讨论冬奥会的那段日子吗？像他妈的上辈子。”小白同我说。

“我们这些倒霉蛋心态已经崩了。我现在看到谁晒公司发的物资我都恨不得拉黑。”小白说。从她第一次在朋友圈看到有人晒物资，她就觉得残忍：她是个没有归属的自由职业者。

“我们每天给公司当牛做马的也没收到物资呢。"我与小刘齐声道。

“现在秀啥不残忍。”小刘补充道，“我们在这里抢菜失败，那边说团购了两万多块 Shake Shack；老小区测个核酸，名单都捋不清楚，那边已经是彭于晏测核酸的照片漫天飞；老小区里的邻居一天打好几个电话催居委会拉走阳性患者，那边是业主立约居家隔离，被认为是上海的理性之光。“

我们清楚地知道，这个城市本就是多空间折叠。只是多数时候，各空间互不相通，我们只在同温层里生活，也只在同温层里比较。从未有一刻，像现在这样，每个空间在同层摊开，第一空间越发狭窄，第三空间依旧畅快。

三月底，上海几个知名中产小区开启了几轮能彰显业主素质——又说是保卫房价——的 PK。一个接一个地团购快餐 Shake Shack，团购总价从一万到两万，再到三万。而在四月的同一天，古北豪宅在开窗口演唱会，明星亮相；而宝山的平民小区在窗口大喊：我们要物资，我们也是人。

在某些时刻，全城封控彰显了一种表面的“平等”。比如老破小里的老人与浦江高楼的年轻中产，都在微博上求助；比如年入十万的我与年入千万的基金经理，都在盒马抢菜。

而对于有些人，全城封控会是小赚一笔的机会。

尽管光明乳业发布的成团价格是三千元，但我们小区的送奶工要求我们必须团满六千元。一个普遍现象是，你在团购中往往只能选择贵价商品，比如 99 元四盒馒头，或是 32 元 950ml 的光明致优牛奶。

牛奶团购经历了两次失败，第一次因为团不到六千元，第二次团上了六千元，却被送奶工突然提价至九千元。邻居们好言相劝，送奶工不为所动。

我突然就在家委屈地掉下了眼泪。送奶工大哥，你看看我们小区的房价，就知道我们也就是普通老百姓。时事维艰，为啥要割我们韭菜呢？

但很快，我的眼泪就被目瞪口呆而取代：原本的 98 元的物资盲盒，被以增加品类——比如饺子皮和食用盐——为由，加价到 118 元、再到 138 元，最后变成 218 元。最终，98 元套餐里的那只鸡不翼而飞，赫然登场的，是 218 元套餐里的两盒午餐肉。

频繁的涨价并没有影响成交量。20%的居民退款后，立刻又有 20%的居民补单：只要能送到就行，他们说。

尽管上海市物价局对连锁卖场严控售价，但只要供需关系不平等，就有缝隙。在徐汇区的一个跑腿群里，跑腿小哥发出了自有渠道的礼包价格：2.5 斤排骨、4 斤蹄髈和一包蔬菜，合计 400 元。跑腿费另算，基础费 100 元，多户拼单则再加 10 元/户。

400 元成为跑腿代购的常见价格，朋友小白买了四十袋泡面、四十个鸡蛋、一瓶可乐，加上跑腿费一共 400 元；小芸则幸运得多，她买了一只鸡、一打鸡蛋、一盒 1.4 L 的光明优倍和 3kg 的光明酸奶，再加上三袋青菜，加上跑腿费才收她 400 元。

在黄浦区徽宁路菜场，小商铺卷帘门半开，暗示着尚在营业。跑腿小哥代买食物，给市民的报价比商铺报价要多上 30%-15%。而电话那头的市民，无一不应允。

“我的闪送为什么没人接单？”老楚问我。

“你开了多少价？”

“38 元/8 公里。我导师很久没吃到绿叶菜了。”

“你先加到 100 元试试。”我保守地回答。

“我特么送的菜都不值 100 块。”老楚惊了。

原有的市场规则被破坏了，你不能按照合理的价格进行购买。有时候，我觉得我所支付的溢价，是为能在上海漫步这一特权付出的价格。虽然我也不明白，我为什么就失去了在城市里漫步这一普遍性权利。在当下上海，闪送的价格普遍 100 元起，我的朋友叮叮为步行十分钟支付了 200 元，小池为相距十公里支付了 300 元。

以上这些，我气得在友人群里总结道：上海真是上海，除了搞钱还是搞钱。

后来我才知道，群里的上海本地朋友，听着很伤心。事情是这样，但又不仅是如此，他们也不知道从何说起。

“保持必要的理智和正义感，千万别把注意力和精力都耗费在那些平庸之恶上。”我的导师对我说。

可乐

我想喝可乐，特别想喝可乐。我不是每天吃主食，但我每天都要喝一罐可乐，只喝可口可乐，无糖也可以。

没有可乐的我，就像没有阳光的喇叭花，耷拉成一坨。饶是我对封控时长早有预期，也没有储备足够的可乐：谁知道封控起来后，一天能喝这么多罐。

因为工作，朋友从北京来上海。他拎着给我的可乐补给坐上高铁，我也信心满满地喝掉了最后一罐可乐。谁知，他并不被允许在上海自由活动，我也收不到可乐。他说可乐我给你留着，我说这是硬通货，一罐解千愁，你省着点，留着可以换烟。

没开玩笑。在我朋友的小区，有邻居用一包软中华，换了一瓶可乐，在另一个小区，红酒与伏特加都试图交换可乐，最终红酒胜出。而最划算的，是一位豆瓣用户，用一瓶麻油换了四瓶可乐。

京东超市和天猫超市可以买可乐，我已经分别下单三箱，但送达日期一延再延。可乐能团购，50 箱成团，单价是盒马日常价的 1.5 倍。但可口可乐不是基础物资，社区不建议团购。想到志愿者要把五十箱可乐从小区大门送到各个单元楼门口，自己的购买变成他人的负担，我心里立刻涌起愧疚。凌晨三点，小区群里冒出一句：“有人想喝可乐么？”两个邻居紧随其后高呼“要可乐！要可乐！”，我则贴上了可乐的团购信息。

仅此而已。几个小时后，四个晚睡年轻人对可乐的需求，被家庭主妇们购买菜肉蛋奶、尿布奶粉的讨论淹没了。团长再次重申：零食、可乐暂缓。

徐汇田林的一个小区团购了可乐雪碧，负责运输的志愿者看到堆积成山的货物后，气得罢工。在上海的可口可乐公司，4 月 8 日累积了超过四百个团购订单，他们暂停接收新的订单。而掌握了世界上最多商业数据的彭博社，在发给驻上海员工的保障物资中，赫然加入了两瓶可乐。这款诞生于 1886 年的饮料，是全世界最普通的饮料。两块五一罐，在过去随手可得。但如今在这座两千五百万人口的超级城市里，可乐变得稀缺，就像最普通的日常生活变成一种期盼。